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不夸张地说，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迟子建的写作始终稳健而沉静。近些年来，她每三四年都会有一部新的长篇小说问世，每年也都会有两三篇精彩的中短篇佳作奉献给读者。数年前，苏童曾写过一篇文章评价迟子建：“大约没有一个作家会像迟子建一样历经二十多年的创作而容颜不改，始终保持着一种均匀的创作节奏，一种稳定的美学追求，一种晶莹明亮的文字品格。每年春天，我们听不见遥远的黑龙江上冰雪融化的声音，但我们总是能准时听见迟子建的脚步。迟子建来了，奇妙的是，迟子建的小说恰好总是带着一种春天的气息。”①去年，我们曾读过她的长篇小说《烟火漫卷》，读到了她的短篇小说《炖马靴》。至今，在我们的脑海里，仿佛还涌动着前者描述的哈尔滨那座城市的俗世人间和人们的前世今生，尤其后者《炖马靴》，那东北深冬大森林里的雪涛之声，抗联战士与日本兵、两只母子狼之间进行生命博弈的历史“回放”场景，仍然清晰而震撼。应该说，它们都显示出迟子建的写作在历史和现实之间的游弋与变幻。无疑，迟子建的“文学东北”，深沉地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力量、地域经验、人性锋芒，她的文本渐次打开充分而饱满、深邃而旷达的历史和当代现实的审美空间。迟子建所书写的大量“东北故事”的背后，都蕴藉着广阔、复杂、变动不羁的大历史积淀和沧桑。可以说，迟子建三十余年六七百万字作品的体量，其中的“地域性”“东北生态和气息”，以及重现东北历史的图式，无不凝聚、溶解于东北人的性情、气质、精神和心理空间之中。一部东北的地方史志或历史、现实样貌，通过文学叙事的方式，呈现出东北的心灵史和独特的艺术形态。这种形态，就像是一位始终眷恋东北的作家，洞悉大历史时一次次眷注无数灵魂的安妥。我们能够看得出，对于文字后的历史，迟子建都做出了怎样沉重的精神穿越。我们所关怀的“历史的宽度、厚度”和文化哲学，在迟子建这里，开创出没有传统的叙事传统。我们还能够感觉到，历史和现实本身，已无法制约迟子建文本美学力量的弥散，而且在不断地释放出其文学叙事的活力。孙郁认为：“许多年过去了，民族的大迁徙与文化的融合，却未能在根本上改变东北人的性格。从现代以来的萧军、萧红，以至今日的马原、阿成、洪峰、迟子建等，你会觉得那些异样的文字，是除了东北人之外的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作家，很少写出的。艺术的优劣可以暂且不论，但那种野性的、原生态的生命意象，我以为是对中国文化不可忽略的贡献。东北文化乃至东北文学，在这样一种粗放的线条中，呈现着东北人的历史与性格。倘若没有东北、西北、大西南等少数民族文化的存在，中华文明的画轴，将显得何等单调！”②可以说，这也是作为学者和评论家的孙郁对东北的深情“凝视”，他敏感地意识到近代、现当代的东北人与东北作家，一直以不衰竭的力量显示着自己的存在。他所注意到的是当代东北作家对这片土地“那份热诚而洒脱的审美态度，注意到了他们表现出的特有的东北人的品位”，而“东北文学的魅力是外化在生命的冲动形态”③。
现在，我们又看到，迟子建这篇一万五千字、精悍的短篇小说《喝汤的声音》，它向我们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历史和个人“双重记忆”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小人生，大历史”的叙事策略，或者说，它的叙事是从个人走向历史，走向生命、人性、命运的深处。无疑，文本叙事，是由内外两个叙述层叠套在一起，讲述着记忆与生命、记忆与创伤、记忆与现实、记忆与历史之间复杂的隐秘联系。进入新世纪以来，“记忆”问题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广泛关注，即面对家族记忆、民族记忆、历史记忆与国家记忆互相缠绕的20世纪，处于21世纪的我们，该如何复现记忆与重述？诺拉曾说：“我们如此热衷地谈论记忆，因为记忆所剩无几。”④当时间逐渐愈合伤口，对于过往的创伤，我们是否还有去记忆、重述的必要？如果有，那么在我们当下的语境中，如何去记忆、复现创伤？创伤结束之后我们如何以文字来“重构”创伤记忆？我想，这些问题足以令我们做出深度的思考。
应该说，《喝汤的声音》引发我们沉潜至历史深处。我想，它无论对于国家、民族还是个人生命、命运，都具有深层的文学发掘价值和历史反思意义。显然，这个文本的“外故事层”，是“我”对亡妻麦小芽的怀念和记忆。麦小芽已经去世十二年了，“我”也早已经再婚。“但在我成功或是悲哀时刻，特别想与人分享喜悦或倾诉苦闷时，心底呼唤的名字还是麦小芽。”于是，“我”借与领导出差的机会，来到乌苏里江畔，独自来到一个小酒馆，开始“独享一个黄昏，喝上一顿酒，隔着遥远的时空，和麦小芽说說悄悄话”。看到这里，我们的眼角已然是湿润的，此刻，我们会想起迟子建那篇著名的中篇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强烈的“自叙传”色彩、意蕴和情绪，再次唤醒我们的阅读记忆。小酒馆里客人们划拳酣饮，气氛非常喧闹。