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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后三年，在永兴板房继续心理救援工作的团队只剩下北川站。在一个半地下室的工作间里，有七八个志愿者在两年中坚持对板房里的人们进行心理疗伤，这是一个需要坚持三到五年，甚至长达20年的一个行程
从绵阳机场出来，傅春胜就匆匆赶往“北川站”，距离他上次来不过10天。
傅春胜本是三家心理咨询公司的当家人，然而地震灾害改变和影响了他的人生轨迹，他现在是中科院心理所北川心理援助工作站(下简称北川站)副站长。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科院心理所成为了第一个介入灾区心理救援的机构，并在2008年6月20日前，分别建成了绵竹、北川、绵阳、德阳、什邡、北川中学等7个工作站，每个站都有傅春胜忙碌的身影，自北川站建成后，他就一直工作到现在。
北川站实际上的办公室还不在板房区。志愿者们平时开会、办公的地点在板房附近一个楼房里，房子很破， 一进去是个半地下室的感觉，有点像窑洞。
傅春胜的突然到来，这里的志愿者们早已习惯了。他们希望他在，就像是家里的父亲回来了，有了凝聚力和主心骨。北川站的人在板房的露天小饭店里坐着吃了饭，菜很简单，就是这里的家常菜，最经吃的是回锅肉，又肥又油又辣。
“北川中学那边现在北京的十几个老师还在这工作，师范院校又增派了几批学生过来，每个月一换，教学生美术、音乐等等。”从山东来的志愿者方若蛟汇报着北川中学的情况。
“刚刚和孩子们建立起关系和感情，就又换新的。就像是男女处朋友一样，这么频繁的换怎么让人安心、放心呢？现在唯一应该做的就是让大家安定。”傅春胜紧皱着眉，忧心不已地说。
在他看来，志愿者的流动性大对心理援助工作并没有好处，让他更忧心的是愿意来灾区进行心理援助的志愿者越来越少。
聊天可能就是“疗伤”
这段时间方若蛟一直都在新县城忙活着新站点的设立工作，回到板房后，处理完手头工作，他第一时间就去看望90岁的汤婆婆。每天下午，只要有阳光，汤婆婆就喜欢坐在过道里晒太阳，绣着羌秀的鞋垫。
“有段时间没看到你了。”汤婆婆抬头看到他露出笑容，好似看着自己的孩子。
“我去新县城那边办事，刚回来。”方若蛟很大声地在婆婆耳边说。
汤婆婆点点头，招呼着他坐在身边，接着低下头继续手里的绣活儿。汤婆婆耳朵听不清了，所以聊天不太方便。她的家人在地震中都丧生了，只剩下一个儿媳妇，生活很困难。方若蛟每次来陪她坐坐，对于老人来说，这种陪伴也是一种力量。
方若蛟来这里做志愿者已经大半年了，他大学念的是心理学，毕业后做过报社编辑，也当过公务员，但一直都希望能有机会发挥专业所长。看到心理所北川站招募志愿者时，他立刻辞了工作来到这里，对他来说，做志愿者更像是一段寻找自己、认识自己的过程。
方若蛟喜欢接触不同的人，尤其是其他志愿者没顾及到的地方，比如网吧、麻将馆。有人觉得天天能打麻将耍，已经走出阴影了，但方若蛟发现并非如此。
“高大哥，玩着呢？”方若蛟来到高德昌常来的麻将馆，热情地打招呼。
“好久没看到你了嘛。”45岁的高德昌抬起头笑了。他在地震中腿部受了伤，来到板房生活后，一直没出去工作，每天都过来这里玩。
“腿怎么样？好多了吧？”
“没有，一直疼着，就没好过。”听到高德昌的答案，方若蛟心里一沉，从他第一天问腿伤的情况到现在，每一次都是一样的答案。方若蛟和他聊过，发现他至今仍没有走出创伤，其实生理的伤口早已愈合了，现在的疼更多的是心理因素。
另一位志愿者雷佳对此也深有同感，这个6月份刚拿到毕业证的姑娘，和方若蛟差不多是前后脚来到北川站。最初学校老师推荐到北川站来做志愿者的时候，感兴趣的人并不是很多。学中文的雷佳看到北川站招募的是记者工作，决定来试试，为将来投身媒体行业打基础。每天她都跟着其他志愿者和心理咨询师走访大量的居民，她发现，板房里很多人表面看起来生活得不错，但实际去接触他们，却还是存在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
