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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宪法公园里有一排长500英尺的黑色花岗岩碑体,上面刻有1959年至1975年间在越战中阵亡的58132名美国将士姓名。如果1975年美军没有撤离,阵亡数字还会更多。迈克尔·埃默里和埃德温·埃默里所著的《美国新闻史》中把美军的这次撤离,归功于这场战争中的战地记者,包括碑上没有刻的同在越战中殉职的63名战地记者。
战地记者是英译词,按《简明牛津辞典》的解释,战地记者就是从战场发回报道的记者。而战时报道所引发的实际是塑造交战国国家形象的博弈。
战地记者的价值准则——新闻客观性
西方新闻界的价值准则是新闻客观性和新闻自由。战地记者也是记者,当然也要遵循新闻客观性,即新闻报道要尊重客观事实。记者只是客观、迅速、翔实地记录,不直接在新闻报道中发表意见。
在战争期间,第三方国家所派的战地记者,遵循这个价值准则进行客观报道会相对容易,毕竟站在较为中立的立场。但如果战地记者的国籍属于交战国,能不偏不倚地准确真实报道就不那么容易了。越战期间的美国战地记者就是如此。
战争初期,美国新闻界对美国政府的侵越战争政策堅信不疑。媒体相信并放大了总统和国防部所描述的节节胜利。远离战场的民众被动地接受媒体“爱国”的报道,当然也支持政府,并且相信战争会以美国战胜而告终。
随着战争逐渐升级,美军在越南战场伤亡越来越重,美军“地毯式轰炸”、“焦土”战术等越来越难以奏效。战地记者发回的报道证明,越战并非捷报频传,而是已陷入泥沼,伤亡惨重。舆论倾向开始发生变化。现年68岁,曾是越战战地记者的比尔回忆越战时说,越南战争同所有战争一样,让他感觉非常糟糕。“到那儿以后,我没有感受到战争获得了越南民众的支持,于是我问我自己:为什么美国人要来这儿?”比尔说他所了解的美国卷入越战的原因是因为害怕“多米诺骨牌理论”:如果越南成为共产主义国家,那么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有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国家。“当然这种理论是在冷战高潮时所盛行的。我了解越共和北越的目标是在河内社会主义政府领导下实现国家统一。”比尔说,“我后来开始相信对于广大农村的佃农和普通农场主而言,只要有屋子住、桌上有东西吃以及每天平平安安,国家在什么政府体制下运作根本无所谓。”比尔说:“当我回想起我在越南的那段时光,记忆的闸门立即打开,有点像迅速翻动的蒙太奇影像。讲述那时候发生的任何一个生离死别、惊心动魄的故事都会令人感到不寒而栗。那里有死亡与毁灭的悲伤,特别是双方将士的阵亡,特别是那些比我还年轻几岁的小伙子。但是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看到那些重伤员。如果他们还能活下来,这场战争将会对他们的余生造成多大影响啊!”这是比尔的真实感受,他把这些写成报道,发回国内。
1968年开始,美国媒体不再一边倒地支持战争,战地记者把越战僵局真实地展现在国内观众面前,如卡帕所说:“照相机本身并不能阻止战争,但照相机拍出的照片可以揭露战争,阻止战争的发展。”对于客观报道,比尔说:“我确信当你只能报告一方情况的时候,报道才是有倾向性的。一个好的新闻机构必须既报告正面新闻,又报告负面新闻。”
越战是二战后美国历史上被报道最充分的一场战争。当时驻西贡(今胡志明市)记者团是一个杰出的群体,领军人物来自美联社、合众社和《纽约时报》。战地记者很快与政府、军方似乎产生了信任差距问题。美国军方为证明白宫和五角大楼政策的正确性蓄意制造假消息,为保持公众对美国必胜的信心精心炮制统计数字。驻西贡记者团不满足于每天5点由新闻发言人公布的战况公报,纷纷赶赴前线了解最新战况。他们的报道与官方的发布形成了鲜明对比。
新闻的自由独立与爱国主义
越战引发了对新闻的独立与自由的控制。越战后,美国政府总结了“放松战时新闻管制”的危害,加紧了对舆论战的研究,并在其后历次战争中不断加强战时新闻的管制:一旦战争爆发,立即制造出一种“受控的信息环境”。这就是所谓“越南综合征”。
但对战时报道而言,战地记者想自由独立地报道更多新闻,官方则以军事安全为由竭力阻挠或掩盖某些实情。前美国国防部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主持人克朗凯特曾就新闻的自由独立与爱国主义进行争执。施莱辛格认为新闻报道要坚持爱国主义,克朗凯特则提出:“如何判断爱国主义?爱国主义仅仅是毫无保留地赞同政府的每个举动?还是有勇气宣扬并坚持一个认为最符合国家利益的原则,不论这些原则是否符合政府意愿?”