小酒馆的老板竟是一个断腿的年轻人，他坐着轮椅灵活自如地穿梭着招呼客人。就在这个如此欢快热烈的氛围里，我却在孤独地对着亡妻的“虚位”喋喋不休，试图唤醒那些往昔的个人记忆，这便增添了一丝伤感、凄凉的气息，正像王国维所说的，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阅读至此，可能会觉得这似乎是一个有关悼亡的悲情故事。然而，让我们始料未及的是，迟子建并没有将悼亡延宕下去，而是笔锋一转，让一位自称是“乌苏里江摆渡人”的四十岁上下的女人，飘然而至，坐到了亡妻的“虚位”上。“她长脸，高颧骨，中分直发，穿一条绛紫色麻布长袍，戴一串木珠项链，脸很黑，一双狭长的眼睛深藏着磷火似的，幽光闪烁。”更令人惊异的是，这位长相“灵异”的女子，不仅听懂了我和亡妻私生活中的“暗语”，而且，还主动要“卖个故事给我”。于是，文本就在读者的狐疑中进入了它的“内叙述层”，亦即摆渡人所讲的“故事”。摆渡人讲述的是捕鱼人哈喇泊家族四代人的故事。哈喇泊家族成员有个共同的特点：“没一个好牙齿的，都是满嘴的残垣断壁。”正因为如此，“哈喇泊一家喝汤也就出了名。在万吉镇，晚炊时分，你若走进他家院子，没风的日子也像有风，自屋里传出呼呼呼的声音，偶尔汤匙触碰瓷碗，这风声中就多了几声清脆的哨音了”。这个带有魔幻色彩的“喝汤家族”，马上令我们联想到《百年孤独》中马孔多布恩迪亚家族那些奇异的隐秘和传说。但是，这个家族的隐秘，却深深地刻印着一个族群的创伤。那么，喝汤的声音所传递出的，则是历史沉重的脚步声和人性不屈的尊严。原来，哈喇泊的祖父母是海兰泡惨案的受难者。海兰泡位于黑龙江左岸，原本是一个普通不过的村庄，但是，在1858年《瑷珲条约》中被割让给沙俄。从此，厄运便降临在这块东北的土地上。1900年沙俄开始蚕食中国东北，被俄国人控制的海兰泡居民被要求留下来工作，擅自渡江逃跑就是死罪。1900年7月17日，俄国士兵将三千多中国人赶到黑龙江边，逼迫他们跳入湍急的江中，不敢跳的就遭到俄军的射杀或砍杀。至7月21日，共有数千中国人遇难。文本中，哈喇泊的祖父抱着只有两岁半的女儿被俄国士兵活活砍死，“祖母是幸运者，她不仅活了下来，还保住了腹中的胎儿”。然而，也就是在这一次逃亡中，祖母将家族创伤深深刻印到自己的肉体上。“哈喇泊的祖母上岸后，发现自己的牙齿多半化为乌有，好像那些牙齿是隐藏的烟花，瞬间燃爆了，而还留在牙床上的，也都是风中败柳，摇摇欲坠。有人说她是因仇恨咬碎了牙，也有人说她当时游不动了，不咬碎牙齿，逼出身上最后的力气，早就喂江鱼了。”从此，牙齿仿佛成为这个家族抵御仇恨、拒绝遗忘的利器。哈喇泊的“父亲出生后本来有一口漂亮的白牙的，到换牙时，多半的牙被他嚼碎了。而新长出的牙齿，在他重温父亲故事的成长历程中，也多半粉身碎骨，所以，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已是远近闻名的没牙的男人”。哈喇泊出生后，祖母给他取名“哈喇泊”，“这是蒙古语‘海兰泡’的叫法，用以纪念她在大黑河屯的青春岁月和死去的男人和女儿。哈喇泊顶着这个名字，注定要听祖辈和父辈给他重复的那个故事，所以祖母谢世时，已是壮小伙的哈喇泊，一口牙齿多半为那故事殉葬，在不断的咬牙切齿声中，化为齑粉”。可以说，哈喇泊的家族史，就是咬碎牙齿，铭记历史，在家族肉体的创伤中镌刻的民族的精神创伤史。 海兰泡惨案，对于哈喇泊家族而言，同样也是刻骨铭心的个体创伤记忆。他们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地讲述着这段惨痛的记忆，就是为了让家族记忆转化为更多人的集体记忆。在做校工期间，哈喇泊用微薄的工资买糖果，目的就是吸引孩子们来听他的家族故事。“那故事讲了千百遍”，但他还是“不厌其烦地讲”。他还把家族的故事讲到了航标船上去。他对在国境线上作业的航标工有种崇拜心理，不仅省下钱来，给航标工买吃的，还把自家都不舍得吃的猪肉罐头，还有刚打上的鱼，都送给航标工吃;而且，他自愿做了义务航标维护工，维护着乌苏里江边的岸标不被损坏，因为“万一把岸标扯断，那昭示咱领土的标记就没了，可了不得啊！”可见，实际上，他对航标工的崇拜是发自对国家主权维护的自觉责任，也是将他的家族创伤记忆投射到现实中的自觉行动。这样，他就在一次次喝汤的声音里，“聆听”着乌苏里江中那些绝望的呼喊。为了传承家族记忆，哈喇泊的梦想是生育“一堆孩子”。可是，造化弄人，哈喇泊先后娶了三个老婆都无法给他生下一儿半女，哈喇泊在绝望中只能偷偷去嫖，声称“无论谁怀了他的种，都会把她当王母娘娘供着”。然而，残酷的是，哈喇泊最终发现是自己身体的缺陷导致了无法生育，而无法生育就意味着家族记忆的中断。这无疑象征着残酷的遗忘。故事的结局，可谓耐人寻味。哈喇泊生命中最后的女人，竟然是俄罗斯人乌霞。尽管家族的往事“像根刺”使他不愿和这个女人亲近，但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他主动跑去看守边境，在帮助政府监督外来人员之余，又何尝不是去遥望因疫情隔离在布市的乌霞呢？而哈喇泊的遥望，似乎是在与即将到来的遗忘达成某种和解。