心里的伤口，愈合得相当慢。
志愿者们的日常工作就是四处走访板房的居民，和他们聊天，了解他们内心创伤的恢复情况。有时候则要组织一些绘画、唱歌比赛来调节一下板房里北川人的心情。这些志愿者们愿意成为疗伤师，但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会坚持多长时间。方若蛟有时候和雷佳聊起这件事，小姑娘对此有着明确的时间表，她打算再做半年，然后去成都的某一家媒体找份工作。
方若蛟则有点迷茫，毕竟他的家在山东，家里人还是希望他能够回到当地工作。
每一个人都需要“扒一扒皮”
北川站的队长熊海本身是四川绵阳人，他原来在深圳做心理咨询师。震后立即回来加入了傅春胜的团队。在深圳，是有心理需要的人上门找他，回来灾区后，熊海必须要主动去走访板房的居民，和他们聊天，主动关注他们的心理状态。
有一次熊海带着一名前来采访的记者走访居民。采访结束后，记者对他说感到很压抑，看到对方的痛苦自己也很难过。“我们每天面对的就是这些，和他们一起生活，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感到无力和沮丧。”熊海苦笑着说。直到现在，他还经常性的失眠，工作压力很大。
北川站的另一名志愿者郑巧慧毕业于西南科技大学心理系，和熊海一样来这儿一年多了。她需要“疗治”的对象很特殊，都是学校的老师和学生，而他们的情绪起伏确实要比普通人大得多，压力也大得多。
郑巧慧一来就跟着八一帐篷学校，如今则随着学校一同搬到了新县城，专门负责心理咨询与服务工作。她是北川站里唯一派在那边的志愿者，和她一同工作的是两个学校培养的心理骨干教师。最近她发现一同工作的老师董静情绪出现了问题，一说要搞活动就会抵触，觉得烦。
这件事让郑巧慧也很困扰，在见到傅春胜的时候，她说出了自己的困惑。
“你没问问她怎么了？是什么东西在困扰她？”面对傅春胜的发问，郑巧慧不好意思地笑着摇摇头。
“他们是心理老师，但他们也经历了地震的灾难，内心也是有痛苦和创伤的。心理老师都出现情绪问题了，一定要让她走出来才行。”傅春胜说。在灾区工作两年多来，这是他最常遇到的问题。很多做心理援助的人面对如此重大创伤时，会出现无力感、挫败感，需要更高一级的心理师来给他们做督导，来缓解他们的心理压力。
为了给团队解压，缓解积聚的心理情绪，傅春胜每次来都会带着他们唱唱歌、聚聚餐，或者找一天时间到周边山清水秀的地方走一走。此外还要经常性的做心理督导，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给大家“扒一扒皮”，把内心的情绪倒出来。
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主任、北川工作站站长史占彪还兼着玉树工作站站长。现在北京的工作、玉树的工作让他分身乏术，但他也坚持每月来北川一次，5～7天的时间有两个必修课，就是请志愿者吃饭，陪志愿者聊天，当然还包括专业心理督导。对身心俱疲的志愿者来说，没有督导，没有情感交流，他们是挺不住的。
在北川工作站，两年半以来史占彪前后督导过400多名志愿者，他说，这些志愿者能够坚持到现在，兢兢业业工作，真是很难得。
因为要跟着搬到新县城，北川工作站的工作人员也开始做准备。随着负责学校的放假，方若蛟提前请假回了山东老家，过完年再回北川。
雷佳在新年后离开了工作站，因为这半年的突出表现，远东集团慈善基金会的领导对这个小姑娘很看好，在12月底就正式聘任她到宜兴总部工作。
随着雷佳的离去，工作站又来了一位女孩，对工作站的其他同事来说这样的变动已司空见惯。“铁打的工作站，流水的兵。”大家总会这样开玩笑，无论谁来谁走，工作站为北川当地人的心理救援工作一直接续着。
