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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正道是沧桑
中国的民族资本经历了50多年的沉浮，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铸就了今天生机勃勃的民营经济。
“这一路风雨兼程，不容易啊……”，顾会长深情地说，五十多年的景象仍然历历在目。激昂的言语中，一幅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画卷渐渐清晰地展现在眼前……
顾维民：
从1956年的公私合营，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从1976年的拨乱反正，再到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之后的“节节高”，非公经济成分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角色转换”过程。这从不同阶段对民营企业的“说法”和“称谓”变化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民族资本家被认为是“区别子宫僚资本，可以帮助、教育、引导的原工商业者与民族资本家”，允许其存在；六七十年代，在“一大二公”和“割资本主义尾巴”思想指导下，一律被划定为要打倒的“黑五类”和“走资派”：八十年代，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方针的指引下非公有制经济重新获得承认，个体户、私人企业被“允许存在”；九十年代，十五大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民营企业大批涌现；到十六大后的今天，民营经济成分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经营者正式被称为“民营企业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这么漫长的过程，非公企业今天的角色和地位与之前相比得到了巨大的提升，这是历史的进步!
以我们工商业界的代表荣毅仁同志来说，1957年任上海市副市长，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沉浮，1993年出任国家副主席，体现了民族工商业者政治地位的不断提升。
事实证明，非公经济的命运，与整个国家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它的成长又是与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进程紧密相连的。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它的今天。
回首沧桑，历经磨炼的非公经济不仅规模不断扩大，实力显著增强，而且政治地位也在提升，其标志是他们中的一批优秀分子和代表人士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
理论与实践的历史之轮
民营经济作为新时代发展中最活跃的成分之一，已进入它发展的黄金时代。可以说，关于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每一次重大的争论与思考，都跟民营企业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而伴随着争论、思考与实践，民营经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意义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
顾维民：
非公经济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建国初期公私合营后，民族资产者作为厂家的私方代表与业务领导，运用自身较强的经营、管理和技术能力，曾经在当时百废待兴的国家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而文革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人用起来，钱转起来”，邓小平同志再次请荣毅仁等工商界元老出山，创办“中信”公司，这个被称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的信托公司，为我国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做了大量穿针引线的工作。与此同时，工商联也重新恢复工作，起到了号召和组织的作用。当时上海全市落实政策的工商界人士有数万之多，仅静安区就有将近2000人。大家以自己所在的街道为依托，自行组织发动生产，为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在这个阶段，“个体户”出现了。工商管理部门从资本论中搬来“雇工不超过8人不是资本家”的说法，定义了当时的“个体劳动者”，他们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最先富起来的一批人；接着江浙地区也出现所谓“戴红帽子”的企业，也就是挂靠在国营或集体牌子的私营企业。在理论条件不成熟的阶段，以实践先行所成就的现代民营企业的雏形，成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助推器，也为今天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打下了基础。人们渐渐认识到，国民经济需要新鲜血液的加入，需要新的技术及管理人员的充实，需要引入更先进的分配制度、市场拓展及经营模式。民营企业逐步走上历史舞台，掀动着改革开放的新景色。