“内故事层”的结束，将我们重新拉回到充满悬疑的“外故事层”。“我”在第二天酒醒之后，被同事告知，“我”昨天晚上是独自饮酒，酒桌的对面并没有什么女人，而是自始至终“一个人哇哇说话”。内心充满疑惑的“我”，回到昨晚喝酒的饭店去求证，却发现那个断腿的老板正是摆渡人故事中哈喇泊第一任妻子的儿子。一切都似梦似真，幻觉般地令“我”也头皮发麻。而就在“我”惊疑不定的时侯，忽听背后传来一阵喝汤的声音：
这声音初始像穿越幽谷的强风，带着股气吞山河的力量;跟着又像乌苏里江的水流，慢了半拍，变得深沉而有节奏;忽然这像风又像流水的喝汤声，又起了变奏，一阵剧烈的喘息声闯入，就像呜咽。而喘息声过后，是急板似的更加迅猛的喝汤声，仿佛谁要把大千世界都收入腹中。
我不敢回头，怕在白天看见黑夜，只是咬紧牙齿，用筷子挑起汤面漂浮的一棵碧绿的香菜，立在汤碗中央，它像一块闪光的浮标，更像一棵长青的生命之树。
由此，文本便在这雄浑的“喝汤的声音”中戛然而止，这声音也带给我们无尽的回味和遐想。或许，失去了个体记忆和家族记忆，并不意味着彻底的遗忘。“一个群体内即使没有成员具有相应的个体记忆，也可以集体地记住某些内容。”⑤就像文本所写到的，“哈喇泊晚年喝汤，从万吉镇开始，一直喝到黑河、同江、抚远、孙吴和饶河。他打鱼打到哪儿，就喝汤到哪里，他的故事也就流传到哪里”。其实，家族记忆何尝不是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呢。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反思这些记忆在我们当下生活中的意义。实际上，文本中这段记忆的讲述者，也就是摆渡人，她那亦真亦幻身份就是历史记忆在我们生活中存在样态的隐喻。每一次我们对记忆的讲述都在重构，后代到底该如何去叙述前辈的经验？民族的创伤又应该如何去审视？这是迟子建提出的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尽管她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但是，在文本最后那碗飘着香菜的面汤里，却让我们深深感受到历史与生命之间的隐秘联系。香菜“像一块闪光的浮标，更像一棵长青的生命之树”。所有的族群记忆都是为了更好地活在当下，一如沉重的浮标也可以像香菜般轻盈，浸透在日常生活当中。毕竟，记忆既唤醒过去，又指向未来。追忆的目的不是怀旧，而是治愈，只有如此，不朽的记忆才能在喝汤的声音里，从唇边播散出去。
二
前面曾提到，小说的结尾有这样一段话：“我准备买单离开的一瞬，忽听背后传来一阵喝汤的声音。”“这声音初始像穿越幽谷的强风，带着股气吞山河的力量;跟着又像烏苏里江的水流，慢了半拍，变得深沉而有节奏;忽然这像风又像流水的喝汤声，又起了变奏，一阵剧烈的喘息声闯入，就像呜咽。而喘息声过后，是急板似的更加迅猛的喝汤声，仿佛谁要把大千世界都收入腹中。”流水声、喘息声和喝汤的声音，在个人的感觉世界里被混淆了，它对于历尽辛酸的民族来说，就像时间之流的汹涌变奏曲。难道这样的声音，真的构成了历史记忆和现实梦幻的偈语？
那么，这“喝汤的声音”到底是什么声音呢？也许，我们都会扪心自问，生命里究竟什么声音更久远？
当然，它就是遥远的历史之声。故事的一开头，“我”在乌苏里江畔怀念已故的前妻麦小芽，回想着曾经甜蜜的生活，看上去平淡庸常的故事情节，因一处隐喻而彻底地走向了历史深处。“麦小芽是一个历史学者，她在一次田野调查中，遭遇特大山洪，被波涛卷走”，在这里，表面上看是介绍麦小芽的身份和离世的原因，其实，这完全是在恐惧或喻示着时代发展的洪流，是如何卷走了人们关于历史的记忆。随着亲历者的老去、逝去，历史遗留的印记必将越来越被磨损、淡化掉。在经济、科技大潮的冲刷下，历史可能正在被渐渐遗忘。而这“像穿越幽谷的强风”的声音，正是来自一百多年前，它传播着历史，强化人们的记忆，试图以它的穿透力，保持记忆，反抗遗忘。这篇小说虽然只有一万几千字，却容纳了一百多年的沉重、雄浑的历史。作者所设置的“机关”或“玄机”，就在于采用了“套娃”式的叙事结构，故事套着故事，在“我”的故事中套着哈喇泊家族的故事，在家族的故事中，又套着1900年的“海兰泡惨案”，这永远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历史的心结。祖父母都是海兰泡惨案的亲历者，祖母更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她给孙子取“哈喇泊”这个名字，蒙古语的“海兰泡”，就是为了让子孙后代都铭记这段悲惨的历史。
同时，这个声音更是作家迟子建自己内心的声音，而且，近几年这个声音愈发雄厚、“深沉而有节奏”。阿来在一篇散文中曾借用佛经中的“大声音”来形容文学创作，“要让自己的声音变大声音”，让更多的人听到，必须通过自己的人生体验获得“历史感和命运感”，“让滚烫的血液与真实的情感”潜行在字里行间⑥。而这篇作品就是迟子建向“大声音”的一次发力。哈喇泊和父亲火磨在作品中把故事讲了千百遍，迟子建就在心中讲了千百遍，他们对着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不厌其烦地重复，就是迟子建在不断地重复。强烈的历史感和使命感驱使着她，要让更多的人听见这个声音。在我国的东北边陲，还有这样一群有着血性的人们，背负着历史的伤痕负重前行。哈喇泊没有后代，迟子建就安排了一个神秘的女人和“我”来传承他的故事。