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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具备“资产阶级”的赚钱本领，却选择了中产阶层的物质生活，而他内心深处的精神家园，永远停留在社会底层。中产对于他，只是一个“壳”
12月3日晚间，在留下机票钱之后，于建嵘一个人怒气冲冲地返回了北京。
当天，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研究员在某省的一个“三农”论坛上发言，呼吁“土地流转”要谨慎选择“路线图”。
他认为，以重庆“股田制”为首的土地流转改革，制度上存在着先天缺陷。农民以土地入股看似未来的好处多多，但在“龙头公司”面前，农民只能是小股东。“把农民的命运放在大资本手上，风险太大”。
无独有偶。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阐述集体林地流转时也曾表示：林农最好自己成立合作社，而不是以小股东身份加入“龙头公司”。
在12月3日的论坛上，于建嵘的论调遭到在场的该省官员、学者的批评。
道不同不相为谋，除了自掏机票钱，于建嵘还决定放弃“出场费”。对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他从未怀疑，中央在11月叫停重庆“股田制”，在他看来已经说明了问题。
中产的外壳
第二天一早，于建嵘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时候，仍然余怒未息，直言昨日论坛上的主流论调，是侵占农民权益的开端。
一旁有朋友好意提醒他，不要与“主流”对抗，他不服：“哪怕单位开除了我，我也要说真话。我有房子，有车子，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用不着犬儒主义。”
其实，于建嵘可以过上“资产阶级”的生活。
在成为学者之前，他在湖南当过8年律师。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就靠打经济官司赚得200万。
1995年之后，于建嵘的生活重心不再以赚钱为主。当初和他一同成为律师的朋友，如今资产早过千万，出入都坐宝马、奔驰；而选择成为学者的于建嵘，在2008年的冬天，只是开着一辆尼桑阳光代步。
“钱不能缺，否则无法供养家人，也无法保持在学术研究上的独立性。但我要更多的钱又有什么用呢？”于建嵘说。
他把家人安置在市内，自己跑到京郊的宋庄画家村，花了12.5万，盘下一亩宅基地。这个价格，在2001年的时候，显得有些偏高，但他却觉得自己占了便宜，理由是：农民把宅基地盘给他时，未设期限。
一般人会认为，这将让于建嵘吃亏，因为农民可以随时收回土地，12.5万就要打水漂。但在画家村小产权房纠纷轰动全国的2007年，于建嵘的农家院未起任何纠纷；相反，对自己与农民关系自信满满的他，还彻底翻修了一次，重整了自己的东书房。
2008年12月4日晨，于建嵘开上自己的“尼桑阳光”，从东六环边接上《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拐两个弯，驶入宋庄平坦的村间道路。步入他的农家院，左进走廊旁是3间卧室，他说“是留给前来坐而论道的朋友的”，社会朋友、画家、有志于“三农”研究的青年人也可入住他自诩为“开放式的农家院”。
从左进走廊向北，于建嵘的农家院正房由两部分组成，一间不大的卧室，卧室外连着起码有80个平方的东书房，他自拟的东书房赋就立在墙上：可谈经论道，又因以深究民情为首，故以别庙堂高深之南书房。
陈卫星、康晓光等一干学者都是他的座上宾。有时，他也会和康晓光因为学术观点相左而争执，严重的时候，拍桌子、甚至互相撰文反驳也不稀奇。
“只要我认为是对的，就一定会坚持。”于建嵘说。
苦难与坚守
让于建嵘一直“坚持”的缘由，只是26年前的一个少年承诺。