今天的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吸纳就业、增加税收，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是民营经济对国家的有形贡献，而它的无形作用则是他已成为推动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一支重要力量。但任重道远，民营经济还有更多的事要做。
数字胜于雄辩。截至2003年底，我国私营企业达300万户，从业人员4088万人，注册资本为3．5万亿元，分别比?989年增长了32．3倍、24倍、4 75倍。近年来，上海非公有制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并且在产业多元化、高科技化等方面都作出了成绩。上海民营企业最近5年的税收总额平均增长率达46％，2004年全市私营企业上缴税收370．5亿元，占全市税收总额的15．9％；非公有制企业最近5年吸纳的下岗转岗职工总量超过70万人。2004年上海各类个体从业人员252万人，占全市从业人员的30％。使命与光荣同在，民营经济的命运，今天更紧密地与国家的兴盛连在了一起。
神舟出世在神州
神六出世，举国欢腾。在淹没一切的欢悦中间，细心的人们发现，民营企业的身影在远离人们的视线数十年后，又重新出现在这个面向国际的大舞台上。对中国民营企业来说，这个事件的象征意义是如此的积极和激奋人心。它是中国民营企业这些年来长足发展的体现，它标志着在政治地位得到不断提升后，中国民营经济潜藏的活力已经被激发出来，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之路进发。
顾会长：
进入航空、国防这类敏感行业，这对早一代的民营企业是不可想象的。那时的国家重点行业，都是封闭或半封闭式的“几零几”工厂，里面的员工全部都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成分”不好的一律拒之门外。而这些原来属于国家垄断的领域的逐步开放，不仅体现出民营企业技术力量的巨大进步，更是国家对非公经济的进一步支持与放开。
再看看新一代的民营企业，他们的层次、水平、规模、技术力量都有了巨大的进步。他们已经更深地融入到了国家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现出越来越蓬勃的生命力。
“非公经济三十六条”(即《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以及上海在此基础上相应制订的“三十八条”，在认识上、政策上有了重大突破。理顺了公有和非公有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升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地位，放宽市场准入，非公经济迎来了实际意义上的春天。
工商联是民营企业的“娘家”，将充分利用统战性、经济性、民间性的综合优势，通过参政议政，进一步发挥“助手、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作出更大的成绩。
这都是肺腑之言，也是每一位志在为祖国效力的民营企业家的心声。在神六发射成功的背后，有参与提供断路器、接触器的安装及调试等技术服务的浙江德力西集团，有负责进行太空舱的跟踪与测控，以及新闻转播的上海高智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还有那些限于国家机密考虑，现在还未能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的民营企业及企业家们，他们都亲身体会到国家与人民对他们的肯定与期望。
在不远的将来，还会有更多这样的企业家迈入国家振兴的辉煌事业，一道分享祖国共同腾飞的骄傲。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中国的民族资本经历了50多年的沉浮，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铸就了今天生机勃勃的民营经济。
“这一路风雨兼程，不容易啊……”，顾会长深情地说，五十多年的景象仍然历历在目。激昂的言语中，一幅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画卷渐渐清晰地展现在眼前……
顾维民：
从1956年的公私合营，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从1976年的拨乱反正，再到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之后的“节节高”，非公经济成分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角色转换”过程。这从不同阶段对民营企业的“说法”和“称谓”变化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民族资本家被认为是“区别子宫僚资本，可以帮助、教育、引导的原工商业者与民族资本家”，允许其存在；六七十年代，在“一大二公”和“割资本主义尾巴”思想指导下，一律被划定为要打倒的“黑五类”和“走资派”：八十年代，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方针的指引下非公有制经济重新获得承认，个体户、私人企业被“允许存在”；九十年代，十五大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民营企业大批涌现；到十六大后的今天，民营经济成分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经营者正式被称为“民营企业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这么漫长的过程，非公企业今天的角色和地位与之前相比得到了巨大的提升，这是历史的进步!