从小南山遗址回来的“我”，带着九千多年前的信息告知天下，这片所谓的“北大荒”，其实从古至今都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文化的传承完整而连续，结尾处“我”像哈喇泊一样把筷子立在了碗中央的动作，更是在暗示生命和文化都会接续，永不断裂。而那个神秘的、会讲故事的、略带点幽默气质的女人，也许就是迟子建本人。她就是乌苏里江的摆渡人，穿行于历史和现实之间，将历史与今天连通，并向未来引渡。虽然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也让“乌苏里江的水流”“慢了半拍”，这片北斗星照耀的土地被人们短暂遗忘，但是，她的声音必将重新唤醒记忆，再次凝聚起一个民族的士气。 当然，它还是一个民族的巨大的、隐痛的声音。从祖母咬碎牙齿横渡黑龙江，到父亲火磨和哈喇泊咬牙切齿地听故事，哈喇泊一家的牙齿都为那段历史所殉葬。国恨家仇，可谓是“没齿难忘”。总而言之，喝汤的声音，实质上代表着民族的仇恨和撕裂的伤痕，是民族灵魂和个人心灵的激烈震颤。哈喇泊崇拜国境线上作业的航标工和边境的守卫者，用自己的钱给他们买肉罐头，他喜欢整天和他们待在一起，并不是因为某个或者某些人，而是因为他们职业的伟大。他们标定的是我们国家的领土，守护的是领土的完整，这一点，在哈喇泊心中是绝对神圣不可侵犯的。哈喇泊一家，虽然没有坚硬的牙齿，却世代遗传铮铮铁骨，象征着我们民族百年来的砥砺前行。这是一种民族大义。如此深沉的情感隐喻，包裹在家族的亲情、个人的爱情之内，看似轻巧，却撬起了我们应该承受的民族之重。摆渡人在消失之前说，哈喇泊可能去看守边境线了，防止携带新冠肺炎病毒的人非法越境。迟子建有意把现实背景设定在这次抗击疫情期间，以此打破地域的局限。因为这是一场我们全国人民共同经历的历史考验，它需要汇聚所有人的力量团结一致，才取得了我们今天的卓越成就。这样的凝聚力，才是真正的“大声音”，只有它拥有“气吞山河的力量”，具备吐纳“大千世界”的宽广和雄阔，因此，它属于现在，也将会属于未来。
三
乌苏里江本身所承载的厚重历史感和时间感，五颜六色的口罩所带来的强劲时代近镜头对焦，出现在江边饭馆热气腾腾的软煎马哈鱼、黑斑狗鱼炖茄子和自酿烧酒的烟火气，悼念亡妻的烟雾中出现的穿着绛紫色麻布衣衫的梦中摆渡女子所氤氲起的梦幻气息，可以說，所有这些场景或情境，都是迟子建赋予她的短篇新作《喝汤的声音》那种独有的重彩油墨色调。迟子建总是有办法让我们一下子就沉潜在她的文学道场之中，沉浸到她营造的人生、情感图景中去。当然，不非此即彼地耽于回忆或埋首生活，是更多人愿意做的选择。因为这种选择能够很好地调和内心与现实之间的纠结。小说中的“我”在失去妻子麦小芽之后再娶，过上了俗世所谓的安稳生活，但也仍旧记得要坐在江畔燃尽两堆烟，在饭店要上两套餐具，在心里与麦小芽说说话——“熏腊肉”比玫瑰花和热吻管用。在缭绕的烟雾和涛涛的江水声中，迟子建通过梦境使小说中的“我”偶遇“摆渡人”，不着痕迹地完成了故事的嵌套。麦小芽和哈喇泊的祖父的性命皆葬送在乌苏里江，可“我”和哈喇泊族人的凭吊方式、人生轨迹却截然不同。19世纪初，俄兵的征战和杀戮给原本生活在大黑河屯的哈喇泊家族几代人带来了迁徙、死亡，以及不可修复的心理创伤。游过乌苏里江的祖母诞下了火磨，火磨又与妻子生下了哈喇泊。祖辈求生的渴望，子辈的仇恨和愤怒，使得他们咬碎了满口的牙齿，喝汤成为了族人独特的饮食方式。仅凭口述灾难，便使得火磨担心自己无法保护妻儿而不敢娶妻生子，哈喇泊更是由于沉重的精神枷锁导致无法孕育后代。一场场难堪的婚姻和无法生子的苦痛终于毁损掉哈喇泊最后的尊严。然而，他却用自己从未发现的柔情默默守护着前妻张雪和她的孩子，最终沉甸甸的爱，找寻到了它独一无二的托迹之所。“谁的一生还没几场梦魇呢”，然而，也总有些人的情感记忆无法随着时间湮灭，他们的梦魇是终生不愿，却也是无法“摆渡”的。
在一个梦醒时分，当“我”回到哈喇泊前妻张雪孩子开的江边小酒馆，当“我”将筷子竖立在汤碗之中，模仿着航标在江水中划过的样子时，哈喇泊喝汤的声音，仿佛与乌苏里江滔滔的江水声重叠在一起，立刻变得更为雄浑、沉郁。或许，那也正是一个民族、家族、生命个体难以弥合与泯灭的碎裂的灵魂震荡之声。
【注释】
①苏童：《关于迟子建》，《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1期。
②③孙郁：《文字后的历史》，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第97页。
④[法]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⑤Lewis A. Coser.On Collective Memory Maurice Halbwach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
⑥阿来：《穿行于异质文化之间》，《中国文化报》2001年5月10日。
（张学昕、于恬，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自觉与新世纪中国文学写作发生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9BZW154）