新闻失控似乎成为越南战争失败的原因。尼克松说:“我们最糟糕的敌人看来是新闻界!”上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开始制定“兼顾新闻界与政府利益的政策”,“三边委员会”就越战引起的统治危机进行研究,撰写了《民主体制的可统治性》,其中写道:媒体的无法控制,“内则使得民主过度,使政府威信扫地;外则使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衰退。”
曾因报道越南战争而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资深记者彼得·阿奈特1991年独家采访萨达姆时,也被质疑丧失了爱国主义。他的回答是“我首先是一名记者,其次是一名美国人,如果我不得不在两者间选择,我宁肯选择前者。”
后来的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英国广播公司(BBC)又被英国政府指责为是“贝尔格莱德广播公司”和“巴格达广播公司”。伦敦一家阿拉伯报纸曾对这种干涉媒体的行为评论说:“美英政府干涉媒体,给人们散布信息,会危及美英以及全世界政治和公民的未来自由……这会鼓励非民主政权继续控制媒体,使它们有理由设有信息部和政治宣传喉舌。”伊拉克战争期间,很多美国人不看美国新闻,而改为BBC。BBC负责人说,美国新闻网都被美国国旗包住了。
有“悖”国家形象的战地记者的代价
西方国家宪法保护新闻媒体享有较大的新闻独立与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新闻媒体享有“完全的”独立与自由,有时揭露真相却有“悖”国家形象的战地记者,甚至其所属新闻媒体都会受到各种非难、限制或“惩罚”,因而有的新闻媒体就会选择站在政府一边。阿奈特自1962年至1975年为美联社写了3000多篇越战报道,由于他报道了美军对越南平民的伤害,受到FBI调查。2001年阿富汗战争,美国之音播发了对阿富汗塔利班领袖的采访,致使美国之音台长和主管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自由欧洲电台的国际广播局局长被撤职。美国之音在欧洲一个发射台的200多万美元经费预算被取消。2003年美国打着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借口,在联合国没有授权的情况下,悍然攻打一个主权国家。这不仅开创了一个非法的先例,也树立了美国武力相向的国家形象。一家电视台的战地记者热拉尔多·瑞弗拉, 只因将地图摊在地上查看, 就被扣上泄露美军所处位置的罪名而遭军方驱逐。阿奈特接受了伊拉克国家电视台采访, 并在采访中谈到美国在伊拉克战争第一阶段的计划已告“失败”。采访播出后,这位被NBC总裁称为“一位勇敢的战地记者与他所熟悉的地方的完美结合”的阿奈特被解雇。阿奈特后来说:“和越战相比,美国的政治环境和舆论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
半岛电视台转播伊拉克电视台播放的据称是美国战俘和美军士兵尸体的镜头后,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当天就宣布吊销半岛电视台两名记者的记者证,禁止他们进入交易大厅,理由是入驻证交所的电视媒体记者激增,因而作出相应调整。同日,半岛电视台网站遭黑客攻击。布莱尔和鲍威尔公开谴责该台报道缺乏客观。半岛电视台发言人因此呼吁新闻要独立、自由,并称这是某些人企图干扰新闻言论自由的又一证据。
美国有学者称,“美国媒体把不利于美国的报道尽量压缩而且控制在官方认可的框架之内,把重要歧见排除在重大消息之外,对小型的、非主流媒体进行骚扰但不完全压制。这种做法其实是一种远比正式审查更为可靠和有效的宣传制度。”《纽约每日新闻》专栏作家纳尔逊评论说,美国新闻界这种堕落“给新闻界的消费者加重了负担,他们必须自己鉴别证据,鉴别新闻的可信性。我们再也不能期望新闻界为昨天发生的事件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报道。” 密苏里大学新闻学教授琼斯也承认,美国这种报道的确引起了对美国新闻自由的怀疑和忧虑。这似乎是一个双输的结果:战地记者因为客观受罚,国家形象因为报道受损。
