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革”小说的一大特征在于以家庭伦理叙事介入政治叙事，政治与伦理在小说中相互交融、变奏，《坚硬如水》在上述方面无疑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在此类叙事中，往往会出现一个（或多个）“破碎的家庭”，或者以革命破除腐朽的伦理关系，或者伦理反过来颠覆革命意义。然其并非“文革”小说所独有，“五四”以来便一直存在，只是呈现方式不同罢了。
　　关键词：《坚硬如水》 革命 伦理
　　“文化大革命”虽然被冠之以“文化”之名，然其在根本上是一场政治运动。那么把“文革”小说理解成为关于这场政治运动的叙事，也就顺理成章了。而在诸多“文革”小说中，政治叙事并非单一借助政治话语来完成，而是通过一系列“非政治性”话语达到目的，其中以“家庭伦理”叙事最为普遍。这种叙事企图通过“破碎的家庭”来表现政治革命的荒诞与非人道，从而瓦解革命的意义，构成对“文革”的反讽。本文以《坚硬如水》为例，尝试揭示“文革”小说中的政治与伦理叙事是如何交构、分衍的。
　　一
　　《坚硬如水》出版于2001年，是新世纪“文革”小说代表之一。作为一部政治题材小说，其间自然不乏“政治话语”，如“龙生龙，我是革命一条根，凤生凤，自然我苗正根又红，自幼革命力无穷”{1}“世界上啥儿最最红？天安门上的太阳最最红。世界上啥儿最最亲？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最亲。世界上啥儿最光荣？进行革命斗争最最光荣”{2}等等，不胜枚举。然而小说内容并非局限于此。全文语言恣意横肆，句与句、段与段的连接常常表现出一种“语言的狂欢”，毫无逻辑的拼贴，或一泻千里，或汹涌澎湃。小说叙事表面看来是政治性的，实则却借助非政治性的元素——家庭伦理加以完成。换言之，以伦理介入政治叙事，在两者的渗透、变奏间，深化小说的寓意。
　　下面将借助“符号矩阵”对小说人物关系进行标注。符号矩阵来自西方语言学家格雷马斯的贡献，它主要由两种不同性质的对立关系构成，其中一种是强烈对立，即相反对立，可表述为“X—反X”；另一种稍弱一些，即所谓的矛盾对立，可表述为“X—非X”“反X—非反X”。{3}X、反X、非X与非反X四个元素组合起来形成一个符号矩阵。
　　左矩阵表示小说前五章中主要人物的对立关系，右矩阵指明小说其余部分主要人物的对立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六组对立关系中，没有一组是纯粹政治立场上的对立，无一例外蕴含家庭伦理要素在其中。
　　左矩阵中，“程天青—高爱军”的关系并非“革命者—被革命者”的决绝对立，其间还有伦理纠葛。一方面高爱军坚信“造反有理”，要把程天青拉下马；另一方面，程天青是高爱军的老丈人，这使其必然遭遇家庭伦理上的困扰，小说中具体表现为妻子桂枝在革命斗争过程中对革命者高爱军百般阻挠。而在“桂枝—高爱军”的对立中，高爱军自觉桂枝长得丑，配不上自己，与此同时，桂枝的性冷淡也使高爱军得不到肉体的满足。这些矛盾本来只是家庭伦理意义上的，但是由于政治因素的介入，对立加剧了，最终导致家庭破裂。高爱军要革桂枝父亲的命，这是导致桂枝上吊自杀的主要原因。“程天青—夏红梅”的对立本应是政治立场上的对立，然而夏红梅既是革命者又是第三者的身份令上述对立变得暧昧模糊。纵观小说前五章，表面看来“革命就这样初步成功了”{4}，高爱军替代程天青掌管村内大权，实则却是政治上的“改朝换代”在家庭伦理叙事中得以完成，革命的成功是以一个家庭的破碎为代价的。
　　右矩阵中，高爱军作为夏红梅与程庆东婚姻关系的第三者出现，其中涉及的伦理话题不言自明。那么两人缘何走到一起？除却夏红梅的美貌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两个人的政治觉悟相同，高爱军因此称说夏红梅是他的“灵与肉”。“高爱军—王振海”“夏红梅—王振海”在革命立场上的对立于是不难理解。小说中，高爱军对夏红梅说：“密切注意王振海和赵秀玉。我就不信他们没有一腿儿。王振海的老婆是瘫子，在床上不能做那事，我就不信王振海他真的是圣人。”{5}高爱军与夏红梅对付被革命对象的方式不是粗暴诉诸武力，而是借助伦理道德的力量诋毁对方。这一点学者许子东多有强调：“单单违反‘革命道德’或‘职业道德’还不足以成为‘反派’，一定还要再加上违反‘伦理道德’。”{6}至于小说后半段，两种叙事同样叠加在一起，导致家庭悲剧接连上演。
　　二
　　小说《坚硬如水》践行的叙事特点并非孤立无援，在同时期的“文革”小说中可见一斑，卢新华的《伤痕》、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余华的《一九八六年》、王蒙的《蝴蝶》、韦君宜的《洗礼》、戴厚英的《人啊，人！》、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等均不乏类似之处。于是在此不禁想要追问政治叙事中的家庭缘何都是破碎的？如果抛开小说再现功能不谈的话，那么这种“破碎的家庭”的书写方式之于小说叙事本身有何意义呢？
