公元1036年（景祜三年），范仲淹通过向仁宗皇帝进献《百官图》，对宰相吕夷简的用人制度提出了尖锐批评，并对宰相把持朝政、培植党羽等行为表示了极大愤慨。同时，他主张皇帝应改变现有的用人制度，亲自掌握官吏升迁之事。这一行为，对时任宰相之高位的吕夷简而言，不啻是对其权威最严重的挑战和打击，他自然不甘示弱，于是以“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的罪名，对范仲淹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击。最终，范仲淹不敌吕夷简的老谋深算，无奈落得个“被罢黜，改知饶州”的下场。
　　到了饶州后不久，范仲淹的夫人李氏，便因病去世了。这对重视家庭亲情的范仲淹而言，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熟悉历史的人应该都知道，范仲淹两岁丧父，后随母改嫁到长山朱氏，一度被改姓为朱，直至他考上进士，都是用的朱姓。不管是范仲淹本人，还是其当世之人，以及后来诸多范仲淹的研究者们，留下的各种存世文稿中，对范仲淹和其继父的关系，并没有过多的评论和判断。但是，苏轼曾有一句“既长，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便可知道大概情况，范仲淹在亲情方面，应是很失意的。范仲淹进入仕途后，便归宗复姓，恢复范仲淹之名，不但接母亲到身边赡养，以尽孝道，且对同母异父的三个弟弟和本家的范氏族人也都有照拂。
　　话说到这里，只是想表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范仲淹，也有因幼时亲情缺失，存有情感脆弱的一面，而他的夫人李氏，无疑是给予他生命中最多温暖和柔情的一个人。所以，看似任何时候都战不胜、打不倒的范仲淹先生，无论政治上遇到多么强劲的对手也愈挫愈勇的他，在此刻却败给了莫测的命运，在政治失意与痛失所爱的双重打击下，这个意志坚定的勇士终于倒下了，他因此而重病不起。这应是自范仲淹进入仕途后，所面临的一次最严重的人生考验了。如果他就此沉寂，一蹶不振，或就此屈服，明哲保身，那么，历史也将因此而失去绚丽的一页篇章。然而，正因为他是范仲淹，即使一时蒙尘，他也依然是那颗最璀璨的明珠。因为，几千年的文学史上，能够颂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绝世名句的人，也唯他一人了，他是注定为千世万代所景仰、为历史所铭记的人。
　　范仲淹的好友，其时正在附近做县令的梅尧臣，目睹范仲淹所经受的一系列不幸，为了劝诫范仲淹，特别作了一首《灵乌赋》给他。劝他学报喜之鸟，不要像乌鸦那样报凶讯而“招唾骂于里闾”，从此闭上嘴巴，少管当权者的闲事。范仲淹却立即回写了同题《灵乌赋》给梅尧臣，斩钉截铁地表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此言一出，凛然大节的气势顿时跃然纸上，后人无法得知，当梅尧臣看到这句话时，他到底会有怎样的反应。这简直就是一份战士的宣言，范仲淹在向世人表明，为了坚守自己心目中的大义，他是无惧任何牺牲的。再回过头来看看，他于天圣八年，给晏殊的书信中所提及的内容：“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是的，这就是最真实的范仲淹，他的心中装得下“天下”，却唯独装不下一分私心，无论何等困厄，他的内心始终是自由的，无改其“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本色。
　　按时下的标准看，范仲淹应该属于全能型人才，他进可以为相，出可以为将，且无论在哪个位置上，他都充分显示了自己出色的政治才能和高超的施政手段。但同时，他也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大家。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自古以来，便有“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一说，而宋词的璀璨，即使有前两者的珠玉在前，也依然无损其夺目的光辉。可以这样说，此三者，分别代表了各自朝代的文学之盛。然而，古代的文人们，从来不曾满足于自己在文学上的不凡造诣，他们心怀天下，往往更热衷于通过“学而优则仕”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与理念。
　　纵观古代历史，若论哪个朝代是最受文人欢迎和推崇的，我想，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可以出宋代之右了。不但文人的政治地位最高，且只要不犯谋逆大罪，便可以“刑不上大夫”，性命之忧一般是不会有的。所以说，范仲淹先生还是很幸运的。正是因为有了宋代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施政主张，文人才得以在参政、议政方面获得了极大的发挥空间。也正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范仲淹为首的这一批治国名臣和文学大家，才能够脱颖而出，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篇章。
　　（摘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