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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体系在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架构中处于核心地位,然而,漫溢于其中的工具理性偏向于技能与知识的传授,遮蔽了全球化语境下涉外型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价值理性,缺失了高职教育应有的终极价值关怀。基于生态文明指向,检视课程体系中泛化的工具理性表征,建设性提出价值理性重建的路径。
关键词: 生态文明 高职商务英语专业 课程体系 价值理性重建
生态原义指涉“一切生命的存在或生存状态”[1],在本质层面上表明的是一种关系,即“生命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1]。以生态为核心语素的生态文明在广义上通常被视为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三个阶段之后的更高一个层次的人类文明形式,是指“以可持续发展为重要标志,以建立生态文明社会为目标,按照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2],已被党的十八大纳入“五位一体”建设总布局。作为时代诉求,生态文明的建设与发展的要求囊括了包括教育在内的所有系统要素;同时,“教育是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提高人们解决生态与发展问题能力的关键”[3]。高职教育作为一种高等教育类型,与其周围的经济发展、科学技术、行业部门、行政组织及办学主客体组成了一个庞大系统,在各种张力与拉力中适应与磨合的同时,内部的专业定位、课程体系与师资建设之间组成一个子系统,与整个生态系统其他要素一起融入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
商务英语专业,作为目前高职院校普遍开设的一门复合型人才培养的专业,因其涉外性可能带来的高薪而广受学生与家长追捧,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外经贸行业与企业的需求。毋庸讳言的是,近些年来该专业“蓬勃发展”的表象并不能掩饰必须意识到的问题:“学生知识面偏窄,思辨能力较差,教学效率较低,素质不能满足社会需求……难以培养成为外事、经贸、文化等部门的复合型英语人才。”[4]该专业学生“仅有29%的学生认为自己的专业比较占优势”[5]。课程体系作为商务英语专业培养人才的主要载体,“是教育体系的关键环节,是人才培养模式的核心部分”[6],直接关系到专业化与职业化人才培养目标能否有效实现。但是,在高职教育培养模式工具理性占主导趋势的今天,在扩张式向内涵式转变进程中,课程体系比较僵化,课程之间的关联度与支撑度比较有限,难以适应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过程中对技能型人才提出的更高素质的要求。文章将以生态文明为关照,检视高职院校商务英语专业课程体系中工具理性的表征,从而尝试性地提出该专业价值理性重建的路径。
一、生态文明的偏离:工具理性的漫溢
工具理性发轫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意指“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7]。作为高等教育一个重要类型的高职教育,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在市场经济网络中,高职教育已经必然性地以诸多市场化指标来接受社会公众与教育部门的“考核”。当下社会语境中,“在公众眼里,大学似乎正成为一个忙碌的大市场,高等教育蒙上了一层交易的色彩。作为快餐式教育产品的倾销地,经济社会因而充分主导了大学的命运与选择”[8]。教育部2011年11月起已经连续多年出台关于就业、创业的通知,如在《教育部关于做好201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提出“探索建立高校毕业生就业和重点产业人才供需年度报告制度,健全专业动态调整和预警、退出机制,对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60%的专业,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的改革措施,同时“加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力度”。商务英语专业在工具理性渗透之下,作为高职院校比较入时的人文学科专业,体现了办学主体对学科主体的思维认知与调整,其课程体系的模块化组合,一定程度上符合学生个体提升就业能力的现实需求,缓解了学生个体层面长期存在的就业压力,在客观上能够有效推动学习主体的自我激励,实现自我存在价值的肯定;在社会层面推动了进出口行业的发展,也部分地支撑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价值诉求。
以此为基点,众多高职院校普遍大力打造并宣传自己的“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特色,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为一种经济主体,“物化”地设计学校发展方向与专业课程体系;学生主体则成为一种教育产品,经过几年的“打造”或者“制造”,流水线一般经过层层加工输入市场化的用人单位。高职院校整体层面开设的商务英语专业,其理据离不开现代工业文明在全球化推进过程中各类行业企业对涉外型技能型人才不断加大的时代需求,这种“市场化”、“全球化”基点就其产生与发展动因而言,具有“现世价值”的工具性,也因此,该专业的课程体系宏观与微观设置都流淌着工具理性的血液。
二、生态文明的阻断:价值理性的缺失