(作者来自国务院新闻办三局)
战地记者是英译词,按《简明牛津辞典》的解释,战地记者就是从战场发回报道的记者。而战时报道所引发的实际是塑造交战国国家形象的博弈。
战地记者的价值准则——新闻客观性
西方新闻界的价值准则是新闻客观性和新闻自由。战地记者也是记者,当然也要遵循新闻客观性,即新闻报道要尊重客观事实。记者只是客观、迅速、翔实地记录,不直接在新闻报道中发表意见。
在战争期间,第三方国家所派的战地记者,遵循这个价值准则进行客观报道会相对容易,毕竟站在较为中立的立场。但如果战地记者的国籍属于交战国,能不偏不倚地准确真实报道就不那么容易了。越战期间的美国战地记者就是如此。
战争初期,美国新闻界对美国政府的侵越战争政策堅信不疑。媒体相信并放大了总统和国防部所描述的节节胜利。远离战场的民众被动地接受媒体“爱国”的报道,当然也支持政府,并且相信战争会以美国战胜而告终。
随着战争逐渐升级,美军在越南战场伤亡越来越重,美军“地毯式轰炸”、“焦土”战术等越来越难以奏效。战地记者发回的报道证明,越战并非捷报频传,而是已陷入泥沼,伤亡惨重。舆论倾向开始发生变化。现年68岁,曾是越战战地记者的比尔回忆越战时说,越南战争同所有战争一样,让他感觉非常糟糕。“到那儿以后,我没有感受到战争获得了越南民众的支持,于是我问我自己:为什么美国人要来这儿?”比尔说他所了解的美国卷入越战的原因是因为害怕“多米诺骨牌理论”:如果越南成为共产主义国家,那么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有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国家。“当然这种理论是在冷战高潮时所盛行的。我了解越共和北越的目标是在河内社会主义政府领导下实现国家统一。”比尔说,“我后来开始相信对于广大农村的佃农和普通农场主而言,只要有屋子住、桌上有东西吃以及每天平平安安,国家在什么政府体制下运作根本无所谓。”比尔说:“当我回想起我在越南的那段时光,记忆的闸门立即打开,有点像迅速翻动的蒙太奇影像。讲述那时候发生的任何一个生离死别、惊心动魄的故事都会令人感到不寒而栗。那里有死亡与毁灭的悲伤,特别是双方将士的阵亡,特别是那些比我还年轻几岁的小伙子。但是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看到那些重伤员。如果他们还能活下来,这场战争将会对他们的余生造成多大影响啊!”这是比尔的真实感受,他把这些写成报道,发回国内。
1968年开始,美国媒体不再一边倒地支持战争,战地记者把越战僵局真实地展现在国内观众面前,如卡帕所说:“照相机本身并不能阻止战争,但照相机拍出的照片可以揭露战争,阻止战争的发展。”对于客观报道,比尔说:“我确信当你只能报告一方情况的时候,报道才是有倾向性的。一个好的新闻机构必须既报告正面新闻,又报告负面新闻。”
越战是二战后美国历史上被报道最充分的一场战争。当时驻西贡(今胡志明市)记者团是一个杰出的群体,领军人物来自美联社、合众社和《纽约时报》。战地记者很快与政府、军方似乎产生了信任差距问题。美国军方为证明白宫和五角大楼政策的正确性蓄意制造假消息,为保持公众对美国必胜的信心精心炮制统计数字。驻西贡记者团不满足于每天5点由新闻发言人公布的战况公报,纷纷赶赴前线了解最新战况。他们的报道与官方的发布形成了鲜明对比。
新闻的自由独立与爱国主义
越战引发了对新闻的独立与自由的控制。越战后,美国政府总结了“放松战时新闻管制”的危害,加紧了对舆论战的研究,并在其后历次战争中不断加强战时新闻的管制:一旦战争爆发,立即制造出一种“受控的信息环境”。这就是所谓“越南综合征”。
但对战时报道而言,战地记者想自由独立地报道更多新闻,官方则以军事安全为由竭力阻挠或掩盖某些实情。前美国国防部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主持人克朗凯特曾就新闻的自由独立与爱国主义进行争执。施莱辛格认为新闻报道要坚持爱国主义,克朗凯特则提出:“如何判断爱国主义?爱国主义仅仅是毫无保留地赞同政府的每个举动?还是有勇气宣扬并坚持一个认为最符合国家利益的原则,不论这些原则是否符合政府意愿?”
