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故事发生的特定背景。
　　蔺相如完璧归赵发生于公元前283年，属于战国后期。当时“七雄”并峙，彼此攻城略地，弱肉强食，战祸频繁，民不聊生。“七雄”中秦国最强，强秦力图兼并六国，六国则与强秦抗衡，故又有“连横”“合纵”之举。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的是，秦国此时并不会轻易发动对赵的战争。
　　再观之荆轲刺秦时的六国局势。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发生在战国末期的公元前227年，即秦统一中国前六年的战国后期。经过长期的诸侯割据战争，诸侯各国盛衰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变化最大的莫过于秦国。
　　其二，与秦较量的人物不同，自会带来不同的结果。
　　首先，荆轲与蔺相如身份不同。一为刺客，一为谋臣。当然，他们之间也有共同点——都是智勇双全的英雄人物。但是，身份的不同，带来的是使秦目的的各异。荆轲使秦的目的是谋刺，最好的结果是“生劫”秦王“得约契以报太子”，否则就杀了他，“彼秦大将擅兵于外而内有乱，则君臣相疑，以其间诸侯得合从，其破秦必矣。”而蔺相如的目的却是通过外交的手段保全国家利益，能够璧还人亦返自是最好，最坏的打算是完璧归赵，身就汤镬。这目的的不同带来的最大区别是面对秦王的态度，荆轲是要伤害秦王，而蔺相如却是想“居弱处安”，只要能不受骗、不受欺、不被侵就好，秦王——是绝不会伤害的，哪怕自己与璧俱亡，或是身就汤镬。这也必然会招致秦王的不同反应。试想，谁会对一个试图杀害自己的人心慈手软呢？可是，如果非关性命，就有很多可考量的因素存在了。所以，荆轲与蔺相如的不同命运，由此便可看出端倪。
　　身份的不同，会带来出使前准备的不同。
　　荆轲出使前需要准备三样东西以保证此行的成功：燕督亢地图、樊於期头颅、远方可助己一臂之力的朋友。此三点不可或缺，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应该是荆轲等待的那个“欲与俱”去的朋友，但是，由于燕太子丹的不信任和变相的催促，荆轲只能仓促出行。谋刺君王的“斩首行动”又怎能有一心半点的含糊？结局自是大大的不妙，只能“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这也是为何荆轲在出行时会歌出“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样慷慨悲音的原因。
　　再看蔺相如出使前。相如的出使准备无疑充分得多，尤其是心理上、战术上。且听他请命时的打算：“城入赵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他出使时的物质准备只需和氏璧，其他方面全凭自身的聪明才智。事实证明，蔺相如智勇双全，才识过人，察言观色，随机应变，对面见秦王的局面，可谓洞若观火，所以在一波三折的情节中，成功地完璧归赵，并让秦王“廷见”，“毕礼而归之。”正如李晚芳在文中评价的：“写相如智勇，纯是道理烂熟胸中，其揣量秦王情事，无不切中者，理也。措辞以当秦王，令其无可置喙者，亦理也。卒礼而归之，非前倨而后恭，实理顺而人服耳。”
　　其次，面对的君王各异。荆轲为之效力的是太子丹，而要对抗的是秦王嬴政。太子丹与秦王政孰强孰弱，历史上早有定论，毋庸赘言，所以才会有荆轲行动前后的困境重重，这和荆轲本人的智勇没有多大关系，纯粹是外力的掣肘。蔺相如面对的君王是赵惠文王，要对抗的是秦昭王。不论历史上对赵惠文王如何评价，单就他对蔺相如的这一份识人善任、用人不疑还有对廉颇的重用就可以知道，他绝对不是一位昏君。而历史上的秦昭王，无疑也是一位明君。在相如违背约定将和氏璧私送回国之时，秦完全有理由杀掉蔺相如，可秦王审时度势——一来当时秦楚作战正酣，二来赵国势正盛，三来不能为一璧之故交恶与赵，这才使蔺相如可完璧归赵平安回国，此为明君证明之一。在渑池之会”中，虽说秦国傲慢轻视赵国，但秦君对蔺相如的态度始终保持着大国应有的气度和宽容，并非不能收拾蔺相如，而是不愿收拾他，尽显秦王的远见与卓识。 两位明君的对决，拼的就不仅是自身的英明与否了，更多的是拥有的武力与人才的较量，事实证明，赵国在和氏璧之争中，略胜一筹。
　　同样是智勇双全的荆轲与蔺相如，行动的结果却迥乎不同，时也，运也，命也，诸多因素，但也绝不是像王世贞文中所说的“蔺相如之获全于璧也，天也”，所谓时势造英雄，观之荆轲的悲剧，倒实在让人有造化弄人之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