不夸张地说，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迟子建的写作始终稳健而沉静。近些年来，她每三四年都会有一部新的长篇小说问世，每年也都会有两三篇精彩的中短篇佳作奉献给读者。数年前，苏童曾写过一篇文章评价迟子建：“大约没有一个作家会像迟子建一样历经二十多年的创作而容颜不改，始终保持着一种均匀的创作节奏，一种稳定的美学追求，一种晶莹明亮的文字品格。每年春天，我们听不见遥远的黑龙江上冰雪融化的声音，但我们总是能准时听见迟子建的脚步。迟子建来了，奇妙的是，迟子建的小说恰好总是带着一种春天的气息。”①去年，我们曾读过她的长篇小说《烟火漫卷》，读到了她的短篇小说《炖马靴》。至今，在我们的脑海里，仿佛还涌动着前者描述的哈尔滨那座城市的俗世人间和人们的前世今生，尤其后者《炖马靴》，那东北深冬大森林里的雪涛之声，抗联战士与日本兵、两只母子狼之间进行生命博弈的历史“回放”场景，仍然清晰而震撼。应该说，它们都显示出迟子建的写作在历史和现实之间的游弋与变幻。无疑，迟子建的“文学东北”，深沉地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力量、地域经验、人性锋芒，她的文本渐次打开充分而饱满、深邃而旷达的历史和当代现实的审美空间。迟子建所书写的大量“东北故事”的背后，都蕴藉着广阔、复杂、变动不羁的大历史积淀和沧桑。可以说，迟子建三十余年六七百万字作品的体量，其中的“地域性”“东北生态和气息”，以及重现东北历史的图式，无不凝聚、溶解于东北人的性情、气质、精神和心理空间之中。一部东北的地方史志或历史、现实样貌，通过文学叙事的方式，呈现出东北的心灵史和独特的艺术形态。这种形态，就像是一位始终眷恋东北的作家，洞悉大历史时一次次眷注无数灵魂的安妥。我们能够看得出，对于文字后的历史，迟子建都做出了怎样沉重的精神穿越。我们所关怀的“历史的宽度、厚度”和文化哲学，在迟子建这里，开创出没有传统的叙事传统。我们还能够感觉到，历史和现实本身，已无法制约迟子建文本美学力量的弥散，而且在不断地释放出其文学叙事的活力。孙郁认为：“许多年过去了，民族的大迁徙与文化的融合，却未能在根本上改变东北人的性格。从现代以来的萧军、萧红，以至今日的马原、阿成、洪峰、迟子建等，你会觉得那些异样的文字，是除了东北人之外的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作家，很少写出的。艺术的优劣可以暂且不论，但那种野性的、原生态的生命意象，我以为是对中国文化不可忽略的贡献。东北文化乃至东北文学，在这样一种粗放的线条中，呈现着东北人的历史与性格。倘若没有东北、西北、大西南等少数民族文化的存在，中华文明的画轴，将显得何等单调！”②可以说，这也是作为学者和评论家的孙郁对东北的深情“凝视”，他敏感地意识到近代、现当代的东北人与东北作家，一直以不衰竭的力量显示着自己的存在。他所注意到的是当代东北作家对这片土地“那份热诚而洒脱的审美态度，注意到了他们表现出的特有的东北人的品位”，而“东北文学的魅力是外化在生命的冲动形态”③。
现在，我们又看到，迟子建这篇一万五千字、精悍的短篇小说《喝汤的声音》，它向我们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历史和个人“双重记忆”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小人生，大历史”的叙事策略，或者说，它的叙事是从个人走向历史，走向生命、人性、命运的深处。无疑，文本叙事，是由内外两个叙述层叠套在一起，讲述着记忆与生命、记忆与创伤、记忆与现实、记忆与历史之间复杂的隐秘联系。进入新世纪以来，“记忆”问题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广泛关注，即面对家族记忆、民族记忆、历史记忆与国家记忆互相缠绕的20世纪，处于21世纪的我们，该如何复现记忆与重述？诺拉曾说：“我们如此热衷地谈论记忆，因为记忆所剩无几。”④当时间逐渐愈合伤口，对于过往的创伤，我们是否还有去记忆、重述的必要？如果有，那么在我们当下的语境中，如何去记忆、复现创伤？创伤结束之后我们如何以文字来“重构”创伤记忆？我想，这些问题足以令我们做出深度的思考。
应该说，《喝汤的声音》引发我们沉潜至历史深处。我想，它无论对于国家、民族还是个人生命、命运，都具有深层的文学发掘价值和历史反思意义。显然，这个文本的“外故事层”，是“我”对亡妻麦小芽的怀念和记忆。麦小芽已经去世十二年了，“我”也早已经再婚。“但在我成功或是悲哀时刻，特别想与人分享喜悦或倾诉苦闷时，心底呼唤的名字还是麦小芽。”于是，“我”借与领导出差的机会，来到乌苏里江畔，独自来到一个小酒馆，开始“独享一个黄昏，喝上一顿酒，隔着遥远的时空，和麦小芽说說悄悄话”。看到这里，我们的眼角已然是湿润的，此刻，我们会想起迟子建那篇著名的中篇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强烈的“自叙传”色彩、意蕴和情绪，再次唤醒我们的阅读记忆。小酒馆里客人们划拳酣饮，气氛非常喧闹。小酒馆的老板竟是一个断腿的年轻人，他坐着轮椅灵活自如地穿梭着招呼客人。