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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本质应该是逐利的,关于这一点,本来无需论证,但是,我们的企业从诞生之初就背负了不应有的骂名和特别沉重的使命,“商人重利轻别离”——传唱千古的诗句恰好印证了商人逐利欲望被压制的历史真实。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让有识之士认识到兴办现代企业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要性,于是,清朝末年,弃笔从商办企业的新商人又自觉地背负上了企业救国的使命。
以后,企业更经历了社会主义历次改造,使得我国大部分国有企业在很长一段时期,都丧失了逐利这一本质属性,或者敢想但是不敢公开提倡这一本质属性,但是,不敢提倡并不代表不会去想不会去做,大多数的情况下,是表现上不说,私底下想,暗地里做,于是就弄出来种种企业的怪现状,甚至还有一些企业和企业家为这样的行为付出了惨重代价。改革开放三十年几乎可以看成是企业虽然缓慢但还算坚定不移地逐步回归本性的过程,不过,这种回归远未达到彻底的地步,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企业办社会的情况仍然比较普遍、特别是工矿企业。
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就是一个大企业,企业实际上是政府组织的一部分,企业不仅担负起生产的任务,更肩负着对劳动者在生产之外的一切生活保障。在计划经济下,企业不仅是生产组织和经济组织,更是行政组织、教育组织甚至军事组织。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全能政治在中国的解构,政府在社会中的全能角色也在发生变化,企业与政府逐渐分离,企业对政府的一部分责任也在不断剥离。到目前为止,中国各类企业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基本上实现了政企分开。
不过,人们对国有企业的普遍看法仍然是,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无论是外间还是企业内部,无论是高管层还是员工。一个有趣并且也耐人寻味的现象就是,国有企业的一把手尽管位高权重,尽管也可以大权独揽,不经他自己之外的任何机构同意就能做出重大决定,包括巨额资金的使用甚至经营方向上的调整,但很少有人被称为企业家,“领导”是他们经常性的被使用频率最高的称呼。在企业自己的网站乃至一些因行政级别高而拥有的公开刊物上,这些企业领导的行踪被报道的频率和调子跟中央电视台或者新华社报道政治局常委差不多,就连报道格式、语气也很像。正因为如此,企业追逐经济利益之外的其他目标的现象自然相当普遍。一是老板的个人追求不能跟企业的终极目标统一起来,比如领导个人的升迁并不单纯受企业发展、盈利状况影响,甚至一点都不受企业利益得失的影响,而领导又大权在握,掌管着企业的几乎全部资源,因而也就决定着企业的整个方向。
而2005年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讨论风起,国内企业的逐利属性又有被强力打压的倾向。后面还有专门的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与之相对应的却是,以前顶着讲责任、讲道德的跨国企业,普遍被发现在中国失德现象严重。《中国企业文化评论》2006年第四期特别策划栏目专门对跨国企业失德现象进行了“扫描”——
曾几何时,国内企业一直与商业欺诈、伪劣产品纠缠个不清。而跨国企业,则以产品质量过硬、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良好形象,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和青睐。
然而,在跨国企业责任神话的背后,却有一起又一起的失“德”行为被揭露出来。精美的麒麟皮下面,原来也会藏着肮脏的马脚。联想到目前国内热火朝天的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不禁感慨,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不过是一种比较高明的竞争手段,隐藏着的依然是亘古未变的对利益的追求。
企业是为了赢利而设立的,通过为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服务,企业实现自己的目的,这是企业经营活动的本质,企业家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将企业等同于公益组织,将社会责任当作自己的神圣义务,企业的生存将无以为继,企业对不起投资的老板,也对不起在其中工作的员工,但是,在大部分企业都不愿意或者没有意识到社会责任的时候,举起社会责任的大旗,无疑能够使自己从同类产品中脱颖而出。而且,宣传社会责任还可以赢得道义上的优势,在宣传和舆论上占据上风,将竞争从产品和服务本身延伸到企业的道德问题,使对手显得低人一等,造成在消费者心目中的负面形象,并最终将这种社会道义优势转化成经济优势……呈现出追求利润的本来面目,一头扎进了利润的大海,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社会责任,不过是攫取利润的竞争手段而已。
