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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讲﹁乐合同﹂，一个学校的校歌具有彰显精神气质，
体现历史文化，凝聚校友认同之功能。清华最早的校歌是英文的，由一位美籍女士所作，
这与其最初作为留美预备学校，校园文化具有浓厚的西式氛围不无关系。
（一）
同学少年肝胆相亲，荟萃一堂豪爽。
我歌于斯汝其和予，斯校一时无两。
广播令闻树立荣名，群雄莫与争衡。
谓予不信请君来临，会当赞和同声。
同声同声会当赞和同声。
噫清华嘻清华吾校岿巍。
美哉吾校旗愿日增汝之光辉。
噫清华惟清华真吾校兮。
吾敬之吾爱之长相依兮。
（二）
各种比赛到处竞争，在我权操必胜。
夺得锦标赢得英名，济济师师称盛。
劳燕西东他日相逢，班荆共话离衷。
母校勿替校誉克继，且继今而长隆。
长隆长隆且继今而长隆。
噫清华嘻清华吾校岿巍。
美哉吾校旗愿日增汝之光辉。
噫清华惟清华真吾校兮。
吾敬之吾爱之长相依兮。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
校歌作为学校意蒂牢结（ideology）之象征，其选择可谓一校之“宪法”问题。清华乃由美国退回超收的庚子赔款所设立，位处圆明园畔，其渊源和选址，皆与国耻密切相关，早期培养的学生，则以留美为目标，因此其承载的民族感与西方化之间的关系，尤为复杂纠结。校歌相关问题讨论的背后，正是此种情绪之反映。
1923年，清华征求校歌，经在京名流几经审定，汪鸾翔（字公岩）先生精心撰写的歌词最终入选，随后，延请张丽真女士谱曲，这就是沿用至今的校歌之由来。汪先生是清华学校高等科国文教员，张丽真女士是英文文案处主任何林一先生的夫人。当时《清华周刊》（总第307期，1924年3月28日）刊登的校歌写的赫然是“何林一夫人作曲”，不了解彼时书写习惯者往往容易误会“何林一”是位女士，将其张冠李戴为作曲者。
管中窥豹，可见即便“五四”运动之后，虽在高知阶层之间，妇女仍不免作为男性的附庸存在，张女士险些成为历史上的失踪者。好在时过境迁，今天清华的校歌上已经郑重写上张丽真女士之大名，还其著作权和历史应有地位。值得一提的是，语言学家赵元任曾为该校歌编了四部合唱。（注：出自《赵元任全集》第1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72页，标明时间是1930年，另据《赵元任音乐作品全集》，上海音乐出版社1987年版，则标明为1927年）
中文校歌新鲜出炉，颇受好评。《清华周刊》（总第307期，1924年3月28日）专门推出《新校歌之教训》的社论，开篇伊始即曰：“‘西山苍苍，东海茫茫！’新歌攸扬，吾闻之而志舒，吾闻之而心怡”，赞美之情溢于言表之余，亦对此前的缺憾加以强烈批判，“若近十年而无中文校歌，事之尤乖谬者，吾闻之而心痛，而心悲，而心耻，耻中国学校而无中文校歌也，耻清华之善忘其国华，而必服膺他人之糟粕也，耻当局学生见义而不能勇为也。”该文作者署名“果”，应即李惟果，其1927年清华毕业，赴美学习西洋史、国际公法，获加利福尼亚大学学士、硕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任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教授，后活跃于政坛。
贺麟先生认为新校歌“实儒家学说之结晶，可以表示中国文化的精神。而同时又能符合校训，达出清华教育宗旨。且校歌措词，亦颇得体”，其还提到中文校歌为同学们所欣赏，在全校大会中演唱，已经取代了英文校歌之地位云云。
对于新校歌的意涵，汪鸾翔先生特别撰文《清华中文校歌之真义》进行解析，贺麟先生《“清华中文校歌之真意义”书后》亦有补充引申。受两文之支援意识，笔者总结出新校歌的三点特质：格局宏大，眼光独到。新校歌以学术救国为清华己任，并结合清华特点与世界潮流，提出“融合东西文化”的目标定位，对固有文化和外来文化持一种兼容并蓄、平等视之的立场。
用典雅致，寄望殷殷。“大同”出自《礼记》，寄寓极乐世界理想；“自强”“行健”出自《周易》，契合校训；“春风化雨”出自《孟子》，以孔孟教学期许师生之间情感融洽。
理念先进，意义隽永。以“致知穷理，学古探微”揽括科学、文学和哲学各类学科，寓意并行不悖，任人选择，体现自由教育之风；以“器识为先，文艺其从”教诲学生注重内在德性修养，切勿只恃外在技艺和小聪明，造成本末倒置。
凡上种种理念，对于今天努力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主政者，苦恼于精致利己主义盛行的教育者，或许不无启发意义。