“化缘” 是为了将来
心理所北川站招募志愿者的信息一直放在网上，可是感兴趣的人却越来越少。板房的居民们偶尔聊起来，会说那些来敲门聊天的人不多了。灾民杨建芬也在做志愿者工作。她记得刚搬来板房时，北川人的情绪普遍都不稳定，志愿者自己上门大部分吃了闭门羹，他们就总是找到杨建芬带着，和这里生活的灾民建立起联系，填问卷、做心理辅导工作。
一波又一波数不清的问卷，聊不完的话。杨建芬每天要带着不同的人一遍遍地走，夏天很热，忙起来连口水都喝不上，有一次还累到中暑晕倒。
一度，傅春胜所在的团队达到40人，当时根本不担心志愿者不够，只担心人员的素质不够好。热潮过后是冷清，灾后两年多来能坚持下来的机构和志愿者寥寥无几，目前在永兴板房继续心理救援工作的团队只剩下北川站。曾经有一个心理援助机构打算进驻永兴板房，最后却因为资金问题而离开了。
志愿者在这里的生活很清贫，北川站的志愿者们集体租住在板房附近的一个居民小区里，每个月有1500元到2000元的生活补贴，只能基本上满足了生活所需。来这儿的志愿者，有的是为了锻炼自已，有的是为了追寻自我价值，但无论哪一种，都需要更长久的动力支持。
北川站的经费主要依靠中科院心理所部分科研经费和爱心企业援助来支持，最初心理所计划每个工作站配10到12人，每个站的运行经费在10万到15万左右，但因为经费紧张只能缩减人员和开支。如何得到资金支持是这些专家们最头痛的事情，史占彪笑着对傅春胜说，“我们得抓紧化缘呀。”
2009年5月，在绵阳参加一次“中国企业家论坛”时，抢到一个发言机会的傅春胜向企业家们阐述了北川目前心理援助工作的必要性和现实困难。远东控股集团董事长蒋锡培当场表示会支持，事后他信守承诺出资180万元，成立了北川震后心理援助中心，为心理所北川站提供了三年心理援助资金的保障。
根据重大灾难心理援助的经验，中科院心理所提出了对四川地震灾后心理援助20年的概念，7个工作站在灾区至少要开展心理救援工作3到5年。对于迁入新北川的人们来说，心理震荡期才刚刚开始，这些疗伤者的行程还得继续，傅春胜期待着有更多的人能关注到灾区的心理心理救援工作，那是一条仍旧漫长的疗伤之路。
从绵阳机场出来，傅春胜就匆匆赶往“北川站”，距离他上次来不过10天。
傅春胜本是三家心理咨询公司的当家人，然而地震灾害改变和影响了他的人生轨迹，他现在是中科院心理所北川心理援助工作站(下简称北川站)副站长。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科院心理所成为了第一个介入灾区心理救援的机构，并在2008年6月20日前，分别建成了绵竹、北川、绵阳、德阳、什邡、北川中学等7个工作站，每个站都有傅春胜忙碌的身影，自北川站建成后，他就一直工作到现在。
北川站实际上的办公室还不在板房区。志愿者们平时开会、办公的地点在板房附近一个楼房里，房子很破， 一进去是个半地下室的感觉，有点像窑洞。
傅春胜的突然到来，这里的志愿者们早已习惯了。他们希望他在，就像是家里的父亲回来了，有了凝聚力和主心骨。北川站的人在板房的露天小饭店里坐着吃了饭，菜很简单，就是这里的家常菜，最经吃的是回锅肉，又肥又油又辣。
“北川中学那边现在北京的十几个老师还在这工作，师范院校又增派了几批学生过来，每个月一换，教学生美术、音乐等等。”从山东来的志愿者方若蛟汇报着北川中学的情况。
“刚刚和孩子们建立起关系和感情，就又换新的。就像是男女处朋友一样，这么频繁的换怎么让人安心、放心呢？现在唯一应该做的就是让大家安定。”傅春胜紧皱着眉，忧心不已地说。
在他看来，志愿者的流动性大对心理援助工作并没有好处，让他更忧心的是愿意来灾区进行心理援助的志愿者越来越少。
聊天可能就是“疗伤”
这段时间方若蛟一直都在新县城忙活着新站点的设立工作，回到板房后，处理完手头工作，他第一时间就去看望90岁的汤婆婆。每天下午，只要有阳光，汤婆婆就喜欢坐在过道里晒太阳，绣着羌秀的鞋垫。
