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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民外出务工已成为现阶段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式。本文通过对渝水区姚圩镇外出务工农民对当地的经济影响的实地调研考察，认为由于农民外出务工的“两栖性”，农民外出务工对流出地的影响有着正反两方面的经济效应，并认为从长远而言农民外出务工对流出地所产生的正面经济效应能否大于负面经济效应关键在于是否能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关键词] 农民工 农村剩余劳动力 两栖式城市化 农民工市民化
目前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进入城市务工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国家统计局农调队抽样调查表明农民离土离乡进城务工数量逐年增加，2002年在外务工农民达到9460万，2003年为1.1亿，而到2007年全国农民工人数接近2亿。大量农民工离土离乡外出务工对流入地的经济做出巨大贡献，那么它对流出地的社会经济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从现有文献来看，周大鸣认为，农民外出务工带回大量现金收入，增加了农民收入，促进了当地消费的增长和商业的繁荣，同时劳动力的输出总是伴随着回流。农村劳动力回流带来新的技术和观念，回乡创业导致输出地经济的发展。不过，白南生、何宇鹏通过对安徽、四川两省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认为，从城市化进程的历史角度观察问题，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意义远大于回流。
从现阶段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方式来，当前农民外出务工主要还是以“候鸟式”短暂性的转移为主，只有少部分外出务工者有能力将全家向城里转移，据调查，2006年江西省举家外出农民户只占全部外出务工家庭的7.6%，大多数外出务工者的家庭仍然在农村。范红忠将农民向农民工这种过渡式的转变形象的概括为“两栖式城市化”，在“两栖式城市化”的阶段，农民工既可以在城市打工，也可以因为拥有农村的土地使用权在农村种地，正是因为农民工这种身份上的双重性、工作上的两栖性使得外出务工的农民与流出地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而这种联系也必然会对流出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重要影响，总结现有的文献研究及笔者对江西新余市渝水区姚圩镇“打工经济”的实地考察来看，农民外出务工对流出地的影响有着正反两方面的经济效应。
从正面的经济效应分析，首先，它减轻了来自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压力，并且通过示范效应，带动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民外出务工的直接原因来自于城镇与农村的收入差距，其形式主要是连锁迁移，具有地域来源的相对集中性。一人外出就业的示范效应，往往带动同村同乡的农民集体外出。根据笔者走访姚圩镇外出务工农民的调查,靠亲友帮助实现就业的占57.1%，通过招工广告实现就业的占14.3%，包工头、老板直接招募实现就业的占11.4%，自主就业的占8.6%。由此可见亲戚朋友的介绍是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渠道。但是由于外出农民工城市生活能力的低下，使得外出务工的农民无力也无法在城市真正定居下来，这将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完全转移。
其次，使外部的资金、技术、信息、管理经验甚至新观念带回农村，促进了当地乡镇企业壮大和经济发展。近年来，姚圩镇每年都有300人以上的务工人员回乡，从事农业开发、运输、工业制造等行业。目前，已有1300多人携资金技术在市区和姚圩创办经济实体350多家，总投资1.2亿元。艾春根，2001年回乡创业后瞄准了姚圩务工人员流动频繁这一商机，2003年底他与市汽运总公司、镇政府采用股份制投资模式在姚圩兴建了江西省第一个跨省市的乡镇长途汽车站。姚圩镇流动党员张文国在外务工，2006年春节回乡投资200余万元在姚圩创办了袁河特种食品厂。这样的案例在姚圩镇有很多，强大的“打工经济”，开阔了农民的眼界，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为当地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积累了大量资金。
再次，对当地的财政收入没有直接的影响，但间接地增加了当地财政收入。从表1可以看出，姚圩镇的财政收入从2001年～2004年一直在递增，2005年由于国家取消了农业五税，财政收入比2004年下降了6%。但通过对历年姚圩镇的财政收入来源结构分析如表2，姚圩镇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已发生了重大变化，2003年以前主要以营业税和农业五税为主要收入来源，历年平均来看二者所占的比重分别是35.1%和44.4%。从增值税历年平均来看所占比重只有5.5%，2004年上升到28.2%，到2005年则飚升至70.9%，比2004年上升了136%。营业税则比2004年下降了47.6%。由此可见，目前姚圩镇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是增值税收入，这也反映出近年来姚圩鎮实业经济发展迅速，为姚圩镇的财政收入做出重要贡献，而实业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姚圩镇 “打工经济”和“回乡经济”的相得益彰。
（数据引自：新余市渝水区的统计年鉴）
