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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共服务的发展必须和经济增长保持均衡。公共服务的目标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的，这不仅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改革的过程。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是社会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基础，公共服务离不开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离不开社会稳定。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公共服务建立与发展应当适度超前，不仅可以防止由于忽视公共服务而造成经济发展的中断与停滞，而且也是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发展的根本保证。
关键词：公共服务；公共需求；经济增长；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0)03-0028-04
一、公共服务改革与经济发展面临的矛盾
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体系中的最基本的内容，或者说是指政府为满足社会成员生存与发展的最低层次需要而提供的民生性的公共服务。世界各国由于受各自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在界定社会成员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公共需要内容和由此决定的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方面也不完全相同，最明显的标志是发达国家提供的维护公民生存权的“低保”水平和环境保护水平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同时还要看到，即便是同一国家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由于受不断提高的社会最低层次的公共需要水平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财力与能力等因素的影响，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也会存在很大差异，总体上呈现了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的变化趋势。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实行低工资下的福利性消费体制，城市居民的住房、医疗、教育等项消费实行行政配给制度，个人消费需求基本上只包含了基本生活需求和少量耐用品需求，居民支出预期主要受价格和商品供求状况的影响。自9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推进了养老、医疗和教育体制改革。取消了福利分房、推行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企业职工的养老也由企业负担转向社会统筹。福利性消费体制逐步被市场化消费体制所取代，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水平开始了大幅度地调整，由个人负担的支出范围急剧扩大，以前主要由政府或企业以实物形式供给的住房、医疗、教育等消费所需费用，转而由居民个人承担。但由于改革过程中出现哪些是由政府提供公共品，哪些是由居民自己承担的误区和模糊，特别是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住房价格上涨、医药费价格上涨、教育费用上涨速度之快超过多数家庭收入增长速度，其消费价格与大多数居民的收入水平相比显得过高。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公共服务改革与经济发展矛盾表现为：
1，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日益凸显。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的问题已经成为日益突出的阶段性矛盾。我国正由生存型向发展型社会过渡，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压力逐步增大。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多项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相继超越生存型社会的临界值，开始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在这一进程中，广大社会成员的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公共产品短缺，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的问题已经成为日益突出的阶段性矛盾。
2，在体制转轨、新旧产业更替、社会加速转型过程中，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居民财富、居民收入、居民消费呈现了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伴随着居民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的不断拉大，出现了一些“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上房”的特殊困难群体，产生了一些群众普遍关注的民生性的公共服务问题。这些关系到居民基本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公共性、民生性问题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3，基本公共服务机会不均等，尤其是城乡分割的体制使广大农民和进城的农民工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国民待遇”。例如，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城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即使是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依然存在身份问题，不仅工资太低，而且没有社会保障，加之僵化的户籍制度等，严重影响了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合理流动。
4，城乡供给制度不均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实行的是非均衡的工农发展模式，政府“重城市轻农村”，使得我国长期以来城市和农村公共品处于失衡状态。在现行的公共品供给的体制下，政府把大量的公共资源投入到城市中，而对农村的投入较少。由于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改革滞后，水、电、路、通讯、学校、医院、图书馆等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在城乡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城市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由政府提供，建设资金来自于财政拨款。有强有力的制度保证实施；而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则仍主要靠农村和农民自行解决，各级财政对农村投入相对较少。图书馆、体育馆、影剧院等公共文化设施主要集中于城市，农村文化建设相对薄弱，普遍存在基础差、设施落后的问题。