那一年秋天，20岁的于建嵘大学毕业。4个死党一起来到岳麓山云麓峰的黄兴墓前立誓：做一辈子学问，报效祖国。26年之后，其他3人都做了官，“就算他们还有做学问的理想，但真正还在这个圈子里的，也只有我一个了。”于建嵘说。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坐拥200万的于建嵘终止了律师生涯，开着自己的“马自达6”周游全国。两年之内，游遍了西藏之外的所有大陆省份。那个时候的于建嵘只有30出头，意气方遒的少年志向如何化为行动，连他自己都拿捏不准。
1997年后，于建嵘的人生方向开始变得清晰起来。那一年，他考上了博士，导师赫赫有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教授。徐勇建议他：学术界理论研究多，实证研究少，你可以朝实证研究方面努力。
徐君一席话，让于建嵘茅塞顿开。1999年深秋，准备博士论文的于建嵘把实证研究的目标锁定在南岳衡山北向的衡山县白果镇绍庄村。后来，于建嵘称之为“岳村”。上世纪20年代，那里曾经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成立了湖南省第一个农民协会。
乡村社会变迁的麻雀样本，已有费孝通壁立千仞的《江村经济》，但在乡村政治千年演变上，始终是一个空白。于建嵘有志于此。
时任衡山县委副书记的罗东海和时任衡山副县长的付丹舟是于建嵘大学毕业后就认识的老友，作为重点培养的青年干部到基层任职。按理说，有当官的朋友在，会给于建嵘的调查带来很多方便，但他1999年10月28日一到衡山县城就对老友声明：不需要任何资助，也不接受任何招待，更不要向下打招呼减免什么费用。
无奈之下，罗副书记和付副县长中午自掏腰包给于建嵘接风，并对于建嵘自费调查表示不解。于回答：为了博士论文。老友不信，笑言：写一篇博士论文需要这样跑吗？你认为我们没有读过书和写过文章？听到此言，于建嵘只好沉默以对。
“我能说什么呢？向老友炫耀，我找到了实证研究的新方向吗？向老友吐露心扉，花上一天一夜讲自己童年的悲惨经历吗？”整整9年后，于建嵘如此回忆当时的心情。
生于1962年的于建嵘，童年时代的经历，一直被一场连着一场的政治运动左右。原本是共产党游击队员的父亲，在“文革”伊始突然变成了国民党游击队的匪兵。父亲被关，而母亲、姐姐和于建嵘也成为了没有户口的黑户。
“你能理解什么是黑户吗？能理解黑户有多惨吗？1957年户籍政策出台以后，不在户籍地到处乱串的话，那叫盲流！抓住了就要被收容、遣返。” 于建嵘说。
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开始心惊肉跳的盲流生活，三口人以母亲捡破烂为生。后来风声日紧，母亲没有办法，只好在1967年带着孩子回到家乡湖南永州，尽管三口人都没有户口，但希望家乡能够念在故人情分上予以收留。
现实与意愿背道而驰。于建嵘至今还记得，回到家乡3年之后的深冬，一家三口回到家之后发现，棉被已经不见。从不敢和村里人冲突的母亲没法声张，只好带着姐弟二人四处寻觅。入夜，三口人冻得发抖，母亲就让两个孩子钻进草堆，勉强熬过了那一宿。
平日的白眼可以忍受，但棉被被盗，永州家乡显然呆不下去了。
流浪回城的于建嵘，在母亲四处求人的情况下得以插班上学，却又被女班长以“黑人黑户”为名带领同学强行拽出教室。拼死抵抗中，于建嵘唯一的一件外衣被撕破，成为他一生最不堪回首的记忆。
“非要我说理想么？”几乎40年后提及往事，厚厚的眼镜片仍然遮挡不住于建嵘提及往事的悲戚之色，“我后来知道，这是制度出了问题，因此我需要去深入考证。”
长达一年半，他几乎吃住都在“岳村”人的家中。
不折腰
2001年12月，《岳村政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于建嵘声誉鹊起。
学者李剑宏评论说：于建嵘博士以他丰富的社会学知识和高度的概括力，把诸多纷繁复杂的事件加以整理和归纳，概括出“三农”问题的征兆，逻辑严密，剖解得势如破竹，令人无法反驳。
而时政杂志《南风窗》在评选2003年度十大公益人物时对于建嵘的评语则是：这种扎实的实证调查研究是国内诸多社会科学所十分缺乏的，这也使得于博士的研究成果在鱼龙混杂、数量庞杂的“三农”问题研究论著中显得格外珍贵。