就在这个如此欢快热烈的氛围里，我却在孤独地对着亡妻的“虚位”喋喋不休，试图唤醒那些往昔的个人记忆，这便增添了一丝伤感、凄凉的气息，正像王国维所说的，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阅读至此，可能会觉得这似乎是一个有关悼亡的悲情故事。然而，让我们始料未及的是，迟子建并没有将悼亡延宕下去，而是笔锋一转，让一位自称是“乌苏里江摆渡人”的四十岁上下的女人，飘然而至，坐到了亡妻的“虚位”上。“她长脸，高颧骨，中分直发，穿一条绛紫色麻布长袍，戴一串木珠项链，脸很黑，一双狭长的眼睛深藏着磷火似的，幽光闪烁。”更令人惊异的是，这位长相“灵异”的女子，不仅听懂了我和亡妻私生活中的“暗语”，而且，还主动要“卖个故事给我”。于是，文本就在读者的狐疑中进入了它的“内叙述层”，亦即摆渡人所讲的“故事”。摆渡人讲述的是捕鱼人哈喇泊家族四代人的故事。哈喇泊家族成员有个共同的特点：“没一个好牙齿的，都是满嘴的残垣断壁。”正因为如此，“哈喇泊一家喝汤也就出了名。在万吉镇，晚炊时分，你若走进他家院子，没风的日子也像有风，自屋里传出呼呼呼的声音，偶尔汤匙触碰瓷碗，这风声中就多了几声清脆的哨音了”。这个带有魔幻色彩的“喝汤家族”，马上令我们联想到《百年孤独》中马孔多布恩迪亚家族那些奇异的隐秘和传说。但是，这个家族的隐秘，却深深地刻印着一个族群的创伤。那么，喝汤的声音所传递出的，则是历史沉重的脚步声和人性不屈的尊严。原来，哈喇泊的祖父母是海兰泡惨案的受难者。海兰泡位于黑龙江左岸，原本是一个普通不过的村庄，但是，在1858年《瑷珲条约》中被割让给沙俄。从此，厄运便降临在这块东北的土地上。1900年沙俄开始蚕食中国东北，被俄国人控制的海兰泡居民被要求留下来工作，擅自渡江逃跑就是死罪。1900年7月17日，俄国士兵将三千多中国人赶到黑龙江边，逼迫他们跳入湍急的江中，不敢跳的就遭到俄军的射杀或砍杀。至7月21日，共有数千中国人遇难。文本中，哈喇泊的祖父抱着只有两岁半的女儿被俄国士兵活活砍死，“祖母是幸运者，她不仅活了下来，还保住了腹中的胎儿”。然而，也就是在这一次逃亡中，祖母将家族创伤深深刻印到自己的肉体上。“哈喇泊的祖母上岸后，发现自己的牙齿多半化为乌有，好像那些牙齿是隐藏的烟花，瞬间燃爆了，而还留在牙床上的，也都是风中败柳，摇摇欲坠。有人说她是因仇恨咬碎了牙，也有人说她当时游不动了，不咬碎牙齿，逼出身上最后的力气，早就喂江鱼了。”从此，牙齿仿佛成为这个家族抵御仇恨、拒绝遗忘的利器。哈喇泊的“父亲出生后本来有一口漂亮的白牙的，到换牙时，多半的牙被他嚼碎了。而新长出的牙齿，在他重温父亲故事的成长历程中，也多半粉身碎骨，所以，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已是远近闻名的没牙的男人”。哈喇泊出生后，祖母给他取名“哈喇泊”，“这是蒙古语‘海兰泡’的叫法，用以纪念她在大黑河屯的青春岁月和死去的男人和女儿。哈喇泊顶着这个名字，注定要听祖辈和父辈给他重复的那个故事，所以祖母谢世时，已是壮小伙的哈喇泊，一口牙齿多半为那故事殉葬，在不断的咬牙切齿声中，化为齑粉”。可以说，哈喇泊的家族史，就是咬碎牙齿，铭记历史，在家族肉体的创伤中镌刻的民族的精神创伤史。 海兰泡惨案，对于哈喇泊家族而言，同样也是刻骨铭心的个体创伤记忆。他们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地讲述着这段惨痛的记忆，就是为了让家族记忆转化为更多人的集体记忆。在做校工期间，哈喇泊用微薄的工资买糖果，目的就是吸引孩子们来听他的家族故事。“那故事讲了千百遍”，但他还是“不厌其烦地讲”。他还把家族的故事讲到了航标船上去。他对在国境线上作业的航标工有种崇拜心理，不仅省下钱来，给航标工买吃的，还把自家都不舍得吃的猪肉罐头，还有刚打上的鱼，都送给航标工吃;而且，他自愿做了义务航标维护工，维护着乌苏里江边的岸标不被损坏，因为“万一把岸标扯断，那昭示咱领土的标记就没了，可了不得啊！”可见，实际上，他对航标工的崇拜是发自对国家主权维护的自觉责任，也是将他的家族创伤记忆投射到现实中的自觉行动。这样，他就在一次次喝汤的声音里，“聆听”着乌苏里江中那些绝望的呼喊。为了传承家族记忆，哈喇泊的梦想是生育“一堆孩子”。可是，造化弄人，哈喇泊先后娶了三个老婆都无法给他生下一儿半女，哈喇泊在绝望中只能偷偷去嫖，声称“无论谁怀了他的种，都会把她当王母娘娘供着”。然而，残酷的是，哈喇泊最终发现是自己身体的缺陷导致了无法生育，而无法生育就意味着家族记忆的中断。这无疑象征着残酷的遗忘。故事的结局，可谓耐人寻味。哈喇泊生命中最后的女人，竟然是俄罗斯人乌霞。尽管家族的往事“像根刺”使他不愿和这个女人亲近，但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他主动跑去看守边境，在帮助政府监督外来人员之余，又何尝不是去遥望因疫情隔离在布市的乌霞呢？而哈喇泊的遥望，似乎是在与即将到来的遗忘达成某种和解。
“内故事层”的结束，将我们重新拉回到充满悬疑的“外故事层”。“我”在第二天酒醒之后，被同事告知，“我”昨天晚上是独自饮酒，酒桌的对面并没有什么女人，而是自始至终“一个人哇哇说话”。内心充满疑惑的“我”，回到昨晚喝酒的饭店去求证，却发现那个断腿的老板正是摆渡人故事中哈喇泊第一任妻子的儿子。一切都似梦似真，幻觉般地令“我”也头皮发麻。而就在“我”惊疑不定的时侯，忽听背后传来一阵喝汤的声音：
