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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国二十二年，也就是1933年的一个下午，北平太庙几棵参天古柏下的草坪上，一位身着长衫的中年人左手捧书，右手执笔，埋首茶几，在一摞泛黄的稿纸上勾勾画画，其间若有侍者近前添茶倒水，他就稍稍抬头，扶正眼镜，对侍者含笑示意。此刻，与古柏一箭之遥的亭殿高门紧锁，琉璃瓦缝间的几株劲草顾盼摇曳，哨鸽在瓦蓝色的天空盘旋飞舞着，汉白玉拱桥上偶有孩童嬉笑玩闹，一阵舒爽的秋风掠过，园内顿时夕阳散乱，树影斑驳。几片架在红墙上的黄叶随风飘进了草坪，中年人掩卷落笔，饮尽最后一杯淡茶后起身掸尽衣衫上的风尘，弯腰捡起黄叶，凑近鼻尖闻一闻，又立刻藏进袖筒里去了。
此时的北平正值初秋季节，萦绕京城整整一个夏季的暑热早已消散殆尽。中年人告别茶摊老板，转出草坪，把卷有文稿的布包夹在腋下，来到亭殿前站定。他将亭殿通体打量过一圈，目光留在了黄中泛黑的铜锁上。沉默几秒后，他摇摇头，掏出藏在袖筒里的黄叶，近前几步，置于殿门前的汉白玉石阶，随之转身疾行，一路走出太庙东门。
这个中年人就是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的钱穆。
这一年，钱穆38岁，在被他视为“讲课如登辩论场”的北京大学刚刚开启第三年授课生涯。不过，与此前两年不同的是，这一年钱穆在继续开设上古史和秦汉史两门课以外，还独自承担起了一门中国通史课程。
按照当时北平高校的惯例，通史课程一般由治各断代史专精者依次接力，合力完成，北大亦循其旧。钱穆对这样的讲授方式颇为不满，他屡次在课堂上对学生直言不讳道：“我们的通史一课实不大通。我今天在此讲，不知前一堂何人在此讲些什么，又不知下一堂来何人在此讲些什么。不论所讲谁是谁非，但彼此实无一条线通贯而下，诸位听此一年课，将感头绪纷繁，摸不到要领，故通史一课，实增诸位之不通，恐无其他可得。”
很快，课堂上的言论传到了校方那里，钱穆的意见得到了尊重。校方认为通史由多人分讲的确不妥，但由一人独授也殊为不易，两相折中，通史课程可改由钱穆讲授前半部，陈寅恪讲授后半部。钱穆闻讯，力排众议，自言“一人可任全部，不待与别人分任”。
事实上，校方“通史由一人独授殊为不易”的担忧不无道理。20世纪30年代，新文化运动刚刚过去不到二十年，知识分子运用现代学术方法研究中国学问的技术也未臻成熟，在新方法和新理论下，若要凭借一己之力穷尽五千年史籍，时人多生“力有不逮”之感。为避免学不精、专不透，学者大多选择某一断代进行专门研究。在此现实情况下，无论出于课程质量的考虑，还是对教師精力的照顾，“聘请不同学者分任通史各断代”也合乎情理，倒是钱穆的两次“要求”颇显“任性”。出乎意料的是，北大继续尊重了钱穆的意见，正式聘任他独讲中国通史课程，并特意为其安排了一名助教。
独自承担通史课程，上窥远古，下涉清末，尤其考验学者的精力和学力。按照钱穆的想法，“通史一课必于一学年之规定时间内讲授完毕，绝不有首无尾，中途停止，有失讲通史一课之精神”，该课最终设计为一周两堂，每堂两小时。钱穆当时暂居汤用彤家，地处南池子，距离太庙最近，于是，每周上课的前一天下午，他便携带书卷，步行至太庙的参天古柏下面，置身桌椅，摊开纸笔，泡一壶茶，与香火尽熄、已成遗迹的帝王家庙做伴，在北京的舒爽秋风中，仔细撰写、推敲、改订第二天的课程讲义。
五十多年后，定居台北素书楼、双目失明、“与书本绝缘”的钱穆口述《师友杂忆》时，思绪至此，不禁深情讲道：“余于后午去，必薄暮始归，反复思索，通史全部课程纲要始获写完。或漫步，或偃卧，发思古幽情，一若惟此最相宜。”
二
不得不承认，北大校方对青年教师钱穆足够尊重宽容。
如果我们愿意把目光顺着历史的时间轴往回再延伸一些，不难发现，20世纪分别由蔡元培和蒋梦麟主政时的北大，“对教师给予最大限度的宽容”几乎形成了一股风气，比如蔡元培不计较梁漱溟的文凭，聘请其入职北大哲学门，不计较胡适的学历，使其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教授。若再细细追索，又可察觉，北大的“宽容”并非无的放矢，其实质是校方对学者自身学问的认可。梁漱溟凭借的是《究元诀疑论》中的缜密哲思，胡适倚仗的是他不同凡响的眼光和见识，至于乡村小学出身的钱穆，一切都和一篇叫《刘向歆父子年谱》的文章有关。
1930年，人近中年的钱穆在《燕京学报》正式发表了这篇文章。不过，若想理解钱穆坚持独自承担通史课程的动机，一窥《刘向歆父子年谱》的真正价值，就必须重回钱穆的少年时代，梳理他和一位学者兼政治家的关系，这个人就是康有为。
钱穆出生于1895年7月的江苏无锡七房桥，就在这一年春天，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在黄海，北洋水师与日本舰队狭路相逢，激战四个钟头后，北洋水师伤亡惨重，旋即遭遇“全军覆没”的惨败，李鸿章背着沦为“民族罪人”之风险，奉命远赴东洋，与日本内阁签订被后世定为“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举国震动，一时间，“四万万人齐下泪”，官员们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抵制和约的上书运动，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诸部官员均有大规模联名上书，各省封疆大吏半数也参与其中。在官员策动下，入京参加完会试、等待发榜的举人们同样热情高涨，康有为和弟子梁启超便是其中之一。
康有为时年37岁，梁启超22岁，他们率领举子，打算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很快，一篇洋洋万言的《上今上皇帝书》在这对师生的快笔下诞生，悲愤激昂的举人们陆续赶到松筠庵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按照康梁的计划，他们将携带此书，连同京城数千名闻讯后主动响应的市民，一路前往位于西城旧刑部街的都察院，呈请当值官员代奏“圣上”。数年后，康有为在其自传性质的《我史》中，竭力铺陈甚至夸张了这次活动。
康有为成长于19世纪中期的官僚家庭，对自鸦片战争以来清王朝遭遇的屡次挫败感受颇多，浸润在传统文化的书山辞海里，和当时许多饱学鸿儒一样，他同样思索着“如何救中国”的大问题，但也同样屡屡碰壁不得其门。康有为21岁时接触到西方思想，转向西学，从此走上和一般儒学士子稍有不同的思考路径。在中西思想的激烈碰撞下，他坚定了“中国若要兴，非变法不可”的信念。1888年，踌躇满志的康有为借顺天府乡试之机，第一次尝试将变法主张“上达天听”，却受阻未能成功。现实的挫败使他清醒认识到“因循守旧思想”在政界的根深蒂固。于是，康有为从京师退回广州，开办万木草堂，把梁启超收归座下，同时寻求变法捷径，写成《新学伪经考》。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过一场文化专制运动，除了少部分官方指定书目外，其他书皆遭焚毁，其中就包括儒学典籍。汉武帝时期，儒学尊为官学，儒家典籍被奉为经书。逃过“秦火”流传下来的、用先秦文字写成的经书称为古文经，通过学者口述，用西汉隶书重写的经书被称为今文经。古文经和今文经自诞生之日起，在内容和思想上就分歧不少，由此形成今古文之争。官学的诱人位置，导致儒学内部的学术争鸣往往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总体来说，今文经在西汉前期和中期走红官学，而古文经在西汉末至东汉一朝被奉为正统。古文经之所以能超越今文经，主要得益于学者刘歆的努力。刘歆在汉成帝时期担任校书郎，“争立古文经传于学官”，屡遭排挤，到王莽新朝建立，他帮助“好古”的王莽推行古法，由此古文经正式晋升官学正统，被后世统治者青睐。
康有为主研今文经学，他在《新学伪经考》中认定，历代帝王官僚尊崇的“古文经”都由刘歆伪造，属于“伪经”，刘歆制造伪经的最终目的是帮助王莽篡夺西汉政权，所以古文经学是新莽一朝之学，只能称之“新学”。一石激起千层浪，《新学伪经考》在学术界掀起轩然大波，对于那些尊“古文经”为圣典、宁死不越雷池一步的官僚士大夫而言，康有为的结论不啻为晴天霹雳。很快，《新学伪经考》遭到第一次禁绝。但是，这本书的横空出世，让时人对统治者奉为祖训、不可冒犯的旧学不再毫无理由地信服，同样地，由旧学理论支撑的、所谓不可更张的“汉家制度”也開始动摇，这正是康有为写下此书的真正目的。
如果1888年的第一次上书，是康有为“投石问路”之举，《新学伪经考》的出版，乃康有为“牛刀小试”之作，那么，1895年甲午海战后的第二次“上书”，就是他的正式登台亮相了。这一次，康有为等人的主张终于被光绪皇帝注意，康有为借有利局势，再次撰写《孔子改制考》，认为“六经”皆孔子为托古改制而作，尧、舜等都是孔子改制假托的圣王，他将官僚士大夫心目中“述而不作”的孔子，论证为“改制先锋”。随后，光绪皇帝召康梁入宫，共商“变法大计”，《新学伪经考》的封印暂时解除，和《孔子改制考》成为康有为扫清“阻碍变法思想”的有力武器。
当康有为在北京挥起两本著作大刀阔斧地改革时，钱穆尚是无锡乡下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孩，他对正在北京发生的“大事”断然不会有任何刻骨铭心的记忆。此时的康有为也断然不会想到，三十多年后，这个尚在襁褓的婴孩将对自己手持的大作进行一番彻头彻尾的“评析”。
后来的结果，正如我们今天了解的那样，轰轰烈烈的改革失败了！
1898年秋天，年轻的皇帝在紫禁城内与臣子相拥而泣，他们心有不甘地做了最终告别。几个时辰后，暂居颐和园的慈禧太后返回大内，囚禁光绪皇帝，康梁二人连夜出逃京师。慈禧太后迅速对有关变法的一切进行了清算，谭嗣同泣血北京菜市口，康梁遭到通缉。耐人寻味的是，慈禧太后保留了京师大学堂。14年后，这所学堂改称大学，这便是日后钱穆讲授通史课程的北京大学。
三
伴随康梁变法失败，《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遭遇二度禁绝。但历史并不打算就此放过垂死挣扎的清王朝，《辛丑条约》、日俄战争接踵而至，统治者的步履维艰，凸显出了当年康梁变法的价值。康有为两本著作中倡导的“变法革新”精神契合了此后社会的舆论潮流，被有识之士遵奉，康有为本人一时成为“引领风气之先”的偶像。由于国情需要，学术为政治让了路，《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中的学术问题不再那么重要，尤其《新学伪经考》中的学术论断，一时几乎成为定论！
