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极花》的问题，在于它本身试图建立起一种与“现代化”相对抗的价值评判坐标。
　　我怀疑，贾平凹在给《极花》这部小说想名字时，是受了“极草”的影响。没错，就是那个死贵死贵“冬虫夏草含着吃”的“极草”。他自己解释，“极花”是一种像冬虫夏草的花，“在冬天它是酣眠而死去的小虫子，而在夏天却是一朵草长莺飞的花草，浓艳馨香”。
　　2016年，“极草”摊上了不少事。不知道贾平凹是不是会觉得晦气，因为《极花》也很不顺，确切地说，骂挨不少。
　　我关注《极花》的时候，批评的高潮已经过去，贾平凹的自辩已在各种平台发出来。我看见了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为贾平凹开脱的一段话：“我看了批判老贾的文字……我都能想象到他们的样子，干净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一脑子政治正确的、特别觉得自己有知识的、特别觉得自己文明的、站在世界先进文化之潮头的，这样一批可敬的女士和先生，而且我能想象他们平时一定是喝咖啡的，一定是见了葫芦头就吃不下去的。”
　　《极花》讲的是，一个被拐卖到农村去的姑娘，多年后被解救，又最终选择回到那个她被迫生活多年的山村。
　　批评《极花》的文章，认为贾平凹涉嫌把拐卖妇女合理化。贾平凹当然不承认，说是误读，“断章取义”。
　　还真不是误读。《百年孤独》里的犯罪够多吧？从谋杀到乱伦都有。《罪与罚》里，对犯罪大学生的同情是赤裸裸的。人们指责马尔克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三观不正、纵容犯罪了吗？基本没有。那么，即便是从艺术角度，贾平凹也是失败的，读者走向了他期望的反方向。
　　书名里就有秘密。“极花”，在看起来像死而复生的过程里，价值是暴涨了的，是脱胎换骨，无异于“化蝶”。偏偏主人公就叫胡蝶。这就已奠定了全书的主基调，甚至不能说是个悲剧，而是艰难的人生升华课。
　　假如贾平凹没有在接受采访时，把他的很多写作意图阐明，这种指控或许还是有点诛心的，但实际上——
　　贾平凹说：你不知道批判谁。谁都不对。好像谁都没有更多责任。这个胡蝶，你不需要怪她吗？你为什么这么容易上当受骗……这个人贩子，黑亮这个人物，从法律角度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他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
　　《极花》的问题，不在于李敬泽所说的无视“政治正确”。不是无视，而是它本身试图建立起一种与“现代化”相对抗的价值评判坐标。
　　新坐标的原点，就是衰败中的乡村。贾平凹在《极花》后记中曾经写到过这一认识：西方“自我”是原子化个体的自我，中国文化中是人格，人格理想，这个东西带有群体性和积累性。
　　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极花》中，实际上是看不到“个体生命”的价值的。贾平凹同情黑亮，也不是对个体生命的同情，而是把他看作衰败乡村中一个黑色指标（“黑”然而“亮”的一个人），是“娶不起媳妇”的群体中的一员。作为群体的“乡村”命运之问，赫然凌驾于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个体生命之上。生命与自由，可以拿来与另一群人的生存状态的优劣做交易，结论就是：假如有一群人娶不到老婆，那么有人被拐卖也就难以受到绝对指责。
　　在这个坐标系下，文明成为一种相对主义的货色，没有高下之分。一种前现代的中国田园梦，与现代文明的同床异梦。就像被施用了保幼激素的飞蛾或蝴蝶幼虫，永远别指望它们真能成蛹化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