福特基金会找上门来，问于建嵘是否有课题研究需要资金支持，如果需要，请写一份申请，附带一份详细的研究方向说明。数年之后，当于建嵘再向福特基金会申请之时，研究方向说明已经可以省去，“于博士想做研究？好，需要多少？”很快，19.8万美元汇到于建嵘的户头——后来于建嵘说“不怕被开除”，也正是源于此，他不愁没饭吃。
2004年秋，于建嵘把岳村研究延展，就信访问题专门深入研究并形成报告。这份报告马上引起了上层的重视，以至于相关部门一位副主任看到于建嵘后非常高兴地说：于博士，你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原本并没有修法计划的信访条例开始“大修”的研究，于建嵘理所当然地成为论证会上的座上宾。只是，于的发言，与相关部门的“需求”完全相反——相关部门希望扩大信访权力，以利民众上访问题的解决；而于建嵘的建议是：取消信访部门，或者大大弱化信访功能。
于建嵘从此不再是该部门的座上宾，而他也顾不上其他，在信访条例征求意见稿出炉之后致信总理，建议缓行信访条例修改。
2005年初，修改后的信访条例已然定局。国务院法制办派车把于建嵘接去，由一位副主任亲自和于建嵘谈话，希望于建嵘以大局为重。于建嵘湖南人的倔脾气发作，直到这个时候，他还在坚持自己的看法：广开司法渠道，弱化上访渠道。
这种清高的姿态，让于建嵘失去了“升官”的机会。2007年3月初，受某部门之邀，于建嵘参加了该部门组织的知名学者培训班。半个月的学习过程，事后看来并不那么乏味，于建嵘把刚刚拍摄的上访村纪录片放给同窗们看，林毅夫夫人陈云英当场落泪。
一年之后，谜底揭开，16人培训班陈云英和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李稻葵等15人分别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于建嵘成为名落孙山的唯一一人。不仅如此，他还被告到了单位里，理由是：不好好学习，给同学放纪录片！
社会底层的精神家园
就在去那个培训班学习之前的两个月，也就是2007年1月，于建嵘穿上黑棉袄，背上一个帆布书包，一头钻进了京城当时有名的上访村——永定门东庄。他平时衣着就不考究，在采暖不够好的东书房，黑棉袄也是他过冬的外衣，此时正好派上了用场。
开始是住大通铺。他也不表露身份，只是说自己也是上访户。他操起湖南话，加上一副土里土气的气质，没有人怀疑他。
上访村里的人多以捡破烂为生，边吃剩饭边上访。一些上访专业户还编了一字一泪的《上访歌》。日子久了，人也混熟了，他开始拿出数码相机拍照、拿出数码摄像机拍纪录片。上访户问他干吗？他说留个纪念。
再过几天，他盯上了上访户商老头，除了跟着他一起去上访，还要求商老头传授上访经验。商老头说：行，但有一个条件，你不能再睡大通铺，得跟我睡地窖。
于建嵘二话不说就钻进地窖。
中间他也出去过几次，因为一些学术会议需要他到场，但那一年的春节，他留在了上访村。前前后后，总计在村里度过了40多个夜晚。他又一次计划以实证的方法，来证实自己关于信访的看法。
很多到了东书房的朋友，都看过这段纪录片。曾经有朋友在看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对他说：你只是看起来生活不错，实际上，你的内心深处，一直处在社会的最底层。
于建嵘问原因。朋友回答：你如果不是社会最底层的人，是不会在岳村一住就是一年多，在上访村一住就是40多天的。因为你对那里太熟悉了，那就是你本来的生活。
2007年，受岭南大讲堂之邀，于建嵘作学术报告。报告之后的问答中，有人提问：你的研究与其他学者不甚相同，你扎根于社会底层，似乎背弃了自己所处的阶层。
于建嵘的手指向讲堂最后一排的一位女士：她是我姐姐，在广州做保姆，从报纸上看到我来广州，特意和雇主请假来看我。她处在社会底层，我也是。
“底层其实还可细分，我当黑户的时候，就处在底层当中的最下层。”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于建嵘说，“我经历过黑户的生活，就没有什么苦难不能忍受。”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摇椅旁边的一摞新书中，日本学者三浦展所著的《下流社会》放在最上面。
