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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鸦片战争之后的近一个世纪里，英国一直在对华事务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由于自身经济实力的明显衰落，加之出于国内经济重建和确保本土以及欧洲安全的需要，中国问题在其战后的总体战略中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因此，接受美国在中国事务中的主导地位，自己则扮演一种“屈居”美国之后的次要角色。
一、战后初期英国谨慎外交和不介入国共争端的立场
二战结束后，1946年，国共间的内战重新爆发。由于中国的内战发生在苏联和西方冲突日渐加剧之际，英国上下始对苏联在远东地区特别是在中国的意图产生了戒心。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从1946年底到1947年初这段时间内，英国外交部和英国驻华大使馆开始重新对中共的性质和意图以及中共和苏联关系状况进行评估，它的结果极大地影响到英国政府对中国内战的态度。所以内战期间（1946至1949年初）英国从“等待与观望”政策到根本性调整，内阁会议认可了“中国事态发展”这份内阁文件所建议的“保持立脚点”的对华政策。随后及时调整了对华的具体政策，在对中国内战双方的态度以及其他一些具体的政策措施方面就开始表现出许多与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不同的地方。
二、英国从“等待与观望”政策到根本性调整
英国认为中国内战不过是苏联和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紧张局势的局部表现，在中国维持一个非共产党政权是符合英国利益的。因此，尽管他们不鼓励美国采取全力以赴地支持蒋介石政府的政策，但还是希望美国给予国民党政府以有效的援助以阻止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获取全国性胜利，并抵制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扩张。然而，由于惟一具有实力的美国此时已改变了其全球和亚洲战略而不愿意采取这样的行动，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只能采取“等待和观望”（wait and see）的政策。
1948年底，随着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中重大的胜利以及淮海和平津战役的胜利在望，中国的内战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决定性变化。
与此同时，美国出于其全球霸权的需要，开始推行复兴欧洲经济的“马歇尔计划”，向欧洲提供大规模的经济援助。但是，作为经济援助的前提条件之一，它要求英国放弃其全球性抱负，即放弃英镑集团和帝国互惠体系，成为欧洲国家，在欧洲经济复兴计划中扮演主要角色，这引起了英国的戒心，同时也是为了抵制美国摧毁英国世界地位的企图，英国开始强调英国的全球利益。此外，到1949年英国国内的经济形势开始好转，英国对外贸易自战争结束以来首次出现出超，外交大臣贝文认为英国恢复在中国扮演积极角色的时机最终来临。因此，英国开始对其在远东地区的政策给予高度重视，因为正是在世界的这一个角落，美国将英国全球力量的要塞变成了薄弱的一环。
在这样的背景下，1948年12月，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向内阁提交了一份由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官员邓宁准备的题为“中国事态发展”的文件，作为政府讨论其对华的方针政策基本材料。
英国外交部的官员意识到，既然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惟一在财政、物资和军事方面具有能力的国家美国也不能阻止共产主义者在整个中国夺权胜利，那么对英国而言，最佳的希望就在于“保住立脚点”，只有这样，英国才可能在中国问题上发挥影响。
三、新中国成立前后英国对华政策的特点
1.驻华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的保留。由于早在中国新政权建立之前，就确立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指导方针，不承认国民党时代各国驻华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的官方地位，对其外交人员仅承认其外国侨民的地位。针对这种情况，美国开始着手撤出其在华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
与美国的不安和恐慌相比，英国此刻则显得更为平静和沉着。英国政府并没有准备关闭其在华的领事机构和完全撤离在华官员。英国官员就“留在中国”问题基本上形成了一致意见。
