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傍晚坐出租车，只见路上一片汽车尾灯的红光，计程表的数字蹭蹭地往上蹿，我的心里嗷嗷地痛。百无聊赖之际，开始与司机闲聊。司机老徐来自苏北农村，在家乡有一幢装修好的大房子，有水有田，空气新鲜，不会堵车，“相比之下，大城市里的生活质量就是差。为了省钱，我跟别人在城郊合租一套毛坯房，空气没法跟农村老家的比，堵车是家常便饭，日常消费也很高。”
　　我问他：“你们村现在还有人种地吗？”
　　他说：“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在种，年轻人全出来打工了。”
　　“你看，虽然家里空气又好，又不堵车，但你们不还是留在大城市了吗？”我一边心急火燎地望着窗外的“流动停车站”，一边故作理性地说道。
　　说起环境保护，人人都说好。但真的是越天然、越“原始”的就越好吗？我们得算算账。
　　城市，不是环保的对立面
　　有一对北大教师夫妇，放弃了城市的喧嚣生活，归隐于人迹罕至的深山中。他们住在青砖、木窗、土墙和泥地的旧房子里，种植粮食、蔬菜和果树，放养猪、牛、骡子和山羊，从不用洗衣粉、牙膏和肥皂，只用纯天然的草木灰和皂荚……
　　这样的生活看起来很美，却需要十几个工人与这对夫妇一起打理。丈夫常常要跟工人一起走半个小时的山路，将100斤一担的物资抬进抬出。他们在深山老林里过着“世外桃源”式的生活，没有任何收入，每年的生活费却高达25到30万元。十几年下来，他们大约花去了350万元的积蓄。如今，他们决定“暂时”回归城市，因为孩子需要接受良好的教育——显然，他们的财力不足以将城市的所有便利都搬进山林。
　　于是，绝大多数向往山清水秀的人们不得不常年跻身于日渐臃肿的城市中，享受现代文明诸多好处的同时，也在承受各式各样的环境代价。这样的生活虽不完美，但也不能将城市看作是环境保护的对立面。与我们的直觉相反，按照人口数量平均之后，城市越大反而就越环保。
　　有人曾经研究过城市人口和各种资源消耗量（如加油站的数量，道路、水管、电线和电话线的总长度等）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虽然人口增加时资源消耗量也会增加，但增加的比例不会超过人口增加的幅度。比如，人口增加10倍时，加油站数量只增加5.9倍，人口增加100倍时，加油站数量只增加34.7倍。不难理解，这是因为城市规模大了之后，人们的办事效率提高了，达到相同生活水平所需要的人均资源量就减少了。
　　因此，我们需要学会权衡环境保护的利弊得失。为了眼前利益而肆意破坏环境绝不可取，但为了追求“纯天然”的居住环境而像那对夫妇一样花费巨额资金，将体力运用到极点，最后还变成“蓬头垢面、破衣烂衫、两手老茧”的样子，这种行为同样不值得宣扬。科学地分析一种行为的正反两方面，在这个基础上作出最优、最合理的选择，这才是我们应该学会的务实态度。
　　环保，平衡的艺术
　　最适合说明环保问题的例子就是农药的使用了。1939年，瑞士化学家米勒发现一种名为DDT的化学合成物质能够有效地杀死害虫，而且比其他农药更加安全。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广泛地应用了DDT之后，疟蚊、苍蝇和虱子就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而疟疾、伤寒和霍乱也终于不再肆虐了。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当时DDT的使用大约拯救了2500万人的生命。
　　看似完美的成果背后隐藏着一场骇人的危机：由于DDT被人们过度使用，并且它很难在环境中分解，再加上生物富集作用，使得居于食物链顶端的美国“国鸟”白头海雕几乎因此而灭绝（DDT会导致鸟类产下无法孵化的软壳蛋），就连南极的企鹅体内也检测出了DDT。1962年，美国作家卡森出版了一本《寂静的春天》，引发了人们对DDT及环境问题的强烈关注。1972年，美国率先立法禁止使用DDT，随后各个国家纷纷仿效，曾经人人赞美的“英雄”迅速沦为臭名昭著的“恶魔”，最终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摈弃了。
　　故事并没有结束。DDT被禁用之后，疟疾伤寒等疾病卷土重来，全球每年因疟疾死亡的人数约为50到90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儿童。2006年9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正式解除对DDT的禁令。他们强烈建议人们在室内（房屋以及家畜棚圈内）使用DDT，这样既可以杀灭传播疟疾的蚊子，又不会威胁到野生动物和人类的健康。这个建议就连曾经抵制使用DDT的美国环保协会也表示了赞同。人们对DDT的态度由狂热推崇到谈之色变，最终回归到科学的理性之中。
　　像DDT一样，有很多东西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在影响环境，比如农业会造成水土流失，工业会排放污染物，教育、出版业会消耗树木（纸张），电厂、医院、商店……无一不在“破坏”环境。真正的环保是一种平衡的艺术：在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找到那个最佳的“妥协点”，而不是对所有“非自然”的东西一概反对，甚至“封杀”。
　　想象一下，如果禁绝一切可能造成污染的人类文明产物，完全回到淳朴的原始社会，人们的生活又会怎样呢？据《全球通史》估计，在采集狩猎的原始社会，每平方公里最多能养活1个人。照此计算，整个地球最多能养活1.5亿“原始人”。这个天真的想法，剩下的69亿人恐怕是不会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