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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从报上看到许广平先生的《鲁迅回忆录》手稿本出版的消息，便收到海婴寄赠的由他主编的这本书，自是喜出望外。
据我们所知，许广平先生写的有关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曾结集出版的有《欣慰的纪念》和《关于鲁迅的生活》两本书，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们都曾读过，扉页上还有许先生送给父亲的题签。可惜的是它们连同父亲其他藏书都在“文革”中尽失了。而许先生一九五九年为建国十周年献礼而创作的这本《鲁迅回忆录》却没有印象，不记得当年是否读过。
一九五九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份，“为建国十周年献礼”是各行各业时髦又响亮的口号。而被列入“献礼”的项目，是必须全力以赴，认真对待的。正如周海婴、马新云夫妇为“手稿本”写的序《妈妈的心血》中所说：“对于当时已六十高龄且又时时被高血压困扰的母亲来说，确是一件为了‘献礼’而‘遵命’的苦差事。看到她忍受高血压而泛红的面庞，写作中不时地拭擦额头的汗珠，我们家人虽心存不忍，却也不能拦阻。”同样，凡被列为“献礼”的项目，又几乎无一不是用“社会主义大协作”的方式完成的，即便是文学艺术创作也概莫能外。许先生不过是初稿的执笔者，何处应删，何处应加，都须经过集体讨论与上级拍板。因而除去写时作作者在当时大的政治背景下种种难以打破的禁忌外，集体讨论与上级审核时，以“使书的内容更加充实健康”为名，提出的修改与增删意见，即使有悖于作者原意，也往往只能无奈地隐忍与“遵命”。
许先生生前曾交待过：她的文稿“无可隐秘”。而今，时隔五十年之后，海婴夫妇据此及在几位友人的推动下，将许先生的这本尘封了五十年的手稿，连同许先生对所写内容、提法，斟酌未定，在手稿边加的“？”或“※”标记，以及她或根据“直接指导和帮助者”的意见所做的修改、增删，均依据手稿原原本本进行整理、复原与标注，使广大读者得以了解许先生在当年的大背景下，“遵命”完成这部“献礼”之作的实况与原貌，实在是一件大有益的事。
“手稿本”与当年正式出版的《回忆录》大抵有这样一些不同：一是《回忆录》较手稿在文章结构上进行了疏理与调整。如手稿第一章标题原为《从“五四”到“三一八”》，《回忆录》改为《“五四”前后》，主要交待鲁迅所处的时代背景与个人经历。将北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相关内容列为第二章；以及将原第一章中有关鲁迅在北京时的生活、活动等情况移到第四章《北京时期的读书生活》或第五章《周氏兄弟》等等，使全书架构更趋条理性。二是《回忆录》在“思想性”、“理论性”方面较手稿有所“加强”或拔高。如手稿第七章《我又一次当学生》，记述一九二七年十月鲁迅与许广平自广州返回上海，“经过两个月的人事来往，生活也稍稍安定了”，自十二月起鲁迅每日自编讲义教授许广平日文。在这之前鲁迅致许广平信中曾提到：“你还有一个吃亏之处是不能看别国书，我想较为便利的是来学日本文”，并说：“从明年起我当勒令学习……”鲁迅之所以教许广平日文，主要是让她在当时的环境下，多掌握一技之长以谋生，“不需要求助他人”。正如许广平所说：“是他假想着留下我一人如何生活的设计。”而《回忆录》在此处则加上：除“用马列主义思想武装，保持清醒头脑和立场”外，还有多读书，以便对“新文化事业多做贡献”等等。这种从“思想上”、“理论上”“加强”或拔高，是当年用那种所谓“社会主义风格的创作方法”创作中，是司空见惯的。其三，许先生既是写鲁迅先生的回忆录，自然离不开鲁迅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如何在与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及帮闲文人的明枪暗箭的战斗中，所经历与接触的人与事，其中包括一九五五年被宣布为“反革命集团”头子的胡风和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的冯雪峰。这些都是难以回避，又极其敏感的问题。但许先生并未因胡风、冯雪峰已经“定案”，就按照既定“口径”上纲、上线，而依旧一是一，二是二，尊重历史原貌。如对胡风，她写道：
