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周恩来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既注重以情感人，又注重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体现于他充分地尊重人、真诚地对待人与热情地关心人之中；以理服人，体现于他坚持真理、循循善诱与辩证施教上。周恩来的领导艺术体现了情中寓理，理中寓情，做到了情理交融。
［关键词］周恩来；思想政治工作；以情感人；以理服人；情理交融
［中图分类号］Ｄ６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４２６（２０１２）０２－００９５－０４
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者经常要面对情与理的冲突。周恩来长期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注重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其以情感人突出地体现于他充分地尊重人、真诚地对待人与热情地关心人之中；其以理服人突出地体现于他坚持真理、循循善诱与辩证施教上。周恩来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注重情中寓理，理中寓情，情理交融。
一、周恩来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以情感人
思想政治教育离开以情感人，就不可能取得教育对象的信任，也就无法有效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以情感人是打开教育对象心灵之门的钥匙，也是达到以理服人的保证。周恩来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以情感人，体现于他充分尊重他人、真诚待人之中。
１．充分地尊重人
周恩来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注意尊重对方，平等待人，给予信任。当年地质学家李四光冲破阻挠抵达香港，周恩来派人前往迎接。此时谣传李四光不想回国了，将要去台湾。周恩来给予充分信任，并把解放后首届地质工作会议推迟，等李四光回国后再开，李四光十分感动，决心拿出百分之百的力气来为国家找矿。周恩来对人推心置腹，把尊重人与相信人、理解人结合起来。他经常告诫自己与他人，做思想政治工作千万不要盛气凌人，否则就会拒人于千里之外，就会使人见而生畏，见面生厌，自然也就谈不上让别人听从你的教育与引导了。
周恩来特别强调教育过程中要注意尊重对方的意见，在他看来，持不同意见的人参与讨论及争论，会令真理愈辩愈明。对于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出现的不同想法，周恩来认为应该进行细致的分析比较，注意把别人好的意见吸取过来，这就需要我们认真仔细地倾听，并借助自己言语的引导，真正听出对方所讲述的事实与当时的心情。思想政治教育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者是否真正把握了受教育者传达的重要信息，并据此进行有的放矢的解疑释惑。
周恩来平易近人，尊重一切教育对象。他尊重普通劳动者，每次外出视察工作结束后，不忘同厨师、司机和其他服务人员一一道别；他尊重民主人士，他们对共产党人的批评建议，周恩来虚心倾听，从善如流，盟友的话只要有一点是好的，他都非常重视。难能可贵的是，周恩来尊重人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在外交活动中他也恪守礼节，尊重他人，从不强词夺理，即使处于有利地位，也从不表露出得意洋洋和以势压人的态度，无论对大国领导人还是小国领导人，他都尊重人家，与对方平等相处。正因为如此，使他成为统一战线的一面旗帜，思想政治工作的行家里手。
２．真诚地对待人
诚实守信是做人的道德标准，也是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要求。周恩来认为对人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要“和蔼真诚，不要虚伪”［１］。因为我们只有真心诚意地去帮助他人，才能实现说服的目的。当年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与杨虎城在西安首次会面。他除了向后者介绍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处理方针及自己与张学良谈话的主要内容外，还主动就红四方面军误杀杨部警三旅旅长、共产党员张汉民以及在同杨部达成协议后又偷袭杨部这两个问题，代表中共作了自我批评。这种光明磊落的真诚态度，使杨虎城消除了不少疙瘩，加深了双方的了解。
周恩来历来倡导无论是教育双方还是共事双方，彼此“要有最基本的信任”［２］。无论是在漫天烽火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无论是对同志和朋友，还是对持不同政见者，周恩来总是胸怀坦荡，真诚待人，注重用崇高的人格去感染人，这正是周恩来思想政治工作的魅力所在。他要求别人做到的事情，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事情，自己绝对不做。凡是受过他教育的人，无不心悦诚服。
