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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费巩传》随想
收到副题为“一个爱国民主教授的生与死”的《费巩传》，一边细读，一边沉思。费先生殉难已快三十七周年了。
费先生慈眉善目的脸庞，温文尔雅的仪容，回想起来，就觉得一片温暖；费先生从善如流、疾恶如仇的品德，至今仍能给人以鼓舞督促的力量。而他竟遭到残杀，死得如此凄惨。在无可奈何之中，只有默默诵念“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来自我慰勉。
仅仅就这一点来说，《费巩传》的撰写和出版，也已是值得赞赏和感谢的了。费先生是解放前浙江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一九四○年上半年，他曾在贵州遵义(浙大当时迁到遵义)担任过为时仅仅四个月的浙大训导长。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学校训导处，是一个为人们所齿冷的机构，在大学里，尤其如此：思想进步的同学，以其为陷害好人做假汇报开黑名单的藏垢纳污为非作歹之所；专心读书不问他事的同学，视其为是非之地，避而远之。
即使是亲任训导长之职者，亦竟有把训导处比作“厕所”，自我亵渎竟至于如此程度的。那是某一名牌大学的训导长，他忠于职守，每日必到。该训导处平日门可罗雀，一到月初，门庭若市，纷纷前来审批“贷金”。一时人声嘈杂，还有不少抽烟的，喷云吐雾弄得满屋子乌烟瘴气。这位训导长满面愠色，不觉说道：“这里不是厕所，抽烟的到外面去”。其语态之生动，用词之妥贴，令人失笑。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学校训导处，就是这样的处所。
而我们敬爱的费先生，竟也出任为训导长，其事费解。他在出任之前，踌躇再四，自言自语地说：“本来天性泰然，乃以是否就训导长一事而心绪纷烦。出任则可一展抱负，为学生解除痛苦……不出则惧此一席复不得人，莘莘学子拯拔何日，思维再四，夜眠不安”。(《费巩传》，页45)他在出任后的就职演讲中对学生说：“训导长有人称为警察厅长。但吾出来做，决不是来做警察厅长或侦察长。吾是拿教授和导师的资格出来的，不过拿导师的职务扩而充之。吾愿做你们的顾问、做你们的保姆，以全体同学的幸福为己任”(页46)。正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费先生并不以宏言炫人，而是身体力行，他不喜好高骛远，而是从切实的小事做起：改善伙食，制油灯，烫臭虫，为学生们造福。费先生忠于他自许的铭言：“身劳而心安为之，利少而义多为之”。
当时，国民党教育部对费先生担任训导长一职耿耿于怀，指令浙大：“早日物色继任，不容久令非党员摄行”(页60)。费先生因身非国民党员，“内外交迫，外则教部之表示，内则尽是谗言”(页60)，终于被迫辞职，而且因此伏下了杀身之祸。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费先生在重庆千厮门码头被国民党特务劫持，囚禁于中美合作所，最后折磨致死，被投入歌乐山集中营的镪水池中灭迹。
费先生在浙大任教十二年，受他熏陶的学生为数不少，尤其在他任训导长前后这一期间，由于他的关怀和保护，不少同学得以出亡存命。此后，即使未亲受其教惠的同学，亦把费先生的道德品质，视为鼓舞自己向上的力量。
人世间的爱有各种各样，老师的爱具有更大的社会意义。我每遇到浙大的同学，一谈起费先生，无不绻念不已。这种共同的感情，并无地域的间隔，如今已遍至五洲四海，世界各地都有费先生的学生；这种感情可能将长久保存下去。道德的力量，有它的持久性，甚至永恒性。《费巩传》记录了这份道德力量的来源。
历史决不仅仅是默默的往昔，它也跃跃于今日。