钱穆的幼年时期正值康梁思想传遍宇内的时代。
江苏无锡太湖地处江南，自古人文荟萃，尤其在“小学”（训诂考据之学）兴盛的清朝，钱嘉学派的主力军，譬如顾炎武、钱大昕、王念孙等人大多出生于此，旧学根基在太湖周边区域尤为牢固。同时，近代中国，东南沿海又引领风气之先，无锡地区临近上海，算得上最早接触到西学的区域。可以说，传统与现代两种风气在钱穆的家乡同时交汇混溶了。
钱穆七岁进入私塾，按部就班地接受传统旧学教育，依次诵读学习儒家“四书”“五经”。他自幼聪慧，对语言文字的领悟力颇得老师夸奖。晚年钱穆经常提及这样一件往事：幼年时他读到《论语》“学而时习之”，看到朱熹把“习”字注解为“鸟数飞”，心有不解。忽有一日，在院中看到鸟雀练习飞翔，不禁茅塞顿开，心旷神怡，懵懵懂懂中领悟到了文言文的生动魅力。纸上文字和自然生活发生互动，古圣先贤的智慧以一种活泼泼的方式在眼前呈现，这对钱穆的心灵触动是巨大的，他由此生出“如果读者能心领神会，就不存在僵死的文字”的想法。这一观点直接影响了钱穆对历史及文学的看法，甚至可以将其视为此后他与提倡新文化、新文学的胡适等人不合的根源之一。
在私塾接受古文启蒙的三年中，还有两件东西让钱穆终生难忘，其中之一是祖父手抄的儒家“五经”，上面还有祖父当年灯下夜读时留下的泪泪斑痕，其中之二是祖父圈点批注的木刻本《史记》，上面留有清朝“桐城三祖之一”方苞的评点。“五经”与《史记》分别代表儒学和史学的精髓，钱穆的父亲继承了这些东西，在其短暂的一生中青灯枯坐、勤恳研习，给幼年钱穆留下深刻印象。据钱穆回忆，他八岁时听到父亲对兄长传授读书诀窍：“读书当有言外之意，写一字，或有三字未写，写一句，或有三句未写。遇此等处，当用自己的聪明始解读书。”毫无疑问，父亲的言传身教影响了钱穆，他此后一生的学术探索，大多围绕《史记》与儒家“五经”展开，在漫长的教学生涯里，他也常常将父亲当年的读书方法介绍给自己不同年龄段的学生。
值得注意的是，钱穆父亲的读书方法，正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学家擅长的读书路径，他们推崇《公羊春秋》，主张发掘经书文字间隐含的“微言大义”，阐发原文未能说清道明的真理，并将现实政治与之加以联系。由此可见，康有为今文经学在当时社会影响之大、传播范围之广。
三年私塾经历看似短暂，却润物无声地奠定了钱穆一生的学术基调。其一，他在潜意识中确定了对史学与儒学的兴趣；其二，他坚信经由文字记录的文学或历史，本质上都是生动活泼的；其三，他领悟到了“发微探幽、钩沉索引”的读书方法，开始朝训诂考据的路径走去。当然，还有不易察觉的一点，经由父亲的传授，钱穆和康有为此时也间接发生了关联。 1905年，清政府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正式取消科举、开设新学，时年十岁的钱穆也在前一年告别私塾，进入新式学校，1904-1910年，他分别就读于荡口的果育小学和常州中学。这六年间，统治中国近二百七十年的清政府，犹如一位病入膏肓的老人，卧榻紫禁城内，经历着死亡前的回光返照。而在紫禁城外，广阔无垠的天地波谲云诡，历史的涛声此起彼伏，一浪接过一浪。
当年，日本明治维新的空前成功，使“儒生兼改革家”于一身的康有为找到了一条可以效法的救国路径，君主立宪制“保留帝位”的特征，也使年轻的光绪皇帝决定放手一搏。君臣二人小心翼翼地用“革新”的字眼，试图完成权力转化。变法失败后，康有为迅速“效申包胥之哭，奉诏出外求救”，把革新思想留在了大陆。康有为走了，新的力量很快补充进来，通过严复的努力，进化论思想随之传入中国，并被知识分子用来解释现实政治的前途。待时间跨过19世纪，京师大学堂派往海外求学的“新人”也陆陆续续回来了。
1905年，当康有为还在异国他乡完善“君主立宪”的设想时，另外一批熏习新风的南方年轻人打算在他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他们舍弃“革新”字眼，直接打出“革命”的旗号。此时的中国，出现了两股与清王朝进行“救亡斗争”的力量，其中之一是康有为代表的维新派，因其保留帝制的主张，也被称之为传统改良派，其中之二是以孙中山、章太炎以及留学生为代表的革命派，他们主张彻底推翻帝制。改良派和革命派，两派力量针锋相对，围绕传统与现代、新学与旧学的问题进行激烈争论。革命派“推翻帝制”的主张在“进化论”那里找到理论支撑，“留学生”熏习地球先进文明后，顺着进化论逻辑，也由此否定中国旧有的传统文化，加之面对“西方文明冲击”，以传统文明为构建根基的清政府频频展示羸弱之态，传统文明的价值也就一并被看衰了。
不过，1905年的中国还未完全走出帝制，科举制度又刚刚取消，旧学出身、以“守死善道”自居的儒生群体还数以万计，传统文化的价值依旧被大部分中国人牢牢信奉。因此，传统与现代、新学与旧学的争论虽然激烈，但暂时难以决出胜负，他们就像两股狂风，轮番在中国大地上起舞。没有人能置身事外，进入新式学校的钱穆，由此也开始在传统和现代混溶的空气中呼吸、选择。
四
钱穆晚年回忆果育小学和常州中学度过的六年，特意提及了四位老师，一个叫钱伯圭，一个叫华鸿模，另外两位分别是华倩朔和顾子重。
少年钱穆在政治上的开蒙主要得益于钱伯圭，他与钱穆同族，在果育小学担任体操教师。新式学校体操音乐老师难得，钱伯圭颇受重视。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记载：
一日，（钱伯圭）揽余手，问余：“闻汝能读《三国演义》，然否？”余答：“然。”伯圭师谓：“此等书可勿再读。此书一开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若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
钱伯圭主张中国政治的前途在于摒弃传统，效法西方诸国体制。对于此前在私塾课堂中仅仅了解过儒家治国理念的钱穆而言，这是他关注国际政治的开始。不仅如此，钱伯圭对统治者民族属性的看法，更让他“大吃一惊”。
伯圭师随又告余：“汝知今天我们的皇帝不是中国人吗？”余骤闻，大惊讶，云不知。归，询之先父，先父云：“师言是也。今天我们的皇帝是满洲人，我们则是汉人，你看街上店铺有满汉云云字样，即指此。”
钱伯圭对《三国演义》的意见以及对中国政治前途的判断，与当时高倡新学的知识分子同出一脉，對统治者“满族”身份的刻意强调，又与孙中山三民主义理念互有重合。毫无疑问，钱伯圭属于当时社会上“主张推翻帝制”的革命派。至于他的上司兼舅公华鸿模，展现出来的又是另外一种形象。
华鸿模在1873年33岁上中举，他不谋官职而立志于家族和乡里事务。果育小学设在华鸿模20年前盖的一个祠堂里，其经济来源为华鸿模父亲于1875年办起的义庄。果育小学开始是为华氏家族子弟而办，但到康有为等人在北京变法革新时已成了一所地方学校。在钱穆眼中，华鸿模身上无处不流露着中国传统士绅阶层的气质，以高度的自律精神，坚持着传统儒家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和彼时社会上的改良派作风颇为相近。于是，刚刚进入新式学校的钱穆，面前突然出现了两个世界。一个是钱伯圭让他看到的民族现状和国际政治的残酷，另一个是他看到的以华鸿模为代表的士大夫雅文化，两种迥异的世界都让他深感震撼。
倘若以当时社会上“改良派”与“革命派”的争锋情势观之，钱伯圭与华鸿模绝无合作共事的可能，但在果育小学，两人取得空前默契。华鸿模持守传统理念，但他未将学校作为仅供传播旧学的场所，而是摒弃“派别主义之别”，邀请新学代表钱伯圭及其同好加盟。因此，果育小学实际上是一个中西合璧、新旧结合的学校，这一特点在华倩朔和顾子重的学问背景上体现得更加明显。
华倩朔留学日本，擅长音乐，写出的白话新诗雅俗共赏，谱写的《西湖十景歌》全国传诵，同时他又教学生国文，旧学底子同样深厚。顾子重“学通新旧”，精熟地理舆地之学，“兼通中外，时发精辟之论”。两人身上，体现着新旧文化交融一体、中西文化兼容并存的可能。
在荡口果育小学，钱穆见识到了风格迥异的新旧文化和生活方式，又目睹新旧文化并非截然对立，不同的信仰主张也并非水火不容，两者的确可以兼容并存。这所学校展现出来的文化气质，基本上成为钱穆此后一生所持文化主张的底色，即便70年后，他仍然认定果育小学当年的这种风气，实际代表着中国文化在时代转变之际的最佳出路。
回忆在七十年前，离县城四十里外小市镇上之一小学校中，能网罗如许良师，皆于旧学有深厚基础，于新学能接受融会。此城一历史文化行将转变之大时代，惜乎后起者未能趁此机运，善为倡导，虽亦掀翻天地，震动一世，而卒未得大道之所当归。祸乱相寻，人才日趋凋零，今欲在一乡村再求如此一学校，恐渺茫不可复得矣。
不仅如此，荡口镇当时的尊师重教风气，同样令钱穆唏嘘感怀。 荡口虽系远离县城四十里外一小镇，其时居民之生活水准、知识程度亦不低。然其对果育诸师长皆备加敬礼。不仅有子弟在学校之家庭为然，即全镇人莫不然。倩朔师在最后一年，亦赴苏州城一中学兼课，每周往返。当其归舟在镇南端新桥进口，到黄石停泊，几驶过全镇。是日下午四五时，镇人沿岸观望。俨如神仙之自天而降。其相重视有如此。
总之，荡口的小世界，处处给少年钱穆留下友好和谐的记忆，相较此时北京、上海的“风云激荡”，这里宛如世外桃源。等到他从果育小学毕业，离开荡口前往常州中学读书后，世界不友好的一面便开始纷至沓来。
1907年夏天，“改良派”代表康有为连同保皇党人，在纽约召开中华帝国宪政会，重温宪政旧梦。“革命派”同盟会则在国内筹划起义，寻机发起暗杀活动，29岁的留日学生、有鉴湖女侠之称的秋瑾慷慨就义。对于这些轰轰烈烈的大事，12岁的钱穆似乎无心关注，在历经丧父之痛后，他投考常州中学并被录取，旋即进入到了一个崭新世界。
荡口果育小学名为新式学校，实际保留有不少私塾特征，管理方面张弛有度，钱穆未曾有水土不服之感。常州中学则是一所彻彻底底的新式学校了，一切规章制度都按新式标准严格执行，“新生”钱穆开始表现出“不合作”的态度，比如对舍监陈士辛的“挑战”。
士辛师刻削律切，兀岸自守，多封闭，少开展，终日不见笑容，亦少言辞。出布告，亦绝不着一言半句虚文浮语，只是命令，无训诲。只有禁止，无启导。时同学风气，颇知敬学尊师，奋发上进，较之近年学生似多富成年气息。唯染以前私塾积习，好顽皮恶作剧。每于不犯法中行非法事，外守法，而内喜玩法。重课业，蔑视规则，及其时通病。士辛师如影随形，监视追踪不倦。同学或集团或单独行动，能稍示反抗，即群传以为佳话，亦引以为荣。于是无大风潮，时有小嚣张。士辛师乃学校一中心人物，亦即一反抗对象。
