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结识他时，不过是十几岁的小伙子。出于那个年代狂热的理想，我放弃了可继续深造的条件到了上海的某个农村。就是在一则很普通的报道中，我看到了他的名字，他是被父亲坚持响应政策送到农村的，我提笔给他写了一封信。
　　原以为自己不过是在辛劳的日子里寻得一丝慰藉，但是没想到，很快就接到了他的回信。
　　收到他的回信时，我有点儿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虽然我们都扎根在农村，但两个人的身份毕竟不同啊。之后，在那个以书信为主的年代，两颗心以这种方式贴得很近，我们共同交流对在农村生活、工作的看法，再加上同样喜欢文字，共同的理想使得我们有着得遏知己的感觉。
　　终于，三年之后，我们在上海有了一次相见的机会，但时间非常短暂，临走时，他掏出20元钱硬塞到我的手中，我坚持不收，结果他说朋友就应该真诚相待。当时，我的生活状态确实不好，他一再坚持把钱塞到我的农兜里。要知道在农村一年下来也只能挣几元零花钱的年代，20元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半年之后，那场席卷中华的十年内乱开始了，由于他身份的特殊，我们中断了联系。根正苗红的我并未受到牵连，而他因为身份特殊，一下子从全国知青典型、青年学习标兵成了“小黑帮”、“下乡镀金黑样板”。这些身份加在他的身上，让他痛苦不堪。由于地址不断更换，我们的联系中断了20年。
　　但此间的思念，却一直没有断过。
　　终于，在1985年，我无意间从一本杂志上看到了他的报道，并惊喜地得知他已经成了一个武警中队的政委。惊喜之下，我给文章的编辑和作者分别写了一封信求助。但信发出之后，便有些后悔，自己不过是乡镇企业的一名普通的仓库保管员，是一名户口在农村的临时工，远在北京身份特殊的他，还会记得我吗?
　　但他迅速地回了信，让我惊喜交加，展开信后，他在信中的称呼以及叙述自己的经历，更让我觉得亲切无比。在我所在的乡村，这封来信几乎成了不太可能的事情，村民们谁也不会相信，以他特殊的身份，20年之后，还会这样深切地记着我。
　　友谊似乎不是重新接续，倒好像一直没有断过。1988年，我的大女儿患病，远在北京的他得知之后，由于工作忙分不开身，马上通过邮局汇来了钱，以示心意。此后，我无论是盖房子还是换工作，他都能知晓并且及时给予帮助，有时，我会想，友谊是什么，就像是细水长流的山泉吧，慢慢在平淡的生活里流淌但却永不间断。
　　2009年春节，北京的他打来电-话，电话里，他要我注意身体，并且一再叮嘱，如果有什么困难一定随时告知，他一定会尽力相助。接完电话，我思绪万千，坐下来开始动笔，要把自己与他这几十年的友谊写下来。
　　在这个友谊被金钱、被权力、被浮躁的生活变了味道的今天，我的心底却浮现一轮明月，月光明亮而有穿透力，就这样光洁地照在我们的身上，让人感觉人世间真的有这种友情，而朋友的朋字，不就是两轮并在一起、同心协力且步调一致的明月吗?
　　上海的我，名叫吴锡成，是位农民。北京的他，名叫万伯翱，是国家领导人万里的儿子，我们持续了四十年的友谊，不计得失，真诚相待，没有任何功利的纯洁，真的就像是天上那轮明亮的满月。
　　编辑的话：吴锡成是本刊的老读者，也是老作者。他寄来自已的手写稿，细细密密的小楷，写了十几页信纸，在两次电话沟通里。他说能把这段经历了四十年的纯洁友谊登上媒体，是自己最大的愿望，明亮的月光能感染人，那么纯美的友谊呢?一样。让我们的心灵更加洁净。让我们看待友谊的眼睛也更加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