罗氏校歌难觅
1928年9月18日，31岁的罗家伦挟北伐之威莅临清华园，成为国立清华大学的首任校长。这位当年“五四”运动的北大健将雄心勃勃，试图对清华做出全面彻底的改革。罗氏有大将之才，锐意进取，无论是学校管理上的改隶教育部，废除清华董事会，师资建设上的延聘名家，提高薪酬，清退冗员，还是学生培养上男女平等招收女生，不拘一格录取钱钟书，皆是可圈可点之举。但其年轻气盛，也不免干涉过多，试图另起清华校歌炉灶即是一例。
其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一月五日（星期日）的日记中写道：
“一早即为清华拟校歌，原有校歌太不成，（一）无理想；（二）且无意义；（三）即文字亦多不通。另拟校歌一事，蓄意已久，酝酿胸中，至今方下笔。分两段，上段重学，下段重行。学的方面，注重造成敦朴实在之学风，并冀培养出精深学术的研究；行的方面，在祛偏狭、苟安、自利之浇风，而以为而不有、成而不享为最高原则。词句几经斟酌，并示金甫。”（罗久芳、罗久蓉编辑校注：《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年12月，第432页）
所言“金甫”，也即当时清华大学的教务长、文学院院长杨振声。罗氏空降清华，带来三人，除其秘书，另外两位是冯友兰先生与杨先生，校歌一事，亦可证罗、杨二人关系密切。 此外，吴宓先生在民国十九年一月六日（星期一）的日记中也有一条记载：
晨十时，罗校长招宓至办公室，以所作《校歌》相示。（《吴宓日记》第五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页）
可见罗氏校歌还曾请吴宓过目，但从吴先生日记中看不到其臧否评价。平允而论，罗家伦才华横溢，可是其对清华校歌之评价，即便花入各人眼，此种“太不成”“无理想”“无意义”“多不通”的“两无两不”之贬损也不免言过其实，过于意气。以校长身份换校歌之举，不免有滥用权力之嫌，亦容易激发青年学生的强烈反弹，甚或教授的微词。政治学系教授浦薛凤的回忆录记载道：
“其（指罗家伦）对清华大学之有成绩与贡献，自不待言。惟如自写一首诗词，意欲代替原有之清华校歌等项，不无炫耀才华，过露锋芒之处，此可于当时学生所办清华周刊几篇讥讽报导中见之。风潮既起，罗氏住入城内某巷旅社，曾嘱其亲信，邀予前往一谈。伊谓事出无端，甚不合理，盼教授方面主持公道，有所表示。予只能以容加考虑相答。思维再四，实属无从置喙，盖清华一般教授只知授课研究，其他不闻不问，根本末由商量，更谈不到表示。一九三0年五月二十三日罗校长向教育部辞职，迟至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七日行政院始决定准辞……”（《万里江山一梦中》，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154页）
历史系教授蒋廷黻也认为：“他（指罗家伦）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喜欢展露才华的人，此种个性使他得罪了很多教授。所以当反罗运动一开始，多数教授都袖手旁观，不支持他。1930年的清华学运，使罗校长离开清华。”（《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31页）
罗家伦主政清华不到两年，即挂冠而去，其间因果，政治压力有之，与学生关系交恶有之，教授们态度消极有之，后两者推究起来，事关“宪法”的校歌问题很可能是导火索之一。罗氏一去，人走茶凉，其撰写的校歌也无人再提。
晚年时罗家伦曾总结作词经验：“因为我曾经作过若干歌词，流传颇广，所以青年们常问到我歌词写法的问题。这话却把我难倒了，我决不敢说我的歌词可作典型，我只是知道一点作歌词的甘苦。有些朋友要我为了他们的学校或团体作歌，以为我一挥即就，老天爷！哪有这回事！作诗歌不是像榨油一般可以榨出来的，必须要靠兴到神来。但是兴到神来还是最后一着，以前还有两步。第一，要对你所歌詠的对象，有深切的感受和体会；第二，要把你自己的感情放射进去，诗歌才有生命。最后，才等待兴到神来。中国小说书上常用两句道：‘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作诗歌的人，要写成一首好的诗歌，常常尝到此中的酸甜苦辣。”（《诗歌和乐谱》，《自由青年》第17卷第6期，1957年3月12日出版）