《师友杂忆》有关常州中学的一章中，钱穆用了将近一半笔墨回忆70年前对陈士辛的种种“挑战”。若考虑到钱穆此时正值青春，有理由将其解释为生理上导致的正常叛逆，但如果阅读完他在另外一半篇幅中记述的往事，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给钱穆留下美好印象的是吕思勉和童斐（字伯章）。当时的吕思勉尚未名声大噪，在常州中学主要教授历史和地理两门课程。吕思勉教地理课，手工绘图的方式令钱穆备感新鲜，灵活的考评方式更让他大受鼓舞。
一次考试，出四题，每题当各得二十五分为满分。余一时尤爱其第三题有关吉林省长白山地势军情者。乃首答本题，下笔不能休。不意考试时间已过，不得不交卷。如是乃仅答一题。诚之师在其室中阅卷，有数同学窗外偷看，余不与，而诚之师亦未觉窗外有人。适逢余之一卷，诚之师阅毕，乃在卷后加批。此等考卷本不发回，只须批分数，不须加批语。乃诚之师批语，一纸加一纸，竟无休止。不知其批语曾写几纸，亦不知其所批何语。而余此卷只答一题，亦竟得七十五分。
另外一位老师童伯章主要教授国文课。在钱穆印象中，童先生平时木讷不言，庄严持重，但一上讲台则“判若两人，善诙谐，多滑稽，又兼动作”。
一日，讲《史记·刺客列传》 《荆轲刺秦王》。先挟一大地图上讲台，讲至图穷而匕首见一语，师在讲台上翻开地图，逐页翻下，图穷，赫然果有一小刀，师取掷之，远达课堂对面一端之墙上，刀锋直入，不落地。师遂绕讲台速走，效追秦王状。
即使过了一个世纪，今天再看这些文字记载，犹能想象那个活泼泼的课堂。
其实，吕思勉和童伯章的教学方式也是新旧结合、中西合璧的产物。吕思勉上课用彩色粉笔画地图，此为典型的现代教学法，但在学生作业上尽情批注，不拘泥标准，给予高分，又保留着传统私塾教学的影子。童伯章课外“木讷不言”，雅好昆曲，一度被学生称为“道学先生”，但其生动、灵活的上课方式，俨然把舞台剧《哈姆雷特》，从西方搬到了东方。
有了吕思勉和童伯章做参照，便可这样来理解钱穆的“叛逆“：他处处挑战陈士辛，实际上挑战的是陈士辛坚持的、纯西化的空洞教条和规章制度。反过来，钱穆和他的同学唤童伯章为“道学先生”并加以嘲讽，说明他也同样不喜欢那种原始陈腐的儒家旧文化。
荡口果育小学和常州中学，前者让钱穆看到，在个人修养和生活方式上，新旧文化交融一体、中西文化兼容并存的可能，后者让他实实在在感受到，旧为新用、中西合璧在具体教学方法中产生的独特魅力。
1910年，针对常州中学死板不知变通的教学安排，钱穆身先士卒，和校方进行“强势对话”，他选择了“罢考退学”的极端方式。经过师友调停斡旋，第二年春天决定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同年，武昌起义爆发，伴随武昌新军的枪声，清政府历经短暂的回光返照后瞬间咽气，帝国的夕阳彻底沉入海底。身处距离风暴中心不远的南京，钱穆不可能再像四年前一样，对社会上发生的“大事”熟视无睹，他在南京接受骑兵训练，与同学相约等革命军进城时双双投军。后来计划告吹，最终没能像老师钱伯圭一样，成为得势的革命派一员。
或许是宿命，或许是巧合，抱定“东西兼容、中西合璧、旧为新用”的文化主张的钱穆，此时找不到任何一个和他主张一致的派别。江山易主、学校停办，钱穆告别了自己的学生时代，他怀抱自己的信念主张回到乡下，由此开始了此后18年的乡教生涯。
五
1912年，春天的江南草长莺飞，18岁的钱穆背起行囊，离开南京回到乡下，乘船赴三兼小学任教。此时，胡适正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修读农科，并萌发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修读哲学的想法，陈寅恪正自费辗转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等高校汲取新知。武昌起义推翻清王朝，结束帝制，革命派的政治主张终于成为现实，康有为所属传统改良派的政治主张基本破产。情随事迁，次年康有为回国，曾经引领风气之先的维新运动领袖，此时却成为一个保守的人了。
钱穆于三兼小学开启教师生涯后，意识到从此升学无望，便一门心思苦读自学。他从《孟子》开始，同时精研父亲遗留的《史记》，这成为他在乡下唯一的消遣方式。1913年，钱穆离开三兼小学，转入鸿模小学任教，他以“未能接受大学教育”为人生憾事。通过阅读北大招生广告，钱穆找来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和夏曾佑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前者为投考北京大学的必读书，后者是北京大学的教科书。钱穆读之甚勤，尤其夏曾佑的著作让他获益良多。通过此书，他第一次知道今古文之分，意識到年表对于阅读史书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钱穆经人介绍，阅读了西方学者斯宾塞和穆勒所著的《名学》，遵照曾国藩的训诫全力攻读《后汉书》，养成细心读书的好习惯，并逐渐通晓清代汉学经典。钱穆自学进步很快，尤其通读《墨子》的经历，让他深切体会到了学问何为。 余购得浙江官书局本二十二子，依次读之，至《墨子》，开卷即觉有错误。心大疑，意谓官书局本不应有误。又见此书校注者乃毕沅，此人为清代大儒，不应不知其误，置而不问。姑再读之，错误续出，几乎逐页皆有。益大疑，遂奋笔从开始起逐条举出其错处，加以改正，取名《读墨暗解》。积数日，所举已多，心滋增疑。试翻商务印书馆之辞源，于墨子下，竟得《墨子间诂》一条。读之，正余所欲知。翌日，航船送来一书包，拆视赫然即孙怡让之《墨子间诂》。开卷急读，凡余所疑，孙书均已列举，更多余所不知疑者。至其改定错误处，则必有明证确据，取材渊博。回视余之《暗解》，乃如初生婴儿对七八十老人，差距太远。
尽管钱穆得知自己读书发现的种种错误，已由学者孙怡让逐条指出，但这种和大学者想法颇有重合的体验，无疑让他享受到了“读书得间”的乐趣，同时，也敏锐察觉到了自己与大学者間的巨大差距。此后他坚持“柔日读史，刚日读经”，经年累月攻读先秦子集，成为日后写出《先秦诸子系年》的前奏。
当钱穆沉浸于自学的乐趣中时，袁世凯在北京解散议会，建立独裁统治。原本发展势头良好的革命骤然陷入低谷，革命派阵营在文化主张上由此出现分化，一部分革命派继续坚持新文化，另一部分革命派转而成为维护旧文化的演进派了。坚持新文化的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大力抨击传统旧文化；从前支持新学，如今转而维护旧文化的演进派代表章太炎则坚持认为，中国文化的精髓并非一无是处，它们超越任何时代，具有恒久的普世意义。
《新青年》杂志在当时产生的影响不可谓不巨大，钱穆回忆：
时余已逐月看《新青年》杂志，新思想新潮流坌至涌来。而余已决心重温旧书，乃不为时代潮流挟卷而去。及今思之，亦余当年一大幸运也。
尽管千里之外的北京城和咫尺之遥的上海滩“新风激荡”，但由于在果育小学和常州中学所受的影响，钱穆对新文化的态度有所保留。他以“心如止水，物来不乱”的心境继续精心研读先秦诸子，与乡下的同事们讨论宗教话题、政治话题，甚至讨论共产主义，并顺利出版《论语文解》。
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身在无锡乡下的钱穆主动前往后宅初级小学当校长。使得他做此决定的原因有两个：其一，他对杜威来华的演讲内容极感兴趣，觉得中西方教育思想大有不同，想亲自做一实验，弄清楚究竟差异何在。其二，当时大家都提倡白话文，他想一探白话文对学生的利弊得失。
此时钱穆已在小学和中学授课八年。八年中，文化界发生了太多故事。师从杜威学习哲学的胡适于两年前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将新文化运动推向高潮。新文化主将们决心在社会各领域，彻底扫清陈旧的传统文化，在文学方面找到了白话文和新诗，在教育领域则找到了胡适的老师、教育家杜威。
杜威的教育思想由“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的改造”三部分贯穿，主张最好地教育就是“从生活和经验中学习”，从儿童身上发现有实际意义的东西，而非倚仗导师和课本权威。这和传统中国注重师承、信从经师权威的教育理念，可谓大相径庭。在这个背景下，钱穆主动“自降身段”，前往小学进行“实验”，透露出在一片“新风气”的大环境下，他对纯粹由西方舶来的东西心存怀疑，对自己所持的文化主张一时也拿捏不准。
钱穆的实验首先从一个叫杨锡麟的学生开始。
余出布告，课毕皆须赴操场游散，勿逗留课室中。余随巡视。有一生兀坐教室中课椅上。余问，何不赴操场。彼兀坐不动如故，亦不语。余问其姓名，亦不答。乃召班长来问之。班长告余，此人乃杨锡麟，曾犯校规，前校长命其到校后非大小便即坐课室中不许离去。余曰，此乃前校长所命，今前校长已离学校，此命令亦不存在。汝当带领其同去操场。二人遂去。不久，一群学生围拥杨锡麟来余办公室，告余，杨锡麟在操场旁水沟中捕一青蛙，将之撕成两半。一人并带来此青蛙之尸体。余曰，杨锡麟因久坐课室中，汝等所知，彼皆不知。今获与汝辈同游散，汝等所知，彼亦可渐渐学而知之。汝等当随时随地好为劝告，勿得大惊小怪，彼犯一小错误，即群来告发。以后再如此，当罚汝等，不罚杨锡麟。
从这件事的处理方式上，钱穆实践了传统教育秉持的理念，即相信每个人若加以引导，都能明白是非，从善如流。这不由让人联想到《左传》中的名句：“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余上堂，好用两种测验。在黑板上写一段文字，令诸生凝视三数遍，撤去黑板，令诸生默写。又口诵一段文字，诸生默听三数遍，令其默写。如是数次，觉杨锡麟于默听后所记常无误，意其听觉必较佳。一日，傍晚散学，余独留锡麟。余弹琴，令锡麟随而唱。音节声调果皆祥和，温雅有致。余再弹，令其再唱。余忽停弹，琴声息，而锡麟出不意，歌声仍续，意态静定，有佳趣，余大加赞赏。问，明日唱歌班上汝能一人起立独唱否，锡麟点首。又问，琴声息，汝能仍续唱如今晚否，锡麟又点首。明日，上唱歌班，余问何人愿起立独唱，锡麟举手起立。琴声息，锡麟独唱不息。诸生皆惊，鼓掌声久不息。自锡麟捕杀青蛙事被告发，诸生虽不再告发锡麟他事，然锡麟与诸生间，终若有隔阂。锡麟一人终被歧视。自此后，诸生再不歧视锡麟，锡麟意态亦渐发舒，视其前若两人。