2.继续在解放区从事商业贸易。当英国政府制订了保住“立脚点”的对华既定方针之后，具体政策一个方面体现为“领事机构和外交人员继续留在解放区”，另一方面便体现为继续解放区的商工事业。
3.逐步改变对国民党政权的立场。当英国政府确定了基本的对华战略之后，其对国民党政权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与美国政府继续从经济和军事上支持国民党政权的对华政策不同，英国政府此时正在酝酿抛弃蒋介石政权。当英国政府决定改变其对华政策后，先是主动采取措施疏远国民党政府。1949年1月，英国内阁则拒绝了蒋介石关于斡旋中国内战以实现国共停火的请求。
4.英国对国民党封锁上海的对策。1949年6月，即上海解放后不久，国民党对包括上海在内的沿海城市的封锁严重损害了英国在华的利益。英国企图与美国一起向国民党施加影响，达到让救援船只通过的目的。但是美国此时已经决定撤出中国，此外，国民党政府对此时仍然与中国共产党继续进行贸易的英国却并无好感，为此，尽管它同意美国政府派船只进行撤离的请求，却拒绝了英国要求派遣足够数量的船只进入上海以提供必要的救援的请求。这样一来，英国在处理封锁问题上寻求美国帮助的计划落空。这无疑又使英国陷入困境。
对此英国内阁会议上，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分析了英美在中国问题上的政策差异和分歧及其原因，并认为英国应该单独行动并突破封锁。可是，由于英国法制局的官员对突破封锁的合法性问题提出置疑，英国最终放弃了以武力挑战国民党封锁的计划。
5.在“承认中国”的问题上与美国立场相区别。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正式宣布了其承认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法律上的政府的决定，并向中国政府外交部递送了外交承认的照会。
6.实行灵活的对华贸易政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这段时间内，英国在对中共新政权的贸易政策问题上与其主要盟友美国表现出了许多不同。在整个这一时期，英国政府虽然同意了和美国一道采取措施对中国进行战略物资禁运，它却不同意美国试图利用贸易武器以反对中国并同中国进行全方位的贸易战的做法。
7.不同的台湾政策。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从其反共的全球战略出发，一改其最初遵守《开罗宣言》中有关台湾问题的条款的承诺，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人为地制造了“台湾问题”。与美国的这一政策不同，在朝鲜战争爆发到1952年丘吉尔再次入主白厅这段时间，英国曾反对美国扩大在台湾海峡的行动，提出解决台湾海峡危机的办法是承认台湾归属于中国，应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
8.英国努力寻求政治解决朝鲜战争的方案。除了香港在对华政策的决定性作用，国际形势和英国外交的总体考虑，自由主义思潮对外交的影响，经济上的考虑是影响这一时期英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英国在中国拥有很大的经济利益。在1950年前后，英国在华的投资仍然十分复杂而多样，它包括众多不同的组成部分：从在中国经营的各种商工企业到从英国向中国市场出售商品的各英国公司都无不被囊括于其中；包括佳黛、马西森、巴特菲尔德和斯威尔等公司在内的擅长于购买、运输、销售诸如桐油、蛋类、原棉在内的中国原料并为其提供投保服务的各代理机构则是英国在华业务的最重要方面；它的其他业务还有银行（其中以香港——上海银行最为著名）、保险公司、公共设施、百货公司、旅店以及沿海和远洋运输公司。除了在中国拥有巨大的商业投资外，英国也十分重视中英之间的贸易。由于美国在国共两党的内战中支持了与中国共产党敌对的一方，在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它仍然对中国共产党采取敌视的态度，其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受到打击已是必然的，这对英国来说无疑是一个机会。
英国政府相信中国人将不得不依赖坐落于中国和香港的英国商业利益以为这种进口贸易提供资金、保险和船运服务。因此，英国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了温和的路线，并期望通过这种手段来支持英国商业公司和企业以作为英国向中国出口的渠道，并支持英国在香港的存在，可以这样说，英国在华的商业利益是英国政府在西方大国中率先承认中国的一个主要因素。
1950年6月，当朝鲜战争爆发时，英国远东地区的商人和伦敦的中国协会不情愿地接受了美国加强和扩大对中国进行战略物资禁运的要求；但与此同时，出于维护自身商业利益的需要，他们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抵制美国进一步加强对半战略物质和通过香港的转口贸易以及在远东地区的货运和金融服务的控制的要求。由于英国政府也需要并想在远东进行贸易，因此，它强烈反对同中国大陆进行贸易战。尽管后来由于中国卷入了朝鲜战争，英国不能再抵制美国政府要求采取措施对中国经济进行打击的压力，但是，它还是向美国施加影响，要求放松对香港禁运的力度，这从客观上讲，也是对中国有利的。