西方古典经济学一般认为,企业作为一个经济组织,理应将“利润的最大化”当作自身追求的唯一目标。而上述事实也证明,外国企业从来不曾也不可能丢掉企业的本质属性。
脱离了企业的本质属性——逐利来谈企业文化,就一个结果——两张皮,落地无望。
企业人、企业性、企业行为是北京仁达方略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管理专家王吉鹏最早提出的,他对这一点十分自负,认为是他对企业文化理论体系构建方面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他对企业性的剖析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针对员工的。 ……企业就是这么残酷,市场竞争对企业残酷,企业怎么会对员工不“残酷”呢?如果企业内部相安无事,好人主义,那就糟了。市场中通行的法则是丛林法则,企业内部也应该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因为企业生存于市场经济体系中,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是投入决定回报,企业的生存价值和生存空间只能通过竞争来取得,企业之间的生存竞争本质上是效率的竞争,而效率的客观表现是绩效。企业通过经营行为满足客户需要,实现自己的功利目标,并通过管理来提升效率实现盈利目标的最大化。企业的盈利目标能否实现,能否持续地生存和发展,在于内部成员的价值创造能力,即员工的持续的高绩效行为。
企业文化的核心是绩效文化……有人说这是没人性,问题是大家为什么不关注一下企业性,尊重一点企业性。企业,第一是讲效率,不讲效率是可耻的,不讲效率的企业和不讲效率的管理是可耻的。第二是竞争,企业间的竞争表现在效率的竞争,市场经济的伟大之处在于淘汰那些低效率的企业,将资源向高效率的企业聚拢。实际上企业最重要的动力是三个,一是企业家的动力,企业家永不知足的创新精神,这是企业家伟大的动力;二是市场动力,优胜劣汰,激烈的市场竞争,使每个人都不敢放弃,不敢松懈;三是企业内部员工的竞争,也是优胜劣汰,也是适者生存,如果做不到这个,企业很难有动力。
有人说这是不以人为本,甚至说这是资本家的剥削。没错,资本家就是这样把效率提高的,达不到这个效率就有问题,怎么和人家竞争?如果认为是剥削,最好的办法就是离开这个企业,再找一个轻轻松松的大锅饭企业或垄断企业,再去吃他们,把他吃死,再换单位。这就很简单,哪个企业也不会强留。或者就干个体户,但是哪个个体户不是在玩儿命地干?被“剥削”是幸福的,否则你会沦落街头,不被“剥削”是不幸的。任何企业利润都来自员工的付出与风险,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问题就是这么简单。诺基亚的广告词:科技以人为本,其中的人指的并不是公司内部的员工,而是企业的客户。诺基亚的企业文化同样也是绩效文化,以人为本是对那些富有责任感的创造高绩效的人的重视,以人为本是结果,而不是前提。
以人为本就是要求员工通过辛勤的劳动,获得合理的回报,让员工和家人过上幸福生活,这才是最大的以人为本。而不是说,我以人为本了,不管你了,不要求你了,对你没纪律了,没约束了,这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一个最大错位。
“企业只有企业性,你干得好,未必有奖赏,你干得不好,多半要走人。”另一层是针对企业外部比如客户和社会公众的:
企业本性是一个功利性极强的经济动物,跨国公司尤甚!当我们高喊着做大做强的时候,真正的肥肉被洋猫叼走了。这也非常符合逻辑——我们经常迷失目标,他们则非常清醒。我们经常忘了或者根本没搞懂企业的目的——赢利,一门心思做大做强、构建核心竞争力、争着承担社会使命等等,岂不知这些都仅仅是手段,决不是目标。微软高喊:“让每个家庭的桌子上都有一部个人电脑”,它到底是为了什么?所以要听话听音,决不能轻信半句话的企业文化。
企业性跟人性是两码事,企业性符合人性是不可能的。企业性的本质是逐利,是要在竞争中获胜。咱俩哥俩好,但是你也做这个,我也做这个,咱俩肯定有竞争。现在提倡的“竞和”,首先是竞不是和,是为竞争出胜负所做的的妥协,是力量暂时均衡下的策略,其本质还是在竞争中获胜。企业有企业的道德,社会有社会的道德,企业的道德就是诚信、公平、守法经营等,它和社会道德是两码事。
逐利是企业文化的“实话”,将社会道德内化为企业道德是企业文化的“神话”,两者一定要分清。企业文化不是个人的意愿、神圣的的理想,它是根据市场竞争的要求来指导企业的行为,它不会过于拘泥于社会道德,把太多的社会道德内化到企业文化是对企业文化的一种伤害,社会道德太多,指导企业行为的时候会让企业畏手畏脚。
