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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至1962年，习仲勋（1913-2002，陕西富平人）任国务院秘书长和副总理，一向对工作要求极为严格的周恩来总理，对习仲勋的工作甚为满意。但是，因为《刘志丹》小说案，受到冲击的习仲勋从此被审查、关押，前后长达16年之久。
1977年年底，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1978年年初，习仲勋委托夫人齐心到中组部找胡耀邦申诉。胡耀邦当时身兼数职，工作非常繁忙。但当他听说齐心来访时，立即专门听取了齐心的意见，询问了习仲勋在洛阳的生活和身体状况，并当即表示，凡是冤假错案都要实事求是地坚决平反昭雪，不论谁说的，谁定的。习仲勋同志的案子当然也不例外。而叶剑英则是坚决支持习仲勋出来工作。
2月24日至3月8日，习仲勋作为特邀委员出席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期间，在粉碎“四人帮”中起关键作用的叶剑英见到习仲勋，不禁愣住了：仲勋同志，你备受磨难，身体竟还这么好？
这次会议一致选举邓小平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习仲勋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与此同时，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也在北京举行，习仲勋列席会议。
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韦国清身兼数职，已经调到北京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同时还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他在北京政务、军务繁忙，广东的工作实在是无暇兼顾。而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广东问题比较复杂，还有大量的冤假错案没有平反。因此，叶剑英考虑，准备派习仲勋这位资格老、级别高、从政经验丰富的干部坐镇广州，主持广东省的日常工作。
1978年3月，叶剑英与华国锋、邓小平交换意见后，中央决定派习仲勋南下广东，出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实际主持工作。
遏制“偷渡外逃”，标本兼治成效大
1978年4月，已是65岁的习仲勋仅带着女儿齐桥桥踏进了广州珠江江滨的合群路大院——中共广东省委。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党费交给广东省委办公厅的党组织。中央派习仲勋这样一位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长达10年的重量级干部来坐镇广东，用意极为深远。其安排立刻引起中外媒体的猜测，也让广东人面上有光，当时广州的街谈巷议也颇为有趣：哗！好“大粒”！（广州人对大人物的谐称）广东有得发达啦。
时逢中共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一个直白的亮相，习仲勋给在场的代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北方的水土养育了我大半辈子，现在到了广东，要靠南方水土养育我的下半辈子。”一席话，表明了他誓与广东人民共同奋斗的决心。
当时“文革”浩劫刚过，广东物品奇缺，农业凋敝，工商不振，冤假错案成堆，每年偷渡逃港者数以万计。在广东省党史研究室助理巡视员、《习仲勋主政广东》的执笔人之一卢荻看来，习仲勋上任初始面临的一个严峻形势，就是边境汹涌的偷渡逃港潮。
事态的猛烈和严重程度，是现在的人所难以想象的。当时，广东省偷渡外逃人数在高峰时期能达到每月两三万人。在全国上下正由乱转治、一派经济复苏景象之际，广东省却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件，对主政广东的习仲勋来说，是一个重大考验。
1978年7月，上任三个月后，习仲勋即前往外逃最严重的宝安视察。在收容站里，习仲勋问一个外逃的人：“社会主义那么好，我们自己当家做主人，你们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边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对方老实回答说：“我们穷，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
在沙头角中英街，习仲勋看到，香港那边很繁荣，内地却破破烂烂。曾担任珠海市委书记的梁广大后来的一番话印证了当时现实：“虽然我们的舆论整天宣传社会主义是‘天堂’，资本主义是‘地狱’，但是存在决定意识，老百姓看到在困难时期港澳同胞回来探亲穿得漂漂亮亮，还把一筐一筐的东西带回来，就不信。很多人趁刮风下雨的晚上，就往香港、澳门逃，冒着生命危险冲过去，非要往‘地狱’里闯一闯，非去‘水深火热’中泡一泡。”
1978年深圳农民的年收入是134元，虽然远高于广东全省农民人均收入77.4元，却与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年收入13000元港币差之百倍。
官方统计表明，从1952年至1977年，仅宝安有偷渡外逃行为的就达62305人，其中逃出去40598人，占全县总人口近两成。有的公社，比如大鹏公社有三个村庄共34户117人全部逃光。
琚立铭时任广东省委办公厅机要秘书，后来担任省委副秘书长，记录了不少习仲勋在广东主政时的活动。琚立铭认为，在宝安的这次考察对习仲勋的触动非常大，此后他为解决偷渡外逃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他认为防范外逃要标本兼治，‘标’是采取反偷渡外逃的专项斗争，这能一时奏效；‘本’是要对外开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尽快缩短与香港的差距，才能稳定人心，有效刹住偷渡外逃风。”