　　其一，叙事丰富性与多样性的需要。叙事就是讲故事，故事是否引人入胜构成了叙事成败的关键。如前所述，如果“文革”小说唯一充盈政治话语的话，那么内容必定空洞乏味，“文革”创伤更让亲历者不寒而栗、退避三舍。将家庭伦理叙事引入政治叙事丰富叙事层次之余，亦强化了故事的可看性。
　　其二，容易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家庭是构成社会的最小单元，每个生命个体最初的身份归属与认同、对于集体的记忆无一例外源自于家庭。小说中的家庭叙事于是自然而然“移情”到读者身上，甚至引导其不自觉地自我反观，由此生成的情感体验主要表现为两种：一种是“害怕失去”，如果我们成长在美满的家庭中，当看到“破碎的家庭”时，就会产生一种心灵的焦灼，“看到别人的不幸，急于尽快地脱身出来，以免受到威胁，陷入难看的境地”{7}；另一种是“害怕真实”，如果我们成长的家庭并不美满，自我保护心理机制会幻化出一个美满家庭的“完型”，而当它毁灭时，原先不幸家庭的本相将再度被还原，从而陷入过往悲痛记忆的泥沼。对“文革”亲历者来说，创伤记忆会被文本叙事唤起，从而产生巨大内心震荡；于“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而言，美满记忆遭遇文本叙事的挑战，相同的体验油然而生。 　　其三，增强“文革”小说的政治反讽性，消解意味浓重。新中国成立后，人们沉浸在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喜悦中，祖国形势一片大好，人民是幸福的，家庭是美满的，即使在发展过程中有所阻碍，也是必定能被克服的。然而“文革”的到来，可谓直接“泼了凉水”，“革命反过来杀死自己的孩子”。“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8}正是由于家庭在个体心目中的位置是无可替代的，所以越是釜底抽薪地瓦解，撕心裂肺的伤痛感愈发无法排遣，消解的效果自然振聋发聩。
　　三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破碎的家庭”并不为“文革”小说所独有，此种叙事“五四”以来一直存在，只是就政治革命与家庭伦理的关系而言，两者是不同的。
　　在大量“五四”小说中，二者关系表现为：革命是积极的，封建家庭伦理是腐朽的，革命充当了颠覆封建家庭伦理的重要工具，“破碎的家庭”转而成为一种“解救”。曹禺的《雷雨》、巴金的《家》都是典型例证。在《家》中，觉慧毅然决然冲破封建腐朽家族，踏上了全新旅程。小说结尾写道：“这水，这可祝福的水啊，它会把他从住了十八年的家带到未知的城市和未知的人群中间去。他这样想着，前面的幻景迷了他的眼睛，使他再没有时间去悲惜被他抛在后面的过去十八年的生活了。他最后一次把眼睛掉向后面看，他轻轻地说了一声‘再见’，仍旧回过头去看永远向前流去没有一刻停留的绿水了。”{9}在“没有时间去悲惜”“永远向前流去”等词语间，那种积极向上的意涵显而易见。
　　在多数“文革”小说中则不然。“政治革命”与“家庭伦理”的关系表现为：革命是消极的，总是将原本圆满的家庭破坏掉，所以此类小说反过来通过“破碎的家庭”折射出政治革命的荒诞，借以消解革命的积极意义。《坚硬如水》《一九八六年》等大抵如此。
　　综上所述，以家庭伦理叙事介入政治叙事，政治与伦理二者在叙事中相互交构、分衍、变奏，已经成为“五四”直至新世纪以来众多革命题材小说普遍延续的特点。在这类变奏叙事中，往往会出现一个（或多个）破碎的家庭。只是时移世易，革命和伦理的关系始终处于变动不居、此消彼长的状态，有时革命用来破除腐朽的伦理，有时伦理反过来颠覆革命的本原意义，然而正是基于此种互动性，叙事方才向纵深方向发展。
　　{1}{2}{4}{5} 阎连科：《坚硬如水》，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第195页，第116页，第212页。
　　{3} 王一川：《西方文论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1页。
　　{6} 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88页。
　　{7} [德]茨威格：《爱与同情》，张玉书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0页。
　　{8} 鲁迅：《鲁迅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版，第287页。
　　{9} 巴金：《巴金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