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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据媒体报道的涉嫌黄光裕被拘查事件的还有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原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及原中关村董事长许钟民等人。通过这些人，我们发现，黄光裕利用老乡的关系，编织起了一张坚韧密实的人脉关系网。
从黄俊钦、黄光裕兄弟，到许钟民、黄松有、郑少东……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潮汕人中的佼佼者，他们都是经过自己的奋斗，成为政商两界叱咤风云的人物。而如今，他们却面临着“触礁”的危险。
贫困是一条恶犬
首富黄光裕的老家，在潮阳。而后来和黄光裕商业生涯有或深或浅关系的几位潮汕老乡，也都出生在此方圆不出百里之地，都属于大名鼎鼎的潮汕地区。
相对中原而言，潮汕地区的地理位置过于偏僻，有“省尾国脚”之称。境内虽然有富饶的潮汕平原，但因为常有台风与地震等自然灾害侵袭，加之历来地少人多，人们的生活一直比较贫困。
黄松有出生于汕头市澄海县的一座旧祠堂里。与黄光裕一家因土改导致家道彻底沦落相反，黄松有一家却受惠于土改，从政府手里分到了一个旧祠堂，让全家有了栖身之所。黄松有的父亲虽是个典型的贫苦农民，意识却相当“超前”，坚决支持孩子们读书考学。对当时的孩子来说，正规的出路有两条：一是念好书考上大学，二是去当兵。家贫志坚的黄松有和郑少东，最终通过苦读走出了自己的宿命。
任中关村股份、京文唱片、潮好味等多家公司董事长的许钟民，和黄光裕兄弟的渊源更为深远，他们的经历也十分相似。
许钟民自懂事起就知道父亲被判刑打入了深牢大狱，许家4个孩子因为年幼根本干不了农活、挣不了工分，家里穷得一塌糊涂。
当时，小学一年级的学费是人民币1.8元，可许家连这都付不起。于是，从开学的第一天，老师便在黑板的右上角用粉笔写下“许钟民欠学费1.8元”，直到学期结束，这几个字都还没被擦掉。
黄光裕的祖辈曾有过无限荣光。但无论是父系的耕读传承，还是母系的财运亨通，都在土改、文革之类强大的国家运动中被碾为尘土。因为整个村子既不靠山也不靠海，生存的自然条件十分严酷，全家所分耕地不足两亩，家里有时连吃饭也成问题。一家6口挤于不足14平方米的小房间里，而房间的隔壁就是猪圈。
考大学和去当兵，对黄光裕兄弟和许钟民这样家境贫寒、出身不好的穷小子而言，自然是此路不通。年少的黄氏兄弟为了分担家里沉重的负担，常常利用节假日到附近的乡镇街巷去捡拾一些塑料瓶子和旧书报卖给废品收购站。有时，兄弟俩收来一些旧电器，修好后再拿去卖钱。
在混沌无序中寻找出路
在贫困与不安中泡大的黄光裕、许钟民等人，却适逢其时地碰上了一个激荡多变的大时代。
似乎是事先约好似的，几乎都在1986年初，黄光裕和许钟民第一次闯入北京這个偌大的城市谋求发展。
与黄光裕的寒酸相比，许钟民已经在财富的油锅里经过了一个轮回的煎熬。早在1983年左右，18岁的许钟民便因为贩卖大米发了财，拥有了汽车、摩托车、几十个工人和几十万的“巨额”财富。“富贵不归故里，犹如锦衣夜行。”许钟民此时也犯了项羽小富即安的错误，拿着这笔钱回到家乡办服装厂去了。因为缺乏经验，他的“第一桶金”很快就泥牛入海了。许钟民又回到了起点。
正当许钟民痛苦的时候，有人向他推荐了一条谋生之路——拿着潮阳县企业各式各样产品的样品簿，去全国各地进行推销。但他登上广州开往北京的火车时，却发现车厢里到处是拿着样品簿搞推销的潮汕人。车还没到武汉，许钟民就决定放弃。