这声音初始像穿越幽谷的强风，带着股气吞山河的力量;跟着又像乌苏里江的水流，慢了半拍，变得深沉而有节奏;忽然这像风又像流水的喝汤声，又起了变奏，一阵剧烈的喘息声闯入，就像呜咽。而喘息声过后，是急板似的更加迅猛的喝汤声，仿佛谁要把大千世界都收入腹中。
我不敢回头，怕在白天看见黑夜，只是咬紧牙齿，用筷子挑起汤面漂浮的一棵碧绿的香菜，立在汤碗中央，它像一块闪光的浮标，更像一棵长青的生命之树。
由此，文本便在这雄浑的“喝汤的声音”中戛然而止，这声音也带给我们无尽的回味和遐想。或许，失去了个体记忆和家族记忆，并不意味着彻底的遗忘。“一个群体内即使没有成员具有相应的个体记忆，也可以集体地记住某些内容。”⑤就像文本所写到的，“哈喇泊晚年喝汤，从万吉镇开始，一直喝到黑河、同江、抚远、孙吴和饶河。他打鱼打到哪儿，就喝汤到哪里，他的故事也就流传到哪里”。其实，家族记忆何尝不是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呢。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反思这些记忆在我们当下生活中的意义。实际上，文本中这段记忆的讲述者，也就是摆渡人，她那亦真亦幻身份就是历史记忆在我们生活中存在样态的隐喻。每一次我们对记忆的讲述都在重构，后代到底该如何去叙述前辈的经验？民族的创伤又应该如何去审视？这是迟子建提出的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尽管她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但是，在文本最后那碗飘着香菜的面汤里，却让我们深深感受到历史与生命之间的隐秘联系。香菜“像一块闪光的浮标，更像一棵长青的生命之树”。所有的族群记忆都是为了更好地活在当下，一如沉重的浮标也可以像香菜般轻盈，浸透在日常生活当中。毕竟，记忆既唤醒过去，又指向未来。追忆的目的不是怀旧，而是治愈，只有如此，不朽的记忆才能在喝汤的声音里，从唇边播散出去。
二
前面曾提到，小说的结尾有这样一段话：“我准备买单离开的一瞬，忽听背后传来一阵喝汤的声音。”“这声音初始像穿越幽谷的强风，带着股气吞山河的力量;跟着又像烏苏里江的水流，慢了半拍，变得深沉而有节奏;忽然这像风又像流水的喝汤声，又起了变奏，一阵剧烈的喘息声闯入，就像呜咽。而喘息声过后，是急板似的更加迅猛的喝汤声，仿佛谁要把大千世界都收入腹中。”流水声、喘息声和喝汤的声音，在个人的感觉世界里被混淆了，它对于历尽辛酸的民族来说，就像时间之流的汹涌变奏曲。难道这样的声音，真的构成了历史记忆和现实梦幻的偈语？
那么，这“喝汤的声音”到底是什么声音呢？也许，我们都会扪心自问，生命里究竟什么声音更久远？
当然，它就是遥远的历史之声。故事的一开头，“我”在乌苏里江畔怀念已故的前妻麦小芽，回想着曾经甜蜜的生活，看上去平淡庸常的故事情节，因一处隐喻而彻底地走向了历史深处。“麦小芽是一个历史学者，她在一次田野调查中，遭遇特大山洪，被波涛卷走”，在这里，表面上看是介绍麦小芽的身份和离世的原因，其实，这完全是在恐惧或喻示着时代发展的洪流，是如何卷走了人们关于历史的记忆。随着亲历者的老去、逝去，历史遗留的印记必将越来越被磨损、淡化掉。在经济、科技大潮的冲刷下，历史可能正在被渐渐遗忘。而这“像穿越幽谷的强风”的声音，正是来自一百多年前，它传播着历史，强化人们的记忆，试图以它的穿透力，保持记忆，反抗遗忘。这篇小说虽然只有一万几千字，却容纳了一百多年的沉重、雄浑的历史。作者所设置的“机关”或“玄机”，就在于采用了“套娃”式的叙事结构，故事套着故事，在“我”的故事中套着哈喇泊家族的故事，在家族的故事中，又套着1900年的“海兰泡惨案”，这永远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历史的心结。祖父母都是海兰泡惨案的亲历者，祖母更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她给孙子取“哈喇泊”这个名字，蒙古语的“海兰泡”，就是为了让子孙后代都铭记这段悲惨的历史。
同时，这个声音更是作家迟子建自己内心的声音，而且，近几年这个声音愈发雄厚、“深沉而有节奏”。阿来在一篇散文中曾借用佛经中的“大声音”来形容文学创作，“要让自己的声音变大声音”，让更多的人听到，必须通过自己的人生体验获得“历史感和命运感”，“让滚烫的血液与真实的情感”潜行在字里行间⑥。而这篇作品就是迟子建向“大声音”的一次发力。哈喇泊和父亲火磨在作品中把故事讲了千百遍，迟子建就在心中讲了千百遍，他们对着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不厌其烦地重复，就是迟子建在不断地重复。强烈的历史感和使命感驱使着她，要让更多的人听见这个声音。在我国的东北边陲，还有这样一群有着血性的人们，背负着历史的伤痕负重前行。哈喇泊没有后代，迟子建就安排了一个神秘的女人和“我”来传承他的故事。