铲除高利贷生存土壤， 发挥民间金融功能，中国正在推进的金融改革才能收获实效。
　　 民间金融是市场化的金融体系，通过民间资金的规范有效运作，使中小企业与民间资金匹配。从2010、2011年的情况看，民间金融几乎完全陷入高利贷泥潭，高利贷俨然成为民间金融代名词，这是天大的误解。按照这一套路，中国的金融改革会被带到暗沟里去。
　　 目前高利贷泛滥，表面原因是资金紧张，导致资金溢价过高。但资金溢价不是事情的本质，高利贷泛滥的本质是中国金融业没有风险定价体系，一味青睐大企业、大项目。
　　 利率是资金风险指标，当高利贷月息高达四分、五分，超出绝大部分企业的承受能力，说明借贷者认为在资金紧缩周期，所有企业风险全都不可控，只能以提高借贷利率的方式控制风险、潜藏含义是让借贷者以全部身家、所有信用作为抵押物。这是自杀式的恶性的金融生态，出借者都是黄世仁，而借贷者都是杨白劳。
　　 关键问题浮出水面，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企业都要遭受高利贷之害，借贷者就没有办法遴选出风险程度不同的企业？
　　 即使在资金紧缩之时，不同的企业抗压能力、市场前景、信用表现也都不同，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一个正常的金融体系可以做到筛选出高风险企业，对有发展潜力的低风险企业给予大力支持。如果说大型银行因为成本、因为政府项目出纳员的身份、因为坏账考核机制的不同，不得不倾向于大型项目，那么深接地气的民间金融以及地方小型金融机构，却无法建成完备的风险筛选与控制体系，只能说明，中国的民间金融与地方小型金融机构已经偏离了正确的航道。
　　 体制的缺失导致民间借贷行为短期化，来不及培育出具有起码风险意识的金融专业人士。
　　 从吴英案倒推，许多有心人观察到，中国的民间金融一直在草根中无法自拔，资金掮客的面目大同小异：没有受到多么高深的教育，拥有一定的草根信用认可度，如能说会道、“吃得开”、在当地大企业或者金融机构等公家人中拥有一定的关系网等。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民间金融发展30年，居然没有培育出哪怕一个金融家，就说明了问题。
　　 1986年，温州民间“抬会”崩盘，一个名叫郑乐芬的33岁女子成为“首犯”，她因吸纳6200万元，1991年9月被执行死刑，立即执行。2008年3月，绰号“小姑娘”的杜益敏被一审判处死刑。公诉方计算，“小姑娘”从2003年到2006年7月，非法集资额高达7亿元。
　　 上述悲剧显示出民间金融的生存状况，法律风险高，刀口舐血，比民国前期银行家的处境还要困难。从业者只能追求短期效应，以赚快钱为主，素质难以有较大提高，没有人疯狂到想把民间金融做成长久基业。建立风险控制体系的可能性被连根拔除。
　　 另一方面，数年来的国进民退以及近些年外贸制造红利的消失，使民营制造企业出现大规模的利润下降、关停并转，企业主自杀、逃亡、人间蒸发时有发生。此时，以往地方村镇银行、地方小微商业银行行之有效的基于人情社会的风险控制系统，失去了作用。人们只能假设，所有的企业都有可能倒闭。
　　 正因为风险失去控制，围绕高利贷出现了不被认可的地下秩序维持者，比如豢养家丁、雇佣打手、借助公安、司法等公权力为我所用，高利贷从灰到黑的演变过程中，性质发生巨大变化。高利贷不是民间金融，更遑论建立风险定价体系，而是企业向某一特定人群缴纳的买路钱，进入这样的体系，就不是民间借贷而是分赃行为。在数个案例中，我们看到的是公务员在危机爆发之前率先收回本利。
　　 民间金融在上述背景下走向高利贷，而高利贷败坏了民间金融，每次都成为严打的目标，由此丧失了发展的空间。此次改革，需立本建信，确定给予民间金融发展空间，建立风险定价体系，方能铲除高利贷之源，防止有人将一盆高利贷的脏水，泼到民间金融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