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哈达铺是个小镇，和许多中国西北的小镇一样，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村镇。
　　与众不同的是，这个小镇的名声却气贯长虹。大凡来这儿的操着不同方言、来自不同地区的外地人，外国人，都怀着一种仰慕的心情，不辞辛劳，披风尘，踏泥路，走进哈达铺，寻找着历史的红色足迹。
　　碰巧，在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的院子里，我们遇到了湖北电力系统来甘肃旅游的职工，一位年约四十五六岁的经理和我聊了起来。他颇为动情地说：看书的感受远不比上亲眼所见的感受，哈达铺让人很激动，红军太艰难了，难以想象他们经历过的困难；我是搞技术的，到这里来看到了我没有看到过的事情，这个印象太深刻了。他白净的脸上满是肃穆的神情，眼神里流淌着异样的目光，久久地凝望着纪念馆那写满沧桑的斑驳门廊，仿佛要穿过时光的隧道。这个瞬间凝固了，没有人说话，只有可以让人感受到被震动的心灵里回响起的滚滚雷声。
　　
　　游客们簇围着那个穿着一身灰色红军服装、头戴红军帽、模样清纯的讲解员，神色庄重地一起照像合影，一起挥动心灵，把如烟的岁月留住。
　　这一切，只因为哈达铺是一个浸透着“红色历史”的传奇小镇。
　　
　　二
　　
　　宕昌县是个贫脊丛生的地方；直到今天依然是国家级贫困县。
　　哈达铺，在甘肃省宕昌县境内，离县城30公里，是宕昌县历史悠久、小有名气的“旱码头”。这里出产的红芪、当归等中药材，品质优良。唐代《新修本草》记述：“当归产宕州者最良。”宕昌当归极受外省药材商的青睐，人称山西帮、陕西帮、四川帮、上海帮的各路商人纷纷在这里开设店铺，做着买卖，把当地出产的药材运到全国各地。于是，在上世纪30年代，这块浸透贫困的黄土地上，有了难得一见的商品交易的繁华。哈达铺，俨然已成商贾云集的贸易集镇，不仅往来人多，消息也很灵通，为做生意的缘故，没有信息不行，各地的报纸也随着商人来到了哈达铺，如《大公报》、《晋阳报》、《民国报》等等。小镇上的大户“义和昌”药铺，就是山西人开的。“义和昌”临街是铺面，后边是一小院，有三间正房，三间偏房，院里种的两颗树长得蓬蓬勃勃、绿阴盎然，是个“闹中有静”的一处所在。离“义和昌”不远的一间临街小铺，平常做着买卖，也兼做当地惟一的一个邮政代办所。街道两边的铁匠铺、小面馆、小吃摊、杂货店沿街而开。房子大都屋檐低矮，房脊的灰瓦缝中摇曳着长出野草，几乎每个屋子都让烟熏得黑咕隆咚，店门前的红灯笼在风中抖动着，挣扎着要把门口照得更亮一些。
　　这个小镇上很少发生什么大事。
　　这是民国二十四年。是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的一年。
　　
　　三
　　
　　1935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从甘南俄界进入甘肃，突破天险腊子口，一路艰难困苦。9月18日，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了哈达铺。镇上的商人、青壮、妇女都躲避一空。一时间，到处都住满了红军，他们不进百姓家，露宿在街道的屋檐下、打麦场的空地间。红军挨家挨户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红军的纪律，“不拉夫、不派款、公买公卖”。红军秋毫无犯的严明纪律，使老百姓见到了从未见过的军队，躲避出去的人都回来了，与红军很快亲如一家。有了老百姓的支持，红军筹集到了粮食、药品、布匹等急需物资，恢复了体力，在哈达铺休整期间，全体指战员每人领到了一块银元，休养生息。小镇上到处有了欢声笑语，透出了浓浓的喜悦之情。
　　毛泽东、张闻天住在“义和昌”药铺。
　　刚刚住下，红一军团就把从邮政代办所买到的旧报纸送到了毛泽东的住处，警卫员陈昌奉抱着宝贝般的报纸，送到毛主席面前。毛泽东十分兴奋，长征路上行军打仗，走的路线多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哪有报纸可看，即便搜寻到报纸也都是早已过期的。
　　
　　毛泽东如获至宝地仔细看着每一份报，不放过每一条消息。很快，《大公报》的一条消息吸引了他的目光：“陕北共匪刘志丹拥20万之众……”在《民国报》、《晋阳报》也都发现了陕北有红军的消息。毛主席极为兴奋，马上叫陈昌奉把报纸送给其他中央领导传阅。9月20～22日上午，在“义和昌”药铺，党中央主要领导一直在开会研究，分析局势。毛泽东提出的“把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北”的主张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22日下午，在关帝庙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大会，毛主席作了重要讲话。