此前1977年11月，广东省委已将此作为重大恶性政治事件，向正在广州视察的邓小平汇报。当时《南方日报》副总编张汉青回忆，反偷渡因为被当作敌我矛盾，“偷渡的人被叫作偷渡犯”。内部会议上，就逃港是政治原因还是经济原因存在争论，是习仲勋改变了以往的看法，他认为：“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把他们当作敌人。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张汉青认为，这一转变促成了认清、解决偷渡问题的正确途径。
同时，广东省和港澳工委反复做工作，希望“港英当局改变此前所谓‘人道’做法”。从1980年秋开始，港府实施新措施，偷渡者到香港一律不发身份证，不准在香港居留，全部遣返内地。香港雇主雇用偷渡客者，罚款5万元（港币），坐牢1年。措施公布后，11月份广东偷渡外逃人员仅近百人。 习仲勋意识到，堵禁之外，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尽快缩短与香港的差距，才是长久之道。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广东省委提出设立特区的设想，并经中央批准同意。
1980年8月，特区条例公布后，当年曾参与筹建特区的原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发现：“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是完全消失了！”
平反冤假错案，主动替别人承担责任
1978年12月，习仲勋被中央正式任命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当时的广东，历次政治运动使得其面临着和全国一样的现实，大量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亟待解决。习仲勋以及随后到广东上任的杨尚昆被寄予厚望：因为习、杨本身就曾是受害者，同时据广东省原副省长杨立所认为，“叶剑英表示，派出他们这两位资格老、吨位重的曾任中央重要职务的干部到广东，就是因为广东问题复杂，他两个可以压得住阵”。
平反期间习仲勋下了极大的决心。有一次，古大存（“反地方主义”受害者，曾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夫人曾史文问习仲勋：“有人说你为‘地方主义’翻案，你知不知道？”习仲勋回答：“知道，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我被挤出广东；另一种可能是把为‘地方主义’等平反活动搞成。”
1978年11月上旬，习仲勋赴京参加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上，习仲勋建议中央：鉴于广东与港澳来往密切，希望中央能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一个办事处，加强调查研究，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处理，以便减少不必要的层次和手续。习仲勋的发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这些实际上成为后来广东要求中央放权，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先声。 1979年初春，习仲勋和杨尚昆接到中央通知，要出席中央工作会议。4月8日，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南组第一次发言，正式向中央提出了广东的想法与请求。他代表省委强烈要求中央给予广东改革开放以特殊政策，请中央授权或放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在邻近港澳和沿海地区划出一些区域专门对外合作交流和吸收外资，利用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国际交流频繁便捷的优势，在“四化”中带个头，加快发展。
在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时，习仲勋陈述了广东独特的发展优势，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意见：“现在中央的权力过于集中，地方上感到事情很难办。没有权，办事很难。”
习仲勋说：“我代表省委，请求中央允许在毗邻港澳边界的深圳、珠海与重要的侨乡汕头市各划出一块地方，搞贸易合作区。”习仲勋当场说了一句很“出格”的话：“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然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这种针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体制的大胆“出格言词”，令当时头脑仍未转过弯来的人们吃了一惊。
习仲勋继续说：“广东希望中央给个新的体制和政策，这样广东几年就能搞上去。广东是一个大省，等于周边地区的一个甚至几个国家呀，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太小了，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发展。我们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中央也有利呀。”
主持会议的有关领导人问：“你们广东究竟想要什么权？”
在之后的汇报会上，与会一位中央书记处书记更是当场大泼冷水。他说，广东如果这样搞，那得在边界上拉起7000公里长的铁丝网，把广东与毗邻几个省隔离开来。