（作者单位：廊坊师范学院历史系）
一、战后初期英国谨慎外交和不介入国共争端的立场
二战结束后，1946年，国共间的内战重新爆发。由于中国的内战发生在苏联和西方冲突日渐加剧之际，英国上下始对苏联在远东地区特别是在中国的意图产生了戒心。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从1946年底到1947年初这段时间内，英国外交部和英国驻华大使馆开始重新对中共的性质和意图以及中共和苏联关系状况进行评估，它的结果极大地影响到英国政府对中国内战的态度。所以内战期间（1946至1949年初）英国从“等待与观望”政策到根本性调整，内阁会议认可了“中国事态发展”这份内阁文件所建议的“保持立脚点”的对华政策。随后及时调整了对华的具体政策，在对中国内战双方的态度以及其他一些具体的政策措施方面就开始表现出许多与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不同的地方。
二、英国从“等待与观望”政策到根本性调整
英国认为中国内战不过是苏联和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紧张局势的局部表现，在中国维持一个非共产党政权是符合英国利益的。因此，尽管他们不鼓励美国采取全力以赴地支持蒋介石政府的政策，但还是希望美国给予国民党政府以有效的援助以阻止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获取全国性胜利，并抵制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扩张。然而，由于惟一具有实力的美国此时已改变了其全球和亚洲战略而不愿意采取这样的行动，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只能采取“等待和观望”（wait and see）的政策。
1948年底，随着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中重大的胜利以及淮海和平津战役的胜利在望，中国的内战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决定性变化。
与此同时，美国出于其全球霸权的需要，开始推行复兴欧洲经济的“马歇尔计划”，向欧洲提供大规模的经济援助。但是，作为经济援助的前提条件之一，它要求英国放弃其全球性抱负，即放弃英镑集团和帝国互惠体系，成为欧洲国家，在欧洲经济复兴计划中扮演主要角色，这引起了英国的戒心，同时也是为了抵制美国摧毁英国世界地位的企图，英国开始强调英国的全球利益。此外，到1949年英国国内的经济形势开始好转，英国对外贸易自战争结束以来首次出现出超，外交大臣贝文认为英国恢复在中国扮演积极角色的时机最终来临。因此，英国开始对其在远东地区的政策给予高度重视，因为正是在世界的这一个角落，美国将英国全球力量的要塞变成了薄弱的一环。
在这样的背景下，1948年12月，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向内阁提交了一份由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官员邓宁准备的题为“中国事态发展”的文件，作为政府讨论其对华的方针政策基本材料。
英国外交部的官员意识到，既然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惟一在财政、物资和军事方面具有能力的国家美国也不能阻止共产主义者在整个中国夺权胜利，那么对英国而言，最佳的希望就在于“保住立脚点”，只有这样，英国才可能在中国问题上发挥影响。
三、新中国成立前后英国对华政策的特点
1.驻华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的保留。由于早在中国新政权建立之前，就确立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指导方针，不承认国民党时代各国驻华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的官方地位，对其外交人员仅承认其外国侨民的地位。针对这种情况，美国开始着手撤出其在华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
与美国的不安和恐慌相比，英国此刻则显得更为平静和沉着。英国政府并没有准备关闭其在华的领事机构和完全撤离在华官员。英国官员就“留在中国”问题基本上形成了一致意见。
2.继续在解放区从事商业贸易。当英国政府制订了保住“立脚点”的对华既定方针之后，具体政策一个方面体现为“领事机构和外交人员继续留在解放区”，另一方面便体现为继续解放区的商工事业。