5，农村公共品供给缺乏有效的需求表达和供给决策机制。由于现阶段农村的民主建设还不够完善，农民还不能有效地表达对公共品的需求意愿，这样就造成了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和需求不对称。长期以来，财政收入基本上集中在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手中，基层缺乏固定的资金来源。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不均衡的公共品供给制度下，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要靠农村基层和农民来分摊。
二、公共服务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1，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是社会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基础。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目前在公共服务管理和制度建设方面比较成熟，并且已经成为世界较为完善的发展模式。但是，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也曾经过度迷信市场自我调节的能力与自由竞争机制，没有及时建立以社会保险为主的公共服务制度，原来的小型政府理论(政府作用只局限于国家防务、警备以及简单的行政管理)已不能解决当时的社会经济问题。经济长期停滞、徘徊，并最终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1929年经济大危机后，美国罗斯福政府被迫实施“新政”，于1935年颁布《社会保障法》。完善的公共服务制度使美国开始了长达七十余年的经济增长过程。社会经济长期较为平稳发展，其中重要因素之一在于罗斯福新政有效遏制了经济自由放任所导致的社会危机，并且逐渐使政府干预经济合法化、制度化、固定化。
2，公共服务必须适度超前发展。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公共服务体系建立与发展应当适度超前发展，不仅可以防止由于忽视公共服务职能而造成经济发展的中断与停滞，而且也是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发展的根本保证。公共服务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和基础性，公共服务制度的建立和公共服务的普及就需要系统设计、适度超前发展。如义务教育制度的普及在许多国家都是率先完成的，这样才能保证为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人力资源基础。
3，公共服务体系建立与完善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避免社会福利水平过高而影响经济增长。在这方面西方国家“福利国家”建设的经验与教训也给我们带来许多借鉴和启示。公共服务特别是社会保障 增长过快，超出了现有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会给经济增长和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带来负面影响，导致税收过高、通货膨胀、失业危机显现、财政危机加剧等后果。这也是西方国家“福利国家的危机”后，普遍开展新公共管理改革的根本原因。20世纪70年代开始，欧洲国家陷入战后严重的经济危机，德国、荷兰等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陷入“滞胀”，“福利国家”的负面效应日益突出。最主要表现在：福利支出扩大快于经济增长，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导致失业津贴增加，人口老龄化造成养老津贴增加以及医疗费用膨胀。
4，公共福利增长和经济增长必须保持均衡。公共服务离不开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离不开社会稳定。公共服务的目标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的，不仅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改革的过程。一方面，只有经济发展、经济“蛋糕”做大、政府财力增强，才能更好地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也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物质条件和财力基础。另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务是在其特定的体制下供给的，没有合理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及相关体制，不仅财力再多也不会有效率，还会导致资源严重浪费。因此，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财力与制度两者相结合的产物，财力必须跟上，制度也要改进。对于公共财政而言，也要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下，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导向，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制度。经济发展要通过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效益，而且为了社会化再生产要进行必要的积累。强调社会保障而分配过多，就会削弱积累。因此，必须扣除发展经济所需要的积累部分，将剩余部分公平地分配给全体国民，使国民享受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实惠。
三、我国公共服务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1，合理划分各级政府事权财权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前提。加拿大和美国三级政府的事权财权关系非常清晰。以美国为例，联邦政府的收入主要来源是个人所得税，其最大的支出项目是法律规定必保的国民社会福利项目，包括对老年人、儿童、残疾人和收程度在贫困线以下者的生活补助与医疗补助等。州政府的收入来源是销售税和所得税，其最大的支出项目是对地方政府的拨款和教育支出。地方政府最大的两项收入来源是房地产税和上级政府的拨款，其支出主要用于地方的公共服务项目，包括中小学教育等。因此，我国政府的主要职能应放到提供公共服务上，明确收支责任和收支权益，以确保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同时，根据各级政府所承担的公共事务范围，合理界定和分配其财权、财力以及提供和接收转移支付资金的额度。
2，强化公共财政统筹安排政府财力的能力。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要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加强收支两条线管理，强化财政部门统筹安排政府财力的能力。在加强和规范对非税收收入的征管，强化“收支两条线”管理的基础上，提高财政统筹安排政府资金的能力。另一方面，努力建立统一的财政收入体系，将所有的政府收入完全归集于财政管理，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另一方面，积极推进部门综合预算，对纳入财政综合预算的政府非税收收入实行统筹安排，集中财力努力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真正改变财政对一些预算外收入只负责收支管理而不能统筹安排使用的局面，切实增强政府对非税收收入的调控能力。
