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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乐府双璧”之一的《孔雀东南飞》，其人物各有性情。但是，作为封建家长制的代表，刘母却一直被大家忽视。结合兰芝回娘家的情形，引用古人论述作证，本文从三个阶段进行分析，从而肯定刘母也是导致兰芝自杀的罪恶杀手。
关键词：孔雀东南飞;刘母;封建家长制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132（2018）22-0187-02
DOI：10.16657/j.cnki.issn1673-9132.2018.22.118
作为一曲爱情的悲歌，《孔雀东南飞》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但对造成焦、刘二人悲剧的原因，虽有多种解释，如“无子说”“越礼说”“情爱说”等[1]。但就目前而言，普遍认为封建家长制才是罪恶的根源，同时将焦母和刘兄作为反面形象进行批判。在这方面，我们忽略了对刘母这一人物的分析。
《孔雀东南飞》“佳处在历述十许人口中语，各肖其声情。神化之笔也”[2]“一诗中，杂述十数人言语，性情、形态无不一一毕肖”[3]。作为兰芝的母亲，她的言语好像自然而然为女儿着想，这就使得有些人被表象所迷惑，以为她是一位体贴女儿、心地善良的好母亲。而诗歌在描述刘母对刘兰芝的逼迫时，并没有把她写得像刘兄、焦母那样直接、干脆、赤裸，这就更加具有迷惑性了。其实，刘母也是封建家长制的代表之一。在女儿的婚恋悲剧中，她扮演的是一位“隐形杀手”的角色。
诗歌写到焦仲卿“府吏闻此变，因求假暂归”而与刘兰芝会面时，刘兰芝对焦仲卿言“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兄弟”，一个“兼”字正好说明这一问题。此句理解为“我母亲，还有我哥哥，都在逼迫我”。诗前“小序”中“其家逼之”也证明这一点。那么，诗歌中是如何表现刘母对刘兰芝的逼迫呢？
下面结合诗歌内容和前人的分析，用三部曲进行分析。
第一曲，清代张玉谷在《古诗赏析》中指出：“自‘入门上家堂’至‘不得便相许’为一截，叙新妇到家，第一次逼嫁事。……此次逼嫁不成，而一逼、一辩、一覆（答覆），凡三曲。”[4]在这部分内容中，刘兰芝“中道还兄门”，等“县令遣媒来”时，阿母说“汝可去应之”是“一逼”。刘兰芝“含泪答”是“一辩”。刘母“白媒人”是“一覆”。
“汝可去应之”中的“应”为“答应”之意，多种版本的解释均是如此，下文兰芝说“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也可作证明。此句是阿母要兰芝直接表示态度，答应媒人，而自己的心思却隐藏在背后。“阿母白媒人”时，说“幸可广问讯，不得便相许”。明代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中指出：“阿母语中亦有欲许意，写得含蓄。‘不得便相许’，姑稍俟耳。”[5] 这也为下文“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结大义，故遣来贵门”埋下伏笔。县令之子可以答应，太守之子更不必说，其心之狡猾奸邪于中可见一斑。
第二部曲，从“媒人去数日”至“便可作婚姻”为第二次逼迫。张玉谷说：“此次逼嫁似成，亦一辞、一逼、一应，凡三曲。”[6] “阿母谢媒人”为“一辞”，阿兄“举言谓阿妹”为“一逼”，“兰芝仰头答”为“一应”。
清人成书在《多岁堂古诗存》中指出：“府吏母能抑子去妇，刘氏母岂不能抑其子留女;观其谢媒人语，口中虽言不可，心中正老大不然，则其垂涎富贵，怂恿夫与子处不少。”[7] 陈祚明指出，“‘老姥岂敢言’，固欲令阿兄言也。”[8] 清代沈德潜在评论阿兄“举言谓阿妹”这几句话时说，“小子但慕富贵，不顾礼义，实有此口吻。”从这些前人的理解中，我们也可以推断出，刘家母子一鼻孔出气，逼迫刘兰芝答应婚事。
此处刘母言语虽然不多，但其语言背后却有着巨大的隐形力量。正是在刘母“谢媒人”之后，才引出了兰芝以前所说的“性行暴如雷”的阿兄，也确实出现“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的情形。“举言谓阿妹”中“举言”为“扬言、高声”之意，“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粗暴、蛮横、霸道的阿兄形象此时跃然纸上。