12月3日晚间，在留下机票钱之后，于建嵘一个人怒气冲冲地返回了北京。
当天，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研究员在某省的一个“三农”论坛上发言，呼吁“土地流转”要谨慎选择“路线图”。
他认为，以重庆“股田制”为首的土地流转改革，制度上存在着先天缺陷。农民以土地入股看似未来的好处多多，但在“龙头公司”面前，农民只能是小股东。“把农民的命运放在大资本手上，风险太大”。
无独有偶。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阐述集体林地流转时也曾表示：林农最好自己成立合作社，而不是以小股东身份加入“龙头公司”。
在12月3日的论坛上，于建嵘的论调遭到在场的该省官员、学者的批评。
道不同不相为谋，除了自掏机票钱，于建嵘还决定放弃“出场费”。对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他从未怀疑，中央在11月叫停重庆“股田制”，在他看来已经说明了问题。
中产的外壳
第二天一早，于建嵘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时候，仍然余怒未息，直言昨日论坛上的主流论调，是侵占农民权益的开端。
一旁有朋友好意提醒他，不要与“主流”对抗，他不服：“哪怕单位开除了我，我也要说真话。我有房子，有车子，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用不着犬儒主义。”
其实，于建嵘可以过上“资产阶级”的生活。
在成为学者之前，他在湖南当过8年律师。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就靠打经济官司赚得200万。
1995年之后，于建嵘的生活重心不再以赚钱为主。当初和他一同成为律师的朋友，如今资产早过千万，出入都坐宝马、奔驰；而选择成为学者的于建嵘，在2008年的冬天，只是开着一辆尼桑阳光代步。
“钱不能缺，否则无法供养家人，也无法保持在学术研究上的独立性。但我要更多的钱又有什么用呢？”于建嵘说。
他把家人安置在市内，自己跑到京郊的宋庄画家村，花了12.5万，盘下一亩宅基地。这个价格，在2001年的时候，显得有些偏高，但他却觉得自己占了便宜，理由是：农民把宅基地盘给他时，未设期限。
一般人会认为，这将让于建嵘吃亏，因为农民可以随时收回土地，12.5万就要打水漂。但在画家村小产权房纠纷轰动全国的2007年，于建嵘的农家院未起任何纠纷；相反，对自己与农民关系自信满满的他，还彻底翻修了一次，重整了自己的东书房。
2008年12月4日晨，于建嵘开上自己的“尼桑阳光”，从东六环边接上《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拐两个弯，驶入宋庄平坦的村间道路。步入他的农家院，左进走廊旁是3间卧室，他说“是留给前来坐而论道的朋友的”，社会朋友、画家、有志于“三农”研究的青年人也可入住他自诩为“开放式的农家院”。
从左进走廊向北，于建嵘的农家院正房由两部分组成，一间不大的卧室，卧室外连着起码有80个平方的东书房，他自拟的东书房赋就立在墙上：可谈经论道，又因以深究民情为首，故以别庙堂高深之南书房。
陈卫星、康晓光等一干学者都是他的座上宾。有时，他也会和康晓光因为学术观点相左而争执，严重的时候，拍桌子、甚至互相撰文反驳也不稀奇。
“只要我认为是对的，就一定会坚持。”于建嵘说。
苦难与坚守
让于建嵘一直“坚持”的缘由，只是26年前的一个少年承诺。
那一年秋天，20岁的于建嵘大学毕业。4个死党一起来到岳麓山云麓峰的黄兴墓前立誓：做一辈子学问，报效祖国。26年之后，其他3人都做了官，“就算他们还有做学问的理想，但真正还在这个圈子里的，也只有我一个了。”于建嵘说。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坐拥200万的于建嵘终止了律师生涯，开着自己的“马自达6”周游全国。两年之内，游遍了西藏之外的所有大陆省份。那个时候的于建嵘只有30出头，意气方遒的少年志向如何化为行动，连他自己都拿捏不准。