价值理性是韦伯提出的与工具理性相对应的一个概念,“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7],“是人类所独有的用以调节和控制人的欲望和行为的一种精神力量”[9]。当今高职院校主体课程体系是采用泰勒的“目标行为模式”来组建具体课程的,商务英语专业也概莫能外:以商务实践目标(行业)语境为基准,寻找与商务行为结果具有较高相关度的线性模式,是一种静态化的课程预先设置;其功能性的课程支撑成为支配该专业建设与发展的主流取向,也成为师资建设与学生培养的制度性组织原则。如果没有基于长远意义上促进学生个体的终生性成长与高职院校的可持续发展,只是“为了训练的目的,一个人的理智方面被分割得支离破碎,而其他的方面不是被遗忘就是被忽视”[10],则该专业整个课程体系将异化成制造以“思想赤贫”、“情感沙漠”为特征的“机器人”的载体。
(一)不可偏离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学生主体,是高职教育的基本价值功能。不可忽略人生意义的指向,脱离对学生主体终极价值的关怀,结果是“在向外部世界的攫取与扩张过程中迷失了自我,丧失了内在意义”[11]。高职商务英语专业课程知识体系,以动态的商务实践流程为课程主线,聚焦于业务细则与规范。然而,基于工具理性追求商务流程合规律性、课程经济效用最显化、学生就业率最大化等评判标准客观性较强的课程体系,同质化地以英语技能、商务知识、行业比赛与资格证书为主体要素,“整齐划一”地边缘化了承载全面发展学生高尚人格、培养人与自然、社会及其自我之间和谐共生的生态价值观的非专业核心课程--富含人文精神的通识课,从而导致课程人性凋敝,排斥了学生与社会人文多样性的诉求,异化了商务英语专业的人文学科本色。 作为一个“复合型”专业,商务英语的工具理性尚处于“价值理性的初始阶段”[12],“技能化”的课程捆绑导向,促使该专业的教育功能单一化地培养个体生存与发展的相关技能,促使其教育“迅速地从旨在使每一个人的内在禀赋在一套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得到充分发展的过程蜕变为一个旨在赋予每一个人最适合于社会竞争的外在特征的过程”[13],造成缺失了价值理性充分参与的课程体系所培养的学生,“以功利化的形态去应对周遭的世界,去从事一种职业时,他自身也就被功利化了……失去了诗意的存在状态”[14]。
(二)不可剥离课程体系的人文属性。
商务英语专业的核心要素是英语,“是人文学科的一支……基本要素是英语语言、文学与文化”[15]。割裂或偏离“育人为本”的价值导向与培养体系在塑造学生技术型的能力的同时,为工具理性贯彻下的商务英语课程体系提供了解魅商务理论与实践迷惘的手段,为阶段性实现预期目标创造了可能,缺失了道德修养、理想信念、人生意义、行为逻辑与价值取向等价值理性维度的融合,将学生这一价值理性主体转变为工具理性的载体。该专业课程体系模块化的组合,在知识结构层面抚慰了的是功能性维度需求,挤占了人文精神向度的渴求。商务英语专业,在本质上应当且必须“唤起人对未知世界的一种希望,一种想象力,一种浪漫主义精神,给人以精神的底子”[16];而其课程体系是同质化、扁平化地把教学内容按一定顺序组织起来的制度性课程组合,“凸显了的是严重制度化与科层化的课程本质”[17]。该专业作为一门人文专业,其课程具有高度符号性,在传授规范化专业知识与应用技能的同时,更加应该允许和鼓励学生与教师从多维的文化视角解读存在着的客观世界与商务语境。以该专业常设的“国际商法概论”课程为例,它是商务英语专业国际化与专业化的体现,通常涉及境内公司、企业和经济组织,以及个人对国际经济与贸易的法律规范和规则的初步了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可能的国际经贸风险与争端。这些抽象的法律概念与规则,往往使得该专业学生比较忌惮,在教学实践中难以引起足够的兴趣与重视。如果开设与其密切关联的“法律文化”、“中西方思维方式文化比较”、“中西法律思想史”之类的选修课程或者主题讲座,组建为一个人文知识或通识课课程群,将会有助于学生在更加感性地从全球化视野的角度理解、比较中西法律产生的文化语境及其当下表征与未来趋势的之际,能够批判性地反思相关商务活动涉及的法律利弊与得失,为境内外合理合法地展开商务活动奠定有力基础;而且,随着国家层面“跨境电商”的推动,此类“辅助性”的人文课程的“功能性”价值愈加体现。
(三)不可抽离思辨力存在的可能性。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了的国家战略主题之一为:“坚持能力为重。优化知识结构,丰富社会实践,强化能力培养。着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教育学生学会知识技能,学会动手动脑,学会生存生活,学会做事做人,促进学生主动适应社会,开创美好未来。”其中提及的能力已经上升为国家教育的战略高度,而这个高度的基石离不开思辨能力:“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内核都是思辨能力,或者说思辨能力是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前提。”[18]思辨能力也称为批判性思维能力,指“个人为了决定某物的真实价值,运用恰当的评价标准进行有意识的思考,最终做出有理据的判断的能力”[19];这种思辨力正是生态文明建设中生态意识内嵌的一种能力与要求:“生态意识作为一种思想和观念,是人类的自我反思与自我关怀。”[20]
当下的课程体系关注到了商务英语专业借助于语言技能与专业课程实现的工具理性,但是限于学生实际语言能力,在材料选择层面多为“一般性”话题或者“通俗性”专业内容,在训练模式层面多以反复操练为主,较少或极少涉及需要阐释、评价、推理等能力的思维活动,结果是含有阐释、分析、归纳等要素的认知能力长期得不到激发,处于停滞甚或退化状态。该专业学生必备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最高层次为“思辨性文化意识:思辨性评价的能力及在本民族、本文化的视角、实践和文化产品的基础上进行评价的能力”[21],却因此遭受到了漠视,其承载与体现价值理性应然的内洽功能也难以实现:通过深度语言活动促进学生思维层次、思辨能力与表达能力的提升,允许学生发展认知能力,通过分析与归纳、判定与筛选、评价与解决等语言任务的完成,接触多元价值观与行为方式,逐步发展为一个具有较强的民族意识与世界观、能够诠释世界并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具有鲜明主体性的“全人”。