3.逐步改变对国民党政权的立场。当英国政府确定了基本的对华战略之后，其对国民党政权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与美国政府继续从经济和军事上支持国民党政权的对华政策不同，英国政府此时正在酝酿抛弃蒋介石政权。当英国政府决定改变其对华政策后，先是主动采取措施疏远国民党政府。1949年1月，英国内阁则拒绝了蒋介石关于斡旋中国内战以实现国共停火的请求。
4.英国对国民党封锁上海的对策。1949年6月，即上海解放后不久，国民党对包括上海在内的沿海城市的封锁严重损害了英国在华的利益。英国企图与美国一起向国民党施加影响，达到让救援船只通过的目的。但是美国此时已经决定撤出中国，此外，国民党政府对此时仍然与中国共产党继续进行贸易的英国却并无好感，为此，尽管它同意美国政府派船只进行撤离的请求，却拒绝了英国要求派遣足够数量的船只进入上海以提供必要的救援的请求。这样一来，英国在处理封锁问题上寻求美国帮助的计划落空。这无疑又使英国陷入困境。
对此英国内阁会议上，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分析了英美在中国问题上的政策差异和分歧及其原因，并认为英国应该单独行动并突破封锁。可是，由于英国法制局的官员对突破封锁的合法性问题提出置疑，英国最终放弃了以武力挑战国民党封锁的计划。
5.在“承认中国”的问题上与美国立场相区别。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正式宣布了其承认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法律上的政府的决定，并向中国政府外交部递送了外交承认的照会。
6.实行灵活的对华贸易政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这段时间内，英国在对中共新政权的贸易政策问题上与其主要盟友美国表现出了许多不同。在整个这一时期，英国政府虽然同意了和美国一道采取措施对中国进行战略物资禁运，它却不同意美国试图利用贸易武器以反对中国并同中国进行全方位的贸易战的做法。
7.不同的台湾政策。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从其反共的全球战略出发，一改其最初遵守《开罗宣言》中有关台湾问题的条款的承诺，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人为地制造了“台湾问题”。与美国的这一政策不同，在朝鲜战争爆发到1952年丘吉尔再次入主白厅这段时间，英国曾反对美国扩大在台湾海峡的行动，提出解决台湾海峡危机的办法是承认台湾归属于中国，应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
8.英国努力寻求政治解决朝鲜战争的方案。除了香港在对华政策的决定性作用，国际形势和英国外交的总体考虑，自由主义思潮对外交的影响，经济上的考虑是影响这一时期英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英国在中国拥有很大的经济利益。在1950年前后，英国在华的投资仍然十分复杂而多样，它包括众多不同的组成部分：从在中国经营的各种商工企业到从英国向中国市场出售商品的各英国公司都无不被囊括于其中；包括佳黛、马西森、巴特菲尔德和斯威尔等公司在内的擅长于购买、运输、销售诸如桐油、蛋类、原棉在内的中国原料并为其提供投保服务的各代理机构则是英国在华业务的最重要方面；它的其他业务还有银行（其中以香港——上海银行最为著名）、保险公司、公共设施、百货公司、旅店以及沿海和远洋运输公司。除了在中国拥有巨大的商业投资外，英国也十分重视中英之间的贸易。由于美国在国共两党的内战中支持了与中国共产党敌对的一方，在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它仍然对中国共产党采取敌视的态度，其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受到打击已是必然的，这对英国来说无疑是一个机会。
英国政府相信中国人将不得不依赖坐落于中国和香港的英国商业利益以为这种进口贸易提供资金、保险和船运服务。因此，英国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了温和的路线，并期望通过这种手段来支持英国商业公司和企业以作为英国向中国出口的渠道，并支持英国在香港的存在，可以这样说，英国在华的商业利益是英国政府在西方大国中率先承认中国的一个主要因素。
1950年6月，当朝鲜战争爆发时，英国远东地区的商人和伦敦的中国协会不情愿地接受了美国加强和扩大对中国进行战略物资禁运的要求；但与此同时，出于维护自身商业利益的需要，他们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抵制美国进一步加强对半战略物质和通过香港的转口贸易以及在远东地区的货运和金融服务的控制的要求。由于英国政府也需要并想在远东进行贸易，因此，它强烈反对同中国大陆进行贸易战。尽管后来由于中国卷入了朝鲜战争，英国不能再抵制美国政府要求采取措施对中国经济进行打击的压力，但是，它还是向美国施加影响，要求放松对香港禁运的力度，这从客观上讲，也是对中国有利的。
（作者单位：廊坊师范学院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