在武汉下了火车，一位做大米生意时认识的朋友向他推荐了做录音带的生意。于是他继续北上，但初衷已改。许钟民在北京迅速打开了销路，据说，在那几年他光靠卖磁带，一年居然能挣几十万！1991年，他摇身一变成了音像原材料的供应商。其后，他陆续成立了京文唱片公司和“潮好味”连锁餐馆。
苦读的黄松有和郑少东则终于挨过了“十年寒窗”的艰辛。1978年恢复高考后，黄松有考入西南政法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广东省高院。经过自己的努力，他从一名普通的书记员，最终于2002年12月升任最高法院副院长、二级大法官。郑少东毕业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18岁便入了党。他长期在广东从事刑事侦查工作，曾组织指挥侦破“东星轮”千万港元劫案、张子强特大绑架案、“长胜轮”特大海上抢劫杀人案等重大刑事案件，屡立战功。在任职公安部经济侦查局局长期间，还完成了陈良宇案的侦破。被双规前任公安部部长助理、党委委员。
讲究抱团的潮汕人
做事讲究抱团的潮汕人，在外闯荡天下时自然会慢慢凝聚在一起。
黄光裕刚到北京时，就结识了一大帮慷慨帮助和支持他的潮汕老乡。据黄光裕事后回忆，他在北京的初期因为资金不够，会经常先从朋友那里拿货、后付款。黄光裕和许钟民相处犹为亲密。有媒体报料，称多年来黄光裕和许钟民有一个习惯，就是在“潮好味”边吃着弹牙的牛肉丸边聊着他们感兴趣的大项目。
而詹培忠无疑是黄光裕生命中的贵人。9岁那年，詹培忠随在东南亚做生意的父亲来到香港定居。他中学还未毕业便辍学前往柬埔寨，开始跟随父亲学做生意。
20世纪70年代初，詹培忠跟随父亲进入了当时刚刚发热的股票市场，在短短一年之内便成为百万富翁。后帮香港富豪陈松青炒作其旗下的“佳宁”股票，获得“金牌庄家”的大名。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詹培忠做庄的股份达20只之多，占市场成交额的1/10。短短3年内，詹培忠晋身亿万富豪之列！
但好景不长，1983年的香港股灾旋即来临，声名狼藉的詹培忠只得远走加拿大。但不甘寂寞的他于1985年又返回香港，开动脑筋寻找到一条新路子：先后收购了8家“残废”公司或濒临清盘的公司，然后注资、重组再转售。从“金牌庄家”到做“公司医生”，成为詹培忠从事证券业生涯中的一次重大转变。
1991年，詹培忠当选为香港立法局议员。詹培忠自述，他参选从政的目的是要监察联交所。但有人如此讥讽詹培忠：以往做“贼”，现在却改做“警察”。
可以想象，多年之后，当詹培忠在向黄光裕这位潮汕小弟炫耀那段资本市场翻云覆雨的传奇经历时，年轻的黄光裕该是如何的痴迷激动与跃跃欲试。而在詹培忠从事的大量“壳”生意中，最著名的莫过于2002年引国美入主京华自动化。在詹培忠的指点和帮助下，黄光裕才得以进入资本运作的快车道。
在詹培忠这位高人的指点之下，黄光裕终于修成了周伯通的神功：左右手互搏。2004年6月，在两掌的咫尺之间，价值仅2亿元的国美电器，经过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变幻，一夜暴涨40多倍，几十亿的财富汇集黄光裕名下。并购手法之精妙，让诸多资本市场的资深玩家瞠目结舌、惊叹不已。
据媒体报道，黄光裕与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关系密切。而黄松有的双规与黄光裕被拘查，似乎有着时间上的因果关系。