课程体系的实践环节,侧重于学生的整体性感知与概念认知,教师或者行业人士给予一定指导情况下更多地依赖于学生借助于体验与直觉、分析与归纳、评价与解释等多个维度的方法逐渐观察到位、具体把握及灵活运用。然而,现实校园中的学习主体,在尚未构建内在核心价值观的同时,忙碌于适应外在的社会竞争,其结果往往是:一方面,在工业文明不断推进与劳动分工日益细化的情况下,难以有效参与到与外部信息交换的过程中去展现本专业的工具理性,服务于社会整体与其个体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在缺失包含思辨力与人文关怀的生态意识情况下,难以通过有效地在全球化语境进程中各种意识形态侵扰下通过自我调节去作出正确的商务策略与职业发展规划。“没有目标而造反,没有纲领而拒绝,没有未来应当如何的理想而又不接受现状”正是目前产业升级、就业艰难时况下,一个普遍存在的学生群体性的价值焦虑。价值理性属于工具理性的高级阶段,其应然之存在不仅观念性地建构源于现存世界的理想王国,而且可以实践性地引导、鼓励学生在未来若干年中改变个人的境况,致力于理想世界走向现实世界的努力,从而真正意义上支撑其合目的性的职业生涯。“人有了精神家园,他即使没有物质家园、社会家园,也不难为自己创造出来。反之,如果人失掉了精神家园,其物质家园和社会家园就会有丧失之虞,或者即使存在也难以让人感觉到生活的意义”[22]。
三、生态文明的指向:价值理性的重建 课程体系意为同一专业范围内以一定的教育价值理念为指导,排列组合课程内部相关要素,在动态过程中统一指向培养目标的系统。生态文明关照下的课程体系,并非完全客观量化、工具化导向与价值中立的载体,而是承载着塑造学生主体的精神旨趣与人文价值诉求。借此,课程体系必须超越教育主体与学习主体对物质层面的现实期待,探寻能够将主体工具化、对象性教育行为引向融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崭新的存在疆域,回归学生主体的“全人发展”价值思维:“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23]价值理性的融入,基于提升人的现世价值、完善人的现实生存、向往人的全面发展等维度,为工具价值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价值驱动力与人性依据。
生态文明建设推进过程中,商务英语课程体系的整体性设计只有定位于人的素质培养与功能规范二维组合,重塑价值理性的应然取向,才能融合高职教育培养目标的现实关切与终极关怀,最终推动高职教育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一)强化通识课程参与,彰显专业人文属性。
商务英语专业的人文属性决定了人文教育在其课程体系的必要性与基础性,且人文教育并非局限于人文学科,而是所有学科专业。教育部于1998年颁布的《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我们所进行的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重点指人文素质教育。主要是通过对大学生加强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育,同时对文科学生加强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人文素养教育的载体主要存在于专业课程体系中的通识课。然而,近些年加强饱含人文素养的通识课,无论在课程属性与课时数量方面,都已经不同程度的边缘化于包括商务英语专业在内的专业课程体系中。以汉语言文学课程为例,其在功能上不逊于其他专业课程,在价值取向层面可以有效地培养该专业学生的文化自觉与批判精神。遗憾的是:此类以汉语为母语的语言文学课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在汉语运用方面如下这种尴尬境况了:“现在从中学生大学生的作文、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到书报刊物、电视电影屏幕,错别字连篇、文理不通的现象已经严重到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24]与此相仿的是英美文学课已经难觅踪迹了,导致的结果是该专业的核心技能之一“英语五会”情况更加糟糕:口头与书面表达常见语法错误屡见不鲜,主体概念模糊,欠缺必备的结构逻辑性,仅仅剩下那些所谓的“骨干”技能型课程,导致教学活动“失去了其最基本的人文向度和价值属性”[25]。
生态文明的指向,在于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内在和谐与发展;能够践行生态意识、实现生态文明的只有依赖于具备高尚人文情怀的“全人”,而非“工具人”。商务英语专业具有较强的涉外性,这是该专业区别于其他非外语类专业的显性特征,也因此该专业的学生更有可能遭遇不同层次的意识形态并陷入于其中的困惑。除却行业规范等“硬性”素养以外,能够平衡外在状态与内心世界、形成良好的生命存在与发展态势的只有“软性”人文素养:“任何外在的价值尺度都不能成为对人的发展状态的终极解说,也都不能对教育的永恒理念予以恰当、合理的评判。”[26]择业与就业的艰难、生存的种种困境、物质利益的诱惑往往会顷刻间摧毁“工具人”的内在世界,致使其难以足够认识自我世界、认识和适应社会、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压缩其缺乏人文支撑的未来发展空间。
