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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前，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做完了家务，坐在了丈夫马克身边。我的膝盖上放着笔记本，等他告诉我需要做些什么，第二天早上我要开始为他工作。
马克是个心血管医生，自己开着一家规模不大的医院。他之前的秘书离职了，要我去填补这个空缺。我是个作家，所以他认为我应该具备当秘书的能力。为避免争吵，我们有各自的银行账户。我比较讲究，而马克很节俭，总是买二手衣服穿。所以，当他说他会付我可观的工资时，我怎么能拒绝呢？
“说吧，我的工作职责是什么？”我诚恳地问道。我当时很渴望到他的医院上班。想到每星期进入他的世界几个小时，我就很高兴。
“你负责接电话，安排病人就诊和收费，还要给我定一个时间表。”
“怎样收费呢？”我问。
“我也不是很清楚。”他回答。
回想起这些，我应该当时就拒绝这个提议。昨晚，到医院上班两星期后，我睡在家中的客房里，回忆起上班前的美好时光。我曾以为我的婚姻是完美的，我明白自己在其中的角色：让一个为了工作而忙碌的男人，过一种尽可能没有压力的生活。现在，我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并不令人羡慕的位置——给自己的丈夫打工。如果我说没有比这更糟的事情，请相信我。当然，我仍然爱我的丈夫，但我不爱这个专制的新老板，他会冲我大喊大叫，还责备我写不出某个专业术语。
我发现自己很生气，但我怎能回击呢？作为一个妻子，我知道马克挺不容易的。他每天5点半起床，骑12英里自行车去上班。他一天忙到晚，有时，可能上午就得接诊40个病人。晚上7点，他才回到家，经常累得快虚脱了。因此，我一直努力做一个温柔的妻子。倘若他偶尔洗一次碗，我会非常惊喜，并不断地表示感谢。在家里，我是厨师和育儿师，另外，悄悄地说一下，在我和他的关系中，我通常是更主动的那个人。
但在上班的第一个星期一，那个容易相处的我就不见了踪影。我发现自己很紧张，仿佛20几岁去面试时一样，但即使在那时，我也具备了当秘书的能力。我拿起电话跟马克医院的前台说“嗨”的时候，手就轻微发抖，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通话的前几分钟感觉尚好，接电话的那位女士很热情，她知道我刚刚接手秘书的工作，让我不用担心，说很快会上手的。然而，问题也一起来了。她问我：“你今天能发邮件给我们，告诉我们星期三的接诊名单吗？你有笔吗？”我回答：“有，我刚拿了一支。”这时候，我的嘴唇已经完全干了，几乎说不出话来。而桌子上的6支笔都写不出字来。我当时想，不如用笔尖将她的邮箱地址画在纸上，晚一点再拿到灯下仔细看。当那个女士说“再见”的时候，我已经有些疲惫。我不知道从哪里找到接诊名单。在马克给我的日记本上，有一些手写的、难以辨认的事项。
前一天晚上我已经跟马克说了，我不知道怎样做得跟他的前任秘书一样好。马克向我保证，我可以按我自己的方式去做。他说：“奥利维亚，关于接诊名单，就是告诉我谁会到医院来看病和来的时间。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在那一刻，我觉得做这份接诊名单有如天大的事。马克已经向医院保证，我可以胜任秘书的工作，如果我做不好，我们都将成为笑柄。就在那时，电话响了。突然间，电话似乎成了让我害怕的东西。是不是有人打电话预约看病？但我的第一个“顾客”可爱得不得了，她告诉我，她的一个朋友向她推荐了马克。我很高兴，自豪地说：“是的，我是马克的妻子。你知道吗？如果他是我的医生，我会彻头彻尾地爱上他。”接着，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我意识到我的话很不专业——于是我告诉她，我不仅会发给她一封预约信，还会发一份地图过去。
下午，我打开了业务专线应答机，然后去见马克的前秘书夏伦。夏伦的办公室非常整洁。她毕业于医学文秘专业，已经工作了25年。夏伦为我打印了一份我的职责清单，整整有两页。她告诉了我如何通过不同的健康保险公司计费。她说：“这份工作开始做时会有点复杂，但很快就会上手，现在一切都数字化了。”我伤心地说：“我最怕‘数字化’，我到现在都不敢买数码相机。”