习仲勋知道，虽然邓小平并未主持会议，但大家都认定他是主心骨。趁着会议下午间隙，小平接见了他，倾听了他关于广东先行一步、加快发展的设想。邓小平先赞扬了习仲勋敢于创新的大胆想法：“你们上午的那个汇报不错嘛！”插了几句话，“中国的改革开放，先从东南沿海地区搞起。东南沿海的改革开放，得先从广东、福建搞起，广东的改革开放，也得抓一个突破口，搞一个试验场，放开手搞，万一失败了，也不要紧，就这么一块小地方关系不大。”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对习仲勋说了一番值得载入史册的话：“过去陕甘宁边区就叫特区嘛，你不是陕甘宁特委的代理书记吗？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当谈到配套资金时，邓小平说出了那句后来广为人知的话：“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后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找习仲勋谈话。习仲勋向他汇报了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广东先走一步文件的情况，并提出是小搞、中搞还是大搞的问题。谷牧强调说：“中央是要广东先行一步，要广东大搞，小脚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这个作用。”“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的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习仲勋当场就对负责筹建特区的吴南生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
当时，广东省委对在深圳、珠海和汕头搞出口工业区是明确的，但名称一时还定不下来，叫“出口加工区”，会与台湾的名称一样，叫“自由贸易区”，又怕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叫“贸易出口区”，那又不像，最后只好勉强安一个“贸易合作区”的名称。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和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7月19日，中央下发了“中发[1979]50号文件”。“ 50号文件”非常明确地规定：“出口特区”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就这样，习仲勋带领广东人民，在中国南方毗邻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杀出”了改革开放之初的第一条“血路”。
习仲勋1992年回忆这段经历时，称自己当时的心情“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能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惧的是担子很重，又没有经验，但“我们确信路是人走出来的”。
“50号文件让广东的干部群众无比兴奋，更让习仲勋看到其中的重要意义。”琚立铭至今还记得，9月13日至21日，广东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习仲勋在会议上做总结发言，专门讲了贯彻中央50号文件问题，强调“广东要从全国的大局出发，把这件事搞好。现在不是搞不搞的问题，也不是小搞、中搞，而是要大搞，快搞，不能小脚女人走路”。
琚立铭说，习仲勋当时担心一些同志对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想不通，便要时任省委秘书长的杨应斌和时任副省长的黄静波，带着地委书记们去香港参观。地委书记们到了香港之后，大吃一惊，此时香港高楼林立，商业繁荣，经济快速发展。通过参观，大家明显感到内地的落后，打开了眼界，找到了差距，也增强了对改革开放的信心。
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主持召开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厦门设立经济特区的构想，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至此，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了。
两个月后，习仲勋、杨尚昆调回中央工作，任仲夷接棒成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离任前的9月28日，中央下发会议纪要，其中清楚写明：“中央授权给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的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办理。”这是习仲勋、杨尚昆争取到的一把尚方宝剑，是留给发展伊始的广东的“遗产”。
此后，从广东起步，开放之潮从南到北，另一番天地逐渐开启。
坚冰已被打破，但习仲勋已为加快特区创建、“杀出一条血路”熬白了头发。一年后他上调中央，但依然心系特区。他曾多次到深圳调研，叮嘱说：“小平种的这个试验田，现在长的苗又壮又肥，这条路是对的，一定要走下去。”当特区遭遇非议时，他对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说：“不要听人今天说这个明天说那个，深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榜样。”1988年12月、1989年12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习仲勋，又两次来深圳考察。他说，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难免出现某些失误，但改革的方向必须坚定不移，不能踏步不前，更不能走回头路。
1990年9月底，退居二线的习仲勋到深圳治牙疾，最终决定留在深圳度过他的晚年岁月。2000年11月14日，习仲勋出席了深圳特区建立20周年庆祝大会，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公开活动。
时任广东省委秘书长杨应斌认为，习仲勋主政广东虽只有两年八个月，但这恰恰是关键时刻，因此对后来广东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习仲勋带领广东开创了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崭新局面，在广东乃至全国改革开放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责任编辑：齐风）