1997年后，于建嵘的人生方向开始变得清晰起来。那一年，他考上了博士，导师赫赫有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教授。徐勇建议他：学术界理论研究多，实证研究少，你可以朝实证研究方面努力。
徐君一席话，让于建嵘茅塞顿开。1999年深秋，准备博士论文的于建嵘把实证研究的目标锁定在南岳衡山北向的衡山县白果镇绍庄村。后来，于建嵘称之为“岳村”。上世纪20年代，那里曾经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成立了湖南省第一个农民协会。
乡村社会变迁的麻雀样本，已有费孝通壁立千仞的《江村经济》，但在乡村政治千年演变上，始终是一个空白。于建嵘有志于此。
时任衡山县委副书记的罗东海和时任衡山副县长的付丹舟是于建嵘大学毕业后就认识的老友，作为重点培养的青年干部到基层任职。按理说，有当官的朋友在，会给于建嵘的调查带来很多方便，但他1999年10月28日一到衡山县城就对老友声明：不需要任何资助，也不接受任何招待，更不要向下打招呼减免什么费用。
无奈之下，罗副书记和付副县长中午自掏腰包给于建嵘接风，并对于建嵘自费调查表示不解。于回答：为了博士论文。老友不信，笑言：写一篇博士论文需要这样跑吗？你认为我们没有读过书和写过文章？听到此言，于建嵘只好沉默以对。
“我能说什么呢？向老友炫耀，我找到了实证研究的新方向吗？向老友吐露心扉，花上一天一夜讲自己童年的悲惨经历吗？”整整9年后，于建嵘如此回忆当时的心情。
生于1962年的于建嵘，童年时代的经历，一直被一场连着一场的政治运动左右。原本是共产党游击队员的父亲，在“文革”伊始突然变成了国民党游击队的匪兵。父亲被关，而母亲、姐姐和于建嵘也成为了没有户口的黑户。
“你能理解什么是黑户吗？能理解黑户有多惨吗？1957年户籍政策出台以后，不在户籍地到处乱串的话，那叫盲流！抓住了就要被收容、遣返。” 于建嵘说。
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开始心惊肉跳的盲流生活，三口人以母亲捡破烂为生。后来风声日紧，母亲没有办法，只好在1967年带着孩子回到家乡湖南永州，尽管三口人都没有户口，但希望家乡能够念在故人情分上予以收留。
现实与意愿背道而驰。于建嵘至今还记得，回到家乡3年之后的深冬，一家三口回到家之后发现，棉被已经不见。从不敢和村里人冲突的母亲没法声张，只好带着姐弟二人四处寻觅。入夜，三口人冻得发抖，母亲就让两个孩子钻进草堆，勉强熬过了那一宿。
平日的白眼可以忍受，但棉被被盗，永州家乡显然呆不下去了。
流浪回城的于建嵘，在母亲四处求人的情况下得以插班上学，却又被女班长以“黑人黑户”为名带领同学强行拽出教室。拼死抵抗中，于建嵘唯一的一件外衣被撕破，成为他一生最不堪回首的记忆。
“非要我说理想么？”几乎40年后提及往事，厚厚的眼镜片仍然遮挡不住于建嵘提及往事的悲戚之色，“我后来知道，这是制度出了问题，因此我需要去深入考证。”
长达一年半，他几乎吃住都在“岳村”人的家中。
不折腰
2001年12月，《岳村政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于建嵘声誉鹊起。
学者李剑宏评论说：于建嵘博士以他丰富的社会学知识和高度的概括力，把诸多纷繁复杂的事件加以整理和归纳，概括出“三农”问题的征兆，逻辑严密，剖解得势如破竹，令人无法反驳。
而时政杂志《南风窗》在评选2003年度十大公益人物时对于建嵘的评语则是：这种扎实的实证调查研究是国内诸多社会科学所十分缺乏的，这也使得于博士的研究成果在鱼龙混杂、数量庞杂的“三农”问题研究论著中显得格外珍贵。
福特基金会找上门来，问于建嵘是否有课题研究需要资金支持，如果需要，请写一份申请，附带一份详细的研究方向说明。数年之后，当于建嵘再向福特基金会申请之时，研究方向说明已经可以省去，“于博士想做研究？好，需要多少？”很快，19.8万美元汇到于建嵘的户头——后来于建嵘说“不怕被开除”，也正是源于此，他不愁没饭吃。