此前曾有媒体质疑，在京城风云一时的黄松有和黄光裕，同为汕头人，而且又是黄姓本家，会不会彼此互相“照应”……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09.3.9
从黄俊钦、黄光裕兄弟，到许钟民、黄松有、郑少东……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潮汕人中的佼佼者，他们都是经过自己的奋斗，成为政商两界叱咤风云的人物。而如今，他们却面临着“触礁”的危险。
贫困是一条恶犬
首富黄光裕的老家，在潮阳。而后来和黄光裕商业生涯有或深或浅关系的几位潮汕老乡，也都出生在此方圆不出百里之地，都属于大名鼎鼎的潮汕地区。
相对中原而言，潮汕地区的地理位置过于偏僻，有“省尾国脚”之称。境内虽然有富饶的潮汕平原，但因为常有台风与地震等自然灾害侵袭，加之历来地少人多，人们的生活一直比较贫困。
黄松有出生于汕头市澄海县的一座旧祠堂里。与黄光裕一家因土改导致家道彻底沦落相反，黄松有一家却受惠于土改，从政府手里分到了一个旧祠堂，让全家有了栖身之所。黄松有的父亲虽是个典型的贫苦农民，意识却相当“超前”，坚决支持孩子们读书考学。对当时的孩子来说，正规的出路有两条：一是念好书考上大学，二是去当兵。家贫志坚的黄松有和郑少东，最终通过苦读走出了自己的宿命。
任中关村股份、京文唱片、潮好味等多家公司董事长的许钟民，和黄光裕兄弟的渊源更为深远，他们的经历也十分相似。
许钟民自懂事起就知道父亲被判刑打入了深牢大狱，许家4个孩子因为年幼根本干不了农活、挣不了工分，家里穷得一塌糊涂。
当时，小学一年级的学费是人民币1.8元，可许家连这都付不起。于是，从开学的第一天，老师便在黑板的右上角用粉笔写下“许钟民欠学费1.8元”，直到学期结束，这几个字都还没被擦掉。
黄光裕的祖辈曾有过无限荣光。但无论是父系的耕读传承，还是母系的财运亨通，都在土改、文革之类强大的国家运动中被碾为尘土。因为整个村子既不靠山也不靠海，生存的自然条件十分严酷，全家所分耕地不足两亩，家里有时连吃饭也成问题。一家6口挤于不足14平方米的小房间里，而房间的隔壁就是猪圈。
考大学和去当兵，对黄光裕兄弟和许钟民这样家境贫寒、出身不好的穷小子而言，自然是此路不通。年少的黄氏兄弟为了分担家里沉重的负担，常常利用节假日到附近的乡镇街巷去捡拾一些塑料瓶子和旧书报卖给废品收购站。有时，兄弟俩收来一些旧电器，修好后再拿去卖钱。
在混沌无序中寻找出路
在贫困与不安中泡大的黄光裕、许钟民等人，却适逢其时地碰上了一个激荡多变的大时代。
似乎是事先约好似的，几乎都在1986年初，黄光裕和许钟民第一次闯入北京這个偌大的城市谋求发展。
与黄光裕的寒酸相比，许钟民已经在财富的油锅里经过了一个轮回的煎熬。早在1983年左右，18岁的许钟民便因为贩卖大米发了财，拥有了汽车、摩托车、几十个工人和几十万的“巨额”财富。“富贵不归故里，犹如锦衣夜行。”许钟民此时也犯了项羽小富即安的错误，拿着这笔钱回到家乡办服装厂去了。因为缺乏经验，他的“第一桶金”很快就泥牛入海了。许钟民又回到了起点。
正当许钟民痛苦的时候，有人向他推荐了一条谋生之路——拿着潮阳县企业各式各样产品的样品簿，去全国各地进行推销。但他登上广州开往北京的火车时，却发现车厢里到处是拿着样品簿搞推销的潮汕人。车还没到武汉，许钟民就决定放弃。
在武汉下了火车，一位做大米生意时认识的朋友向他推荐了做录音带的生意。于是他继续北上，但初衷已改。许钟民在北京迅速打开了销路，据说，在那几年他光靠卖磁带，一年居然能挣几十万！1991年，他摇身一变成了音像原材料的供应商。其后，他陆续成立了京文唱片公司和“潮好味”连锁餐馆。