即使“大悲摧”的阿母，面对县令“第三郎”、太守“第五郎”的提亲，依然要“隐形”地逼迫刘兰芝改嫁。而阿兄“举言”时，此时的刘兰芝又能够怎么样呢？陈祚明说：“此女不特性刚，亦甚明智。见阿兄作此语，情知不可挽回，故更不作谢却语。” [9]张玉谷言：“此时兰芝不与兄一辩，具有深心。盖未仰头答时，其俯首沉思已久。太守上官，属吏势难于抗;阿兄戾性，大义更难与争。胸中判定一死，索性坦然顺之，不露圭角，为后得以偷出，再会府吏地也。”[10]
第三部曲，自“媒人下床去”到“愁思出门啼”乃第三次逼迫。阿母说“适得府君书，明日来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举！”张玉谷说：“叙两家行聘催粧，为着身一大逼，而兰芝之死，无可挽回矣。”[11]“莫令事不举”就是刘母对兰芝的逼迫。既然兰芝答应了太守之子的婚事，就应该风风光光的嫁过去。毕竟“良吉三十日”婚期已定，“今已二十七”时间紧张，何况太守之家也做了大量的准备，兰芝应该“作衣裳”体体面面完成婚事。正是刘母的这种隐形逼迫，兰芝才“默无声”的在“手巾掩口啼，泪落便如泻”的悲苦心境里“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然后“晻晻日欲暝，愁思出门啼”。这部分写“兰芝回娘家后的不幸遭遇：县令、太守一再求婚，阿兄逼嫁，太守迅速准备迎娶，阿母催促准备嫁妆，矛盾愈来愈表面化。”[12]
可以说，对兰芝这三次逼迫，每次都有刘母的推波助澜。第一次的“汝可去应之”“不得便相许”，第三次的“莫令事不举”，阿母都是直接推动的。第二次的“女子先有誓，老姥岂敢言”是“欲令阿兄言”的隐形推动。刘兰芝正是在刘兄和刘母的合力逼迫下，最终走上了“举身赴清池”的不归路。
总之，刘母虽然着墨不多，言语亦少，但句句利诱，语语威逼，是典型的一位封建家长制的代表，将她称作“隐形的杀手”，我们以为结合“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细细探究。
[1] 潘朝禄，车光斌.也谈焦仲卿与刘兰芝悲剧的原因[J].文史知识，1990（6）：123.
[2] 李金松，陈建新.陈祚明与《采菽堂古诗选》考论[J].中华文史论丛，2003（75）：263.
[3] 蔡仲翔.論诗绝句[M].河南：中州书画社，1983：10.
[4][5][6][7][8][9][10][11][12] 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M].北京：中华书局，1962：553，553，555，554，554，554，
554，577，557.
关键词：孔雀东南飞;刘母;封建家长制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132（2018）22-0187-02
DOI：10.16657/j.cnki.issn1673-9132.2018.22.118
作为一曲爱情的悲歌，《孔雀东南飞》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但对造成焦、刘二人悲剧的原因，虽有多种解释，如“无子说”“越礼说”“情爱说”等[1]。但就目前而言，普遍认为封建家长制才是罪恶的根源，同时将焦母和刘兄作为反面形象进行批判。在这方面，我们忽略了对刘母这一人物的分析。
《孔雀东南飞》“佳处在历述十许人口中语，各肖其声情。神化之笔也”[2]“一诗中，杂述十数人言语，性情、形态无不一一毕肖”[3]。作为兰芝的母亲，她的言语好像自然而然为女儿着想，这就使得有些人被表象所迷惑，以为她是一位体贴女儿、心地善良的好母亲。而诗歌在描述刘母对刘兰芝的逼迫时，并没有把她写得像刘兄、焦母那样直接、干脆、赤裸，这就更加具有迷惑性了。其实，刘母也是封建家长制的代表之一。在女儿的婚恋悲剧中，她扮演的是一位“隐形杀手”的角色。
诗歌写到焦仲卿“府吏闻此变，因求假暂归”而与刘兰芝会面时，刘兰芝对焦仲卿言“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兄弟”，一个“兼”字正好说明这一问题。此句理解为“我母亲，还有我哥哥，都在逼迫我”。诗前“小序”中“其家逼之”也证明这一点。那么，诗歌中是如何表现刘母对刘兰芝的逼迫呢？
下面结合诗歌内容和前人的分析，用三部曲进行分析。
第一曲，清代张玉谷在《古诗赏析》中指出：“自‘入门上家堂’至‘不得便相许’为一截，叙新妇到家，第一次逼嫁事。……此次逼嫁不成，而一逼、一辩、一覆（答覆），凡三曲。”[4]在这部分内容中，刘兰芝“中道还兄门”，等“县令遣媒来”时，阿母说“汝可去应之”是“一逼”。刘兰芝“含泪答”是“一辩”。刘母“白媒人”是“一覆”。