（邮箱：chenjianxin1123@126.com）
1977年年底，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1978年年初，习仲勋委托夫人齐心到中组部找胡耀邦申诉。胡耀邦当时身兼数职，工作非常繁忙。但当他听说齐心来访时，立即专门听取了齐心的意见，询问了习仲勋在洛阳的生活和身体状况，并当即表示，凡是冤假错案都要实事求是地坚决平反昭雪，不论谁说的，谁定的。习仲勋同志的案子当然也不例外。而叶剑英则是坚决支持习仲勋出来工作。
2月24日至3月8日，习仲勋作为特邀委员出席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期间，在粉碎“四人帮”中起关键作用的叶剑英见到习仲勋，不禁愣住了：仲勋同志，你备受磨难，身体竟还这么好？
这次会议一致选举邓小平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习仲勋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与此同时，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也在北京举行，习仲勋列席会议。
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韦国清身兼数职，已经调到北京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同时还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他在北京政务、军务繁忙，广东的工作实在是无暇兼顾。而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广东问题比较复杂，还有大量的冤假错案没有平反。因此，叶剑英考虑，准备派习仲勋这位资格老、级别高、从政经验丰富的干部坐镇广州，主持广东省的日常工作。
1978年3月，叶剑英与华国锋、邓小平交换意见后，中央决定派习仲勋南下广东，出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实际主持工作。
遏制“偷渡外逃”，标本兼治成效大
1978年4月，已是65岁的习仲勋仅带着女儿齐桥桥踏进了广州珠江江滨的合群路大院——中共广东省委。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党费交给广东省委办公厅的党组织。中央派习仲勋这样一位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长达10年的重量级干部来坐镇广东，用意极为深远。其安排立刻引起中外媒体的猜测，也让广东人面上有光，当时广州的街谈巷议也颇为有趣：哗！好“大粒”！（广州人对大人物的谐称）广东有得发达啦。
时逢中共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一个直白的亮相，习仲勋给在场的代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北方的水土养育了我大半辈子，现在到了广东，要靠南方水土养育我的下半辈子。”一席话，表明了他誓与广东人民共同奋斗的决心。
当时“文革”浩劫刚过，广东物品奇缺，农业凋敝，工商不振，冤假错案成堆，每年偷渡逃港者数以万计。在广东省党史研究室助理巡视员、《习仲勋主政广东》的执笔人之一卢荻看来，习仲勋上任初始面临的一个严峻形势，就是边境汹涌的偷渡逃港潮。
事态的猛烈和严重程度，是现在的人所难以想象的。当时，广东省偷渡外逃人数在高峰时期能达到每月两三万人。在全国上下正由乱转治、一派经济复苏景象之际，广东省却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件，对主政广东的习仲勋来说，是一个重大考验。
1978年7月，上任三个月后，习仲勋即前往外逃最严重的宝安视察。在收容站里，习仲勋问一个外逃的人：“社会主义那么好，我们自己当家做主人，你们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边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对方老实回答说：“我们穷，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
在沙头角中英街，习仲勋看到，香港那边很繁荣，内地却破破烂烂。曾担任珠海市委书记的梁广大后来的一番话印证了当时现实：“虽然我们的舆论整天宣传社会主义是‘天堂’，资本主义是‘地狱’，但是存在决定意识，老百姓看到在困难时期港澳同胞回来探亲穿得漂漂亮亮，还把一筐一筐的东西带回来，就不信。很多人趁刮风下雨的晚上，就往香港、澳门逃，冒着生命危险冲过去，非要往‘地狱’里闯一闯，非去‘水深火热’中泡一泡。”
1978年深圳农民的年收入是134元，虽然远高于广东全省农民人均收入77.4元，却与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年收入13000元港币差之百倍。
官方统计表明，从1952年至1977年，仅宝安有偷渡外逃行为的就达62305人，其中逃出去40598人，占全县总人口近两成。有的公社，比如大鹏公社有三个村庄共34户117人全部逃光。
琚立铭时任广东省委办公厅机要秘书，后来担任省委副秘书长，记录了不少习仲勋在广东主政时的活动。琚立铭认为，在宝安的这次考察对习仲勋的触动非常大，此后他为解决偷渡外逃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他认为防范外逃要标本兼治，‘标’是采取反偷渡外逃的专项斗争，这能一时奏效；‘本’是要对外开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尽快缩短与香港的差距，才能稳定人心，有效刹住偷渡外逃风。”
此前1977年11月，广东省委已将此作为重大恶性政治事件，向正在广州视察的邓小平汇报。当时《南方日报》副总编张汉青回忆，反偷渡因为被当作敌我矛盾，“偷渡的人被叫作偷渡犯”。内部会议上，就逃港是政治原因还是经济原因存在争论，是习仲勋改变了以往的看法，他认为：“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把他们当作敌人。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张汉青认为，这一转变促成了认清、解决偷渡问题的正确途径。