《费巩传》是一部信史，一部可靠的传记。它不是仅仅凭回忆录、访问记之类片断的材料敷衍而成，而是根据大量第一手的资料——费先生的亲笔写下的翔实、真切、细致的日记研究撰写而成。日记是研究历史，特别是撰写传记的最可珍贵的材料。费先生的日记，另有摘抄，这本传记里，引用多则。所记所述，不仅可与他当时的至友门生的书信作引证，而且还为此后的回忆和悼词所坐实。通过这部传记，费先生待人处事的诚爱宽厚，如呈目前：他慰谕学生，舌敝唇焦，任劳任怨；他爱才如命，为学行兼优的同学恳请贷金，情词真挚；他对为非作歹者，必查究惩处。他说：“办公家事，一毫私心不得”(页55)。他对不幸天逝的同学，其悲悯之情，令人动容：“同学某君，临死惨呼父母，竟无一人送终，口眼皆不闭，闻之惊悼”。“因念游子只身在外，远离父母，为之师长者安得不更加照拂”(页77)。
以上种种，或可以之为人情之常，或可斥之为“人性论”，但却是我们民族的美德。
费先生是政治经济学教授，他信服的是英国的民主制度，以之抨击国民党的独裁政治，还不失为一种有用的论据。一九四四年三月，他在“纪念周”的公开讲演中批评国民党的宪政，“语甚讽刺愤慨，可谓讥切朝政”，他原准备第二次作进一步剖析论驳，看来时势凶险，难以续讲。但他决不改变原有论点，“宁诎身伸道，藏器待时，获得精神上之自由，否则何异倚门卖笑，虽荣实辱”(页94)。一九四五年，他在郭老起草的《对时局进言》上签字，勇敢地站到民主运动斗争的前列。他终于在国民党特务麇集的重庆，一九四五年三月五日被劫持，最后为自己爱国民主的理想而殉身，他的思想发展进程，是十分清楚的。
这本传记所根据的是系统的确切资料，叙前述后，真实可信。在所引用的材料之中，有一份篇名为《费香公奏议》(页41)。因为未见原件，不敢妄议，但就篇名而论，容易引起误解。费先生号香曾，人乐而尊之为“香公”。这种称谓，近乎“谥号”，而“奏议”之说，为帝王之世的臣下呈章。如此，则何以竟出现于一九四○年？我意《费香公奏议》或系戏言。就我所知，费先生是一位谈笑风生、妙语联珠，却又悲天悯人、直言敢怒的长者(其实一九四○年那时，费先生也不过三十六岁)。
《费巩传》是一本撰写真切评述得体的传记。象费先生这样一位为爱国民主殉身的烈士，很有可能把他写成一出娘胎就是慷慨悲歌杀身成仁的天生志士；要不然可以根据他出身诗书门第，苏州望族，留学英国牛津，而且是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女婿，因而认为是“黑五类”，以此定谳。这种扬之欲其升天，抑之欲其入地的“传记”，容或为人情之所难免，但与历史的真实就相距甚遥了。
费先生所景仰的是唐德宗年间的翰林学士陆贽，他所信服的是英国的文官制度。尽管古旧文化有其封建落后性，英国的民主制度有其资产阶级的虚伪性。倘能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又未始没有可取之处。
费先生不仅在他的论著中发挥这种思想，而且在待人处事时，也以此律己诲人。他常常用陆贽的言行启导学生：“教以存心仁厚，举止厚重，砥砺风节，持正不阿”(页51)。他在竺可桢校长的同心赞助下，在浙大施行“导师制”，这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区，恐怕是仅有的一例。“导师制”盖源出于英国大学，又杂以中国古老的“书院”制因素。费先生说：“思想这东西是无法统一的，我们做学生的导师，倒并不是要我们去监督学生的思想，而是要我们去积极培养学生品格”(页50)，他认为做教员的不仅要教学生技能知识，并且要教以为人立身之道。导师制之能否行得通，当然可以讨论。浙大同学却对此津津乐道。四十年之后，导师与学生的关系依旧亲切感人。
费先生自有他保守固执的一面。例如，听他课程的同学，男女不准杂坐；女孩子要象个“女孩子”，不能“疯疯傻傻”；他不准同学进市上饭馆，说：“大家子弟，不入市廛”。以上所举，稍加揶揄，即可斥之为“封建落后”。他任训导长时，同学常受迫胁，或有疑难，他会就商于当时国民党遵义地区的专员高文柏，因为他们是留英时的同学。费先生的仁厚，竟至于达到天真的程度。