钱穆循循善诱的方法在杨锡麟身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而在另外针对群体学生的作文课上，他则实验了“活教室教学法”。
余告诸生，出口为言，下笔为文。作文只如说话，口中如何说，笔下即如何写，即为作文。只就口中所欲说者如实写出，遇不识字，可随时发问。一日，命诸生各带石板石笔铅笔及毛边稿纸出校门，至郊外一古墓；苍松近百棵。命诸生各自择坐一树下，静观四围形势景色，各自写下。再围坐，命诸生各有陈述。何处有人忽略了，何处有人遗忘了，何处有人轻重倒置，何处有人先后失次，即据实景互作讨论。余又告诸生，今有一景，诸生多未注意。诸生闻头上风声否。因命诸生试各静听，与平日所闻风声有何不同。诸生遂各静听有顷。余又告诸生，此风因穿松针而过，松针细，又多隙，风过其间，其声飒然，与他处不同，此谓松风。试再下笔，能写其仿佛否。诸生各用苦思写出，又经讨论，余为定其高下得失。经半日，夕阳已下，乃扬长而归。如是，诸生乃以作文课为一大乐事。 如此前后几年，钱穆证明，传统教学方法和部分教育理念完全可以运用到新式学校，成功教育年轻一代。简而言之，在新文化运动日渐高涨、传统文化被弃之如敝屣的时候，钱穆确认“中西合璧、东西兼容、旧为新用”的文化主张并未过时。实验的成功加剧了钱穆的心痛，他也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此时社会上普遍认为新文化是引导中国人斗争的新力量，传统文化只是专制制度的帮凶。
此后的1922年到1927年，钱穆分别在无锡第一高等小学、厦门集美中学、无锡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任教，他一边抱定自己“中西合璧、东西兼容、旧为新用”的文化主张，在具体教学中竭力实践自己证明的教学方法和理念，同时又精研诸子之学，旁及史学，学问精进，积攒的稿子甚多。
1924年，孙中山发表三民主义，宣扬民族、民权、民生。这是中国第一个主张要有中国式公共精神的政治纲领，其实质是在中国实行民主、民生的同时又不抛弃中国文化。钱穆听闻大为振奋，1927年秋天，他到苏州省立中学任教，顺势出版《国学概论》。在这本书中，钱穆认为中国文化经历三千年的发展变化，每一次的变更都吸取新的成分，巩固了文化中的精华，适应了不同时代的需要。他正面否定了新文化运动高喊的“中国传统文化僵死说”，也在无意识中，给孙中山三民主义间接做了注脚。为了让学校开门宣扬中国文化，钱穆可谓不遗余力。
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北方大批学者南下躲避战祸，其中就包括胡适的弟子、古史辨派领袖、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顾颉刚。1929年，36岁的顾颉刚经过苏州，与钱穆相识。
那时的顾颉刚以“古史是层累的造成”的学术创见名扬海内外，这是一种此前未曾有过的、解释和理解历史的新鲜理论。简而言之，顾颉刚认为儒家所说的上古人物几乎都是编造出来的，而且人物生活的年代距离我们越远，这个历史人物被“创造”的年代距离我们就越近。他的理论，无疑对“消解儒学权威，抨击传统文化”帮助甚大，深得“新文化”领袖胡适赏识。
顾颉刚匆匆读完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纸稿，甚为佩服，直言钱穆不宜在中小学任教，应到大学主讲历史，并力邀他北上。那么，《先秦诸子系年》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这本书仍然属于传统考据之作，重点指出了传统经史典籍中存在的种种谬误，并加以纠正。考证严密，结构严谨，钱穆自己比喻，“此书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中则首尾呼应”。若单纯以此书的特点而论之，钱穆和顾颉刚的学术研究方法属于一个路子，就是纯粹地考证史料。因此，顾颉刚力邀钱穆，一方面是被钱穆的学问折服，另一方面，他从这本书里嗅到了“质疑儒学传统”的味道，认为钱穆大概和他一样，隶属新文化阵营。可惜，顾颉刚误判了！
1930年，钱穆为报顾颉刚的知遇之恩，将写成的《刘向歆父子年谱》投给顾颉刚主编的《燕京学报》。伴随这篇论文的发表，钱穆的人生，从此开启另外一番崭新面貌。
六
1930年《燕京学报》第七期刊登署名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北京学术界一片震动。胡适在同年10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昨今两日读钱穆（宾四）先生的《刘向歆父子年谱》。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他不信《新学伪经考》，立二十八事不可通以驳之。”
在这篇文章中，钱穆利用一本《汉书》，经过对刘向、刘歆父子一生主要事迹的细致考查，依次指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的28处错误。此时，康有为去世已有三年，1891年从发表的《新学伪经考》算起，“古文经为伪经”的定论把持学术界已长达40年之久，钱穆这篇文章一出，一举扭转此等局面。此前北平各大学开设的经学课程，大多主张康有为的今文家言，《刘向歆父子年谱》发表后，各校经学课程均相继停开，要说钱穆彻底终结了康有为的时代，也并不为过。不仅如此，康有为当年开启的疑古学风，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甚至发展为对所有传统文化典籍的否定和对固有文化的怀疑。钱穆此时对康有为“疑古之作”的否定，一方面有助于稍稍遏止学术界愈演愈烈的疑古风气，另一方面，也可将其视作“向疑古派表明立场”的宣言，以及与傅斯年等极端实证主义者分道扬镳的前奏。
总之，身在苏州的钱穆一举成名，他接受了顾颉刚的邀约，决定进京。
1930年秋天，36岁的钱穆乘轮船辗转北上，前方等待他的是燕京大学的一席教职。这一年，被晚年的钱穆视为“生活上之一大变”。未去北平前，他独处南方、居于乡镇，远离舆论中心，一心抱定自己的文化主张，默默耕耘。进入北平后一切都不一样了，站在舆论第一线，钱穆被动地卷入文化论战，如他所言，一上讲台“如登辩论场”。
钱穆先在燕京大学教学一年。他对燕京大学用英文字母命名教学楼的现象颇有微词。经过建议，校方改用中文翻译替代，钱穆认为“论其实，仍是西方精神”。由此可见，从江南来到北平后，钱穆依旧不改初衷，对中国传统文化抱定希望，反对一味西化。燕京大学本为一教会学校，西方文化的氛围要远远浓过中国传统，这对钱穆而言，自然“不甚痛快”。一学年结束，北京大学发来聘书，钱穆从此站上了当时中国最高学府的讲堂。
北京大学不仅是当时中国最高学术殿堂，同时也是一处舆论漩涡。这里云集着彼时社会上不同流派、不同主张的学人代表。概而言之，主要分为两派，其中一派是以辜鸿铭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守旧派，另外一派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派。钱穆历来主张文化上“东西兼容、中西合璧、旧为新用”，既不认同传统文化守旧派，也不认可倡导西化的新文化派，他无疑成了一个另类。
此时，北平的文化论战经过“如何理解历史”的话题后，转向了“如何创造历史”。继顾颉刚“古史是层累的造成“学说之后，浸润西学的傅斯年，又在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主张考证中国历史，走向极端的实证主义。钱穆对这种眼中只有历史材料，而不理会道德精神的纯西学路子颇不认同，他认为历史材料就是一个个散落的铜钱，贯穿历史的传统道德精神是麻绳，只有将传统道德精神与历史材料结合起来，才能发挥真正的学术价值、展示真实的历史面貌。也正是在此时，钱穆与傅斯年、顾颉刚、胡适等人在学术主张上的差异，终于全面显现，彻底“水落而石出”。
傅斯年的学术主张受到了政府支持。习惯了“单打独斗”的钱穆决定要凭借一己之力，重振中国历史。
他先是在北大开设“近三百年学术史”讲座，弥补康有为在学术上的所失，揭示康有为当年利用《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歪曲学术，以达到政治目的的真相。继而又在1933年力排众议，独自担任中国通史课程教师，试图向学生说明历史一以贯之，可以融会贯通，绝非仅仅考证零碎的史料。
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篇叙述那个场景，1933年的钱穆在北平太庙潜心准备课程讲义。那天下午，他卷起稿纸离开古老的太庙后，孤身穿过洋溢现代气息的王府井大街，一直走向北大沙滩红楼。第二天，被钱穆独树一帜的讲课方式吸引而来的学生早已挤满阶梯教室，其中有后来誉满海内外的杨联升，有“宋史第一人”之称的邓广铭，还有新文化主将钱玄同的儿子。钱穆走进教室，环视一周，迈上讲坛后站定，用一口浓重的无锡官话，声若洪钟，慷慨激昂地开讲中国历史独有的规律和模式。
七年之后，钱穆孤身寓居昆明蒙自西山岩泉寺，他把在北大讲堂上的所思所言，从头梳理、增删几番、润色修改，正式交付商务印书馆出版，起名《国史大纲》。在本书序言部分，他仍然用简短的几句话，重申了自己对传统文化的一贯主张：
1.任何一国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2.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3.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
《国史大纲》于全面抗战期间诞生，蕴含的种种历史文化精神，激励了无数爱国青年。钱穆在本书中，重点阐述中国历史上的强盛时代，督促无数国人抱定“救亡图存、中华必胜”的信念。同时，借助《国史大纲》的持续走俏，钱穆的文化主张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他那种看起来“保守顽固”的思想，与新文化色彩浓厚的北大文化圈，逐渐显得格格不入。五年后，抗戰胜利，三校北返，钱穆离开西南联大（今北京大学），余生再未登临北大讲堂。