以我们工商业界的代表荣毅仁同志来说，1957年任上海市副市长，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沉浮，1993年出任国家副主席，体现了民族工商业者政治地位的不断提升。
事实证明，非公经济的命运，与整个国家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它的成长又是与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进程紧密相连的。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它的今天。
回首沧桑，历经磨炼的非公经济不仅规模不断扩大，实力显著增强，而且政治地位也在提升，其标志是他们中的一批优秀分子和代表人士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
理论与实践的历史之轮
民营经济作为新时代发展中最活跃的成分之一，已进入它发展的黄金时代。可以说，关于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每一次重大的争论与思考，都跟民营企业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而伴随着争论、思考与实践，民营经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意义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
顾维民：
非公经济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建国初期公私合营后，民族资产者作为厂家的私方代表与业务领导，运用自身较强的经营、管理和技术能力，曾经在当时百废待兴的国家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而文革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人用起来，钱转起来”，邓小平同志再次请荣毅仁等工商界元老出山，创办“中信”公司，这个被称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的信托公司，为我国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做了大量穿针引线的工作。与此同时，工商联也重新恢复工作，起到了号召和组织的作用。当时上海全市落实政策的工商界人士有数万之多，仅静安区就有将近2000人。大家以自己所在的街道为依托，自行组织发动生产，为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在这个阶段，“个体户”出现了。工商管理部门从资本论中搬来“雇工不超过8人不是资本家”的说法，定义了当时的“个体劳动者”，他们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最先富起来的一批人；接着江浙地区也出现所谓“戴红帽子”的企业，也就是挂靠在国营或集体牌子的私营企业。在理论条件不成熟的阶段，以实践先行所成就的现代民营企业的雏形，成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助推器，也为今天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打下了基础。人们渐渐认识到，国民经济需要新鲜血液的加入，需要新的技术及管理人员的充实，需要引入更先进的分配制度、市场拓展及经营模式。民营企业逐步走上历史舞台，掀动着改革开放的新景色。
今天的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吸纳就业、增加税收，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是民营经济对国家的有形贡献，而它的无形作用则是他已成为推动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一支重要力量。但任重道远，民营经济还有更多的事要做。
数字胜于雄辩。截至2003年底，我国私营企业达300万户，从业人员4088万人，注册资本为3．5万亿元，分别比?989年增长了32．3倍、24倍、4 75倍。近年来，上海非公有制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并且在产业多元化、高科技化等方面都作出了成绩。上海民营企业最近5年的税收总额平均增长率达46％，2004年全市私营企业上缴税收370．5亿元，占全市税收总额的15．9％；非公有制企业最近5年吸纳的下岗转岗职工总量超过70万人。2004年上海各类个体从业人员252万人，占全市从业人员的30％。使命与光荣同在，民营经济的命运，今天更紧密地与国家的兴盛连在了一起。
神舟出世在神州
神六出世，举国欢腾。在淹没一切的欢悦中间，细心的人们发现，民营企业的身影在远离人们的视线数十年后，又重新出现在这个面向国际的大舞台上。对中国民营企业来说，这个事件的象征意义是如此的积极和激奋人心。它是中国民营企业这些年来长足发展的体现，它标志着在政治地位得到不断提升后，中国民营经济潜藏的活力已经被激发出来，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之路进发。
顾会长：
进入航空、国防这类敏感行业，这对早一代的民营企业是不可想象的。那时的国家重点行业，都是封闭或半封闭式的“几零几”工厂，里面的员工全部都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成分”不好的一律拒之门外。而这些原来属于国家垄断的领域的逐步开放，不仅体现出民营企业技术力量的巨大进步，更是国家对非公经济的进一步支持与放开。
再看看新一代的民营企业，他们的层次、水平、规模、技术力量都有了巨大的进步。他们已经更深地融入到了国家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现出越来越蓬勃的生命力。
“非公经济三十六条”(即《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以及上海在此基础上相应制订的“三十八条”，在认识上、政策上有了重大突破。理顺了公有和非公有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升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地位，放宽市场准入，非公经济迎来了实际意义上的春天。
工商联是民营企业的“娘家”，将充分利用统战性、经济性、民间性的综合优势，通过参政议政，进一步发挥“助手、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作出更大的成绩。
这都是肺腑之言，也是每一位志在为祖国效力的民营企业家的心声。在神六发射成功的背后，有参与提供断路器、接触器的安装及调试等技术服务的浙江德力西集团，有负责进行太空舱的跟踪与测控，以及新闻转播的上海高智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还有那些限于国家机密考虑，现在还未能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的民营企业及企业家们，他们都亲身体会到国家与人民对他们的肯定与期望。
在不远的将来，还会有更多这样的企业家迈入国家振兴的辉煌事业，一道分享祖国共同腾飞的骄傲。国家幸甚，人民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