《费巩传》记述了费先生言行的不少细节，至友门生的回忆又加以丰富。《费巩传》描绘出了费先生的形象。费先生为了改进摇曳不定、浓烟直冒的灯草油盏灯，亲自先行在房间敲敲打打，试用香烟罐改制，他说：“灯火改善，足护目力，此亦有益学子终身，虽费似亦值得”(页53)；他为保护学生学籍，免受无理开革，抱病参加会议，在细雨中撑伞缓步来到校本部开会(页175)。以上所举，似属细微末节，但精致描绘，善于刻划，会使人物的形象栩栩如生，并由此透露出人物的精神风貌、思想品质。这种例子，无论在优秀的短篇小传，或成册的传记专著，都可以举出不少。我国悠久的史学传统，长于人物描写，惜乎都属短篇，如《项羽本纪》，如《五柳先生传》，都可作为范本。长篇人物传记，国外史界早有公认的好书，国内常见的是中译本《维多利亚女王传》、《居理夫人传》，其中有不少写得极好的生活细节，都生动地反映出人物的精神面貌。《费巩传》中“黄翼之死”(页78－81)，记述了黄翼教授贫病早逝的悲苦场面。在这里写黄翼先生，是为了写费先生。倘若能把费先生当时的细节，当时的心情记录描绘，以见费先生友情之重，待人之诚，将是更为感人的章节。
研究人物的一生传记，比处理一时一事的“报告文学”远为困难。《费巩传》的撰著，当比《费巩教授——千厮门沉冤》的写作复杂得多。翔实的资料，公允的态度，传神的刻划，这是人物传记的基本要求，恐怕又是很高的要求。《费巩传》一书，为我们树立起一位旧中国的正直知识分子的形象，他为拯救祖国而呼号，他为争取民主而献身。《费巩传》的写作和出版，尤应受到浙大同学的赞赏和感谢，亦当为广大读者所欢迎。
读完《费巩传》，又把我带回四十年前的大学生活时代。四十年来，费先生的音容从未或忘。浙大同学每每以“费巩灯”来形象地表达自己的怀念：四十年前，在西南瘠贫之地，小小油灯，伴我们生活，伴我们夜读。油灯的光焰，象孩子的一双闪动的明眸。微弱的灯火，明净而澄洁。它给人光亮，它给人温暖。费先生，我们怀念你。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七日
(《费巩传》，正棠、玉如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八一年七月第一版，0.66元)
收到副题为“一个爱国民主教授的生与死”的《费巩传》，一边细读，一边沉思。费先生殉难已快三十七周年了。
费先生慈眉善目的脸庞，温文尔雅的仪容，回想起来，就觉得一片温暖；费先生从善如流、疾恶如仇的品德，至今仍能给人以鼓舞督促的力量。而他竟遭到残杀，死得如此凄惨。在无可奈何之中，只有默默诵念“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来自我慰勉。
仅仅就这一点来说，《费巩传》的撰写和出版，也已是值得赞赏和感谢的了。费先生是解放前浙江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一九四○年上半年，他曾在贵州遵义(浙大当时迁到遵义)担任过为时仅仅四个月的浙大训导长。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学校训导处，是一个为人们所齿冷的机构，在大学里，尤其如此：思想进步的同学，以其为陷害好人做假汇报开黑名单的藏垢纳污为非作歹之所；专心读书不问他事的同学，视其为是非之地，避而远之。
即使是亲任训导长之职者，亦竟有把训导处比作“厕所”，自我亵渎竟至于如此程度的。那是某一名牌大学的训导长，他忠于职守，每日必到。该训导处平日门可罗雀，一到月初，门庭若市，纷纷前来审批“贷金”。一时人声嘈杂，还有不少抽烟的，喷云吐雾弄得满屋子乌烟瘴气。这位训导长满面愠色，不觉说道：“这里不是厕所，抽烟的到外面去”。其语态之生动，用词之妥贴，令人失笑。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学校训导处，就是这样的处所。