同时，广东省和港澳工委反复做工作，希望“港英当局改变此前所谓‘人道’做法”。从1980年秋开始，港府实施新措施，偷渡者到香港一律不发身份证，不准在香港居留，全部遣返内地。香港雇主雇用偷渡客者，罚款5万元（港币），坐牢1年。措施公布后，11月份广东偷渡外逃人员仅近百人。 习仲勋意识到，堵禁之外，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尽快缩短与香港的差距，才是长久之道。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广东省委提出设立特区的设想，并经中央批准同意。
1980年8月，特区条例公布后，当年曾参与筹建特区的原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发现：“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是完全消失了！”
平反冤假错案，主动替别人承担责任
1978年12月，习仲勋被中央正式任命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当时的广东，历次政治运动使得其面临着和全国一样的现实，大量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亟待解决。习仲勋以及随后到广东上任的杨尚昆被寄予厚望：因为习、杨本身就曾是受害者，同时据广东省原副省长杨立所认为，“叶剑英表示，派出他们这两位资格老、吨位重的曾任中央重要职务的干部到广东，就是因为广东问题复杂，他两个可以压得住阵”。
平反期间习仲勋下了极大的决心。有一次，古大存（“反地方主义”受害者，曾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夫人曾史文问习仲勋：“有人说你为‘地方主义’翻案，你知不知道？”习仲勋回答：“知道，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我被挤出广东；另一种可能是把为‘地方主义’等平反活动搞成。”
1978年11月上旬，习仲勋赴京参加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上，习仲勋建议中央：鉴于广东与港澳来往密切，希望中央能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一个办事处，加强调查研究，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处理，以便减少不必要的层次和手续。习仲勋的发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这些实际上成为后来广东要求中央放权，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先声。 1979年初春，习仲勋和杨尚昆接到中央通知，要出席中央工作会议。4月8日，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南组第一次发言，正式向中央提出了广东的想法与请求。他代表省委强烈要求中央给予广东改革开放以特殊政策，请中央授权或放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在邻近港澳和沿海地区划出一些区域专门对外合作交流和吸收外资，利用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国际交流频繁便捷的优势，在“四化”中带个头，加快发展。
在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时，习仲勋陈述了广东独特的发展优势，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意见：“现在中央的权力过于集中，地方上感到事情很难办。没有权，办事很难。”
习仲勋说：“我代表省委，请求中央允许在毗邻港澳边界的深圳、珠海与重要的侨乡汕头市各划出一块地方，搞贸易合作区。”习仲勋当场说了一句很“出格”的话：“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然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这种针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体制的大胆“出格言词”，令当时头脑仍未转过弯来的人们吃了一惊。
习仲勋继续说：“广东希望中央给个新的体制和政策，这样广东几年就能搞上去。广东是一个大省，等于周边地区的一个甚至几个国家呀，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太小了，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发展。我们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中央也有利呀。”
主持会议的有关领导人问：“你们广东究竟想要什么权？”
在之后的汇报会上，与会一位中央书记处书记更是当场大泼冷水。他说，广东如果这样搞，那得在边界上拉起7000公里长的铁丝网，把广东与毗邻几个省隔离开来。