周恩来在外事活动中也始终如一地尊重事实，诚实守信。１９７１年基辛格第二次来华访问，与中方就有关中美联合公报问题进行谈判。周恩来代表中方否定了美方提出的公报草案，提交了一分中文草案。他既阐明中国的基本立场，又留出空行让美方表达自己的立场。周恩来诚恳地讲，签署那种不讲真话，也不打算遵守的文件是不足取的，因为那种漂亮外交辞令掩盖分歧的公报，既解决不了问题，又容易导致更深的矛盾，为此周恩来坚持明确写出分歧，同时也写出共同点，以便共同遵循。他的坚定、直率、诚恳终于打动了基辛格，使他接受了中方关于联合公报的基本原则。
３．热情地关爱人
周恩来在思想政治工作中非常注意关爱人，他不仅关心他人的物质生活，而且关心他人的精神生活；不仅关心他人专业技能的提高，而且关心他人思想政治的进步。解放后作为总理国务的周恩来，工作非常繁忙，即使是星期天也常常得不到休息，但是一个服务员结婚，他记在心里去参加了；一个演员的孩子生病，他挂念在胸；一个勤务员家境贫寒，他以儿子的名义坚持长期汇款。他的思想政治工作充满了人情味，总是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注意把握教育对象的思想脉搏，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对方的心坎里。
《百人访谈周恩来》一书中记录了前苏联专家组成员和外交官苏达利科夫的回忆：“周恩来多少次都表现出他关心体贴人、一丝不苟和他有高度文化教养的品德。”“尽管时间已经久远，但每一个在中国工作过的专家首先想起的就是周恩来。当然还会想起其他很好的人和知名人士。但不知为什么，总感到周恩来比任何人更亲近，对他有更多的敬意。”［３］只因为周恩来的思想政治工作中渗透着对他人的关爱，所以他的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巨大的向心力、亲和力与凝聚力。
二、周恩来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以理服人
周恩来深知，提高人的思想政治觉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目标。因此，在以情感人的同时，还注重以理服人。
１．坚持真理
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它具有巨大的生命力、感召力和说服力。周恩来坚持用革命的真理去宣传群众、教育群众与武装群众，使真理在群众中扎根；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引导人，用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去教育人、启发人，注重解决人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促使人们从各种错误和偏见中解放出来，不断提高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
周恩来一贯求真务实，他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坚持用事实说话。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引导民族资产阶级认识四大家族的罪恶，周恩来在重庆工商界人士的座谈会上列举了当时国民党经济区每年出口猪鬃、桐油、生丝换取外汇的金额，列举了国民党四大家族垄断外汇、以法币向工商界结算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这些数字不但说明了问题，而且也使工商界人士惊讶不已，事后他们说：“这些数字，我们搞了多年出口业务，都弄不清楚，想不到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周先生对经济情况了如指掌，真叫人又钦佩，又感动。”［４］
２．循循善诱
循循善诱首先要注意教育内容合情合理。合情就是与事实真相一致。如针对严重的环境问题，周恩来认为环境保护不仅事关人民眼前的健康问题，而且事关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他每次谈到治理污染、保护环境问题时，总是强调要为后代着想，绝不能做出贻害子孙后代的事。而合理就是合乎人们的心理和思想发展的规律，把握人们的思想脉搏，了解人们思想问题产生的主客观条件，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把理讲到人的心坎上。
其次要据理力导。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要用正确的思想帮助人们克服错误的思想。思想政治工作主要解决的是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而人的思想认识是一个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绝不能操之过急，草率行事，必须通过正确的引导，耐心细致的说服，才能帮助人们提高认识，求得进步，操之过急是无济于事的。他强调说一个人思想的转变，必须通过他本人的自觉。正确的意见不为大家接受的时候，就要等待，就要说服。比如在唯物论与唯心论、无神论与有神论等问题上，不能急性地强迫人家同意你的意见。“不然的话，表面上好像同意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问题。”［５］当然，等待的态度应该是积极的，即注重在等待中说服，在说服中等待。
３．辩证施教