3，公共支出进一步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倾斜。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制度。第一，建立城乡统一的义务教育体制，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从制度上保障农村孩子享受义务教育的机会。第二，逐步建立农村公共卫生经费保障机制，加快建立和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保障农民享有卫生保健和基本医疗服务。第三，建立城乡可衔接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解决失地农民和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积极探索建立符合农村特点的养老保障制度。第四，支持建立城乡统一、公平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统一城乡就业政策和管理体制，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各种限制，建立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营造公平的就业环境，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4，调整财政转移支付模式，实行纵向转移与横向转移相结合的模式。在国际上，大多数国家都实行单一的纵向转移模式，即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模式。只有德国、瑞典和比利时等少数国家实行纵向和横向混合的转移模式，即在实行纵向转移的同时，还实行富裕州向贫困州进行横向转移。我国一直实行单一的纵向转移模式，目前在继续实行以纵向转移模式为主的同时。要适时研究探讨横向转移，实行纵向转移与横向转移相结合的模式。建立科学有效的转移支付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转移支付资金的项目、内容和拨款程序，发挥转移支付资金应有的使用效益。财政部门应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适时调整转移支付政策。
5，鼓励公共服务实行社会化、市场化和提供者的多元化。公共服务的社会化、市场化是许多国家公共服务改革的一个基本趋向。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民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多，公民们已经开始认识到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同时公民要求直接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过程，要求政府赋予其更多的选择权利。作为企业也越来越希望政府改变固有的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希望政府支出更多地向他们倾斜，为其提供更多的劳动、就业和商业机会。通过公共服务的社会化、市场化改革，提高了管理效率，增强了公共服务决策的科学性，同时也降低了公共服务成本，提高了服务水平。
6，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价和考核体系。绩效评估体系应包括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失业保险、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社会救助、公共就业服务等方面的单项和综合评估。同时，还需要完善评估程序，包括目标制定、执行、评估等环节的规范。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严格的问责制。将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估与干部选拔、任用和内部激励相联系，结合人事制度改革，把公共服务指标纳入干部考核体系，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应的问责机制，加强政府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监管职责。
关键词：公共服务；公共需求；经济增长；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0)03-0028-04
一、公共服务改革与经济发展面临的矛盾
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体系中的最基本的内容，或者说是指政府为满足社会成员生存与发展的最低层次需要而提供的民生性的公共服务。世界各国由于受各自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在界定社会成员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公共需要内容和由此决定的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方面也不完全相同，最明显的标志是发达国家提供的维护公民生存权的“低保”水平和环境保护水平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同时还要看到，即便是同一国家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由于受不断提高的社会最低层次的公共需要水平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财力与能力等因素的影响，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也会存在很大差异，总体上呈现了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的变化趋势。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实行低工资下的福利性消费体制，城市居民的住房、医疗、教育等项消费实行行政配给制度，个人消费需求基本上只包含了基本生活需求和少量耐用品需求，居民支出预期主要受价格和商品供求状况的影响。自9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推进了养老、医疗和教育体制改革。取消了福利分房、推行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企业职工的养老也由企业负担转向社会统筹。福利性消费体制逐步被市场化消费体制所取代，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水平开始了大幅度地调整，由个人负担的支出范围急剧扩大，以前主要由政府或企业以实物形式供给的住房、医疗、教育等消费所需费用，转而由居民个人承担。但由于改革过程中出现哪些是由政府提供公共品，哪些是由居民自己承担的误区和模糊，特别是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住房价格上涨、医药费价格上涨、教育费用上涨速度之快超过多数家庭收入增长速度，其消费价格与大多数居民的收入水平相比显得过高。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公共服务改革与经济发展矛盾表现为：