有了对企业性的体认,回过头来再讨论企业文化的定义——管理范畴、功能——归根结底是为提升管理水平,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回过头来再看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建设方法就显得有的放矢了。从这一点来看,王吉鹏之企业性的提出确有其奠基石一般的重大意义。而王吉鹏对企业文化的特性归纳如下:企业文化是从来就有的;企业文化是可以建设的;企业文化是个过程;企业文化需要全员参与。
以后,企业更经历了社会主义历次改造,使得我国大部分国有企业在很长一段时期,都丧失了逐利这一本质属性,或者敢想但是不敢公开提倡这一本质属性,但是,不敢提倡并不代表不会去想不会去做,大多数的情况下,是表现上不说,私底下想,暗地里做,于是就弄出来种种企业的怪现状,甚至还有一些企业和企业家为这样的行为付出了惨重代价。改革开放三十年几乎可以看成是企业虽然缓慢但还算坚定不移地逐步回归本性的过程,不过,这种回归远未达到彻底的地步,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企业办社会的情况仍然比较普遍、特别是工矿企业。
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就是一个大企业,企业实际上是政府组织的一部分,企业不仅担负起生产的任务,更肩负着对劳动者在生产之外的一切生活保障。在计划经济下,企业不仅是生产组织和经济组织,更是行政组织、教育组织甚至军事组织。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全能政治在中国的解构,政府在社会中的全能角色也在发生变化,企业与政府逐渐分离,企业对政府的一部分责任也在不断剥离。到目前为止,中国各类企业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基本上实现了政企分开。
不过,人们对国有企业的普遍看法仍然是,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无论是外间还是企业内部,无论是高管层还是员工。一个有趣并且也耐人寻味的现象就是,国有企业的一把手尽管位高权重,尽管也可以大权独揽,不经他自己之外的任何机构同意就能做出重大决定,包括巨额资金的使用甚至经营方向上的调整,但很少有人被称为企业家,“领导”是他们经常性的被使用频率最高的称呼。在企业自己的网站乃至一些因行政级别高而拥有的公开刊物上,这些企业领导的行踪被报道的频率和调子跟中央电视台或者新华社报道政治局常委差不多,就连报道格式、语气也很像。正因为如此,企业追逐经济利益之外的其他目标的现象自然相当普遍。一是老板的个人追求不能跟企业的终极目标统一起来,比如领导个人的升迁并不单纯受企业发展、盈利状况影响,甚至一点都不受企业利益得失的影响,而领导又大权在握,掌管着企业的几乎全部资源,因而也就决定着企业的整个方向。
而2005年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讨论风起,国内企业的逐利属性又有被强力打压的倾向。后面还有专门的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与之相对应的却是,以前顶着讲责任、讲道德的跨国企业,普遍被发现在中国失德现象严重。《中国企业文化评论》2006年第四期特别策划栏目专门对跨国企业失德现象进行了“扫描”——
曾几何时,国内企业一直与商业欺诈、伪劣产品纠缠个不清。而跨国企业,则以产品质量过硬、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良好形象,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和青睐。
然而,在跨国企业责任神话的背后,却有一起又一起的失“德”行为被揭露出来。精美的麒麟皮下面,原来也会藏着肮脏的马脚。联想到目前国内热火朝天的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不禁感慨,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不过是一种比较高明的竞争手段,隐藏着的依然是亘古未变的对利益的追求。
企业是为了赢利而设立的,通过为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服务,企业实现自己的目的,这是企业经营活动的本质,企业家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将企业等同于公益组织,将社会责任当作自己的神圣义务,企业的生存将无以为继,企业对不起投资的老板,也对不起在其中工作的员工,但是,在大部分企业都不愿意或者没有意识到社会责任的时候,举起社会责任的大旗,无疑能够使自己从同类产品中脱颖而出。而且,宣传社会责任还可以赢得道义上的优势,在宣传和舆论上占据上风,将竞争从产品和服务本身延伸到企业的道德问题,使对手显得低人一等,造成在消费者心目中的负面形象,并最终将这种社会道义优势转化成经济优势……呈现出追求利润的本来面目,一头扎进了利润的大海,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社会责任,不过是攫取利润的竞争手段而已。
西方古典经济学一般认为,企业作为一个经济组织,理应将“利润的最大化”当作自身追求的唯一目标。而上述事实也证明,外国企业从来不曾也不可能丢掉企业的本质属性。