我对马克让我做他的秘书开始感到生气，这天晚上，我几乎气得不怎么说话。做了7个小时手术后的马克也疲惫不堪，也开始不习惯他的新妻子——他的女秘书。他说：“我不敢相信你只做了一点事就变成这样。”我什么也没说，在他面前跺了一下脚，就去厨房做饭。
星期三早上，我和马克一起看病人来信时，我们有了一段温存的时光。但到晚上，看到我有些词拼不出来时，他就不高兴起来。那天晚上他一直写信到10点半，第二天早上6点时，他让我给他校对。我起床后开始看，问他怎样写“phlebosclerotherapy”（静脉造影术）这个词。他冲我大嚷，那是我們婚后他第一次发脾气，他说我愚蠢得让他吃惊。
当我拿着那些信让他签名时，他找不到一支可以用的笔，把笔一支支地扔到了房间的那头，大嚷说：“为什么你要留这些笔？都扔到垃圾桶里去！”更糟糕的还在后面。他要我粉碎一些保密文件，我跟他说我们没有碎纸机，但告诉他我有一个处理私密文件的好办法。我把文件放进了垃圾桶，然后从冰箱里找了一些剩汤倒在了上面。他大声质问我：“你在做什么？！”我反驳道：“这个办法很好啊，没有人会从发馊的汤水里翻找东西。”他冷冷地回答：“我带去办公室好了，他们会帮我粉碎这些文件的。”
星期四，我内疚地离开办公室，同几个老友一起共进午餐。当她们问我为什么我看起来不快乐时，我能说的只是：我在为马克工作。她们齐声道：“你疯了吗？”她们中有两个也曾为丈夫工作过，她们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不要再给丈夫打工了。”晚上，我跟马克说了朋友们的反应，他没有理睬我。
第一周周末，我们一起出门，他叫我不要提工作上的事。我也没有想那些，把所有跟工作有关的焦虑都抛在脑后，跟他一起坐在海滩上，注视着远方。第二个星期的周末，我的电脑上装了微软办公软件，我弄懂了模板。我明白了，很多事情不得不靠自己，问马克太多也没用，因为他也不是什么都懂。
事实上，他也发现了我的变化。昨晚晚饭时他问我：“我发现你憔悴了，压力太大了吗？还是你正在变老？”当时我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女人们，记住，无论多爱你的丈夫，在他成为你的老板前，一定要三思。
（摘自《海外文摘》）（责编 悬塔塔）
马克是个心血管医生，自己开着一家规模不大的医院。他之前的秘书离职了，要我去填补这个空缺。我是个作家，所以他认为我应该具备当秘书的能力。为避免争吵，我们有各自的银行账户。我比较讲究，而马克很节俭，总是买二手衣服穿。所以，当他说他会付我可观的工资时，我怎么能拒绝呢？
“说吧，我的工作职责是什么？”我诚恳地问道。我当时很渴望到他的医院上班。想到每星期进入他的世界几个小时，我就很高兴。
“你负责接电话，安排病人就诊和收费，还要给我定一个时间表。”
“怎样收费呢？”我问。
“我也不是很清楚。”他回答。
回想起这些，我应该当时就拒绝这个提议。昨晚，到医院上班两星期后，我睡在家中的客房里，回忆起上班前的美好时光。我曾以为我的婚姻是完美的，我明白自己在其中的角色：让一个为了工作而忙碌的男人，过一种尽可能没有压力的生活。现在，我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并不令人羡慕的位置——给自己的丈夫打工。如果我说没有比这更糟的事情，请相信我。当然，我仍然爱我的丈夫，但我不爱这个专制的新老板，他会冲我大喊大叫，还责备我写不出某个专业术语。
我发现自己很生气，但我怎能回击呢？作为一个妻子，我知道马克挺不容易的。他每天5点半起床，骑12英里自行车去上班。他一天忙到晚，有时，可能上午就得接诊40个病人。晚上7点，他才回到家，经常累得快虚脱了。因此，我一直努力做一个温柔的妻子。倘若他偶尔洗一次碗，我会非常惊喜，并不断地表示感谢。在家里，我是厨师和育儿师，另外，悄悄地说一下，在我和他的关系中，我通常是更主动的那个人。