周恩来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注重运用辩证的艺术，把握分寸，做到因人施教，因时施教，因事施教。因人施教就是针对教育对象思想觉悟、政治素质、文化水平、生活经历、接受能力、生活习惯、性格特点存在着的不同差异，既坦诚相待，又注意尊重各自的特点，理解各人的心理需要，尽力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与思想问题，想方设法创造条件发挥个体的才能智慧。周恩来在教育人的过程中特别注意结合教育对象的思想实际，通过自己坚定的信念，明彻的思想，宽阔的胸怀，巧妙地比喻及自己模范的行为，使教育对象在不知不觉中为之折服。
因时施教，就是根据革命与建设不同时期的中心工作需要，帮助教育对象改变看法，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如抗战时期周恩来提出要根据每一部队的历史、组织、习惯、组成成分、官兵关系等不同的情况，要根据各地的社会、经济、政治、人民等不同复杂的条件，采取灵活的方式去进行，不要造成军事与政治对立。“要以耐心说服诱导的精神，争取官兵和人民的信仰，团结他们在革命主义与政纲领导下而坚决奋斗。”［６］这种施教内容与要求，与解放战争时期不一样，与新中国成立后更有区别。
因事施教就是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不把工作中的认识问题搞成大是大非的本质问题，不把工作中的方法问题搞成政治立场问题。允许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各讲各的道理，通过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明辨是非，使人接受正确的思想。他特别强调在统战工作中由于对方所处的立场、态度、认识角度不同，加之不明真相或被误导，因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产生疑惑、误会或与中共产生分歧，这是很正常的事。关键在于如何消除误会或分歧！周恩来的做法不是以大压小，盛气凌人，而是辩证施教，这是他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鲜明特色。
三、周恩来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情理交融
周恩来以情固理，以理帅情，情理交融，这是他思想政治工作中以理服人与以情感人相交融的重要特色，打上了他鲜明的精神追求与个性特质。
１．理中寓情
周恩来特别注重带着深厚的革命感情去教育人、引导人，注重理中寓情。周恩来深知，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中，要说服他人，帮助他人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必须以真挚的情感为基础，首先让人乐于接受教育，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育活动中来，如果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缺乏感情交流，教育过程中存在情绪抵触，即使是正确的东西对方也可能听不进去。周恩来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特别注意遵循人的心理活动规律，准确把握人的心理活动特点，他总是理中寓情，注重寓说理于尊重之中，寓批评于表扬之中，寓引导于希望之中，寓灌输于理解之中，尊重他人的意见和建议，透彻的说理中带有深厚的情感，听过他教诲的人总是心悦诚服。
人的思想变化是渐进的，是由浅入深的。因此，周恩来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注意尊重人的思想变化规律，注意逐步唤起受教育者参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热情，不断激发受教育者主动接受教育的欲望，理中寓情，将理讲透。如对于文艺创作，周恩来从不横加干涉，搞一言堂，瞎指挥，他尊重作家的创作个性，对文艺创作的许多问题，很少一般性地发指示，总是结合具体作品、具体问题说出他的点滴看法，既深刻中肯，又入情入理。他说理中总是注意带有深厚的感情，让人沉浸于情感的海洋里，达到心灵的净化，从不泛泛地讲一些大道理，而是将真理寓予真情之中，使人感到亲切。
即使与国际友人打交道，周恩来同样理中寓情。皖南事变前，他与美国记者斯特朗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揭露了国民党反共摩擦的真相。事变后他在会见美国总统代表居里时，向他提供了国民党制造摩擦的材料，声情并茂地揭露了蒋介石的阴谋。史迪威将军的助手谢伟思曾这样评价周恩来：“他试图使我们赞同他和他的党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他对这些看法是深信不疑的。但是，他这样做，靠的是冷静的说理，清晰的措辞，温和的谈话，广博的历史和世界知识，以及对事实和细节的惊人的了解。人们会被他说服，但不会被压服，也不会因持不同意见而受到责怪。”［７］谢伟思这段话语赞扬了周恩来的才智与品质，揭示出他思想政治工作中理中寓情的特色。实际上，思想政治工作中如果缺乏情感的支撑，理中无情，就打动不了人心。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看到，同样讲道理，有的人讲人们爱听，乐于接受，而有的人讲人们就不爱听，不乐意接受，甚至很反感，这中间最大的区别就是看你与大家有没有建立深厚的感情。周恩来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特色之一，就在于他既坚持真理，又注重真情，做到了理中寓情。