脱离了企业的本质属性——逐利来谈企业文化,就一个结果——两张皮,落地无望。
企业人、企业性、企业行为是北京仁达方略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管理专家王吉鹏最早提出的,他对这一点十分自负,认为是他对企业文化理论体系构建方面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他对企业性的剖析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针对员工的。 ……企业就是这么残酷,市场竞争对企业残酷,企业怎么会对员工不“残酷”呢?如果企业内部相安无事,好人主义,那就糟了。市场中通行的法则是丛林法则,企业内部也应该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因为企业生存于市场经济体系中,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是投入决定回报,企业的生存价值和生存空间只能通过竞争来取得,企业之间的生存竞争本质上是效率的竞争,而效率的客观表现是绩效。企业通过经营行为满足客户需要,实现自己的功利目标,并通过管理来提升效率实现盈利目标的最大化。企业的盈利目标能否实现,能否持续地生存和发展,在于内部成员的价值创造能力,即员工的持续的高绩效行为。
企业文化的核心是绩效文化……有人说这是没人性,问题是大家为什么不关注一下企业性,尊重一点企业性。企业,第一是讲效率,不讲效率是可耻的,不讲效率的企业和不讲效率的管理是可耻的。第二是竞争,企业间的竞争表现在效率的竞争,市场经济的伟大之处在于淘汰那些低效率的企业,将资源向高效率的企业聚拢。实际上企业最重要的动力是三个,一是企业家的动力,企业家永不知足的创新精神,这是企业家伟大的动力;二是市场动力,优胜劣汰,激烈的市场竞争,使每个人都不敢放弃,不敢松懈;三是企业内部员工的竞争,也是优胜劣汰,也是适者生存,如果做不到这个,企业很难有动力。
有人说这是不以人为本,甚至说这是资本家的剥削。没错,资本家就是这样把效率提高的,达不到这个效率就有问题,怎么和人家竞争?如果认为是剥削,最好的办法就是离开这个企业,再找一个轻轻松松的大锅饭企业或垄断企业,再去吃他们,把他吃死,再换单位。这就很简单,哪个企业也不会强留。或者就干个体户,但是哪个个体户不是在玩儿命地干?被“剥削”是幸福的,否则你会沦落街头,不被“剥削”是不幸的。任何企业利润都来自员工的付出与风险,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问题就是这么简单。诺基亚的广告词:科技以人为本,其中的人指的并不是公司内部的员工,而是企业的客户。诺基亚的企业文化同样也是绩效文化,以人为本是对那些富有责任感的创造高绩效的人的重视,以人为本是结果,而不是前提。
以人为本就是要求员工通过辛勤的劳动,获得合理的回报,让员工和家人过上幸福生活,这才是最大的以人为本。而不是说,我以人为本了,不管你了,不要求你了,对你没纪律了,没约束了,这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一个最大错位。
“企业只有企业性,你干得好,未必有奖赏,你干得不好,多半要走人。”另一层是针对企业外部比如客户和社会公众的:
企业本性是一个功利性极强的经济动物,跨国公司尤甚!当我们高喊着做大做强的时候,真正的肥肉被洋猫叼走了。这也非常符合逻辑——我们经常迷失目标,他们则非常清醒。我们经常忘了或者根本没搞懂企业的目的——赢利,一门心思做大做强、构建核心竞争力、争着承担社会使命等等,岂不知这些都仅仅是手段,决不是目标。微软高喊:“让每个家庭的桌子上都有一部个人电脑”,它到底是为了什么?所以要听话听音,决不能轻信半句话的企业文化。
企业性跟人性是两码事,企业性符合人性是不可能的。企业性的本质是逐利,是要在竞争中获胜。咱俩哥俩好,但是你也做这个,我也做这个,咱俩肯定有竞争。现在提倡的“竞和”,首先是竞不是和,是为竞争出胜负所做的的妥协,是力量暂时均衡下的策略,其本质还是在竞争中获胜。企业有企业的道德,社会有社会的道德,企业的道德就是诚信、公平、守法经营等,它和社会道德是两码事。
逐利是企业文化的“实话”,将社会道德内化为企业道德是企业文化的“神话”,两者一定要分清。企业文化不是个人的意愿、神圣的的理想,它是根据市场竞争的要求来指导企业的行为,它不会过于拘泥于社会道德,把太多的社会道德内化到企业文化是对企业文化的一种伤害,社会道德太多,指导企业行为的时候会让企业畏手畏脚。
有了对企业性的体认,回过头来再讨论企业文化的定义——管理范畴、功能——归根结底是为提升管理水平,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回过头来再看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建设方法就显得有的放矢了。从这一点来看,王吉鹏之企业性的提出确有其奠基石一般的重大意义。而王吉鹏对企业文化的特性归纳如下:企业文化是从来就有的;企业文化是可以建设的;企业文化是个过程;企业文化需要全员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