“有段时间没看到你了。”汤婆婆抬头看到他露出笑容，好似看着自己的孩子。
“我去新县城那边办事，刚回来。”方若蛟很大声地在婆婆耳边说。
汤婆婆点点头，招呼着他坐在身边，接着低下头继续手里的绣活儿。汤婆婆耳朵听不清了，所以聊天不太方便。她的家人在地震中都丧生了，只剩下一个儿媳妇，生活很困难。方若蛟每次来陪她坐坐，对于老人来说，这种陪伴也是一种力量。
方若蛟来这里做志愿者已经大半年了，他大学念的是心理学，毕业后做过报社编辑，也当过公务员，但一直都希望能有机会发挥专业所长。看到心理所北川站招募志愿者时，他立刻辞了工作来到这里，对他来说，做志愿者更像是一段寻找自己、认识自己的过程。
方若蛟喜欢接触不同的人，尤其是其他志愿者没顾及到的地方，比如网吧、麻将馆。有人觉得天天能打麻将耍，已经走出阴影了，但方若蛟发现并非如此。
“高大哥，玩着呢？”方若蛟来到高德昌常来的麻将馆，热情地打招呼。
“好久没看到你了嘛。”45岁的高德昌抬起头笑了。他在地震中腿部受了伤，来到板房生活后，一直没出去工作，每天都过来这里玩。
“腿怎么样？好多了吧？”
“没有，一直疼着，就没好过。”听到高德昌的答案，方若蛟心里一沉，从他第一天问腿伤的情况到现在，每一次都是一样的答案。方若蛟和他聊过，发现他至今仍没有走出创伤，其实生理的伤口早已愈合了，现在的疼更多的是心理因素。
另一位志愿者雷佳对此也深有同感，这个6月份刚拿到毕业证的姑娘，和方若蛟差不多是前后脚来到北川站。最初学校老师推荐到北川站来做志愿者的时候，感兴趣的人并不是很多。学中文的雷佳看到北川站招募的是记者工作，决定来试试，为将来投身媒体行业打基础。每天她都跟着其他志愿者和心理咨询师走访大量的居民，她发现，板房里很多人表面看起来生活得不错，但实际去接触他们，却还是存在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
心里的伤口，愈合得相当慢。
志愿者们的日常工作就是四处走访板房的居民，和他们聊天，了解他们内心创伤的恢复情况。有时候则要组织一些绘画、唱歌比赛来调节一下板房里北川人的心情。这些志愿者们愿意成为疗伤师，但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会坚持多长时间。方若蛟有时候和雷佳聊起这件事，小姑娘对此有着明确的时间表，她打算再做半年，然后去成都的某一家媒体找份工作。
方若蛟则有点迷茫，毕竟他的家在山东，家里人还是希望他能够回到当地工作。
每一个人都需要“扒一扒皮”
北川站的队长熊海本身是四川绵阳人，他原来在深圳做心理咨询师。震后立即回来加入了傅春胜的团队。在深圳，是有心理需要的人上门找他，回来灾区后，熊海必须要主动去走访板房的居民，和他们聊天，主动关注他们的心理状态。
有一次熊海带着一名前来采访的记者走访居民。采访结束后，记者对他说感到很压抑，看到对方的痛苦自己也很难过。“我们每天面对的就是这些，和他们一起生活，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感到无力和沮丧。”熊海苦笑着说。直到现在，他还经常性的失眠，工作压力很大。
北川站的另一名志愿者郑巧慧毕业于西南科技大学心理系，和熊海一样来这儿一年多了。她需要“疗治”的对象很特殊，都是学校的老师和学生，而他们的情绪起伏确实要比普通人大得多，压力也大得多。
郑巧慧一来就跟着八一帐篷学校，如今则随着学校一同搬到了新县城，专门负责心理咨询与服务工作。她是北川站里唯一派在那边的志愿者，和她一同工作的是两个学校培养的心理骨干教师。最近她发现一同工作的老师董静情绪出现了问题，一说要搞活动就会抵触，觉得烦。
这件事让郑巧慧也很困扰，在见到傅春胜的时候，她说出了自己的困惑。
“你没问问她怎么了？是什么东西在困扰她？”面对傅春胜的发问，郑巧慧不好意思地笑着摇摇头。