最后,增加农民家庭总收入，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改变了农民的生产方式,带动了农业现代化和集约化。农民工把大量的打工收入寄回家乡,大大提高了农村的购买力。从一项对新余渝水区10户农户的粮食生产、购销及农民收入消费情况的调查来看:10调查户2005年家庭人均纯收入12446.7元，家庭种田纯收入17520元,外出务工收入18000元，其他收入19000元。家庭收入主要还是依靠外出务工收入，占家庭纯收入的80%。目前姚圩镇劳务输出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由前几年的25%上升到了62.74%，外出务工的农民在镇内农业银行、信用社、邮政所的存款就超过1.7亿元。农民收入增加了，生活改善了，全镇7900多户农户已有6100户建起了楼房，占农户的77.2%,2层～3层的楼房一排又一排，房前屋后有绿化，水泥马路村村通，笔者骑着自行车走村窜户，看到的都是如此。由于大量农民外出务工无法照顾责任田，姚圩镇党委、政府积极鼓励和引导农民进行土地流转。笔者通过对农民外出务工后责任田处理方式的调查发现，有39%的农民把自己的耕地交给自己父母或兄弟姐妹种，36%农民把土地部分或全部有偿转让给他人耕作，18%的农民把土地全部无偿由他人耕种。姚圩镇33160亩耕地，流转面积达12290亩，流转农户2840户，占总农户的39%。实施土地流转后，使土地相对集中，实行规模种植。当地姚圩村一种粮大户当年种粮110亩，规模效益突出，人均纯收入2.5万元。土地流转也大大加快了当地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从表3可以发现，近年来姚圩镇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大提高，机耕面积大大增加，形成有效益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
（数据引自：同上）
从负面的经济效应分析，首先，由于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使流出地出现了劳动力适龄人口短缺，劳动力结构失衡的问题，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笔者在姚圩镇调查期间，走村窜乡所遇到农民以老人和中年妇女居多，这使得青壮年劳动力相对缺乏而使得当地劳动力价格上涨，造成当地农产品成本居高而缺乏竞争优势，打击农民种植积极性。其次，大量劳动力外出制约了当地第三产业的发展，延缓了当地城市化的进程。近年来姚圩镇集镇面貌有了较大变化，但是市场经济却不如人意，集镇上的店铺不过百家，基本上生意惨淡，经营的商品也寥寥可数，日用小百货店、家电维修店、摩托车自行车维修店、诊所、小饭店、家具店、网吧、理发店等等，集镇聚集功能的弱化使得姚圩镇产业结构严重失调。最后，部分外出农民工的回流和大量青壮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出交替循环，一方面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和农业实现集约化生产，另一方面使得农村劳动力素质进一步下降，影响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不利于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化经营。
由于“两栖式城市化”是一种不彻底的城市化，农民外出务工实现了向农民工的转变，但如果不能进一步转变成城市市民，那农民外出务工对流出地带来的负面经济效应将大于正面的经济效应，因为农民——农民工——农民的变迁轨迹，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局面，也就无法最终实现流出地的农业现代化。因此，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周大鸣:中国农民工的流动——农民工输入地与输出地比较[J].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 1999(4)
[2]白南生 何宇鹏:回乡,还是外出——安徽四川二省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J].社会学研究, 2002（3）
[3]罗美雪: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探析_以云霄县为例[D].福建师范大学, 2002
[关键词] 农民工 农村剩余劳动力 两栖式城市化 农民工市民化
目前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进入城市务工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国家统计局农调队抽样调查表明农民离土离乡进城务工数量逐年增加，2002年在外务工农民达到9460万，2003年为1.1亿，而到2007年全国农民工人数接近2亿。大量农民工离土离乡外出务工对流入地的经济做出巨大贡献，那么它对流出地的社会经济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从现有文献来看，周大鸣认为，农民外出务工带回大量现金收入，增加了农民收入，促进了当地消费的增长和商业的繁荣，同时劳动力的输出总是伴随着回流。农村劳动力回流带来新的技术和观念，回乡创业导致输出地经济的发展。不过，白南生、何宇鹏通过对安徽、四川两省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认为，从城市化进程的历史角度观察问题，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意义远大于回流。
从现阶段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方式来，当前农民外出务工主要还是以“候鸟式”短暂性的转移为主，只有少部分外出务工者有能力将全家向城里转移，据调查，2006年江西省举家外出农民户只占全部外出务工家庭的7.6%，大多数外出务工者的家庭仍然在农村。范红忠将农民向农民工这种过渡式的转变形象的概括为“两栖式城市化”，在“两栖式城市化”的阶段，农民工既可以在城市打工，也可以因为拥有农村的土地使用权在农村种地，正是因为农民工这种身份上的双重性、工作上的两栖性使得外出务工的农民与流出地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而这种联系也必然会对流出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重要影响，总结现有的文献研究及笔者对江西新余市渝水区姚圩镇“打工经济”的实地考察来看，农民外出务工对流出地的影响有着正反两方面的经济效应。
从正面的经济效应分析，首先，它减轻了来自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压力，并且通过示范效应，带动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民外出务工的直接原因来自于城镇与农村的收入差距，其形式主要是连锁迁移，具有地域来源的相对集中性。一人外出就业的示范效应，往往带动同村同乡的农民集体外出。根据笔者走访姚圩镇外出务工农民的调查,靠亲友帮助实现就业的占57.1%，通过招工广告实现就业的占14.3%，包工头、老板直接招募实现就业的占11.4%，自主就业的占8.6%。由此可见亲戚朋友的介绍是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渠道。但是由于外出农民工城市生活能力的低下，使得外出务工的农民无力也无法在城市真正定居下来，这将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完全转移。