责编：梁红
民国二十二年，也就是1933年的一个下午，北平太庙几棵参天古柏下的草坪上，一位身着长衫的中年人左手捧书，右手执笔，埋首茶几，在一摞泛黄的稿纸上勾勾画画，其间若有侍者近前添茶倒水，他就稍稍抬头，扶正眼镜，对侍者含笑示意。此刻，与古柏一箭之遥的亭殿高门紧锁，琉璃瓦缝间的几株劲草顾盼摇曳，哨鸽在瓦蓝色的天空盘旋飞舞着，汉白玉拱桥上偶有孩童嬉笑玩闹，一阵舒爽的秋风掠过，园内顿时夕阳散乱，树影斑驳。几片架在红墙上的黄叶随风飘进了草坪，中年人掩卷落笔，饮尽最后一杯淡茶后起身掸尽衣衫上的风尘，弯腰捡起黄叶，凑近鼻尖闻一闻，又立刻藏进袖筒里去了。
此时的北平正值初秋季节，萦绕京城整整一个夏季的暑热早已消散殆尽。中年人告别茶摊老板，转出草坪，把卷有文稿的布包夹在腋下，来到亭殿前站定。他将亭殿通体打量过一圈，目光留在了黄中泛黑的铜锁上。沉默几秒后，他摇摇头，掏出藏在袖筒里的黄叶，近前几步，置于殿门前的汉白玉石阶，随之转身疾行，一路走出太庙东门。
这个中年人就是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的钱穆。
这一年，钱穆38岁，在被他视为“讲课如登辩论场”的北京大学刚刚开启第三年授课生涯。不过，与此前两年不同的是，这一年钱穆在继续开设上古史和秦汉史两门课以外，还独自承担起了一门中国通史课程。
按照当时北平高校的惯例，通史课程一般由治各断代史专精者依次接力，合力完成，北大亦循其旧。钱穆对这样的讲授方式颇为不满，他屡次在课堂上对学生直言不讳道：“我们的通史一课实不大通。我今天在此讲，不知前一堂何人在此讲些什么，又不知下一堂来何人在此讲些什么。不论所讲谁是谁非，但彼此实无一条线通贯而下，诸位听此一年课，将感头绪纷繁，摸不到要领，故通史一课，实增诸位之不通，恐无其他可得。”
很快，课堂上的言论传到了校方那里，钱穆的意见得到了尊重。校方认为通史由多人分讲的确不妥，但由一人独授也殊为不易，两相折中，通史课程可改由钱穆讲授前半部，陈寅恪讲授后半部。钱穆闻讯，力排众议，自言“一人可任全部，不待与别人分任”。
事实上，校方“通史由一人独授殊为不易”的担忧不无道理。20世纪30年代，新文化运动刚刚过去不到二十年，知识分子运用现代学术方法研究中国学问的技术也未臻成熟，在新方法和新理论下，若要凭借一己之力穷尽五千年史籍，时人多生“力有不逮”之感。为避免学不精、专不透，学者大多选择某一断代进行专门研究。在此现实情况下，无论出于课程质量的考虑，还是对教師精力的照顾，“聘请不同学者分任通史各断代”也合乎情理，倒是钱穆的两次“要求”颇显“任性”。出乎意料的是，北大继续尊重了钱穆的意见，正式聘任他独讲中国通史课程，并特意为其安排了一名助教。
独自承担通史课程，上窥远古，下涉清末，尤其考验学者的精力和学力。按照钱穆的想法，“通史一课必于一学年之规定时间内讲授完毕，绝不有首无尾，中途停止，有失讲通史一课之精神”，该课最终设计为一周两堂，每堂两小时。钱穆当时暂居汤用彤家，地处南池子，距离太庙最近，于是，每周上课的前一天下午，他便携带书卷，步行至太庙的参天古柏下面，置身桌椅，摊开纸笔，泡一壶茶，与香火尽熄、已成遗迹的帝王家庙做伴，在北京的舒爽秋风中，仔细撰写、推敲、改订第二天的课程讲义。
五十多年后，定居台北素书楼、双目失明、“与书本绝缘”的钱穆口述《师友杂忆》时，思绪至此，不禁深情讲道：“余于后午去，必薄暮始归，反复思索，通史全部课程纲要始获写完。或漫步，或偃卧，发思古幽情，一若惟此最相宜。”
二
不得不承认，北大校方对青年教师钱穆足够尊重宽容。
如果我们愿意把目光顺着历史的时间轴往回再延伸一些，不难发现，20世纪分别由蔡元培和蒋梦麟主政时的北大，“对教师给予最大限度的宽容”几乎形成了一股风气，比如蔡元培不计较梁漱溟的文凭，聘请其入职北大哲学门，不计较胡适的学历，使其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教授。若再细细追索，又可察觉，北大的“宽容”并非无的放矢，其实质是校方对学者自身学问的认可。梁漱溟凭借的是《究元诀疑论》中的缜密哲思，胡适倚仗的是他不同凡响的眼光和见识，至于乡村小学出身的钱穆，一切都和一篇叫《刘向歆父子年谱》的文章有关。
1930年，人近中年的钱穆在《燕京学报》正式发表了这篇文章。不过，若想理解钱穆坚持独自承担通史课程的动机，一窥《刘向歆父子年谱》的真正价值，就必须重回钱穆的少年时代，梳理他和一位学者兼政治家的关系，这个人就是康有为。
钱穆出生于1895年7月的江苏无锡七房桥，就在这一年春天，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在黄海，北洋水师与日本舰队狭路相逢，激战四个钟头后，北洋水师伤亡惨重，旋即遭遇“全军覆没”的惨败，李鸿章背着沦为“民族罪人”之风险，奉命远赴东洋，与日本内阁签订被后世定为“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举国震动，一时间，“四万万人齐下泪”，官员们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抵制和约的上书运动，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诸部官员均有大规模联名上书，各省封疆大吏半数也参与其中。在官员策动下，入京参加完会试、等待发榜的举人们同样热情高涨，康有为和弟子梁启超便是其中之一。
康有为时年37岁，梁启超22岁，他们率领举子，打算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很快，一篇洋洋万言的《上今上皇帝书》在这对师生的快笔下诞生，悲愤激昂的举人们陆续赶到松筠庵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按照康梁的计划，他们将携带此书，连同京城数千名闻讯后主动响应的市民，一路前往位于西城旧刑部街的都察院，呈请当值官员代奏“圣上”。数年后，康有为在其自传性质的《我史》中，竭力铺陈甚至夸张了这次活动。
康有为成长于19世纪中期的官僚家庭，对自鸦片战争以来清王朝遭遇的屡次挫败感受颇多，浸润在传统文化的书山辞海里，和当时许多饱学鸿儒一样，他同样思索着“如何救中国”的大问题，但也同样屡屡碰壁不得其门。康有为21岁时接触到西方思想，转向西学，从此走上和一般儒学士子稍有不同的思考路径。在中西思想的激烈碰撞下，他坚定了“中国若要兴，非变法不可”的信念。1888年，踌躇满志的康有为借顺天府乡试之机，第一次尝试将变法主张“上达天听”，却受阻未能成功。现实的挫败使他清醒认识到“因循守旧思想”在政界的根深蒂固。于是，康有为从京师退回广州，开办万木草堂，把梁启超收归座下，同时寻求变法捷径，写成《新学伪经考》。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过一场文化专制运动，除了少部分官方指定书目外，其他书皆遭焚毁，其中就包括儒学典籍。汉武帝时期，儒学尊为官学，儒家典籍被奉为经书。逃过“秦火”流传下来的、用先秦文字写成的经书称为古文经，通过学者口述，用西汉隶书重写的经书被称为今文经。古文经和今文经自诞生之日起，在内容和思想上就分歧不少，由此形成今古文之争。官学的诱人位置，导致儒学内部的学术争鸣往往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总体来说，今文经在西汉前期和中期走红官学，而古文经在西汉末至东汉一朝被奉为正统。古文经之所以能超越今文经，主要得益于学者刘歆的努力。刘歆在汉成帝时期担任校书郎，“争立古文经传于学官”，屡遭排挤，到王莽新朝建立，他帮助“好古”的王莽推行古法，由此古文经正式晋升官学正统，被后世统治者青睐。
康有为主研今文经学，他在《新学伪经考》中认定，历代帝王官僚尊崇的“古文经”都由刘歆伪造，属于“伪经”，刘歆制造伪经的最终目的是帮助王莽篡夺西汉政权，所以古文经学是新莽一朝之学，只能称之“新学”。一石激起千层浪，《新学伪经考》在学术界掀起轩然大波，对于那些尊“古文经”为圣典、宁死不越雷池一步的官僚士大夫而言，康有为的结论不啻为晴天霹雳。很快，《新学伪经考》遭到第一次禁绝。但是，这本书的横空出世，让时人对统治者奉为祖训、不可冒犯的旧学不再毫无理由地信服，同样地，由旧学理论支撑的、所谓不可更张的“汉家制度”也開始动摇，这正是康有为写下此书的真正目的。
如果1888年的第一次上书，是康有为“投石问路”之举，《新学伪经考》的出版，乃康有为“牛刀小试”之作，那么，1895年甲午海战后的第二次“上书”，就是他的正式登台亮相了。这一次，康有为等人的主张终于被光绪皇帝注意，康有为借有利局势，再次撰写《孔子改制考》，认为“六经”皆孔子为托古改制而作，尧、舜等都是孔子改制假托的圣王，他将官僚士大夫心目中“述而不作”的孔子，论证为“改制先锋”。随后，光绪皇帝召康梁入宫，共商“变法大计”，《新学伪经考》的封印暂时解除，和《孔子改制考》成为康有为扫清“阻碍变法思想”的有力武器。
当康有为在北京挥起两本著作大刀阔斧地改革时，钱穆尚是无锡乡下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孩，他对正在北京发生的“大事”断然不会有任何刻骨铭心的记忆。此时的康有为也断然不会想到，三十多年后，这个尚在襁褓的婴孩将对自己手持的大作进行一番彻头彻尾的“评析”。
后来的结果，正如我们今天了解的那样，轰轰烈烈的改革失败了！
1898年秋天，年轻的皇帝在紫禁城内与臣子相拥而泣，他们心有不甘地做了最终告别。几个时辰后，暂居颐和园的慈禧太后返回大内，囚禁光绪皇帝，康梁二人连夜出逃京师。慈禧太后迅速对有关变法的一切进行了清算，谭嗣同泣血北京菜市口，康梁遭到通缉。耐人寻味的是，慈禧太后保留了京师大学堂。14年后，这所学堂改称大学，这便是日后钱穆讲授通史课程的北京大学。
三
伴随康梁变法失败，《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遭遇二度禁绝。但历史并不打算就此放过垂死挣扎的清王朝，《辛丑条约》、日俄战争接踵而至，统治者的步履维艰，凸显出了当年康梁变法的价值。康有为两本著作中倡导的“变法革新”精神契合了此后社会的舆论潮流，被有识之士遵奉，康有为本人一时成为“引领风气之先”的偶像。由于国情需要，学术为政治让了路，《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中的学术问题不再那么重要，尤其《新学伪经考》中的学术论断，一时几乎成为定论！