今日查索《罗家伦先生文存》十二册和其附编、补编和补遗三册，惜未能一睹罗氏清华校歌芳容。后来他出任中央大学校长，撰写中大校歌，或许可以弥补他当年的清华之憾。
体现历史文化，凝聚校友认同之功能。清华最早的校歌是英文的，由一位美籍女士所作，
这与其最初作为留美预备学校，校园文化具有浓厚的西式氛围不无关系。
（一）
同学少年肝胆相亲，荟萃一堂豪爽。
我歌于斯汝其和予，斯校一时无两。
广播令闻树立荣名，群雄莫与争衡。
谓予不信请君来临，会当赞和同声。
同声同声会当赞和同声。
噫清华嘻清华吾校岿巍。
美哉吾校旗愿日增汝之光辉。
噫清华惟清华真吾校兮。
吾敬之吾爱之长相依兮。
（二）
各种比赛到处竞争，在我权操必胜。
夺得锦标赢得英名，济济师师称盛。
劳燕西东他日相逢，班荆共话离衷。
母校勿替校誉克继，且继今而长隆。
长隆长隆且继今而长隆。
噫清华嘻清华吾校岿巍。
美哉吾校旗愿日增汝之光辉。
噫清华惟清华真吾校兮。
吾敬之吾爱之长相依兮。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
校歌作为学校意蒂牢结（ideology）之象征，其选择可谓一校之“宪法”问题。清华乃由美国退回超收的庚子赔款所设立，位处圆明园畔，其渊源和选址，皆与国耻密切相关，早期培养的学生，则以留美为目标，因此其承载的民族感与西方化之间的关系，尤为复杂纠结。校歌相关问题讨论的背后，正是此种情绪之反映。
1923年，清华征求校歌，经在京名流几经审定，汪鸾翔（字公岩）先生精心撰写的歌词最终入选，随后，延请张丽真女士谱曲，这就是沿用至今的校歌之由来。汪先生是清华学校高等科国文教员，张丽真女士是英文文案处主任何林一先生的夫人。当时《清华周刊》（总第307期，1924年3月28日）刊登的校歌写的赫然是“何林一夫人作曲”，不了解彼时书写习惯者往往容易误会“何林一”是位女士，将其张冠李戴为作曲者。
管中窥豹，可见即便“五四”运动之后，虽在高知阶层之间，妇女仍不免作为男性的附庸存在，张女士险些成为历史上的失踪者。好在时过境迁，今天清华的校歌上已经郑重写上张丽真女士之大名，还其著作权和历史应有地位。值得一提的是，语言学家赵元任曾为该校歌编了四部合唱。（注：出自《赵元任全集》第1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72页，标明时间是1930年，另据《赵元任音乐作品全集》，上海音乐出版社1987年版，则标明为1927年）
中文校歌新鲜出炉，颇受好评。《清华周刊》（总第307期，1924年3月28日）专门推出《新校歌之教训》的社论，开篇伊始即曰：“‘西山苍苍，东海茫茫！’新歌攸扬，吾闻之而志舒，吾闻之而心怡”，赞美之情溢于言表之余，亦对此前的缺憾加以强烈批判，“若近十年而无中文校歌，事之尤乖谬者，吾闻之而心痛，而心悲，而心耻，耻中国学校而无中文校歌也，耻清华之善忘其国华，而必服膺他人之糟粕也，耻当局学生见义而不能勇为也。”该文作者署名“果”，应即李惟果，其1927年清华毕业，赴美学习西洋史、国际公法，获加利福尼亚大学学士、硕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任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教授，后活跃于政坛。
贺麟先生认为新校歌“实儒家学说之结晶，可以表示中国文化的精神。而同时又能符合校训，达出清华教育宗旨。且校歌措词，亦颇得体”，其还提到中文校歌为同学们所欣赏，在全校大会中演唱，已经取代了英文校歌之地位云云。
对于新校歌的意涵，汪鸾翔先生特别撰文《清华中文校歌之真义》进行解析，贺麟先生《“清华中文校歌之真意义”书后》亦有补充引申。受两文之支援意识，笔者总结出新校歌的三点特质：格局宏大，眼光独到。新校歌以学术救国为清华己任，并结合清华特点与世界潮流，提出“融合东西文化”的目标定位，对固有文化和外来文化持一种兼容并蓄、平等视之的立场。
用典雅致，寄望殷殷。“大同”出自《礼记》，寄寓极乐世界理想；“自强”“行健”出自《周易》，契合校训；“春风化雨”出自《孟子》，以孔孟教学期许师生之间情感融洽。
理念先进，意义隽永。以“致知穷理，学古探微”揽括科学、文学和哲学各类学科，寓意并行不悖，任人选择，体现自由教育之风；以“器识为先，文艺其从”教诲学生注重内在德性修养，切勿只恃外在技艺和小聪明，造成本末倒置。
凡上种种理念，对于今天努力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主政者，苦恼于精致利己主义盛行的教育者，或许不无启发意义。
罗氏校歌难觅