而我们敬爱的费先生，竟也出任为训导长，其事费解。他在出任之前，踌躇再四，自言自语地说：“本来天性泰然，乃以是否就训导长一事而心绪纷烦。出任则可一展抱负，为学生解除痛苦……不出则惧此一席复不得人，莘莘学子拯拔何日，思维再四，夜眠不安”。(《费巩传》，页45)他在出任后的就职演讲中对学生说：“训导长有人称为警察厅长。但吾出来做，决不是来做警察厅长或侦察长。吾是拿教授和导师的资格出来的，不过拿导师的职务扩而充之。吾愿做你们的顾问、做你们的保姆，以全体同学的幸福为己任”(页46)。正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费先生并不以宏言炫人，而是身体力行，他不喜好高骛远，而是从切实的小事做起：改善伙食，制油灯，烫臭虫，为学生们造福。费先生忠于他自许的铭言：“身劳而心安为之，利少而义多为之”。
当时，国民党教育部对费先生担任训导长一职耿耿于怀，指令浙大：“早日物色继任，不容久令非党员摄行”(页60)。费先生因身非国民党员，“内外交迫，外则教部之表示，内则尽是谗言”(页60)，终于被迫辞职，而且因此伏下了杀身之祸。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费先生在重庆千厮门码头被国民党特务劫持，囚禁于中美合作所，最后折磨致死，被投入歌乐山集中营的镪水池中灭迹。
费先生在浙大任教十二年，受他熏陶的学生为数不少，尤其在他任训导长前后这一期间，由于他的关怀和保护，不少同学得以出亡存命。此后，即使未亲受其教惠的同学，亦把费先生的道德品质，视为鼓舞自己向上的力量。
人世间的爱有各种各样，老师的爱具有更大的社会意义。我每遇到浙大的同学，一谈起费先生，无不绻念不已。这种共同的感情，并无地域的间隔，如今已遍至五洲四海，世界各地都有费先生的学生；这种感情可能将长久保存下去。道德的力量，有它的持久性，甚至永恒性。《费巩传》记录了这份道德力量的来源。
历史决不仅仅是默默的往昔，它也跃跃于今日。
《费巩传》是一部信史，一部可靠的传记。它不是仅仅凭回忆录、访问记之类片断的材料敷衍而成，而是根据大量第一手的资料——费先生的亲笔写下的翔实、真切、细致的日记研究撰写而成。日记是研究历史，特别是撰写传记的最可珍贵的材料。费先生的日记，另有摘抄，这本传记里，引用多则。所记所述，不仅可与他当时的至友门生的书信作引证，而且还为此后的回忆和悼词所坐实。通过这部传记，费先生待人处事的诚爱宽厚，如呈目前：他慰谕学生，舌敝唇焦，任劳任怨；他爱才如命，为学行兼优的同学恳请贷金，情词真挚；他对为非作歹者，必查究惩处。他说：“办公家事，一毫私心不得”(页55)。他对不幸天逝的同学，其悲悯之情，令人动容：“同学某君，临死惨呼父母，竟无一人送终，口眼皆不闭，闻之惊悼”。“因念游子只身在外，远离父母，为之师长者安得不更加照拂”(页77)。
以上种种，或可以之为人情之常，或可斥之为“人性论”，但却是我们民族的美德。
费先生是政治经济学教授，他信服的是英国的民主制度，以之抨击国民党的独裁政治，还不失为一种有用的论据。一九四四年三月，他在“纪念周”的公开讲演中批评国民党的宪政，“语甚讽刺愤慨，可谓讥切朝政”，他原准备第二次作进一步剖析论驳，看来时势凶险，难以续讲。但他决不改变原有论点，“宁诎身伸道，藏器待时，获得精神上之自由，否则何异倚门卖笑，虽荣实辱”(页94)。一九四五年，他在郭老起草的《对时局进言》上签字，勇敢地站到民主运动斗争的前列。他终于在国民党特务麇集的重庆，一九四五年三月五日被劫持，最后为自己爱国民主的理想而殉身，他的思想发展进程，是十分清楚的。
这本传记所根据的是系统的确切资料，叙前述后，真实可信。在所引用的材料之中，有一份篇名为《费香公奏议》(页41)。因为未见原件，不敢妄议，但就篇名而论，容易引起误解。费先生号香曾，人乐而尊之为“香公”。这种称谓，近乎“谥号”，而“奏议”之说，为帝王之世的臣下呈章。如此，则何以竟出现于一九四○年？我意《费香公奏议》或系戏言。就我所知，费先生是一位谈笑风生、妙语联珠，却又悲天悯人、直言敢怒的长者(其实一九四○年那时，费先生也不过三十六岁)。
《费巩传》是一本撰写真切评述得体的传记。象费先生这样一位为爱国民主殉身的烈士，很有可能把他写成一出娘胎就是慷慨悲歌杀身成仁的天生志士；要不然可以根据他出身诗书门第，苏州望族，留学英国牛津，而且是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女婿，因而认为是“黑五类”，以此定谳。这种扬之欲其升天，抑之欲其入地的“传记”，容或为人情之所难免，但与历史的真实就相距甚遥了。