商务英语专业的通识课并非一门孤立的课程,而是以“全人发展”为导向的课程群,融入了工具理性的价值理性课程集合,交叉着文学、历史、语言、哲学与心理学等课程。该课程群不仅仅囿于学生知识结构的完善,更着重于学生创新与思辨能力的整体提升:“我们用它们来解决社会与道德问题,获得真正的科学知识和训练感官的理性思维能力。”[27]而这恰恰也正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了的国家战略主题之一:“坚持能力为重。优化知识结构,丰富社会实践,强化能力培养。着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教育学生学会知识技能,学会动手动脑,学会生存生活,学会做事做人,促进学生主动适应社会,开创美好未来。”从而为生态文明的真正落实奠定人文基础。
(二)优化专业课程组合,关切现实目的取向。
工具理性是价值理性的初级阶段,也是价值理性得以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人是目的”意味着学生必须通过手段来实现自身的存在诉求。生态文明视域下的课程体系,不能忽略工具理性的存在,因为该专业培养的学生在客观上一方面必须适应产业升级、结构调整与内涵式发展模式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巨大需求,另一方面必须能够借助于所学的专业知识与获得的职业技能去就业、创业与立业。课程体系蕴含的对学生当下存在价值与人生终极关怀只有落实到具体的课程配置行为中才能有效地体现其工具理性,才能在目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不断加剧的全球化进程中,有效地践行“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请进来”与“走出去”的高职教育发展模式。
功能性课程模块不仅需要形式的组合,更加需要内容层面的优化与融合。价值理性是一种合目的性,肯定工具理性的存在并超越其功能性的使用价值与功利性的行为导向。“人本质上是目的而不是手段”[28]意味着:在市场经济网格中,学生主体的存在与发展赖以实现的课程体系作为实现培养具有人文精神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之“手段”,只有以学生为出发点与归宿,以其可持续性职业与生态人格发展为前提,才是具有生态合理性的,包含语言表达、计算机应用、跨文化及交际、商务活动策划与组织、协调与领导等诸多能力指标的商务英语课程体系,如果游离于价值理性内在要求的理想信念、艺术修养、批判思维、文化道德情操与探索创新等要素之外,必将导致课程体系转换的工具性技能不当使用,阻滞工具理性的正确弘扬,偏离生态文明建设的轨道。比如“国际贸易实务”、“国际商法概论”及“电子商务实操”等知识性与功能性课程,如果满足于抽象的知识本身与技术性流程操作,而未加以文化层面的专门“浸润”,这在分工愈加明细的全球化商务场合,将会导致行业“文化休克”,触发行业风险。以“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为例,该门课程主要涉及的是国际分工理论、贸易术语、国际贸易的政策和措施、经济合作一体化、国际货运与保险、国际贸易结算、商检、索赔等具体流程化的知识与技能,而目前主流课程体系均未涉及与其密切相关的贸易哲学、交易伦理、价值功能、贸易策略等更加隐晦且必要的文化知识与实务,这就会必然性地造成所培养的商务英语专业学生难以适应或从事全球化进程背景下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及知识产权转让、招投标谈判等更加需要分析、归纳、阐释等价值理性要素参与的商务实践。 (三)搭建课程实践平台,培育多维生态机制。
生态文明指向下的课程体系是课程组设置、教学主客体与外部社会诸要素之间的一种相互规约、相互促进的有机统一。商务英语专业课程体系的工具理性是我国当下在全球化进程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质文明发展所必需的合理性,能够满足社会相关行业、企业在全球化竞争与合作过程中对具备跨语言、跨文化人才的需求,提升学生文化价值观融合度,具有社会合意性,本身体现着社会、学校、学生等多个层面的效用追求。因此,脱离工具理性设置课程、确立课程体系将会造就“乌托邦式”的培养目标与模式,导致“贫穷、贫困的普遍化,在极端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28]。而这一工具理性的合理存在、有效运行,离不开高职院校这一办学主体对教育规律、人性发展与市场规范的正确认识与理解,促进价值理性在工具理性优化与升华过程中的创新激发力与精神推动力。因之,以学生终极关怀与学校可持续发展为依归的价值理性与实现该目的手段的工具理性必须契合于实践平台之中。
《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的“坚持文化知识学习和思想品德修养的统一、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的统一、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统一”,在宏观方面指明了方向;而在微观层面,包括陶冶情操与建构心智的校园文化活动、深化知识感性认识与掌握专业技能的工学结合及强化责任感与内化使命感的社会实践三个维度,分别关联价值理性指向的大学精神、职业认知与社会责任等内涵。比如,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实践平台之一是“工学结合”,涉及学校与企业之间由课程技术链、专业产业链、服务价值链、成本效益链等众多子系统组成的生态链,其协同效应能否产生取决于并推动着相关子系统的生态交换与生态平衡。通过实践平台的搭建将会生成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互融合的长效机制,促使学生主体朝着“全人”方向生态发展,从而在根本上为社会提供有灵魂、有觉悟、有能力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四、结语