习仲勋知道，虽然邓小平并未主持会议，但大家都认定他是主心骨。趁着会议下午间隙，小平接见了他，倾听了他关于广东先行一步、加快发展的设想。邓小平先赞扬了习仲勋敢于创新的大胆想法：“你们上午的那个汇报不错嘛！”插了几句话，“中国的改革开放，先从东南沿海地区搞起。东南沿海的改革开放，得先从广东、福建搞起，广东的改革开放，也得抓一个突破口，搞一个试验场，放开手搞，万一失败了，也不要紧，就这么一块小地方关系不大。”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对习仲勋说了一番值得载入史册的话：“过去陕甘宁边区就叫特区嘛，你不是陕甘宁特委的代理书记吗？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当谈到配套资金时，邓小平说出了那句后来广为人知的话：“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后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找习仲勋谈话。习仲勋向他汇报了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广东先走一步文件的情况，并提出是小搞、中搞还是大搞的问题。谷牧强调说：“中央是要广东先行一步，要广东大搞，小脚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这个作用。”“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的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习仲勋当场就对负责筹建特区的吴南生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
当时，广东省委对在深圳、珠海和汕头搞出口工业区是明确的，但名称一时还定不下来，叫“出口加工区”，会与台湾的名称一样，叫“自由贸易区”，又怕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叫“贸易出口区”，那又不像，最后只好勉强安一个“贸易合作区”的名称。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和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7月19日，中央下发了“中发[1979]50号文件”。“ 50号文件”非常明确地规定：“出口特区”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就这样，习仲勋带领广东人民，在中国南方毗邻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杀出”了改革开放之初的第一条“血路”。
习仲勋1992年回忆这段经历时，称自己当时的心情“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能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惧的是担子很重，又没有经验，但“我们确信路是人走出来的”。
“50号文件让广东的干部群众无比兴奋，更让习仲勋看到其中的重要意义。”琚立铭至今还记得，9月13日至21日，广东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习仲勋在会议上做总结发言，专门讲了贯彻中央50号文件问题，强调“广东要从全国的大局出发，把这件事搞好。现在不是搞不搞的问题，也不是小搞、中搞，而是要大搞，快搞，不能小脚女人走路”。
琚立铭说，习仲勋当时担心一些同志对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想不通，便要时任省委秘书长的杨应斌和时任副省长的黄静波，带着地委书记们去香港参观。地委书记们到了香港之后，大吃一惊，此时香港高楼林立，商业繁荣，经济快速发展。通过参观，大家明显感到内地的落后，打开了眼界，找到了差距，也增强了对改革开放的信心。
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主持召开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厦门设立经济特区的构想，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至此，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了。
两个月后，习仲勋、杨尚昆调回中央工作，任仲夷接棒成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离任前的9月28日，中央下发会议纪要，其中清楚写明：“中央授权给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的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办理。”这是习仲勋、杨尚昆争取到的一把尚方宝剑，是留给发展伊始的广东的“遗产”。
此后，从广东起步，开放之潮从南到北，另一番天地逐渐开启。
坚冰已被打破，但习仲勋已为加快特区创建、“杀出一条血路”熬白了头发。一年后他上调中央，但依然心系特区。他曾多次到深圳调研，叮嘱说：“小平种的这个试验田，现在长的苗又壮又肥，这条路是对的，一定要走下去。”当特区遭遇非议时，他对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说：“不要听人今天说这个明天说那个，深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榜样。”1988年12月、1989年12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习仲勋，又两次来深圳考察。他说，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难免出现某些失误，但改革的方向必须坚定不移，不能踏步不前，更不能走回头路。
1990年9月底，退居二线的习仲勋到深圳治牙疾，最终决定留在深圳度过他的晚年岁月。2000年11月14日，习仲勋出席了深圳特区建立20周年庆祝大会，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公开活动。
时任广东省委秘书长杨应斌认为，习仲勋主政广东虽只有两年八个月，但这恰恰是关键时刻，因此对后来广东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习仲勋带领广东开创了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崭新局面，在广东乃至全国改革开放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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