钱穆的幼年时期正值康梁思想传遍宇内的时代。
江苏无锡太湖地处江南，自古人文荟萃，尤其在“小学”（训诂考据之学）兴盛的清朝，钱嘉学派的主力军，譬如顾炎武、钱大昕、王念孙等人大多出生于此，旧学根基在太湖周边区域尤为牢固。同时，近代中国，东南沿海又引领风气之先，无锡地区临近上海，算得上最早接触到西学的区域。可以说，传统与现代两种风气在钱穆的家乡同时交汇混溶了。
钱穆七岁进入私塾，按部就班地接受传统旧学教育，依次诵读学习儒家“四书”“五经”。他自幼聪慧，对语言文字的领悟力颇得老师夸奖。晚年钱穆经常提及这样一件往事：幼年时他读到《论语》“学而时习之”，看到朱熹把“习”字注解为“鸟数飞”，心有不解。忽有一日，在院中看到鸟雀练习飞翔，不禁茅塞顿开，心旷神怡，懵懵懂懂中领悟到了文言文的生动魅力。纸上文字和自然生活发生互动，古圣先贤的智慧以一种活泼泼的方式在眼前呈现，这对钱穆的心灵触动是巨大的，他由此生出“如果读者能心领神会，就不存在僵死的文字”的想法。这一观点直接影响了钱穆对历史及文学的看法，甚至可以将其视为此后他与提倡新文化、新文学的胡适等人不合的根源之一。
在私塾接受古文启蒙的三年中，还有两件东西让钱穆终生难忘，其中之一是祖父手抄的儒家“五经”，上面还有祖父当年灯下夜读时留下的泪泪斑痕，其中之二是祖父圈点批注的木刻本《史记》，上面留有清朝“桐城三祖之一”方苞的评点。“五经”与《史记》分别代表儒学和史学的精髓，钱穆的父亲继承了这些东西，在其短暂的一生中青灯枯坐、勤恳研习，给幼年钱穆留下深刻印象。据钱穆回忆，他八岁时听到父亲对兄长传授读书诀窍：“读书当有言外之意，写一字，或有三字未写，写一句，或有三句未写。遇此等处，当用自己的聪明始解读书。”毫无疑问，父亲的言传身教影响了钱穆，他此后一生的学术探索，大多围绕《史记》与儒家“五经”展开，在漫长的教学生涯里，他也常常将父亲当年的读书方法介绍给自己不同年龄段的学生。
值得注意的是，钱穆父亲的读书方法，正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学家擅长的读书路径，他们推崇《公羊春秋》，主张发掘经书文字间隐含的“微言大义”，阐发原文未能说清道明的真理，并将现实政治与之加以联系。由此可见，康有为今文经学在当时社会影响之大、传播范围之广。
三年私塾经历看似短暂，却润物无声地奠定了钱穆一生的学术基调。其一，他在潜意识中确定了对史学与儒学的兴趣；其二，他坚信经由文字记录的文学或历史，本质上都是生动活泼的；其三，他领悟到了“发微探幽、钩沉索引”的读书方法，开始朝训诂考据的路径走去。当然，还有不易察觉的一点，经由父亲的传授，钱穆和康有为此时也间接发生了关联。 1905年，清政府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正式取消科举、开设新学，时年十岁的钱穆也在前一年告别私塾，进入新式学校，1904-1910年，他分别就读于荡口的果育小学和常州中学。这六年间，统治中国近二百七十年的清政府，犹如一位病入膏肓的老人，卧榻紫禁城内，经历着死亡前的回光返照。而在紫禁城外，广阔无垠的天地波谲云诡，历史的涛声此起彼伏，一浪接过一浪。
当年，日本明治维新的空前成功，使“儒生兼改革家”于一身的康有为找到了一条可以效法的救国路径，君主立宪制“保留帝位”的特征，也使年轻的光绪皇帝决定放手一搏。君臣二人小心翼翼地用“革新”的字眼，试图完成权力转化。变法失败后，康有为迅速“效申包胥之哭，奉诏出外求救”，把革新思想留在了大陆。康有为走了，新的力量很快补充进来，通过严复的努力，进化论思想随之传入中国，并被知识分子用来解释现实政治的前途。待时间跨过19世纪，京师大学堂派往海外求学的“新人”也陆陆续续回来了。
1905年，当康有为还在异国他乡完善“君主立宪”的设想时，另外一批熏习新风的南方年轻人打算在他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他们舍弃“革新”字眼，直接打出“革命”的旗号。此时的中国，出现了两股与清王朝进行“救亡斗争”的力量，其中之一是康有为代表的维新派，因其保留帝制的主张，也被称之为传统改良派，其中之二是以孙中山、章太炎以及留学生为代表的革命派，他们主张彻底推翻帝制。改良派和革命派，两派力量针锋相对，围绕传统与现代、新学与旧学的问题进行激烈争论。革命派“推翻帝制”的主张在“进化论”那里找到理论支撑，“留学生”熏习地球先进文明后，顺着进化论逻辑，也由此否定中国旧有的传统文化，加之面对“西方文明冲击”，以传统文明为构建根基的清政府频频展示羸弱之态，传统文明的价值也就一并被看衰了。
不过，1905年的中国还未完全走出帝制，科举制度又刚刚取消，旧学出身、以“守死善道”自居的儒生群体还数以万计，传统文化的价值依旧被大部分中国人牢牢信奉。因此，传统与现代、新学与旧学的争论虽然激烈，但暂时难以决出胜负，他们就像两股狂风，轮番在中国大地上起舞。没有人能置身事外，进入新式学校的钱穆，由此也开始在传统和现代混溶的空气中呼吸、选择。
四
钱穆晚年回忆果育小学和常州中学度过的六年，特意提及了四位老师，一个叫钱伯圭，一个叫华鸿模，另外两位分别是华倩朔和顾子重。
少年钱穆在政治上的开蒙主要得益于钱伯圭，他与钱穆同族，在果育小学担任体操教师。新式学校体操音乐老师难得，钱伯圭颇受重视。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记载：
一日，（钱伯圭）揽余手，问余：“闻汝能读《三国演义》，然否？”余答：“然。”伯圭师谓：“此等书可勿再读。此书一开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若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
钱伯圭主张中国政治的前途在于摒弃传统，效法西方诸国体制。对于此前在私塾课堂中仅仅了解过儒家治国理念的钱穆而言，这是他关注国际政治的开始。不仅如此，钱伯圭对统治者民族属性的看法，更让他“大吃一惊”。
伯圭师随又告余：“汝知今天我们的皇帝不是中国人吗？”余骤闻，大惊讶，云不知。归，询之先父，先父云：“师言是也。今天我们的皇帝是满洲人，我们则是汉人，你看街上店铺有满汉云云字样，即指此。”
钱伯圭对《三国演义》的意见以及对中国政治前途的判断，与当时高倡新学的知识分子同出一脉，對统治者“满族”身份的刻意强调，又与孙中山三民主义理念互有重合。毫无疑问，钱伯圭属于当时社会上“主张推翻帝制”的革命派。至于他的上司兼舅公华鸿模，展现出来的又是另外一种形象。
华鸿模在1873年33岁上中举，他不谋官职而立志于家族和乡里事务。果育小学设在华鸿模20年前盖的一个祠堂里，其经济来源为华鸿模父亲于1875年办起的义庄。果育小学开始是为华氏家族子弟而办，但到康有为等人在北京变法革新时已成了一所地方学校。在钱穆眼中，华鸿模身上无处不流露着中国传统士绅阶层的气质，以高度的自律精神，坚持着传统儒家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和彼时社会上的改良派作风颇为相近。于是，刚刚进入新式学校的钱穆，面前突然出现了两个世界。一个是钱伯圭让他看到的民族现状和国际政治的残酷，另一个是他看到的以华鸿模为代表的士大夫雅文化，两种迥异的世界都让他深感震撼。
倘若以当时社会上“改良派”与“革命派”的争锋情势观之，钱伯圭与华鸿模绝无合作共事的可能，但在果育小学，两人取得空前默契。华鸿模持守传统理念，但他未将学校作为仅供传播旧学的场所，而是摒弃“派别主义之别”，邀请新学代表钱伯圭及其同好加盟。因此，果育小学实际上是一个中西合璧、新旧结合的学校，这一特点在华倩朔和顾子重的学问背景上体现得更加明显。
华倩朔留学日本，擅长音乐，写出的白话新诗雅俗共赏，谱写的《西湖十景歌》全国传诵，同时他又教学生国文，旧学底子同样深厚。顾子重“学通新旧”，精熟地理舆地之学，“兼通中外，时发精辟之论”。两人身上，体现着新旧文化交融一体、中西文化兼容并存的可能。
在荡口果育小学，钱穆见识到了风格迥异的新旧文化和生活方式，又目睹新旧文化并非截然对立，不同的信仰主张也并非水火不容，两者的确可以兼容并存。这所学校展现出来的文化气质，基本上成为钱穆此后一生所持文化主张的底色，即便70年后，他仍然认定果育小学当年的这种风气，实际代表着中国文化在时代转变之际的最佳出路。
回忆在七十年前，离县城四十里外小市镇上之一小学校中，能网罗如许良师，皆于旧学有深厚基础，于新学能接受融会。此城一历史文化行将转变之大时代，惜乎后起者未能趁此机运，善为倡导，虽亦掀翻天地，震动一世，而卒未得大道之所当归。祸乱相寻，人才日趋凋零，今欲在一乡村再求如此一学校，恐渺茫不可复得矣。
不仅如此，荡口镇当时的尊师重教风气，同样令钱穆唏嘘感怀。 荡口虽系远离县城四十里外一小镇，其时居民之生活水准、知识程度亦不低。然其对果育诸师长皆备加敬礼。不仅有子弟在学校之家庭为然，即全镇人莫不然。倩朔师在最后一年，亦赴苏州城一中学兼课，每周往返。当其归舟在镇南端新桥进口，到黄石停泊，几驶过全镇。是日下午四五时，镇人沿岸观望。俨如神仙之自天而降。其相重视有如此。
总之，荡口的小世界，处处给少年钱穆留下友好和谐的记忆，相较此时北京、上海的“风云激荡”，这里宛如世外桃源。等到他从果育小学毕业，离开荡口前往常州中学读书后，世界不友好的一面便开始纷至沓来。
1907年夏天，“改良派”代表康有为连同保皇党人，在纽约召开中华帝国宪政会，重温宪政旧梦。“革命派”同盟会则在国内筹划起义，寻机发起暗杀活动，29岁的留日学生、有鉴湖女侠之称的秋瑾慷慨就义。对于这些轰轰烈烈的大事，12岁的钱穆似乎无心关注，在历经丧父之痛后，他投考常州中学并被录取，旋即进入到了一个崭新世界。
荡口果育小学名为新式学校，实际保留有不少私塾特征，管理方面张弛有度，钱穆未曾有水土不服之感。常州中学则是一所彻彻底底的新式学校了，一切规章制度都按新式标准严格执行，“新生”钱穆开始表现出“不合作”的态度，比如对舍监陈士辛的“挑战”。
士辛师刻削律切，兀岸自守，多封闭，少开展，终日不见笑容，亦少言辞。出布告，亦绝不着一言半句虚文浮语，只是命令，无训诲。只有禁止，无启导。时同学风气，颇知敬学尊师，奋发上进，较之近年学生似多富成年气息。唯染以前私塾积习，好顽皮恶作剧。每于不犯法中行非法事，外守法，而内喜玩法。重课业，蔑视规则，及其时通病。士辛师如影随形，监视追踪不倦。同学或集团或单独行动，能稍示反抗，即群传以为佳话，亦引以为荣。于是无大风潮，时有小嚣张。士辛师乃学校一中心人物，亦即一反抗对象。