“文明,如果它是自发的发展,而不是自觉的,则留给自己的只有荒漠”[29]。高职院校商务英语专业课程体系只有意识到工具理性泛化的预防,正确处理其与价值理性的生态关系,在现实与未来两个向度介入价值理性的调控、规范与指引作用,才能确保课程配置的功能性维度与其普世意义的完整与统一,体现对学生主体在未来终极性成长的内在关怀并驱动学生职业生涯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高职教育推进国家战略层面中生态文明发展的建设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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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来源:2015年广东教育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培育项目“产教融合的生态机制建设”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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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英语专业,作为目前高职院校普遍开设的一门复合型人才培养的专业,因其涉外性可能带来的高薪而广受学生与家长追捧,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外经贸行业与企业的需求。毋庸讳言的是,近些年来该专业“蓬勃发展”的表象并不能掩饰必须意识到的问题:“学生知识面偏窄,思辨能力较差,教学效率较低,素质不能满足社会需求……难以培养成为外事、经贸、文化等部门的复合型英语人才。”[4]该专业学生“仅有29%的学生认为自己的专业比较占优势”[5]。课程体系作为商务英语专业培养人才的主要载体,“是教育体系的关键环节,是人才培养模式的核心部分”[6],直接关系到专业化与职业化人才培养目标能否有效实现。但是,在高职教育培养模式工具理性占主导趋势的今天,在扩张式向内涵式转变进程中,课程体系比较僵化,课程之间的关联度与支撑度比较有限,难以适应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过程中对技能型人才提出的更高素质的要求。文章将以生态文明为关照,检视高职院校商务英语专业课程体系中工具理性的表征,从而尝试性地提出该专业价值理性重建的路径。
一、生态文明的偏离:工具理性的漫溢
工具理性发轫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意指“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7]。作为高等教育一个重要类型的高职教育,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在市场经济网络中,高职教育已经必然性地以诸多市场化指标来接受社会公众与教育部门的“考核”。当下社会语境中,“在公众眼里,大学似乎正成为一个忙碌的大市场,高等教育蒙上了一层交易的色彩。作为快餐式教育产品的倾销地,经济社会因而充分主导了大学的命运与选择”[8]。教育部2011年11月起已经连续多年出台关于就业、创业的通知,如在《教育部关于做好201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提出“探索建立高校毕业生就业和重点产业人才供需年度报告制度,健全专业动态调整和预警、退出机制,对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60%的专业,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的改革措施,同时“加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力度”。商务英语专业在工具理性渗透之下,作为高职院校比较入时的人文学科专业,体现了办学主体对学科主体的思维认知与调整,其课程体系的模块化组合,一定程度上符合学生个体提升就业能力的现实需求,缓解了学生个体层面长期存在的就业压力,在客观上能够有效推动学习主体的自我激励,实现自我存在价值的肯定;在社会层面推动了进出口行业的发展,也部分地支撑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价值诉求。
以此为基点,众多高职院校普遍大力打造并宣传自己的“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特色,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为一种经济主体,“物化”地设计学校发展方向与专业课程体系;学生主体则成为一种教育产品,经过几年的“打造”或者“制造”,流水线一般经过层层加工输入市场化的用人单位。高职院校整体层面开设的商务英语专业,其理据离不开现代工业文明在全球化推进过程中各类行业企业对涉外型技能型人才不断加大的时代需求,这种“市场化”、“全球化”基点就其产生与发展动因而言,具有“现世价值”的工具性,也因此,该专业的课程体系宏观与微观设置都流淌着工具理性的血液。
二、生态文明的阻断:价值理性的缺失
价值理性是韦伯提出的与工具理性相对应的一个概念,“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7],“是人类所独有的用以调节和控制人的欲望和行为的一种精神力量”[9]。当今高职院校主体课程体系是采用泰勒的“目标行为模式”来组建具体课程的,商务英语专业也概莫能外:以商务实践目标(行业)语境为基准,寻找与商务行为结果具有较高相关度的线性模式,是一种静态化的课程预先设置;其功能性的课程支撑成为支配该专业建设与发展的主流取向,也成为师资建设与学生培养的制度性组织原则。如果没有基于长远意义上促进学生个体的终生性成长与高职院校的可持续发展,只是“为了训练的目的,一个人的理智方面被分割得支离破碎,而其他的方面不是被遗忘就是被忽视”[10],则该专业整个课程体系将异化成制造以“思想赤贫”、“情感沙漠”为特征的“机器人”的载体。