1928年9月18日，31岁的罗家伦挟北伐之威莅临清华园，成为国立清华大学的首任校长。这位当年“五四”运动的北大健将雄心勃勃，试图对清华做出全面彻底的改革。罗氏有大将之才，锐意进取，无论是学校管理上的改隶教育部，废除清华董事会，师资建设上的延聘名家，提高薪酬，清退冗员，还是学生培养上男女平等招收女生，不拘一格录取钱钟书，皆是可圈可点之举。但其年轻气盛，也不免干涉过多，试图另起清华校歌炉灶即是一例。
其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一月五日（星期日）的日记中写道：
“一早即为清华拟校歌，原有校歌太不成，（一）无理想；（二）且无意义；（三）即文字亦多不通。另拟校歌一事，蓄意已久，酝酿胸中，至今方下笔。分两段，上段重学，下段重行。学的方面，注重造成敦朴实在之学风，并冀培养出精深学术的研究；行的方面，在祛偏狭、苟安、自利之浇风，而以为而不有、成而不享为最高原则。词句几经斟酌，并示金甫。”（罗久芳、罗久蓉编辑校注：《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年12月，第432页）
所言“金甫”，也即当时清华大学的教务长、文学院院长杨振声。罗氏空降清华，带来三人，除其秘书，另外两位是冯友兰先生与杨先生，校歌一事，亦可证罗、杨二人关系密切。 此外，吴宓先生在民国十九年一月六日（星期一）的日记中也有一条记载：
晨十时，罗校长招宓至办公室，以所作《校歌》相示。（《吴宓日记》第五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页）
可见罗氏校歌还曾请吴宓过目，但从吴先生日记中看不到其臧否评价。平允而论，罗家伦才华横溢，可是其对清华校歌之评价，即便花入各人眼，此种“太不成”“无理想”“无意义”“多不通”的“两无两不”之贬损也不免言过其实，过于意气。以校长身份换校歌之举，不免有滥用权力之嫌，亦容易激发青年学生的强烈反弹，甚或教授的微词。政治学系教授浦薛凤的回忆录记载道：
“其（指罗家伦）对清华大学之有成绩与贡献，自不待言。惟如自写一首诗词，意欲代替原有之清华校歌等项，不无炫耀才华，过露锋芒之处，此可于当时学生所办清华周刊几篇讥讽报导中见之。风潮既起，罗氏住入城内某巷旅社，曾嘱其亲信，邀予前往一谈。伊谓事出无端，甚不合理，盼教授方面主持公道，有所表示。予只能以容加考虑相答。思维再四，实属无从置喙，盖清华一般教授只知授课研究，其他不闻不问，根本末由商量，更谈不到表示。一九三0年五月二十三日罗校长向教育部辞职，迟至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七日行政院始决定准辞……”（《万里江山一梦中》，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154页）
历史系教授蒋廷黻也认为：“他（指罗家伦）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喜欢展露才华的人，此种个性使他得罪了很多教授。所以当反罗运动一开始，多数教授都袖手旁观，不支持他。1930年的清华学运，使罗校长离开清华。”（《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31页）
罗家伦主政清华不到两年，即挂冠而去，其间因果，政治压力有之，与学生关系交恶有之，教授们态度消极有之，后两者推究起来，事关“宪法”的校歌问题很可能是导火索之一。罗氏一去，人走茶凉，其撰写的校歌也无人再提。
晚年时罗家伦曾总结作词经验：“因为我曾经作过若干歌词，流传颇广，所以青年们常问到我歌词写法的问题。这话却把我难倒了，我决不敢说我的歌词可作典型，我只是知道一点作歌词的甘苦。有些朋友要我为了他们的学校或团体作歌，以为我一挥即就，老天爷！哪有这回事！作诗歌不是像榨油一般可以榨出来的，必须要靠兴到神来。但是兴到神来还是最后一着，以前还有两步。第一，要对你所歌詠的对象，有深切的感受和体会；第二，要把你自己的感情放射进去，诗歌才有生命。最后，才等待兴到神来。中国小说书上常用两句道：‘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作诗歌的人，要写成一首好的诗歌，常常尝到此中的酸甜苦辣。”（《诗歌和乐谱》，《自由青年》第17卷第6期，1957年3月12日出版）
今日查索《罗家伦先生文存》十二册和其附编、补编和补遗三册，惜未能一睹罗氏清华校歌芳容。后来他出任中央大学校长，撰写中大校歌，或许可以弥补他当年的清华之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