《师友杂忆》有关常州中学的一章中，钱穆用了将近一半笔墨回忆70年前对陈士辛的种种“挑战”。若考虑到钱穆此时正值青春，有理由将其解释为生理上导致的正常叛逆，但如果阅读完他在另外一半篇幅中记述的往事，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给钱穆留下美好印象的是吕思勉和童斐（字伯章）。当时的吕思勉尚未名声大噪，在常州中学主要教授历史和地理两门课程。吕思勉教地理课，手工绘图的方式令钱穆备感新鲜，灵活的考评方式更让他大受鼓舞。
一次考试，出四题，每题当各得二十五分为满分。余一时尤爱其第三题有关吉林省长白山地势军情者。乃首答本题，下笔不能休。不意考试时间已过，不得不交卷。如是乃仅答一题。诚之师在其室中阅卷，有数同学窗外偷看，余不与，而诚之师亦未觉窗外有人。适逢余之一卷，诚之师阅毕，乃在卷后加批。此等考卷本不发回，只须批分数，不须加批语。乃诚之师批语，一纸加一纸，竟无休止。不知其批语曾写几纸，亦不知其所批何语。而余此卷只答一题，亦竟得七十五分。
另外一位老师童伯章主要教授国文课。在钱穆印象中，童先生平时木讷不言，庄严持重，但一上讲台则“判若两人，善诙谐，多滑稽，又兼动作”。
一日，讲《史记·刺客列传》 《荆轲刺秦王》。先挟一大地图上讲台，讲至图穷而匕首见一语，师在讲台上翻开地图，逐页翻下，图穷，赫然果有一小刀，师取掷之，远达课堂对面一端之墙上，刀锋直入，不落地。师遂绕讲台速走，效追秦王状。
即使过了一个世纪，今天再看这些文字记载，犹能想象那个活泼泼的课堂。
其实，吕思勉和童伯章的教学方式也是新旧结合、中西合璧的产物。吕思勉上课用彩色粉笔画地图，此为典型的现代教学法，但在学生作业上尽情批注，不拘泥标准，给予高分，又保留着传统私塾教学的影子。童伯章课外“木讷不言”，雅好昆曲，一度被学生称为“道学先生”，但其生动、灵活的上课方式，俨然把舞台剧《哈姆雷特》，从西方搬到了东方。
有了吕思勉和童伯章做参照，便可这样来理解钱穆的“叛逆“：他处处挑战陈士辛，实际上挑战的是陈士辛坚持的、纯西化的空洞教条和规章制度。反过来，钱穆和他的同学唤童伯章为“道学先生”并加以嘲讽，说明他也同样不喜欢那种原始陈腐的儒家旧文化。
荡口果育小学和常州中学，前者让钱穆看到，在个人修养和生活方式上，新旧文化交融一体、中西文化兼容并存的可能，后者让他实实在在感受到，旧为新用、中西合璧在具体教学方法中产生的独特魅力。
1910年，针对常州中学死板不知变通的教学安排，钱穆身先士卒，和校方进行“强势对话”，他选择了“罢考退学”的极端方式。经过师友调停斡旋，第二年春天决定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同年，武昌起义爆发，伴随武昌新军的枪声，清政府历经短暂的回光返照后瞬间咽气，帝国的夕阳彻底沉入海底。身处距离风暴中心不远的南京，钱穆不可能再像四年前一样，对社会上发生的“大事”熟视无睹，他在南京接受骑兵训练，与同学相约等革命军进城时双双投军。后来计划告吹，最终没能像老师钱伯圭一样，成为得势的革命派一员。
或许是宿命，或许是巧合，抱定“东西兼容、中西合璧、旧为新用”的文化主张的钱穆，此时找不到任何一个和他主张一致的派别。江山易主、学校停办，钱穆告别了自己的学生时代，他怀抱自己的信念主张回到乡下，由此开始了此后18年的乡教生涯。
五
1912年，春天的江南草长莺飞，18岁的钱穆背起行囊，离开南京回到乡下，乘船赴三兼小学任教。此时，胡适正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修读农科，并萌发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修读哲学的想法，陈寅恪正自费辗转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等高校汲取新知。武昌起义推翻清王朝，结束帝制，革命派的政治主张终于成为现实，康有为所属传统改良派的政治主张基本破产。情随事迁，次年康有为回国，曾经引领风气之先的维新运动领袖，此时却成为一个保守的人了。
钱穆于三兼小学开启教师生涯后，意识到从此升学无望，便一门心思苦读自学。他从《孟子》开始，同时精研父亲遗留的《史记》，这成为他在乡下唯一的消遣方式。1913年，钱穆离开三兼小学，转入鸿模小学任教，他以“未能接受大学教育”为人生憾事。通过阅读北大招生广告，钱穆找来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和夏曾佑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前者为投考北京大学的必读书，后者是北京大学的教科书。钱穆读之甚勤，尤其夏曾佑的著作让他获益良多。通过此书，他第一次知道今古文之分，意識到年表对于阅读史书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钱穆经人介绍，阅读了西方学者斯宾塞和穆勒所著的《名学》，遵照曾国藩的训诫全力攻读《后汉书》，养成细心读书的好习惯，并逐渐通晓清代汉学经典。钱穆自学进步很快，尤其通读《墨子》的经历，让他深切体会到了学问何为。 余购得浙江官书局本二十二子，依次读之，至《墨子》，开卷即觉有错误。心大疑，意谓官书局本不应有误。又见此书校注者乃毕沅，此人为清代大儒，不应不知其误，置而不问。姑再读之，错误续出，几乎逐页皆有。益大疑，遂奋笔从开始起逐条举出其错处，加以改正，取名《读墨暗解》。积数日，所举已多，心滋增疑。试翻商务印书馆之辞源，于墨子下，竟得《墨子间诂》一条。读之，正余所欲知。翌日，航船送来一书包，拆视赫然即孙怡让之《墨子间诂》。开卷急读，凡余所疑，孙书均已列举，更多余所不知疑者。至其改定错误处，则必有明证确据，取材渊博。回视余之《暗解》，乃如初生婴儿对七八十老人，差距太远。
尽管钱穆得知自己读书发现的种种错误，已由学者孙怡让逐条指出，但这种和大学者想法颇有重合的体验，无疑让他享受到了“读书得间”的乐趣，同时，也敏锐察觉到了自己与大学者間的巨大差距。此后他坚持“柔日读史，刚日读经”，经年累月攻读先秦子集，成为日后写出《先秦诸子系年》的前奏。
当钱穆沉浸于自学的乐趣中时，袁世凯在北京解散议会，建立独裁统治。原本发展势头良好的革命骤然陷入低谷，革命派阵营在文化主张上由此出现分化，一部分革命派继续坚持新文化，另一部分革命派转而成为维护旧文化的演进派了。坚持新文化的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大力抨击传统旧文化；从前支持新学，如今转而维护旧文化的演进派代表章太炎则坚持认为，中国文化的精髓并非一无是处，它们超越任何时代，具有恒久的普世意义。
《新青年》杂志在当时产生的影响不可谓不巨大，钱穆回忆：
时余已逐月看《新青年》杂志，新思想新潮流坌至涌来。而余已决心重温旧书，乃不为时代潮流挟卷而去。及今思之，亦余当年一大幸运也。
尽管千里之外的北京城和咫尺之遥的上海滩“新风激荡”，但由于在果育小学和常州中学所受的影响，钱穆对新文化的态度有所保留。他以“心如止水，物来不乱”的心境继续精心研读先秦诸子，与乡下的同事们讨论宗教话题、政治话题，甚至讨论共产主义，并顺利出版《论语文解》。
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身在无锡乡下的钱穆主动前往后宅初级小学当校长。使得他做此决定的原因有两个：其一，他对杜威来华的演讲内容极感兴趣，觉得中西方教育思想大有不同，想亲自做一实验，弄清楚究竟差异何在。其二，当时大家都提倡白话文，他想一探白话文对学生的利弊得失。
此时钱穆已在小学和中学授课八年。八年中，文化界发生了太多故事。师从杜威学习哲学的胡适于两年前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将新文化运动推向高潮。新文化主将们决心在社会各领域，彻底扫清陈旧的传统文化，在文学方面找到了白话文和新诗，在教育领域则找到了胡适的老师、教育家杜威。
杜威的教育思想由“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的改造”三部分贯穿，主张最好地教育就是“从生活和经验中学习”，从儿童身上发现有实际意义的东西，而非倚仗导师和课本权威。这和传统中国注重师承、信从经师权威的教育理念，可谓大相径庭。在这个背景下，钱穆主动“自降身段”，前往小学进行“实验”，透露出在一片“新风气”的大环境下，他对纯粹由西方舶来的东西心存怀疑，对自己所持的文化主张一时也拿捏不准。
钱穆的实验首先从一个叫杨锡麟的学生开始。
余出布告，课毕皆须赴操场游散，勿逗留课室中。余随巡视。有一生兀坐教室中课椅上。余问，何不赴操场。彼兀坐不动如故，亦不语。余问其姓名，亦不答。乃召班长来问之。班长告余，此人乃杨锡麟，曾犯校规，前校长命其到校后非大小便即坐课室中不许离去。余曰，此乃前校长所命，今前校长已离学校，此命令亦不存在。汝当带领其同去操场。二人遂去。不久，一群学生围拥杨锡麟来余办公室，告余，杨锡麟在操场旁水沟中捕一青蛙，将之撕成两半。一人并带来此青蛙之尸体。余曰，杨锡麟因久坐课室中，汝等所知，彼皆不知。今获与汝辈同游散，汝等所知，彼亦可渐渐学而知之。汝等当随时随地好为劝告，勿得大惊小怪，彼犯一小错误，即群来告发。以后再如此，当罚汝等，不罚杨锡麟。
从这件事的处理方式上，钱穆实践了传统教育秉持的理念，即相信每个人若加以引导，都能明白是非，从善如流。这不由让人联想到《左传》中的名句：“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余上堂，好用两种测验。在黑板上写一段文字，令诸生凝视三数遍，撤去黑板，令诸生默写。又口诵一段文字，诸生默听三数遍，令其默写。如是数次，觉杨锡麟于默听后所记常无误，意其听觉必较佳。一日，傍晚散学，余独留锡麟。余弹琴，令锡麟随而唱。音节声调果皆祥和，温雅有致。余再弹，令其再唱。余忽停弹，琴声息，而锡麟出不意，歌声仍续，意态静定，有佳趣，余大加赞赏。问，明日唱歌班上汝能一人起立独唱否，锡麟点首。又问，琴声息，汝能仍续唱如今晚否，锡麟又点首。明日，上唱歌班，余问何人愿起立独唱，锡麟举手起立。琴声息，锡麟独唱不息。诸生皆惊，鼓掌声久不息。自锡麟捕杀青蛙事被告发，诸生虽不再告发锡麟他事，然锡麟与诸生间，终若有隔阂。锡麟一人终被歧视。自此后，诸生再不歧视锡麟，锡麟意态亦渐发舒，视其前若两人。
钱穆循循善诱的方法在杨锡麟身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而在另外针对群体学生的作文课上，他则实验了“活教室教学法”。