“他们是心理老师，但他们也经历了地震的灾难，内心也是有痛苦和创伤的。心理老师都出现情绪问题了，一定要让她走出来才行。”傅春胜说。在灾区工作两年多来，这是他最常遇到的问题。很多做心理援助的人面对如此重大创伤时，会出现无力感、挫败感，需要更高一级的心理师来给他们做督导，来缓解他们的心理压力。
为了给团队解压，缓解积聚的心理情绪，傅春胜每次来都会带着他们唱唱歌、聚聚餐，或者找一天时间到周边山清水秀的地方走一走。此外还要经常性的做心理督导，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给大家“扒一扒皮”，把内心的情绪倒出来。
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主任、北川工作站站长史占彪还兼着玉树工作站站长。现在北京的工作、玉树的工作让他分身乏术，但他也坚持每月来北川一次，5～7天的时间有两个必修课，就是请志愿者吃饭，陪志愿者聊天，当然还包括专业心理督导。对身心俱疲的志愿者来说，没有督导，没有情感交流，他们是挺不住的。
在北川工作站，两年半以来史占彪前后督导过400多名志愿者，他说，这些志愿者能够坚持到现在，兢兢业业工作，真是很难得。
因为要跟着搬到新县城，北川工作站的工作人员也开始做准备。随着负责学校的放假，方若蛟提前请假回了山东老家，过完年再回北川。
雷佳在新年后离开了工作站，因为这半年的突出表现，远东集团慈善基金会的领导对这个小姑娘很看好，在12月底就正式聘任她到宜兴总部工作。
随着雷佳的离去，工作站又来了一位女孩，对工作站的其他同事来说这样的变动已司空见惯。“铁打的工作站，流水的兵。”大家总会这样开玩笑，无论谁来谁走，工作站为北川当地人的心理救援工作一直接续着。
“化缘” 是为了将来
心理所北川站招募志愿者的信息一直放在网上，可是感兴趣的人却越来越少。板房的居民们偶尔聊起来，会说那些来敲门聊天的人不多了。灾民杨建芬也在做志愿者工作。她记得刚搬来板房时，北川人的情绪普遍都不稳定，志愿者自己上门大部分吃了闭门羹，他们就总是找到杨建芬带着，和这里生活的灾民建立起联系，填问卷、做心理辅导工作。
一波又一波数不清的问卷，聊不完的话。杨建芬每天要带着不同的人一遍遍地走，夏天很热，忙起来连口水都喝不上，有一次还累到中暑晕倒。
一度，傅春胜所在的团队达到40人，当时根本不担心志愿者不够，只担心人员的素质不够好。热潮过后是冷清，灾后两年多来能坚持下来的机构和志愿者寥寥无几，目前在永兴板房继续心理救援工作的团队只剩下北川站。曾经有一个心理援助机构打算进驻永兴板房，最后却因为资金问题而离开了。
志愿者在这里的生活很清贫，北川站的志愿者们集体租住在板房附近的一个居民小区里，每个月有1500元到2000元的生活补贴，只能基本上满足了生活所需。来这儿的志愿者，有的是为了锻炼自已，有的是为了追寻自我价值，但无论哪一种，都需要更长久的动力支持。
北川站的经费主要依靠中科院心理所部分科研经费和爱心企业援助来支持，最初心理所计划每个工作站配10到12人，每个站的运行经费在10万到15万左右，但因为经费紧张只能缩减人员和开支。如何得到资金支持是这些专家们最头痛的事情，史占彪笑着对傅春胜说，“我们得抓紧化缘呀。”
2009年5月，在绵阳参加一次“中国企业家论坛”时，抢到一个发言机会的傅春胜向企业家们阐述了北川目前心理援助工作的必要性和现实困难。远东控股集团董事长蒋锡培当场表示会支持，事后他信守承诺出资180万元，成立了北川震后心理援助中心，为心理所北川站提供了三年心理援助资金的保障。
根据重大灾难心理援助的经验，中科院心理所提出了对四川地震灾后心理援助20年的概念，7个工作站在灾区至少要开展心理救援工作3到5年。对于迁入新北川的人们来说，心理震荡期才刚刚开始，这些疗伤者的行程还得继续，傅春胜期待着有更多的人能关注到灾区的心理心理救援工作，那是一条仍旧漫长的疗伤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