但在上班的第一个星期一，那个容易相处的我就不见了踪影。我发现自己很紧张，仿佛20几岁去面试时一样，但即使在那时，我也具备了当秘书的能力。我拿起电话跟马克医院的前台说“嗨”的时候，手就轻微发抖，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通话的前几分钟感觉尚好，接电话的那位女士很热情，她知道我刚刚接手秘书的工作，让我不用担心，说很快会上手的。然而，问题也一起来了。她问我：“你今天能发邮件给我们，告诉我们星期三的接诊名单吗？你有笔吗？”我回答：“有，我刚拿了一支。”这时候，我的嘴唇已经完全干了，几乎说不出话来。而桌子上的6支笔都写不出字来。我当时想，不如用笔尖将她的邮箱地址画在纸上，晚一点再拿到灯下仔细看。当那个女士说“再见”的时候，我已经有些疲惫。我不知道从哪里找到接诊名单。在马克给我的日记本上，有一些手写的、难以辨认的事项。
前一天晚上我已经跟马克说了，我不知道怎样做得跟他的前任秘书一样好。马克向我保证，我可以按我自己的方式去做。他说：“奥利维亚，关于接诊名单，就是告诉我谁会到医院来看病和来的时间。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在那一刻，我觉得做这份接诊名单有如天大的事。马克已经向医院保证，我可以胜任秘书的工作，如果我做不好，我们都将成为笑柄。就在那时，电话响了。突然间，电话似乎成了让我害怕的东西。是不是有人打电话预约看病？但我的第一个“顾客”可爱得不得了，她告诉我，她的一个朋友向她推荐了马克。我很高兴，自豪地说：“是的，我是马克的妻子。你知道吗？如果他是我的医生，我会彻头彻尾地爱上他。”接着，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我意识到我的话很不专业——于是我告诉她，我不仅会发给她一封预约信，还会发一份地图过去。
下午，我打开了业务专线应答机，然后去见马克的前秘书夏伦。夏伦的办公室非常整洁。她毕业于医学文秘专业，已经工作了25年。夏伦为我打印了一份我的职责清单，整整有两页。她告诉了我如何通过不同的健康保险公司计费。她说：“这份工作开始做时会有点复杂，但很快就会上手，现在一切都数字化了。”我伤心地说：“我最怕‘数字化’，我到现在都不敢买数码相机。”
我对马克让我做他的秘书开始感到生气，这天晚上，我几乎气得不怎么说话。做了7个小时手术后的马克也疲惫不堪，也开始不习惯他的新妻子——他的女秘书。他说：“我不敢相信你只做了一点事就变成这样。”我什么也没说，在他面前跺了一下脚，就去厨房做饭。
星期三早上，我和马克一起看病人来信时，我们有了一段温存的时光。但到晚上，看到我有些词拼不出来时，他就不高兴起来。那天晚上他一直写信到10点半，第二天早上6点时，他让我给他校对。我起床后开始看，问他怎样写“phlebosclerotherapy”（静脉造影术）这个词。他冲我大嚷，那是我們婚后他第一次发脾气，他说我愚蠢得让他吃惊。
当我拿着那些信让他签名时，他找不到一支可以用的笔，把笔一支支地扔到了房间的那头，大嚷说：“为什么你要留这些笔？都扔到垃圾桶里去！”更糟糕的还在后面。他要我粉碎一些保密文件，我跟他说我们没有碎纸机，但告诉他我有一个处理私密文件的好办法。我把文件放进了垃圾桶，然后从冰箱里找了一些剩汤倒在了上面。他大声质问我：“你在做什么？！”我反驳道：“这个办法很好啊，没有人会从发馊的汤水里翻找东西。”他冷冷地回答：“我带去办公室好了，他们会帮我粉碎这些文件的。”
星期四，我内疚地离开办公室，同几个老友一起共进午餐。当她们问我为什么我看起来不快乐时，我能说的只是：我在为马克工作。她们齐声道：“你疯了吗？”她们中有两个也曾为丈夫工作过，她们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不要再给丈夫打工了。”晚上，我跟马克说了朋友们的反应，他没有理睬我。
第一周周末，我们一起出门，他叫我不要提工作上的事。我也没有想那些，把所有跟工作有关的焦虑都抛在脑后，跟他一起坐在海滩上，注视着远方。第二个星期的周末，我的电脑上装了微软办公软件，我弄懂了模板。我明白了，很多事情不得不靠自己，问马克太多也没用，因为他也不是什么都懂。
事实上，他也发现了我的变化。昨晚晚饭时他问我：“我发现你憔悴了，压力太大了吗？还是你正在变老？”当时我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女人们，记住，无论多爱你的丈夫，在他成为你的老板前，一定要三思。
（摘自《海外文摘》）（责编 悬塔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