2004年秋，于建嵘把岳村研究延展，就信访问题专门深入研究并形成报告。这份报告马上引起了上层的重视，以至于相关部门一位副主任看到于建嵘后非常高兴地说：于博士，你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原本并没有修法计划的信访条例开始“大修”的研究，于建嵘理所当然地成为论证会上的座上宾。只是，于的发言，与相关部门的“需求”完全相反——相关部门希望扩大信访权力，以利民众上访问题的解决；而于建嵘的建议是：取消信访部门，或者大大弱化信访功能。
于建嵘从此不再是该部门的座上宾，而他也顾不上其他，在信访条例征求意见稿出炉之后致信总理，建议缓行信访条例修改。
2005年初，修改后的信访条例已然定局。国务院法制办派车把于建嵘接去，由一位副主任亲自和于建嵘谈话，希望于建嵘以大局为重。于建嵘湖南人的倔脾气发作，直到这个时候，他还在坚持自己的看法：广开司法渠道，弱化上访渠道。
这种清高的姿态，让于建嵘失去了“升官”的机会。2007年3月初，受某部门之邀，于建嵘参加了该部门组织的知名学者培训班。半个月的学习过程，事后看来并不那么乏味，于建嵘把刚刚拍摄的上访村纪录片放给同窗们看，林毅夫夫人陈云英当场落泪。
一年之后，谜底揭开，16人培训班陈云英和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李稻葵等15人分别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于建嵘成为名落孙山的唯一一人。不仅如此，他还被告到了单位里，理由是：不好好学习，给同学放纪录片！
社会底层的精神家园
就在去那个培训班学习之前的两个月，也就是2007年1月，于建嵘穿上黑棉袄，背上一个帆布书包，一头钻进了京城当时有名的上访村——永定门东庄。他平时衣着就不考究，在采暖不够好的东书房，黑棉袄也是他过冬的外衣，此时正好派上了用场。
开始是住大通铺。他也不表露身份，只是说自己也是上访户。他操起湖南话，加上一副土里土气的气质，没有人怀疑他。
上访村里的人多以捡破烂为生，边吃剩饭边上访。一些上访专业户还编了一字一泪的《上访歌》。日子久了，人也混熟了，他开始拿出数码相机拍照、拿出数码摄像机拍纪录片。上访户问他干吗？他说留个纪念。
再过几天，他盯上了上访户商老头，除了跟着他一起去上访，还要求商老头传授上访经验。商老头说：行，但有一个条件，你不能再睡大通铺，得跟我睡地窖。
于建嵘二话不说就钻进地窖。
中间他也出去过几次，因为一些学术会议需要他到场，但那一年的春节，他留在了上访村。前前后后，总计在村里度过了40多个夜晚。他又一次计划以实证的方法，来证实自己关于信访的看法。
很多到了东书房的朋友，都看过这段纪录片。曾经有朋友在看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对他说：你只是看起来生活不错，实际上，你的内心深处，一直处在社会的最底层。
于建嵘问原因。朋友回答：你如果不是社会最底层的人，是不会在岳村一住就是一年多，在上访村一住就是40多天的。因为你对那里太熟悉了，那就是你本来的生活。
2007年，受岭南大讲堂之邀，于建嵘作学术报告。报告之后的问答中，有人提问：你的研究与其他学者不甚相同，你扎根于社会底层，似乎背弃了自己所处的阶层。
于建嵘的手指向讲堂最后一排的一位女士：她是我姐姐，在广州做保姆，从报纸上看到我来广州，特意和雇主请假来看我。她处在社会底层，我也是。
“底层其实还可细分，我当黑户的时候，就处在底层当中的最下层。”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于建嵘说，“我经历过黑户的生活，就没有什么苦难不能忍受。”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摇椅旁边的一摞新书中，日本学者三浦展所著的《下流社会》放在最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