从小南山遗址回来的“我”，带着九千多年前的信息告知天下，这片所谓的“北大荒”，其实从古至今都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文化的传承完整而连续，结尾处“我”像哈喇泊一样把筷子立在了碗中央的动作，更是在暗示生命和文化都会接续，永不断裂。而那个神秘的、会讲故事的、略带点幽默气质的女人，也许就是迟子建本人。她就是乌苏里江的摆渡人，穿行于历史和现实之间，将历史与今天连通，并向未来引渡。虽然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也让“乌苏里江的水流”“慢了半拍”，这片北斗星照耀的土地被人们短暂遗忘，但是，她的声音必将重新唤醒记忆，再次凝聚起一个民族的士气。 当然，它还是一个民族的巨大的、隐痛的声音。从祖母咬碎牙齿横渡黑龙江，到父亲火磨和哈喇泊咬牙切齿地听故事，哈喇泊一家的牙齿都为那段历史所殉葬。国恨家仇，可谓是“没齿难忘”。总而言之，喝汤的声音，实质上代表着民族的仇恨和撕裂的伤痕，是民族灵魂和个人心灵的激烈震颤。哈喇泊崇拜国境线上作业的航标工和边境的守卫者，用自己的钱给他们买肉罐头，他喜欢整天和他们待在一起，并不是因为某个或者某些人，而是因为他们职业的伟大。他们标定的是我们国家的领土，守护的是领土的完整，这一点，在哈喇泊心中是绝对神圣不可侵犯的。哈喇泊一家，虽然没有坚硬的牙齿，却世代遗传铮铮铁骨，象征着我们民族百年来的砥砺前行。这是一种民族大义。如此深沉的情感隐喻，包裹在家族的亲情、个人的爱情之内，看似轻巧，却撬起了我们应该承受的民族之重。摆渡人在消失之前说，哈喇泊可能去看守边境线了，防止携带新冠肺炎病毒的人非法越境。迟子建有意把现实背景设定在这次抗击疫情期间，以此打破地域的局限。因为这是一场我们全国人民共同经历的历史考验，它需要汇聚所有人的力量团结一致，才取得了我们今天的卓越成就。这样的凝聚力，才是真正的“大声音”，只有它拥有“气吞山河的力量”，具备吐纳“大千世界”的宽广和雄阔，因此，它属于现在，也将会属于未来。
三
乌苏里江本身所承载的厚重历史感和时间感，五颜六色的口罩所带来的强劲时代近镜头对焦，出现在江边饭馆热气腾腾的软煎马哈鱼、黑斑狗鱼炖茄子和自酿烧酒的烟火气，悼念亡妻的烟雾中出现的穿着绛紫色麻布衣衫的梦中摆渡女子所氤氲起的梦幻气息，可以說，所有这些场景或情境，都是迟子建赋予她的短篇新作《喝汤的声音》那种独有的重彩油墨色调。迟子建总是有办法让我们一下子就沉潜在她的文学道场之中，沉浸到她营造的人生、情感图景中去。当然，不非此即彼地耽于回忆或埋首生活，是更多人愿意做的选择。因为这种选择能够很好地调和内心与现实之间的纠结。小说中的“我”在失去妻子麦小芽之后再娶，过上了俗世所谓的安稳生活，但也仍旧记得要坐在江畔燃尽两堆烟，在饭店要上两套餐具，在心里与麦小芽说说话——“熏腊肉”比玫瑰花和热吻管用。在缭绕的烟雾和涛涛的江水声中，迟子建通过梦境使小说中的“我”偶遇“摆渡人”，不着痕迹地完成了故事的嵌套。麦小芽和哈喇泊的祖父的性命皆葬送在乌苏里江，可“我”和哈喇泊族人的凭吊方式、人生轨迹却截然不同。19世纪初，俄兵的征战和杀戮给原本生活在大黑河屯的哈喇泊家族几代人带来了迁徙、死亡，以及不可修复的心理创伤。游过乌苏里江的祖母诞下了火磨，火磨又与妻子生下了哈喇泊。祖辈求生的渴望，子辈的仇恨和愤怒，使得他们咬碎了满口的牙齿，喝汤成为了族人独特的饮食方式。仅凭口述灾难，便使得火磨担心自己无法保护妻儿而不敢娶妻生子，哈喇泊更是由于沉重的精神枷锁导致无法孕育后代。一场场难堪的婚姻和无法生子的苦痛终于毁损掉哈喇泊最后的尊严。然而，他却用自己从未发现的柔情默默守护着前妻张雪和她的孩子，最终沉甸甸的爱，找寻到了它独一无二的托迹之所。“谁的一生还没几场梦魇呢”，然而，也总有些人的情感记忆无法随着时间湮灭，他们的梦魇是终生不愿，却也是无法“摆渡”的。
在一个梦醒时分，当“我”回到哈喇泊前妻张雪孩子开的江边小酒馆，当“我”将筷子竖立在汤碗之中，模仿着航标在江水中划过的样子时，哈喇泊喝汤的声音，仿佛与乌苏里江滔滔的江水声重叠在一起，立刻变得更为雄浑、沉郁。或许，那也正是一个民族、家族、生命个体难以弥合与泯灭的碎裂的灵魂震荡之声。
【注释】
①苏童：《关于迟子建》，《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1期。
②③孙郁：《文字后的历史》，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第97页。
④[法]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⑤Lewis A. Coser.On Collective Memory Maurice Halbwach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
⑥阿来：《穿行于异质文化之间》，《中国文化报》2001年5月10日。
（张学昕、于恬，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自觉与新世纪中国文学写作发生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9BZW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