他（鲁迅）铁的纪律又非常严格的执行。他曾作暗示给我，说：“有些事情，就是连夫妻之间也不必过问的。”我遵照这纪律行事，对朋友来信如果不是得到他许可，就是到了我手里也不打开来看的，每于写完回信就拿去烧掉的信件我也是这样原封不动地烧掉。到胡风问题发生的时候，我真可惜没有看到他给鲁迅写了些什么东西……但感谢党，党教会我知道这是个叛国的敌人，从报上披露的三次材料，够说明他的罪行了。如果没有这些材料的披露，像我一样不明底细的人一定还很多呢，鲁迅就是被害的一个……算起来，若非党的英明，揭露出他的诡计，为害将不知伊于胡底了。
至于当年，胡风如何“打入左联内部，挑拨是非，离间同志，又以鲁迅做挡箭牌……”等等，没有任何实质内容，更没有为迎奉当时的潮流而落井下石。《回忆录》出版时，也仅加上鲁迅先生对胡风“没有来得及抓住他的‘真赃实据’，以致受了一些蒙蔽……”
而对冯雪峰，许先生写时着笔更少、更谨慎。在第十二章《党的一名小兵》中，许先生写道：“因雪峰的身份是代表党与鲁迅接近的，所以他的话鲁迅也深深的表示接受，因此他常说：‘雪峰的话是对的。’（手稿此处右旁白处标一“？”）在雪峰眼里看鲁迅常常为着一些事情苦恼自己，而提醒鲁迅‘不要使自己变小了’，如果站在党的立场是好意，站在鲁迅自己的角度也是应照这样接受的，所以鲁迅对冯是以他站在党的立场看问题的。”在《回忆录》中，此处则以批判的口吻指责冯雪峰是“十分荒谬”、“和党的精神不合，甚或大相径庭的”。
就在我们收到这本《鲁迅回忆录》手稿本前几天，刚刚收到女作家丁宁签赠的散文集《岁月沧桑》，书中有一篇原为纪念丁玲逝世二十周年写的《忠诚与屈辱》，详细记述了一九五七年夏季文艺界批判“丁陈反党集团”及“反右”情况，其中提到在批判冯雪峰时，许广平有两次发言，不妨做一个比较。该文提到许广平第一次发言，是在听了夏衍等人揭发冯一九三六年自瓦窑堡到上海没有先去找党（按：指周扬、夏衍），而去找胡风、萧军等“坏人”，并挑拨鲁迅与党的关系时，她（许广平）“气愤填膺，怒斥冯雪峰”。当她继续听了夏衍、陈荒煤等人反复说《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文章，是冯雪峰与胡风假借鲁迅名义搞的，根本不是鲁迅的思想，“内容与细节都不真实”，“冯只听胡风一面之言，根本不找我们核对，使我们处于无法解释的境地，而成为中国新文艺史中的一个定案”。以及台下一声声“中国二十年文学史必须重写”的呼喊，许广平“悟出了问题，又做了第二次发言”：（你们）“找了一个死无对证、死了二十年的人，如今把一切不符合事实的情况完全安到鲁迅的头上。”“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文章，你（指雪峰）说是你写的（雪峰说，是他起草的），这篇文章，我已送到鲁迅博物馆，同志们可以找来看看……原稿上还有鲁迅亲笔改的字。要是鲁迅不同意，怎么发表了？！发表以后，鲁迅有没有说明这篇文章是雪峰写的，不是我写的……”丁宁文章说：“许广平的发言，谁都可以听出：打在雪峰脸上，痛在周（扬）、夏（衍）心里。”当年丁宁在作协秘书长郭小川主持下负责选编会议发言的内部材料，郭小川却把许广平第二次发言的打印稿抽掉了。丁宁不解，说：“许先生的这个发言道出《答徐懋庸信》是鲁迅授意并亲笔修改的，既是‘内部材料’，就不该抽掉。”郭小川知道丁宁执拗的脾气，解释说：“丁宁啊，许多情况你不了解，我也不了解……”后来，丁宁得知周扬从鲁迅博物馆借阅过《答徐懋庸信》，她也设法通过熟人和郭小川一起去看了那封信的原件，看到鲁迅不仅在原稿上有多处修改，且有几个整页，是鲁迅重写的。郭小川后来曾在《日记》中将他主持编选内部材料时，“没有编选许广平同志反击夏衍、周扬的发言稿”一事，自责为：自己“犯了一个严重错误。”
如今许先生那次发言的全文无从查寻了。但丁宁同志的描述，却让我们看到她在当年那种严酷的运动中，坚持真理、刚正不阿、大义凛然的形象。
许先生在这本《回忆录》的《前言》中，回顾这本书的写作过程时说：“我的这本小书，首先得到许多同志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他们重视这一项工作，关心指出何者应删，何者应加……”手稿中“许多同志”原写为“周扬同志和邵荃麟同志”，后删改。看到这里，读者们自然不难想到，在当年那样的政治环境下，许广平先生“遵命”、“献礼”赶写这部《回忆录》，确乎如海婴、新云夫妇所说是怎样一桩“苦差事”了。然而，无论如何，《回忆录》的出版，尽管引起一些学者的质疑，却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鲁迅研究者提供了许多珍贵史料。如今这本“手稿本”面世，两相对照，也能多多少少让广大读者一览五十年前逝去的风云……