(一)不可偏离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学生主体,是高职教育的基本价值功能。不可忽略人生意义的指向,脱离对学生主体终极价值的关怀,结果是“在向外部世界的攫取与扩张过程中迷失了自我,丧失了内在意义”[11]。高职商务英语专业课程知识体系,以动态的商务实践流程为课程主线,聚焦于业务细则与规范。然而,基于工具理性追求商务流程合规律性、课程经济效用最显化、学生就业率最大化等评判标准客观性较强的课程体系,同质化地以英语技能、商务知识、行业比赛与资格证书为主体要素,“整齐划一”地边缘化了承载全面发展学生高尚人格、培养人与自然、社会及其自我之间和谐共生的生态价值观的非专业核心课程--富含人文精神的通识课,从而导致课程人性凋敝,排斥了学生与社会人文多样性的诉求,异化了商务英语专业的人文学科本色。 作为一个“复合型”专业,商务英语的工具理性尚处于“价值理性的初始阶段”[12],“技能化”的课程捆绑导向,促使该专业的教育功能单一化地培养个体生存与发展的相关技能,促使其教育“迅速地从旨在使每一个人的内在禀赋在一套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得到充分发展的过程蜕变为一个旨在赋予每一个人最适合于社会竞争的外在特征的过程”[13],造成缺失了价值理性充分参与的课程体系所培养的学生,“以功利化的形态去应对周遭的世界,去从事一种职业时,他自身也就被功利化了……失去了诗意的存在状态”[14]。
(二)不可剥离课程体系的人文属性。
商务英语专业的核心要素是英语,“是人文学科的一支……基本要素是英语语言、文学与文化”[15]。割裂或偏离“育人为本”的价值导向与培养体系在塑造学生技术型的能力的同时,为工具理性贯彻下的商务英语课程体系提供了解魅商务理论与实践迷惘的手段,为阶段性实现预期目标创造了可能,缺失了道德修养、理想信念、人生意义、行为逻辑与价值取向等价值理性维度的融合,将学生这一价值理性主体转变为工具理性的载体。该专业课程体系模块化的组合,在知识结构层面抚慰了的是功能性维度需求,挤占了人文精神向度的渴求。商务英语专业,在本质上应当且必须“唤起人对未知世界的一种希望,一种想象力,一种浪漫主义精神,给人以精神的底子”[16];而其课程体系是同质化、扁平化地把教学内容按一定顺序组织起来的制度性课程组合,“凸显了的是严重制度化与科层化的课程本质”[17]。该专业作为一门人文专业,其课程具有高度符号性,在传授规范化专业知识与应用技能的同时,更加应该允许和鼓励学生与教师从多维的文化视角解读存在着的客观世界与商务语境。以该专业常设的“国际商法概论”课程为例,它是商务英语专业国际化与专业化的体现,通常涉及境内公司、企业和经济组织,以及个人对国际经济与贸易的法律规范和规则的初步了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可能的国际经贸风险与争端。这些抽象的法律概念与规则,往往使得该专业学生比较忌惮,在教学实践中难以引起足够的兴趣与重视。如果开设与其密切关联的“法律文化”、“中西方思维方式文化比较”、“中西法律思想史”之类的选修课程或者主题讲座,组建为一个人文知识或通识课课程群,将会有助于学生在更加感性地从全球化视野的角度理解、比较中西法律产生的文化语境及其当下表征与未来趋势的之际,能够批判性地反思相关商务活动涉及的法律利弊与得失,为境内外合理合法地展开商务活动奠定有力基础;而且,随着国家层面“跨境电商”的推动,此类“辅助性”的人文课程的“功能性”价值愈加体现。
(三)不可抽离思辨力存在的可能性。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了的国家战略主题之一为:“坚持能力为重。优化知识结构,丰富社会实践,强化能力培养。着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教育学生学会知识技能,学会动手动脑,学会生存生活,学会做事做人,促进学生主动适应社会,开创美好未来。”其中提及的能力已经上升为国家教育的战略高度,而这个高度的基石离不开思辨能力:“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内核都是思辨能力,或者说思辨能力是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前提。”[18]思辨能力也称为批判性思维能力,指“个人为了决定某物的真实价值,运用恰当的评价标准进行有意识的思考,最终做出有理据的判断的能力”[19];这种思辨力正是生态文明建设中生态意识内嵌的一种能力与要求:“生态意识作为一种思想和观念,是人类的自我反思与自我关怀。”[20]
当下的课程体系关注到了商务英语专业借助于语言技能与专业课程实现的工具理性,但是限于学生实际语言能力,在材料选择层面多为“一般性”话题或者“通俗性”专业内容,在训练模式层面多以反复操练为主,较少或极少涉及需要阐释、评价、推理等能力的思维活动,结果是含有阐释、分析、归纳等要素的认知能力长期得不到激发,处于停滞甚或退化状态。该专业学生必备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最高层次为“思辨性文化意识:思辨性评价的能力及在本民族、本文化的视角、实践和文化产品的基础上进行评价的能力”[21],却因此遭受到了漠视,其承载与体现价值理性应然的内洽功能也难以实现:通过深度语言活动促进学生思维层次、思辨能力与表达能力的提升,允许学生发展认知能力,通过分析与归纳、判定与筛选、评价与解决等语言任务的完成,接触多元价值观与行为方式,逐步发展为一个具有较强的民族意识与世界观、能够诠释世界并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具有鲜明主体性的“全人”。