“汝可去应之”中的“应”为“答应”之意，多种版本的解释均是如此，下文兰芝说“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也可作证明。此句是阿母要兰芝直接表示态度，答应媒人，而自己的心思却隐藏在背后。“阿母白媒人”时，说“幸可广问讯，不得便相许”。明代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中指出：“阿母语中亦有欲许意，写得含蓄。‘不得便相许’，姑稍俟耳。”[5] 这也为下文“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结大义，故遣来贵门”埋下伏笔。县令之子可以答应，太守之子更不必说，其心之狡猾奸邪于中可见一斑。
第二部曲，从“媒人去数日”至“便可作婚姻”为第二次逼迫。张玉谷说：“此次逼嫁似成，亦一辞、一逼、一应，凡三曲。”[6] “阿母谢媒人”为“一辞”，阿兄“举言谓阿妹”为“一逼”，“兰芝仰头答”为“一应”。
清人成书在《多岁堂古诗存》中指出：“府吏母能抑子去妇，刘氏母岂不能抑其子留女;观其谢媒人语，口中虽言不可，心中正老大不然，则其垂涎富贵，怂恿夫与子处不少。”[7] 陈祚明指出，“‘老姥岂敢言’，固欲令阿兄言也。”[8] 清代沈德潜在评论阿兄“举言谓阿妹”这几句话时说，“小子但慕富贵，不顾礼义，实有此口吻。”从这些前人的理解中，我们也可以推断出，刘家母子一鼻孔出气，逼迫刘兰芝答应婚事。
此处刘母言语虽然不多，但其语言背后却有着巨大的隐形力量。正是在刘母“谢媒人”之后，才引出了兰芝以前所说的“性行暴如雷”的阿兄，也确实出现“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的情形。“举言谓阿妹”中“举言”为“扬言、高声”之意，“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粗暴、蛮横、霸道的阿兄形象此时跃然纸上。
即使“大悲摧”的阿母，面对县令“第三郎”、太守“第五郎”的提亲，依然要“隐形”地逼迫刘兰芝改嫁。而阿兄“举言”时，此时的刘兰芝又能够怎么样呢？陈祚明说：“此女不特性刚，亦甚明智。见阿兄作此语，情知不可挽回，故更不作谢却语。” [9]张玉谷言：“此时兰芝不与兄一辩，具有深心。盖未仰头答时，其俯首沉思已久。太守上官，属吏势难于抗;阿兄戾性，大义更难与争。胸中判定一死，索性坦然顺之，不露圭角，为后得以偷出，再会府吏地也。”[10]
第三部曲，自“媒人下床去”到“愁思出门啼”乃第三次逼迫。阿母说“适得府君书，明日来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举！”张玉谷说：“叙两家行聘催粧，为着身一大逼，而兰芝之死，无可挽回矣。”[11]“莫令事不举”就是刘母对兰芝的逼迫。既然兰芝答应了太守之子的婚事，就应该风风光光的嫁过去。毕竟“良吉三十日”婚期已定，“今已二十七”时间紧张，何况太守之家也做了大量的准备，兰芝应该“作衣裳”体体面面完成婚事。正是刘母的这种隐形逼迫，兰芝才“默无声”的在“手巾掩口啼，泪落便如泻”的悲苦心境里“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然后“晻晻日欲暝，愁思出门啼”。这部分写“兰芝回娘家后的不幸遭遇：县令、太守一再求婚，阿兄逼嫁，太守迅速准备迎娶，阿母催促准备嫁妆，矛盾愈来愈表面化。”[12]
可以说，对兰芝这三次逼迫，每次都有刘母的推波助澜。第一次的“汝可去应之”“不得便相许”，第三次的“莫令事不举”，阿母都是直接推动的。第二次的“女子先有誓，老姥岂敢言”是“欲令阿兄言”的隐形推动。刘兰芝正是在刘兄和刘母的合力逼迫下，最终走上了“举身赴清池”的不归路。
总之，刘母虽然着墨不多，言语亦少，但句句利诱，语语威逼，是典型的一位封建家长制的代表，将她称作“隐形的杀手”，我们以为结合“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细细探究。
参考文献：
[1] 潘朝禄，车光斌.也谈焦仲卿与刘兰芝悲剧的原因[J].文史知识，1990（6）：123.
[2] 李金松，陈建新.陈祚明与《采菽堂古诗选》考论[J].中华文史论丛，2003（75）：263.
[3] 蔡仲翔.論诗绝句[M].河南：中州书画社，1983：10.
[4][5][6][7][8][9][10][11][12] 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M].北京：中华书局，1962：553，553，555，554，554，554，
554，577，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