1，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日益凸显。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的问题已经成为日益突出的阶段性矛盾。我国正由生存型向发展型社会过渡，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压力逐步增大。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多项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相继超越生存型社会的临界值，开始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在这一进程中，广大社会成员的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公共产品短缺，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的问题已经成为日益突出的阶段性矛盾。
2，在体制转轨、新旧产业更替、社会加速转型过程中，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居民财富、居民收入、居民消费呈现了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伴随着居民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的不断拉大，出现了一些“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上房”的特殊困难群体，产生了一些群众普遍关注的民生性的公共服务问题。这些关系到居民基本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公共性、民生性问题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3，基本公共服务机会不均等，尤其是城乡分割的体制使广大农民和进城的农民工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国民待遇”。例如，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城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即使是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依然存在身份问题，不仅工资太低，而且没有社会保障，加之僵化的户籍制度等，严重影响了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合理流动。
4，城乡供给制度不均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实行的是非均衡的工农发展模式，政府“重城市轻农村”，使得我国长期以来城市和农村公共品处于失衡状态。在现行的公共品供给的体制下，政府把大量的公共资源投入到城市中，而对农村的投入较少。由于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改革滞后，水、电、路、通讯、学校、医院、图书馆等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在城乡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城市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由政府提供，建设资金来自于财政拨款。有强有力的制度保证实施；而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则仍主要靠农村和农民自行解决，各级财政对农村投入相对较少。图书馆、体育馆、影剧院等公共文化设施主要集中于城市，农村文化建设相对薄弱，普遍存在基础差、设施落后的问题。
5，农村公共品供给缺乏有效的需求表达和供给决策机制。由于现阶段农村的民主建设还不够完善，农民还不能有效地表达对公共品的需求意愿，这样就造成了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和需求不对称。长期以来，财政收入基本上集中在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手中，基层缺乏固定的资金来源。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不均衡的公共品供给制度下，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要靠农村基层和农民来分摊。
二、公共服务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1，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是社会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基础。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目前在公共服务管理和制度建设方面比较成熟，并且已经成为世界较为完善的发展模式。但是，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也曾经过度迷信市场自我调节的能力与自由竞争机制，没有及时建立以社会保险为主的公共服务制度，原来的小型政府理论(政府作用只局限于国家防务、警备以及简单的行政管理)已不能解决当时的社会经济问题。经济长期停滞、徘徊，并最终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1929年经济大危机后，美国罗斯福政府被迫实施“新政”，于1935年颁布《社会保障法》。完善的公共服务制度使美国开始了长达七十余年的经济增长过程。社会经济长期较为平稳发展，其中重要因素之一在于罗斯福新政有效遏制了经济自由放任所导致的社会危机，并且逐渐使政府干预经济合法化、制度化、固定化。
2，公共服务必须适度超前发展。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公共服务体系建立与发展应当适度超前发展，不仅可以防止由于忽视公共服务职能而造成经济发展的中断与停滞，而且也是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发展的根本保证。公共服务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和基础性，公共服务制度的建立和公共服务的普及就需要系统设计、适度超前发展。如义务教育制度的普及在许多国家都是率先完成的，这样才能保证为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人力资源基础。
3，公共服务体系建立与完善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避免社会福利水平过高而影响经济增长。在这方面西方国家“福利国家”建设的经验与教训也给我们带来许多借鉴和启示。公共服务特别是社会保障 增长过快，超出了现有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会给经济增长和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带来负面影响，导致税收过高、通货膨胀、失业危机显现、财政危机加剧等后果。这也是西方国家“福利国家的危机”后，普遍开展新公共管理改革的根本原因。20世纪70年代开始，欧洲国家陷入战后严重的经济危机，德国、荷兰等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陷入“滞胀”，“福利国家”的负面效应日益突出。最主要表现在：福利支出扩大快于经济增长，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导致失业津贴增加，人口老龄化造成养老津贴增加以及医疗费用膨胀。
