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个星期以来，网络上突然冒出许多关于最高检和公安部在全国多地“试点反酷刑”的消息和评论。搜索发现，消息源只有一个，即《南方都市报》2012年8月13日的报道。这表明，这个新闻是媒体自主发掘的，而不是最高检或公安部主动宣传的。
　　我觉得他们低调点是正确的。因为反酷刑不是新鲜事，而是司法文明的基本要求，联合国有《反酷刑公约》，中国也早在十多年前缔约。所以反酷刑应该全面地、常态地开展，如果没有新发明，没有必要试点。恰恰，从媒体报道的那些试点的办法来看，确实不算新发明。从相关评论看来，也没有人相信它会使我国事实上存在的酷刑现状有实质性的改观。
　　他们都在试点些什么办法呢？报道说，有厕所设举报箱，鼓励受刑人向里面投小纸条；在押人员可以约见驻看守所的检察官，直接向检察官投诉；有全程录像，原来由讯问人员控制的同步录像改为自动摄像，并且上级部门可以同步观看；有不再求嫌疑人“老实交代”，“允许说谎”。大致就这么些。
　　这些办法都非关实质，更说不上制度改革。如果“试”得比较认真，可能会在某一“点”上，给系统内增添一些工作上的麻烦；稍微水一点，就一点影响都不会有，更不会有别的风险。那就可以随便试了，也不值得媒体大惊小怪。
　　看守所常驻检察官，就能看到酷刑吗？看守所还有纪委书记呢，驻所检察官会比纪律厉害？在我们的司法体制下，驻看守所的检察官是不会看到什么的。嫌犯过堂的时候拿出伤痕作证法庭也视而不见的例子还少吗？厕所有举报箱，就能把实情传递出来吗？在光天化日下举报，还有可能再次进去呢！
　　摄像机灵吗？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原执行局局长乌小青，在重庆第二看守所受羁押时，不是“趁同监舍被羁押人员午睡之机，避开监控录像”成功自缢身亡了吗？对了，现在要全程全方位拍摄，不用“讯问人员控制的”拍摄了。要不这么说，我还真没有想到，原来的摄像，是“讯问人员控制的”，这不等于摆弄摄像机玩吗？
　　技术已经进步到可以建设摄像监控网络，上级部门可以适时监查了。我相信，对于一些偷鸡摸狗的案子，小公务员会忌惮上级可能监控到他不规矩的地方。但是，在中国，大一些的案子，干扰因素多了。这一高端技术有助于司法公正的前提，是上级领导一定比下级公务员知法和守法。可事实上是这样的吗？
　　至于“允许说谎”和“不再要求嫌疑人老实交代”之说，当是媒体特色用语，容易误会的。说谎固然是“不允许”的，说了也不算数的；交代也应该“要求”老实的，只是不能用酷刑来达到。
　　从前有一段时间，中国的大街小巷都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后来，收缩到只有羁押嫌犯的特定场所。大约十多年来，都没有新写过这样的标语了。但是，“无罪推定”，前些年还有领导讲话明确地反对，他不知道他在说很野蛮的话。
　　我们的法律文化和法律环境跟世界潮流隔离太久远了。1906年，胡适在上海上中学，《国民读本》（英文）上，有关法律的几句话，胡适以为“甚切”，翻译到他的日记里，其中一句是：“凡人未为他人证其有罪之前，皆当以无辜待之。”这不就是“无罪推定”么，在中国就已经传播一百多年了。
　　其实，防止酷刑，文明国家早有一套，比如讯问时，嫌疑人有权要求律师到场，处理投诉需要第三方。在没有现代技术装备以前，这些制度已经创造了辉煌的文明。现在，我们能不能把嫌犯人权推进到人类还没有尖端技术年代的水平？能不能适当尊重世界上的成熟司法成果，不必在这么基本的问题上另外去摸石头过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