余告诸生，出口为言，下笔为文。作文只如说话，口中如何说，笔下即如何写，即为作文。只就口中所欲说者如实写出，遇不识字，可随时发问。一日，命诸生各带石板石笔铅笔及毛边稿纸出校门，至郊外一古墓；苍松近百棵。命诸生各自择坐一树下，静观四围形势景色，各自写下。再围坐，命诸生各有陈述。何处有人忽略了，何处有人遗忘了，何处有人轻重倒置，何处有人先后失次，即据实景互作讨论。余又告诸生，今有一景，诸生多未注意。诸生闻头上风声否。因命诸生试各静听，与平日所闻风声有何不同。诸生遂各静听有顷。余又告诸生，此风因穿松针而过，松针细，又多隙，风过其间，其声飒然，与他处不同，此谓松风。试再下笔，能写其仿佛否。诸生各用苦思写出，又经讨论，余为定其高下得失。经半日，夕阳已下，乃扬长而归。如是，诸生乃以作文课为一大乐事。 如此前后几年，钱穆证明，传统教学方法和部分教育理念完全可以运用到新式学校，成功教育年轻一代。简而言之，在新文化运动日渐高涨、传统文化被弃之如敝屣的时候，钱穆确认“中西合璧、东西兼容、旧为新用”的文化主张并未过时。实验的成功加剧了钱穆的心痛，他也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此时社会上普遍认为新文化是引导中国人斗争的新力量，传统文化只是专制制度的帮凶。
此后的1922年到1927年，钱穆分别在无锡第一高等小学、厦门集美中学、无锡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任教，他一边抱定自己“中西合璧、东西兼容、旧为新用”的文化主张，在具体教学中竭力实践自己证明的教学方法和理念，同时又精研诸子之学，旁及史学，学问精进，积攒的稿子甚多。
1924年，孙中山发表三民主义，宣扬民族、民权、民生。这是中国第一个主张要有中国式公共精神的政治纲领，其实质是在中国实行民主、民生的同时又不抛弃中国文化。钱穆听闻大为振奋，1927年秋天，他到苏州省立中学任教，顺势出版《国学概论》。在这本书中，钱穆认为中国文化经历三千年的发展变化，每一次的变更都吸取新的成分，巩固了文化中的精华，适应了不同时代的需要。他正面否定了新文化运动高喊的“中国传统文化僵死说”，也在无意识中，给孙中山三民主义间接做了注脚。为了让学校开门宣扬中国文化，钱穆可谓不遗余力。
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北方大批学者南下躲避战祸，其中就包括胡适的弟子、古史辨派领袖、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顾颉刚。1929年，36岁的顾颉刚经过苏州，与钱穆相识。
那时的顾颉刚以“古史是层累的造成”的学术创见名扬海内外，这是一种此前未曾有过的、解释和理解历史的新鲜理论。简而言之，顾颉刚认为儒家所说的上古人物几乎都是编造出来的，而且人物生活的年代距离我们越远，这个历史人物被“创造”的年代距离我们就越近。他的理论，无疑对“消解儒学权威，抨击传统文化”帮助甚大，深得“新文化”领袖胡适赏识。
顾颉刚匆匆读完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纸稿，甚为佩服，直言钱穆不宜在中小学任教，应到大学主讲历史，并力邀他北上。那么，《先秦诸子系年》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这本书仍然属于传统考据之作，重点指出了传统经史典籍中存在的种种谬误，并加以纠正。考证严密，结构严谨，钱穆自己比喻，“此书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中则首尾呼应”。若单纯以此书的特点而论之，钱穆和顾颉刚的学术研究方法属于一个路子，就是纯粹地考证史料。因此，顾颉刚力邀钱穆，一方面是被钱穆的学问折服，另一方面，他从这本书里嗅到了“质疑儒学传统”的味道，认为钱穆大概和他一样，隶属新文化阵营。可惜，顾颉刚误判了！
1930年，钱穆为报顾颉刚的知遇之恩，将写成的《刘向歆父子年谱》投给顾颉刚主编的《燕京学报》。伴随这篇论文的发表，钱穆的人生，从此开启另外一番崭新面貌。
六
1930年《燕京学报》第七期刊登署名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北京学术界一片震动。胡适在同年10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昨今两日读钱穆（宾四）先生的《刘向歆父子年谱》。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他不信《新学伪经考》，立二十八事不可通以驳之。”
在这篇文章中，钱穆利用一本《汉书》，经过对刘向、刘歆父子一生主要事迹的细致考查，依次指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的28处错误。此时，康有为去世已有三年，1891年从发表的《新学伪经考》算起，“古文经为伪经”的定论把持学术界已长达40年之久，钱穆这篇文章一出，一举扭转此等局面。此前北平各大学开设的经学课程，大多主张康有为的今文家言，《刘向歆父子年谱》发表后，各校经学课程均相继停开，要说钱穆彻底终结了康有为的时代，也并不为过。不仅如此，康有为当年开启的疑古学风，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甚至发展为对所有传统文化典籍的否定和对固有文化的怀疑。钱穆此时对康有为“疑古之作”的否定，一方面有助于稍稍遏止学术界愈演愈烈的疑古风气，另一方面，也可将其视作“向疑古派表明立场”的宣言，以及与傅斯年等极端实证主义者分道扬镳的前奏。
总之，身在苏州的钱穆一举成名，他接受了顾颉刚的邀约，决定进京。
1930年秋天，36岁的钱穆乘轮船辗转北上，前方等待他的是燕京大学的一席教职。这一年，被晚年的钱穆视为“生活上之一大变”。未去北平前，他独处南方、居于乡镇，远离舆论中心，一心抱定自己的文化主张，默默耕耘。进入北平后一切都不一样了，站在舆论第一线，钱穆被动地卷入文化论战，如他所言，一上讲台“如登辩论场”。
钱穆先在燕京大学教学一年。他对燕京大学用英文字母命名教学楼的现象颇有微词。经过建议，校方改用中文翻译替代，钱穆认为“论其实，仍是西方精神”。由此可见，从江南来到北平后，钱穆依旧不改初衷，对中国传统文化抱定希望，反对一味西化。燕京大学本为一教会学校，西方文化的氛围要远远浓过中国传统，这对钱穆而言，自然“不甚痛快”。一学年结束，北京大学发来聘书，钱穆从此站上了当时中国最高学府的讲堂。
北京大学不仅是当时中国最高学术殿堂，同时也是一处舆论漩涡。这里云集着彼时社会上不同流派、不同主张的学人代表。概而言之，主要分为两派，其中一派是以辜鸿铭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守旧派，另外一派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派。钱穆历来主张文化上“东西兼容、中西合璧、旧为新用”，既不认同传统文化守旧派，也不认可倡导西化的新文化派，他无疑成了一个另类。
此时，北平的文化论战经过“如何理解历史”的话题后，转向了“如何创造历史”。继顾颉刚“古史是层累的造成“学说之后，浸润西学的傅斯年，又在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主张考证中国历史，走向极端的实证主义。钱穆对这种眼中只有历史材料，而不理会道德精神的纯西学路子颇不认同，他认为历史材料就是一个个散落的铜钱，贯穿历史的传统道德精神是麻绳，只有将传统道德精神与历史材料结合起来，才能发挥真正的学术价值、展示真实的历史面貌。也正是在此时，钱穆与傅斯年、顾颉刚、胡适等人在学术主张上的差异，终于全面显现，彻底“水落而石出”。
傅斯年的学术主张受到了政府支持。习惯了“单打独斗”的钱穆决定要凭借一己之力，重振中国历史。
他先是在北大开设“近三百年学术史”讲座，弥补康有为在学术上的所失，揭示康有为当年利用《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歪曲学术，以达到政治目的的真相。继而又在1933年力排众议，独自担任中国通史课程教师，试图向学生说明历史一以贯之，可以融会贯通，绝非仅仅考证零碎的史料。
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篇叙述那个场景，1933年的钱穆在北平太庙潜心准备课程讲义。那天下午，他卷起稿纸离开古老的太庙后，孤身穿过洋溢现代气息的王府井大街，一直走向北大沙滩红楼。第二天，被钱穆独树一帜的讲课方式吸引而来的学生早已挤满阶梯教室，其中有后来誉满海内外的杨联升，有“宋史第一人”之称的邓广铭，还有新文化主将钱玄同的儿子。钱穆走进教室，环视一周，迈上讲坛后站定，用一口浓重的无锡官话，声若洪钟，慷慨激昂地开讲中国历史独有的规律和模式。
七年之后，钱穆孤身寓居昆明蒙自西山岩泉寺，他把在北大讲堂上的所思所言，从头梳理、增删几番、润色修改，正式交付商务印书馆出版，起名《国史大纲》。在本书序言部分，他仍然用简短的几句话，重申了自己对传统文化的一贯主张：
1.任何一国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2.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3.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
《国史大纲》于全面抗战期间诞生，蕴含的种种历史文化精神，激励了无数爱国青年。钱穆在本书中，重点阐述中国历史上的强盛时代，督促无数国人抱定“救亡图存、中华必胜”的信念。同时，借助《国史大纲》的持续走俏，钱穆的文化主张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他那种看起来“保守顽固”的思想，与新文化色彩浓厚的北大文化圈，逐渐显得格格不入。五年后，抗戰胜利，三校北返，钱穆离开西南联大（今北京大学），余生再未登临北大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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