4，公共福利增长和经济增长必须保持均衡。公共服务离不开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离不开社会稳定。公共服务的目标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的，不仅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改革的过程。一方面，只有经济发展、经济“蛋糕”做大、政府财力增强，才能更好地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也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物质条件和财力基础。另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务是在其特定的体制下供给的，没有合理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及相关体制，不仅财力再多也不会有效率，还会导致资源严重浪费。因此，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财力与制度两者相结合的产物，财力必须跟上，制度也要改进。对于公共财政而言，也要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下，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导向，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制度。经济发展要通过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效益，而且为了社会化再生产要进行必要的积累。强调社会保障而分配过多，就会削弱积累。因此，必须扣除发展经济所需要的积累部分，将剩余部分公平地分配给全体国民，使国民享受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实惠。
三、我国公共服务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1，合理划分各级政府事权财权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前提。加拿大和美国三级政府的事权财权关系非常清晰。以美国为例，联邦政府的收入主要来源是个人所得税，其最大的支出项目是法律规定必保的国民社会福利项目，包括对老年人、儿童、残疾人和收程度在贫困线以下者的生活补助与医疗补助等。州政府的收入来源是销售税和所得税，其最大的支出项目是对地方政府的拨款和教育支出。地方政府最大的两项收入来源是房地产税和上级政府的拨款，其支出主要用于地方的公共服务项目，包括中小学教育等。因此，我国政府的主要职能应放到提供公共服务上，明确收支责任和收支权益，以确保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同时，根据各级政府所承担的公共事务范围，合理界定和分配其财权、财力以及提供和接收转移支付资金的额度。
2，强化公共财政统筹安排政府财力的能力。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要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加强收支两条线管理，强化财政部门统筹安排政府财力的能力。在加强和规范对非税收收入的征管，强化“收支两条线”管理的基础上，提高财政统筹安排政府资金的能力。另一方面，努力建立统一的财政收入体系，将所有的政府收入完全归集于财政管理，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另一方面，积极推进部门综合预算，对纳入财政综合预算的政府非税收收入实行统筹安排，集中财力努力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真正改变财政对一些预算外收入只负责收支管理而不能统筹安排使用的局面，切实增强政府对非税收收入的调控能力。
3，公共支出进一步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倾斜。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制度。第一，建立城乡统一的义务教育体制，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从制度上保障农村孩子享受义务教育的机会。第二，逐步建立农村公共卫生经费保障机制，加快建立和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保障农民享有卫生保健和基本医疗服务。第三，建立城乡可衔接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解决失地农民和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积极探索建立符合农村特点的养老保障制度。第四，支持建立城乡统一、公平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统一城乡就业政策和管理体制，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各种限制，建立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营造公平的就业环境，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4，调整财政转移支付模式，实行纵向转移与横向转移相结合的模式。在国际上，大多数国家都实行单一的纵向转移模式，即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模式。只有德国、瑞典和比利时等少数国家实行纵向和横向混合的转移模式，即在实行纵向转移的同时，还实行富裕州向贫困州进行横向转移。我国一直实行单一的纵向转移模式，目前在继续实行以纵向转移模式为主的同时。要适时研究探讨横向转移，实行纵向转移与横向转移相结合的模式。建立科学有效的转移支付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转移支付资金的项目、内容和拨款程序，发挥转移支付资金应有的使用效益。财政部门应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适时调整转移支付政策。
5，鼓励公共服务实行社会化、市场化和提供者的多元化。公共服务的社会化、市场化是许多国家公共服务改革的一个基本趋向。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民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多，公民们已经开始认识到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同时公民要求直接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过程，要求政府赋予其更多的选择权利。作为企业也越来越希望政府改变固有的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希望政府支出更多地向他们倾斜，为其提供更多的劳动、就业和商业机会。通过公共服务的社会化、市场化改革，提高了管理效率，增强了公共服务决策的科学性，同时也降低了公共服务成本，提高了服务水平。
6，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价和考核体系。绩效评估体系应包括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失业保险、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社会救助、公共就业服务等方面的单项和综合评估。同时，还需要完善评估程序，包括目标制定、执行、评估等环节的规范。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严格的问责制。将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估与干部选拔、任用和内部激励相联系，结合人事制度改革，把公共服务指标纳入干部考核体系，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应的问责机制，加强政府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监管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