　　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中央纵队、干部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陕甘支队。
　　入夜时分，星星点点的灯火在月光下闪动，人影幢幢，犬吠声声，红军的到来给小镇平添了处处生气。毛泽东走出“义和昌”药铺，漫步在夜色中，晚风轻轻拂过他久未剪理过的长发，削瘦的脸上露着分明的棱角，透出丝丝的刚毅之气。手指上夹的“大刀牌”香烟就是在街上的杂货店买的，烟头的火在黑夜中一闪一闪、忽明忽暗。
　　“这座小镇还真热闹啊。”望着街道两旁的店铺和来来往往的干部、战士，还有围着聊天的当地百姓，毛泽东此时的心情是长征以来最松弛的一回。爬雪山、过草地、夺天险，不曾有喘息的机会，缺粮少衣、饥寒交迫的日子拖垮了部队指战员的身体，到了哈达铺进入了汉族聚居地，部队吃到了肉，有了粮食，添了衣服，精神状态大为改观。党中央进军陕北的方针也已经确定，再黑的夜色也挡不住即将升起的胜利曙光。此时此刻，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历经千难万险熔铸的万丈豪情在心底里翻腾而起、喷涌阵阵。在哈达铺繁星缀空的夜幕中，领袖诗意渐浓，一首讴歌红军的壮丽词章《七律·长征》在他轻声慢语的吟唱中磅礴而出。
　　毛泽东所作的《七律·长征》成诗于哈达铺，问世于通渭县文庙街小学。
　　
　　这人晚上，毛泽东窗前的灯光一夜未熄。
　　毛泽东当年的警卫员陈昌奉，在耄耋之年，重走长征路，在哈达铺指认了当年毛主席的居住地“义和昌”药铺和其他中央领导的居住地，而且给我们留下了这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二、四方面军再过哈达铺，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建立了46个区、乡、村苏维埃基层政权，一批当地青年参加了红军，还组建了哈达铺游击队。红军离开以后，在一次游击队召开负责人会议时，被国民党部队包围，惨遭杀害。
　　哈达铺再陷于凄风苦雨之中。
　　
　　四
　　
　　经历了70年的风云变幻，宕昌人民和哈达铺的老百姓没有忘记红军，没有忘记红军在哈达铺的日子，为了让后人记住这一切，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馆长韩尔明老人在27年前，肩负宕昌县委、县政府的托付，扛着行李来到哈达铺筹建红军长征纪念馆。他们几乎是白手起家，一切都要靠艰苦奋斗。没有多久，同时分配来的其他三个人先后离去，韩尔明孤身一人坚守阵地，这一“守”就是27年。
　　
　　几十年间，他在县委、县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风风雨雨，磕磕绊绊，顺心的事少，难心的事多。纪念馆终于在艰难中日渐起色，有模有样了。韩尔明馆长即便得了“股骨头坏死症”，拄上了双拐，依然操持着纪念馆大大小小的事情。他把自己的青春和才智都献给了纪念馆。哪一处房屋需要修缮，一砖一瓦一木，他都仔细查验，对遗址的保护一丝不苟。多年来，他搜集一切与哈达铺有关的党史、军史资料，使纪念馆的内容翔实可靠。他接待过党和国家领导人，元帅和将军，专家和学者，接待过无数的国内外游客，无论什么人来，他都怀着“长征精神”的激情，介绍哈达铺曾经掀动历史的一页。
　　弹指之间，几十年过去了。
　　今天，他老了，发成银丝，步履维艰。逝去的青春留给他的是缠身的病痛和纪念馆的红色事业；生活的简陋，没有使他退缩，经济的拮据，没有使他回头，早已超过了退休年龄的他不能离去、不愿离去他为之献身的事业。他的家就在红军长征纪念馆，这是他生活的希望，他生命的彩虹，他战胜病痛的惟一力量。
　　面对这样一位普通人，一位坚强而乐观的老人，我的心忽地沉了起来。时至今日，我都想问而没有问老人，他是什么“级别”。儿回欲问，不知怎么就是开不了口。也许，这个世俗的问题对老人可能是一种精神上的亵渎。如果说，占人留下的千古名言“位卑未敢忘忧国”讲的是一种境界，一种状态，那么，韩尔明馆长，他是否就是今天我们所处时代“长征精神”的继承者呢?
　　我深以为是。
　　杨成武将军说：“哈达铺是红军长征的加油站!”
　　聂荣臻元帅说：“哈达铺，是决定党中央和红军命运的决策地!”
　　公元2000年之后，我们走进了新的世纪。哈达铺，透过这个曾掀动过历史的小镇，我们可能会获得另一种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