其次，使外部的资金、技术、信息、管理经验甚至新观念带回农村，促进了当地乡镇企业壮大和经济发展。近年来，姚圩镇每年都有300人以上的务工人员回乡，从事农业开发、运输、工业制造等行业。目前，已有1300多人携资金技术在市区和姚圩创办经济实体350多家，总投资1.2亿元。艾春根，2001年回乡创业后瞄准了姚圩务工人员流动频繁这一商机，2003年底他与市汽运总公司、镇政府采用股份制投资模式在姚圩兴建了江西省第一个跨省市的乡镇长途汽车站。姚圩镇流动党员张文国在外务工，2006年春节回乡投资200余万元在姚圩创办了袁河特种食品厂。这样的案例在姚圩镇有很多，强大的“打工经济”，开阔了农民的眼界，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为当地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积累了大量资金。
再次，对当地的财政收入没有直接的影响，但间接地增加了当地财政收入。从表1可以看出，姚圩镇的财政收入从2001年～2004年一直在递增，2005年由于国家取消了农业五税，财政收入比2004年下降了6%。但通过对历年姚圩镇的财政收入来源结构分析如表2，姚圩镇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已发生了重大变化，2003年以前主要以营业税和农业五税为主要收入来源，历年平均来看二者所占的比重分别是35.1%和44.4%。从增值税历年平均来看所占比重只有5.5%，2004年上升到28.2%，到2005年则飚升至70.9%，比2004年上升了136%。营业税则比2004年下降了47.6%。由此可见，目前姚圩镇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是增值税收入，这也反映出近年来姚圩鎮实业经济发展迅速，为姚圩镇的财政收入做出重要贡献，而实业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姚圩镇 “打工经济”和“回乡经济”的相得益彰。
（数据引自：新余市渝水区的统计年鉴）
最后,增加农民家庭总收入，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改变了农民的生产方式,带动了农业现代化和集约化。农民工把大量的打工收入寄回家乡,大大提高了农村的购买力。从一项对新余渝水区10户农户的粮食生产、购销及农民收入消费情况的调查来看:10调查户2005年家庭人均纯收入12446.7元，家庭种田纯收入17520元,外出务工收入18000元，其他收入19000元。家庭收入主要还是依靠外出务工收入，占家庭纯收入的80%。目前姚圩镇劳务输出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由前几年的25%上升到了62.74%，外出务工的农民在镇内农业银行、信用社、邮政所的存款就超过1.7亿元。农民收入增加了，生活改善了，全镇7900多户农户已有6100户建起了楼房，占农户的77.2%,2层～3层的楼房一排又一排，房前屋后有绿化，水泥马路村村通，笔者骑着自行车走村窜户，看到的都是如此。由于大量农民外出务工无法照顾责任田，姚圩镇党委、政府积极鼓励和引导农民进行土地流转。笔者通过对农民外出务工后责任田处理方式的调查发现，有39%的农民把自己的耕地交给自己父母或兄弟姐妹种，36%农民把土地部分或全部有偿转让给他人耕作，18%的农民把土地全部无偿由他人耕种。姚圩镇33160亩耕地，流转面积达12290亩，流转农户2840户，占总农户的39%。实施土地流转后，使土地相对集中，实行规模种植。当地姚圩村一种粮大户当年种粮110亩，规模效益突出，人均纯收入2.5万元。土地流转也大大加快了当地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从表3可以发现，近年来姚圩镇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大提高，机耕面积大大增加，形成有效益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
（数据引自：同上）
从负面的经济效应分析，首先，由于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使流出地出现了劳动力适龄人口短缺，劳动力结构失衡的问题，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笔者在姚圩镇调查期间，走村窜乡所遇到农民以老人和中年妇女居多，这使得青壮年劳动力相对缺乏而使得当地劳动力价格上涨，造成当地农产品成本居高而缺乏竞争优势，打击农民种植积极性。其次，大量劳动力外出制约了当地第三产业的发展，延缓了当地城市化的进程。近年来姚圩镇集镇面貌有了较大变化，但是市场经济却不如人意，集镇上的店铺不过百家，基本上生意惨淡，经营的商品也寥寥可数，日用小百货店、家电维修店、摩托车自行车维修店、诊所、小饭店、家具店、网吧、理发店等等，集镇聚集功能的弱化使得姚圩镇产业结构严重失调。最后，部分外出农民工的回流和大量青壮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出交替循环，一方面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和农业实现集约化生产，另一方面使得农村劳动力素质进一步下降，影响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不利于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化经营。
由于“两栖式城市化”是一种不彻底的城市化，农民外出务工实现了向农民工的转变，但如果不能进一步转变成城市市民，那农民外出务工对流出地带来的负面经济效应将大于正面的经济效应，因为农民——农民工——农民的变迁轨迹，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局面，也就无法最终实现流出地的农业现代化。因此，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周大鸣:中国农民工的流动——农民工输入地与输出地比较[J].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 1999(4)
[2]白南生 何宇鹏:回乡,还是外出——安徽四川二省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J].社会学研究, 2002（3）
[3]罗美雪: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探析_以云霄县为例[D].福建师范大学,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