费先生所景仰的是唐德宗年间的翰林学士陆贽，他所信服的是英国的文官制度。尽管古旧文化有其封建落后性，英国的民主制度有其资产阶级的虚伪性。倘能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又未始没有可取之处。
费先生不仅在他的论著中发挥这种思想，而且在待人处事时，也以此律己诲人。他常常用陆贽的言行启导学生：“教以存心仁厚，举止厚重，砥砺风节，持正不阿”(页51)。他在竺可桢校长的同心赞助下，在浙大施行“导师制”，这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区，恐怕是仅有的一例。“导师制”盖源出于英国大学，又杂以中国古老的“书院”制因素。费先生说：“思想这东西是无法统一的，我们做学生的导师，倒并不是要我们去监督学生的思想，而是要我们去积极培养学生品格”(页50)，他认为做教员的不仅要教学生技能知识，并且要教以为人立身之道。导师制之能否行得通，当然可以讨论。浙大同学却对此津津乐道。四十年之后，导师与学生的关系依旧亲切感人。
费先生自有他保守固执的一面。例如，听他课程的同学，男女不准杂坐；女孩子要象个“女孩子”，不能“疯疯傻傻”；他不准同学进市上饭馆，说：“大家子弟，不入市廛”。以上所举，稍加揶揄，即可斥之为“封建落后”。他任训导长时，同学常受迫胁，或有疑难，他会就商于当时国民党遵义地区的专员高文柏，因为他们是留英时的同学。费先生的仁厚，竟至于达到天真的程度。
《费巩传》记述了费先生言行的不少细节，至友门生的回忆又加以丰富。《费巩传》描绘出了费先生的形象。费先生为了改进摇曳不定、浓烟直冒的灯草油盏灯，亲自先行在房间敲敲打打，试用香烟罐改制，他说：“灯火改善，足护目力，此亦有益学子终身，虽费似亦值得”(页53)；他为保护学生学籍，免受无理开革，抱病参加会议，在细雨中撑伞缓步来到校本部开会(页175)。以上所举，似属细微末节，但精致描绘，善于刻划，会使人物的形象栩栩如生，并由此透露出人物的精神风貌、思想品质。这种例子，无论在优秀的短篇小传，或成册的传记专著，都可以举出不少。我国悠久的史学传统，长于人物描写，惜乎都属短篇，如《项羽本纪》，如《五柳先生传》，都可作为范本。长篇人物传记，国外史界早有公认的好书，国内常见的是中译本《维多利亚女王传》、《居理夫人传》，其中有不少写得极好的生活细节，都生动地反映出人物的精神面貌。《费巩传》中“黄翼之死”(页78－81)，记述了黄翼教授贫病早逝的悲苦场面。在这里写黄翼先生，是为了写费先生。倘若能把费先生当时的细节，当时的心情记录描绘，以见费先生友情之重，待人之诚，将是更为感人的章节。
研究人物的一生传记，比处理一时一事的“报告文学”远为困难。《费巩传》的撰著，当比《费巩教授——千厮门沉冤》的写作复杂得多。翔实的资料，公允的态度，传神的刻划，这是人物传记的基本要求，恐怕又是很高的要求。《费巩传》一书，为我们树立起一位旧中国的正直知识分子的形象，他为拯救祖国而呼号，他为争取民主而献身。《费巩传》的写作和出版，尤应受到浙大同学的赞赏和感谢，亦当为广大读者所欢迎。
读完《费巩传》，又把我带回四十年前的大学生活时代。四十年来，费先生的音容从未或忘。浙大同学每每以“费巩灯”来形象地表达自己的怀念：四十年前，在西南瘠贫之地，小小油灯，伴我们生活，伴我们夜读。油灯的光焰，象孩子的一双闪动的明眸。微弱的灯火，明净而澄洁。它给人光亮，它给人温暖。费先生，我们怀念你。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七日
(《费巩传》，正棠、玉如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八一年七月第一版，0.6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