（《鲁迅回忆录（手稿本）》，许广平著，周海婴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二○一○年版，32.00元）
据我们所知，许广平先生写的有关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曾结集出版的有《欣慰的纪念》和《关于鲁迅的生活》两本书，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们都曾读过，扉页上还有许先生送给父亲的题签。可惜的是它们连同父亲其他藏书都在“文革”中尽失了。而许先生一九五九年为建国十周年献礼而创作的这本《鲁迅回忆录》却没有印象，不记得当年是否读过。
一九五九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份，“为建国十周年献礼”是各行各业时髦又响亮的口号。而被列入“献礼”的项目，是必须全力以赴，认真对待的。正如周海婴、马新云夫妇为“手稿本”写的序《妈妈的心血》中所说：“对于当时已六十高龄且又时时被高血压困扰的母亲来说，确是一件为了‘献礼’而‘遵命’的苦差事。看到她忍受高血压而泛红的面庞，写作中不时地拭擦额头的汗珠，我们家人虽心存不忍，却也不能拦阻。”同样，凡被列为“献礼”的项目，又几乎无一不是用“社会主义大协作”的方式完成的，即便是文学艺术创作也概莫能外。许先生不过是初稿的执笔者，何处应删，何处应加，都须经过集体讨论与上级拍板。因而除去写时作作者在当时大的政治背景下种种难以打破的禁忌外，集体讨论与上级审核时，以“使书的内容更加充实健康”为名，提出的修改与增删意见，即使有悖于作者原意，也往往只能无奈地隐忍与“遵命”。
许先生生前曾交待过：她的文稿“无可隐秘”。而今，时隔五十年之后，海婴夫妇据此及在几位友人的推动下，将许先生的这本尘封了五十年的手稿，连同许先生对所写内容、提法，斟酌未定，在手稿边加的“？”或“※”标记，以及她或根据“直接指导和帮助者”的意见所做的修改、增删，均依据手稿原原本本进行整理、复原与标注，使广大读者得以了解许先生在当年的大背景下，“遵命”完成这部“献礼”之作的实况与原貌，实在是一件大有益的事。
“手稿本”与当年正式出版的《回忆录》大抵有这样一些不同：一是《回忆录》较手稿在文章结构上进行了疏理与调整。如手稿第一章标题原为《从“五四”到“三一八”》，《回忆录》改为《“五四”前后》，主要交待鲁迅所处的时代背景与个人经历。将北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相关内容列为第二章；以及将原第一章中有关鲁迅在北京时的生活、活动等情况移到第四章《北京时期的读书生活》或第五章《周氏兄弟》等等，使全书架构更趋条理性。二是《回忆录》在“思想性”、“理论性”方面较手稿有所“加强”或拔高。如手稿第七章《我又一次当学生》，记述一九二七年十月鲁迅与许广平自广州返回上海，“经过两个月的人事来往，生活也稍稍安定了”，自十二月起鲁迅每日自编讲义教授许广平日文。在这之前鲁迅致许广平信中曾提到：“你还有一个吃亏之处是不能看别国书，我想较为便利的是来学日本文”，并说：“从明年起我当勒令学习……”鲁迅之所以教许广平日文，主要是让她在当时的环境下，多掌握一技之长以谋生，“不需要求助他人”。正如许广平所说：“是他假想着留下我一人如何生活的设计。”而《回忆录》在此处则加上：除“用马列主义思想武装，保持清醒头脑和立场”外，还有多读书，以便对“新文化事业多做贡献”等等。这种从“思想上”、“理论上”“加强”或拔高，是当年用那种所谓“社会主义风格的创作方法”创作中，是司空见惯的。其三，许先生既是写鲁迅先生的回忆录，自然离不开鲁迅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如何在与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及帮闲文人的明枪暗箭的战斗中，所经历与接触的人与事，其中包括一九五五年被宣布为“反革命集团”头子的胡风和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的冯雪峰。这些都是难以回避，又极其敏感的问题。但许先生并未因胡风、冯雪峰已经“定案”，就按照既定“口径”上纲、上线，而依旧一是一，二是二，尊重历史原貌。如对胡风，她写道：
他（鲁迅）铁的纪律又非常严格的执行。他曾作暗示给我，说：“有些事情，就是连夫妻之间也不必过问的。”我遵照这纪律行事，对朋友来信如果不是得到他许可，就是到了我手里也不打开来看的，每于写完回信就拿去烧掉的信件我也是这样原封不动地烧掉。到胡风问题发生的时候，我真可惜没有看到他给鲁迅写了些什么东西……但感谢党，党教会我知道这是个叛国的敌人，从报上披露的三次材料，够说明他的罪行了。如果没有这些材料的披露，像我一样不明底细的人一定还很多呢，鲁迅就是被害的一个……算起来，若非党的英明，揭露出他的诡计，为害将不知伊于胡底了。