课程体系的实践环节,侧重于学生的整体性感知与概念认知,教师或者行业人士给予一定指导情况下更多地依赖于学生借助于体验与直觉、分析与归纳、评价与解释等多个维度的方法逐渐观察到位、具体把握及灵活运用。然而,现实校园中的学习主体,在尚未构建内在核心价值观的同时,忙碌于适应外在的社会竞争,其结果往往是:一方面,在工业文明不断推进与劳动分工日益细化的情况下,难以有效参与到与外部信息交换的过程中去展现本专业的工具理性,服务于社会整体与其个体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在缺失包含思辨力与人文关怀的生态意识情况下,难以通过有效地在全球化语境进程中各种意识形态侵扰下通过自我调节去作出正确的商务策略与职业发展规划。“没有目标而造反,没有纲领而拒绝,没有未来应当如何的理想而又不接受现状”正是目前产业升级、就业艰难时况下,一个普遍存在的学生群体性的价值焦虑。价值理性属于工具理性的高级阶段,其应然之存在不仅观念性地建构源于现存世界的理想王国,而且可以实践性地引导、鼓励学生在未来若干年中改变个人的境况,致力于理想世界走向现实世界的努力,从而真正意义上支撑其合目的性的职业生涯。“人有了精神家园,他即使没有物质家园、社会家园,也不难为自己创造出来。反之,如果人失掉了精神家园,其物质家园和社会家园就会有丧失之虞,或者即使存在也难以让人感觉到生活的意义”[22]。
三、生态文明的指向:价值理性的重建 课程体系意为同一专业范围内以一定的教育价值理念为指导,排列组合课程内部相关要素,在动态过程中统一指向培养目标的系统。生态文明关照下的课程体系,并非完全客观量化、工具化导向与价值中立的载体,而是承载着塑造学生主体的精神旨趣与人文价值诉求。借此,课程体系必须超越教育主体与学习主体对物质层面的现实期待,探寻能够将主体工具化、对象性教育行为引向融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崭新的存在疆域,回归学生主体的“全人发展”价值思维:“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23]价值理性的融入,基于提升人的现世价值、完善人的现实生存、向往人的全面发展等维度,为工具价值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价值驱动力与人性依据。
生态文明建设推进过程中,商务英语课程体系的整体性设计只有定位于人的素质培养与功能规范二维组合,重塑价值理性的应然取向,才能融合高职教育培养目标的现实关切与终极关怀,最终推动高职教育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一)强化通识课程参与,彰显专业人文属性。
商务英语专业的人文属性决定了人文教育在其课程体系的必要性与基础性,且人文教育并非局限于人文学科,而是所有学科专业。教育部于1998年颁布的《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我们所进行的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重点指人文素质教育。主要是通过对大学生加强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育,同时对文科学生加强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人文素养教育的载体主要存在于专业课程体系中的通识课。然而,近些年加强饱含人文素养的通识课,无论在课程属性与课时数量方面,都已经不同程度的边缘化于包括商务英语专业在内的专业课程体系中。以汉语言文学课程为例,其在功能上不逊于其他专业课程,在价值取向层面可以有效地培养该专业学生的文化自觉与批判精神。遗憾的是:此类以汉语为母语的语言文学课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在汉语运用方面如下这种尴尬境况了:“现在从中学生大学生的作文、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到书报刊物、电视电影屏幕,错别字连篇、文理不通的现象已经严重到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24]与此相仿的是英美文学课已经难觅踪迹了,导致的结果是该专业的核心技能之一“英语五会”情况更加糟糕:口头与书面表达常见语法错误屡见不鲜,主体概念模糊,欠缺必备的结构逻辑性,仅仅剩下那些所谓的“骨干”技能型课程,导致教学活动“失去了其最基本的人文向度和价值属性”[25]。
生态文明的指向,在于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内在和谐与发展;能够践行生态意识、实现生态文明的只有依赖于具备高尚人文情怀的“全人”,而非“工具人”。商务英语专业具有较强的涉外性,这是该专业区别于其他非外语类专业的显性特征,也因此该专业的学生更有可能遭遇不同层次的意识形态并陷入于其中的困惑。除却行业规范等“硬性”素养以外,能够平衡外在状态与内心世界、形成良好的生命存在与发展态势的只有“软性”人文素养:“任何外在的价值尺度都不能成为对人的发展状态的终极解说,也都不能对教育的永恒理念予以恰当、合理的评判。”[26]择业与就业的艰难、生存的种种困境、物质利益的诱惑往往会顷刻间摧毁“工具人”的内在世界,致使其难以足够认识自我世界、认识和适应社会、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压缩其缺乏人文支撑的未来发展空间。
商务英语专业的通识课并非一门孤立的课程,而是以“全人发展”为导向的课程群,融入了工具理性的价值理性课程集合,交叉着文学、历史、语言、哲学与心理学等课程。该课程群不仅仅囿于学生知识结构的完善,更着重于学生创新与思辨能力的整体提升:“我们用它们来解决社会与道德问题,获得真正的科学知识和训练感官的理性思维能力。”[27]而这恰恰也正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了的国家战略主题之一:“坚持能力为重。优化知识结构,丰富社会实践,强化能力培养。着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教育学生学会知识技能,学会动手动脑,学会生存生活,学会做事做人,促进学生主动适应社会,开创美好未来。”从而为生态文明的真正落实奠定人文基础。
(二)优化专业课程组合,关切现实目的取向。