苦读的黄松有和郑少东则终于挨过了“十年寒窗”的艰辛。1978年恢复高考后，黄松有考入西南政法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广东省高院。经过自己的努力，他从一名普通的书记员，最终于2002年12月升任最高法院副院长、二级大法官。郑少东毕业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18岁便入了党。他长期在广东从事刑事侦查工作，曾组织指挥侦破“东星轮”千万港元劫案、张子强特大绑架案、“长胜轮”特大海上抢劫杀人案等重大刑事案件，屡立战功。在任职公安部经济侦查局局长期间，还完成了陈良宇案的侦破。被双规前任公安部部长助理、党委委员。
讲究抱团的潮汕人
做事讲究抱团的潮汕人，在外闯荡天下时自然会慢慢凝聚在一起。
黄光裕刚到北京时，就结识了一大帮慷慨帮助和支持他的潮汕老乡。据黄光裕事后回忆，他在北京的初期因为资金不够，会经常先从朋友那里拿货、后付款。黄光裕和许钟民相处犹为亲密。有媒体报料，称多年来黄光裕和许钟民有一个习惯，就是在“潮好味”边吃着弹牙的牛肉丸边聊着他们感兴趣的大项目。
而詹培忠无疑是黄光裕生命中的贵人。9岁那年，詹培忠随在东南亚做生意的父亲来到香港定居。他中学还未毕业便辍学前往柬埔寨，开始跟随父亲学做生意。
20世纪70年代初，詹培忠跟随父亲进入了当时刚刚发热的股票市场，在短短一年之内便成为百万富翁。后帮香港富豪陈松青炒作其旗下的“佳宁”股票，获得“金牌庄家”的大名。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詹培忠做庄的股份达20只之多，占市场成交额的1/10。短短3年内，詹培忠晋身亿万富豪之列！
但好景不长，1983年的香港股灾旋即来临，声名狼藉的詹培忠只得远走加拿大。但不甘寂寞的他于1985年又返回香港，开动脑筋寻找到一条新路子：先后收购了8家“残废”公司或濒临清盘的公司，然后注资、重组再转售。从“金牌庄家”到做“公司医生”，成为詹培忠从事证券业生涯中的一次重大转变。
1991年，詹培忠当选为香港立法局议员。詹培忠自述，他参选从政的目的是要监察联交所。但有人如此讥讽詹培忠：以往做“贼”，现在却改做“警察”。
可以想象，多年之后，当詹培忠在向黄光裕这位潮汕小弟炫耀那段资本市场翻云覆雨的传奇经历时，年轻的黄光裕该是如何的痴迷激动与跃跃欲试。而在詹培忠从事的大量“壳”生意中，最著名的莫过于2002年引国美入主京华自动化。在詹培忠的指点和帮助下，黄光裕才得以进入资本运作的快车道。
在詹培忠这位高人的指点之下，黄光裕终于修成了周伯通的神功：左右手互搏。2004年6月，在两掌的咫尺之间，价值仅2亿元的国美电器，经过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变幻，一夜暴涨40多倍，几十亿的财富汇集黄光裕名下。并购手法之精妙，让诸多资本市场的资深玩家瞠目结舌、惊叹不已。
据媒体报道，黄光裕与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关系密切。而黄松有的双规与黄光裕被拘查，似乎有着时间上的因果关系。
此前曾有媒体质疑，在京城风云一时的黄松有和黄光裕，同为汕头人，而且又是黄姓本家，会不会彼此互相“照应”……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0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