至于当年，胡风如何“打入左联内部，挑拨是非，离间同志，又以鲁迅做挡箭牌……”等等，没有任何实质内容，更没有为迎奉当时的潮流而落井下石。《回忆录》出版时，也仅加上鲁迅先生对胡风“没有来得及抓住他的‘真赃实据’，以致受了一些蒙蔽……”
而对冯雪峰，许先生写时着笔更少、更谨慎。在第十二章《党的一名小兵》中，许先生写道：“因雪峰的身份是代表党与鲁迅接近的，所以他的话鲁迅也深深的表示接受，因此他常说：‘雪峰的话是对的。’（手稿此处右旁白处标一“？”）在雪峰眼里看鲁迅常常为着一些事情苦恼自己，而提醒鲁迅‘不要使自己变小了’，如果站在党的立场是好意，站在鲁迅自己的角度也是应照这样接受的，所以鲁迅对冯是以他站在党的立场看问题的。”在《回忆录》中，此处则以批判的口吻指责冯雪峰是“十分荒谬”、“和党的精神不合，甚或大相径庭的”。
就在我们收到这本《鲁迅回忆录》手稿本前几天，刚刚收到女作家丁宁签赠的散文集《岁月沧桑》，书中有一篇原为纪念丁玲逝世二十周年写的《忠诚与屈辱》，详细记述了一九五七年夏季文艺界批判“丁陈反党集团”及“反右”情况，其中提到在批判冯雪峰时，许广平有两次发言，不妨做一个比较。该文提到许广平第一次发言，是在听了夏衍等人揭发冯一九三六年自瓦窑堡到上海没有先去找党（按：指周扬、夏衍），而去找胡风、萧军等“坏人”，并挑拨鲁迅与党的关系时，她（许广平）“气愤填膺，怒斥冯雪峰”。当她继续听了夏衍、陈荒煤等人反复说《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文章，是冯雪峰与胡风假借鲁迅名义搞的，根本不是鲁迅的思想，“内容与细节都不真实”，“冯只听胡风一面之言，根本不找我们核对，使我们处于无法解释的境地，而成为中国新文艺史中的一个定案”。以及台下一声声“中国二十年文学史必须重写”的呼喊，许广平“悟出了问题，又做了第二次发言”：（你们）“找了一个死无对证、死了二十年的人，如今把一切不符合事实的情况完全安到鲁迅的头上。”“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文章，你（指雪峰）说是你写的（雪峰说，是他起草的），这篇文章，我已送到鲁迅博物馆，同志们可以找来看看……原稿上还有鲁迅亲笔改的字。要是鲁迅不同意，怎么发表了？！发表以后，鲁迅有没有说明这篇文章是雪峰写的，不是我写的……”丁宁文章说：“许广平的发言，谁都可以听出：打在雪峰脸上，痛在周（扬）、夏（衍）心里。”当年丁宁在作协秘书长郭小川主持下负责选编会议发言的内部材料，郭小川却把许广平第二次发言的打印稿抽掉了。丁宁不解，说：“许先生的这个发言道出《答徐懋庸信》是鲁迅授意并亲笔修改的，既是‘内部材料’，就不该抽掉。”郭小川知道丁宁执拗的脾气，解释说：“丁宁啊，许多情况你不了解，我也不了解……”后来，丁宁得知周扬从鲁迅博物馆借阅过《答徐懋庸信》，她也设法通过熟人和郭小川一起去看了那封信的原件，看到鲁迅不仅在原稿上有多处修改，且有几个整页，是鲁迅重写的。郭小川后来曾在《日记》中将他主持编选内部材料时，“没有编选许广平同志反击夏衍、周扬的发言稿”一事，自责为：自己“犯了一个严重错误。”
如今许先生那次发言的全文无从查寻了。但丁宁同志的描述，却让我们看到她在当年那种严酷的运动中，坚持真理、刚正不阿、大义凛然的形象。
许先生在这本《回忆录》的《前言》中，回顾这本书的写作过程时说：“我的这本小书，首先得到许多同志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他们重视这一项工作，关心指出何者应删，何者应加……”手稿中“许多同志”原写为“周扬同志和邵荃麟同志”，后删改。看到这里，读者们自然不难想到，在当年那样的政治环境下，许广平先生“遵命”、“献礼”赶写这部《回忆录》，确乎如海婴、新云夫妇所说是怎样一桩“苦差事”了。然而，无论如何，《回忆录》的出版，尽管引起一些学者的质疑，却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鲁迅研究者提供了许多珍贵史料。如今这本“手稿本”面世，两相对照，也能多多少少让广大读者一览五十年前逝去的风云……
（《鲁迅回忆录（手稿本）》，许广平著，周海婴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二○一○年版，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