工具理性是价值理性的初级阶段,也是价值理性得以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人是目的”意味着学生必须通过手段来实现自身的存在诉求。生态文明视域下的课程体系,不能忽略工具理性的存在,因为该专业培养的学生在客观上一方面必须适应产业升级、结构调整与内涵式发展模式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巨大需求,另一方面必须能够借助于所学的专业知识与获得的职业技能去就业、创业与立业。课程体系蕴含的对学生当下存在价值与人生终极关怀只有落实到具体的课程配置行为中才能有效地体现其工具理性,才能在目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不断加剧的全球化进程中,有效地践行“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请进来”与“走出去”的高职教育发展模式。
功能性课程模块不仅需要形式的组合,更加需要内容层面的优化与融合。价值理性是一种合目的性,肯定工具理性的存在并超越其功能性的使用价值与功利性的行为导向。“人本质上是目的而不是手段”[28]意味着:在市场经济网格中,学生主体的存在与发展赖以实现的课程体系作为实现培养具有人文精神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之“手段”,只有以学生为出发点与归宿,以其可持续性职业与生态人格发展为前提,才是具有生态合理性的,包含语言表达、计算机应用、跨文化及交际、商务活动策划与组织、协调与领导等诸多能力指标的商务英语课程体系,如果游离于价值理性内在要求的理想信念、艺术修养、批判思维、文化道德情操与探索创新等要素之外,必将导致课程体系转换的工具性技能不当使用,阻滞工具理性的正确弘扬,偏离生态文明建设的轨道。比如“国际贸易实务”、“国际商法概论”及“电子商务实操”等知识性与功能性课程,如果满足于抽象的知识本身与技术性流程操作,而未加以文化层面的专门“浸润”,这在分工愈加明细的全球化商务场合,将会导致行业“文化休克”,触发行业风险。以“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为例,该门课程主要涉及的是国际分工理论、贸易术语、国际贸易的政策和措施、经济合作一体化、国际货运与保险、国际贸易结算、商检、索赔等具体流程化的知识与技能,而目前主流课程体系均未涉及与其密切相关的贸易哲学、交易伦理、价值功能、贸易策略等更加隐晦且必要的文化知识与实务,这就会必然性地造成所培养的商务英语专业学生难以适应或从事全球化进程背景下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及知识产权转让、招投标谈判等更加需要分析、归纳、阐释等价值理性要素参与的商务实践。 (三)搭建课程实践平台,培育多维生态机制。
生态文明指向下的课程体系是课程组设置、教学主客体与外部社会诸要素之间的一种相互规约、相互促进的有机统一。商务英语专业课程体系的工具理性是我国当下在全球化进程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质文明发展所必需的合理性,能够满足社会相关行业、企业在全球化竞争与合作过程中对具备跨语言、跨文化人才的需求,提升学生文化价值观融合度,具有社会合意性,本身体现着社会、学校、学生等多个层面的效用追求。因此,脱离工具理性设置课程、确立课程体系将会造就“乌托邦式”的培养目标与模式,导致“贫穷、贫困的普遍化,在极端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28]。而这一工具理性的合理存在、有效运行,离不开高职院校这一办学主体对教育规律、人性发展与市场规范的正确认识与理解,促进价值理性在工具理性优化与升华过程中的创新激发力与精神推动力。因之,以学生终极关怀与学校可持续发展为依归的价值理性与实现该目的手段的工具理性必须契合于实践平台之中。
《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的“坚持文化知识学习和思想品德修养的统一、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的统一、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统一”,在宏观方面指明了方向;而在微观层面,包括陶冶情操与建构心智的校园文化活动、深化知识感性认识与掌握专业技能的工学结合及强化责任感与内化使命感的社会实践三个维度,分别关联价值理性指向的大学精神、职业认知与社会责任等内涵。比如,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实践平台之一是“工学结合”,涉及学校与企业之间由课程技术链、专业产业链、服务价值链、成本效益链等众多子系统组成的生态链,其协同效应能否产生取决于并推动着相关子系统的生态交换与生态平衡。通过实践平台的搭建将会生成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互融合的长效机制,促使学生主体朝着“全人”方向生态发展,从而在根本上为社会提供有灵魂、有觉悟、有能力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四、结语
“文明,如果它是自发的发展,而不是自觉的,则留给自己的只有荒漠”[29]。高职院校商务英语专业课程体系只有意识到工具理性泛化的预防,正确处理其与价值理性的生态关系,在现实与未来两个向度介入价值理性的调控、规范与指引作用,才能确保课程配置的功能性维度与其普世意义的完整与统一,体现对学生主体在未来终极性成长的内在关怀并驱动学生职业生涯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高职教育推进国家战略层面中生态文明发展的建设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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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来源:2015年广东教育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培育项目“产教融合的生态机制建设”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