新闻失控似乎成为越南战争失败的原因。尼克松说:“我们最糟糕的敌人看来是新闻界!”上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开始制定“兼顾新闻界与政府利益的政策”,“三边委员会”就越战引起的统治危机进行研究,撰写了《民主体制的可统治性》,其中写道:媒体的无法控制,“内则使得民主过度,使政府威信扫地;外则使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衰退。”
曾因报道越南战争而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资深记者彼得·阿奈特1991年独家采访萨达姆时,也被质疑丧失了爱国主义。他的回答是“我首先是一名记者,其次是一名美国人,如果我不得不在两者间选择,我宁肯选择前者。”
后来的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英国广播公司(BBC)又被英国政府指责为是“贝尔格莱德广播公司”和“巴格达广播公司”。伦敦一家阿拉伯报纸曾对这种干涉媒体的行为评论说:“美英政府干涉媒体,给人们散布信息,会危及美英以及全世界政治和公民的未来自由……这会鼓励非民主政权继续控制媒体,使它们有理由设有信息部和政治宣传喉舌。”伊拉克战争期间,很多美国人不看美国新闻,而改为BBC。BBC负责人说,美国新闻网都被美国国旗包住了。
有“悖”国家形象的战地记者的代价
西方国家宪法保护新闻媒体享有较大的新闻独立与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新闻媒体享有“完全的”独立与自由,有时揭露真相却有“悖”国家形象的战地记者,甚至其所属新闻媒体都会受到各种非难、限制或“惩罚”,因而有的新闻媒体就会选择站在政府一边。阿奈特自1962年至1975年为美联社写了3000多篇越战报道,由于他报道了美军对越南平民的伤害,受到FBI调查。2001年阿富汗战争,美国之音播发了对阿富汗塔利班领袖的采访,致使美国之音台长和主管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自由欧洲电台的国际广播局局长被撤职。美国之音在欧洲一个发射台的200多万美元经费预算被取消。2003年美国打着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借口,在联合国没有授权的情况下,悍然攻打一个主权国家。这不仅开创了一个非法的先例,也树立了美国武力相向的国家形象。一家电视台的战地记者热拉尔多·瑞弗拉, 只因将地图摊在地上查看, 就被扣上泄露美军所处位置的罪名而遭军方驱逐。阿奈特接受了伊拉克国家电视台采访, 并在采访中谈到美国在伊拉克战争第一阶段的计划已告“失败”。采访播出后,这位被NBC总裁称为“一位勇敢的战地记者与他所熟悉的地方的完美结合”的阿奈特被解雇。阿奈特后来说:“和越战相比,美国的政治环境和舆论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
半岛电视台转播伊拉克电视台播放的据称是美国战俘和美军士兵尸体的镜头后,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当天就宣布吊销半岛电视台两名记者的记者证,禁止他们进入交易大厅,理由是入驻证交所的电视媒体记者激增,因而作出相应调整。同日,半岛电视台网站遭黑客攻击。布莱尔和鲍威尔公开谴责该台报道缺乏客观。半岛电视台发言人因此呼吁新闻要独立、自由,并称这是某些人企图干扰新闻言论自由的又一证据。
美国有学者称,“美国媒体把不利于美国的报道尽量压缩而且控制在官方认可的框架之内,把重要歧见排除在重大消息之外,对小型的、非主流媒体进行骚扰但不完全压制。这种做法其实是一种远比正式审查更为可靠和有效的宣传制度。”《纽约每日新闻》专栏作家纳尔逊评论说,美国新闻界这种堕落“给新闻界的消费者加重了负担,他们必须自己鉴别证据,鉴别新闻的可信性。我们再也不能期望新闻界为昨天发生的事件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报道。” 密苏里大学新闻学教授琼斯也承认,美国这种报道的确引起了对美国新闻自由的怀疑和忧虑。这似乎是一个双输的结果:战地记者因为客观受罚,国家形象因为报道受损。
(作者来自国务院新闻办三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