２．情中寓理
动人心者，莫过于情；服人心者，全在于理。情中寓理，才能将人说服。周恩来深知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教育人，启发人、发展人。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仅靠以情感人是不够的，还必须情中寓理，用理去攻心，如果光注意感情的投入，忽视用道理去说服人，教育人，使人得不到正确的思想理论教育，就建立不起自己崇高的理想和信念，就不能达到提高他人思想政治觉悟的目的，这就偏离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追求。周恩来特别注重寓理于情，使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思想上坦诚想见，理论上互相理解，活动中密切配合。他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既注意关心群众疾苦，帮助群众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又注意对一些思想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与自己与他人不正确的思想进行交锋，使之正确地认识自己，正确地对待他人，帮助他人不断改正自己身上存在的错误与缺点，情中寓理，情通理达，从而取得思想政治工作的高效益。
周恩来经常告诫人们，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要情中寓理，据理力争，把握教育的主动权，充分发挥教育者的主导和引领作用。他特别强调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不能讲起话来轻描淡写，不痛不痒，只讲客观，不讲主观，只说表面不触及思想实质。如果情中无理，避重就轻，一味迁就，就会使情感变得庸俗化，这与思想政治工作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必须情中寓理。同时还要善于把理推而广之，惠及大家，注重协调团体的心理平衡，特别是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更应思想领先，细心协调，使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以及受教育者相互之间消除隔阂，和睦相处，实现心理相容，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
情中寓理，是周恩来思想政治工作的一大特色，即使与外国人打交道，他也注重感情投入的同时将理说透。在１９５５年的亚非会议上，开始时一些帝国主义分子曾想利用亚非国家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上的不同，煽动一些国家代表对我国代表团进行围攻，会议气氛一度相当紧张。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将事先准备好的正式发言稿改成书面文件散发，并利用休会的短暂时间另行起草了一篇补充演讲稿。在演讲一开头，周恩来就声明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求同而不是求异的。在整个发言中他情中有理，论述入情入理，使与会的代表越来越多地信服点头赞许，最终赢得了代表们的普遍支持和赞赏。这里，周恩来的成功之处，就是情中寓理，使人们被他真情感动的同时，最终为他的说理而折服，从而自觉地接受他的正确观点。
３．情理交融
周恩来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既注意以理服人，又注意以情感人，从而达到情理交融。他深知理离开了情，就变得枯燥干涩；情离开了理，就失去了灵魂。因此周恩来主张既要注重发挥情感的力量，又要注重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思想引导。思想政治教育是做人的工作，人都是有感情的，人的行为往往受感情的驱使，而人又是理性的，愿意服从真理，因此做人的工作离不开情与理，注重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情理交融，既遵循了思想政治工作规律，又遵循了人的思想品德形成的规律。周恩来历来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既要精心讲理，又要倾注真情，将情与理结合起来，做到情理交融。
大革命时期，一名机关干部违反了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禁看电影的纪律，他所在的支部决定给他处分。周恩来感到这个问题既严重又有代表性，于是亲自参加了会议。周恩来在最后的发言中既肯定了看进步电影的个人情感心理，又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重申了纪律，要求大家牢记不利于党和革命的言行，都要引以为戒，否则不仅是错误，而且是罪恶，那就必须受到党纪处分。最后他提议“这次不给这个同志处分了，受了处分，一辈子背着污点，重要的是思想上认识错误。”周恩来入情入理的分析批评和真诚的设身处地的关心，使这个干部当场流下了热泪。周恩来在思想政治工作中，不是只讲情，或只讲理，而是把握住理与情的度，常常根据教育对象的特点与独特的时期与场合，以及产生思想问题的主客观原因的不同，把情与理辩证地统一起来，将理讲透，用情感人，善于运用情理统一的辩证艺术，透过现象看本质，及时掌握人们思想的变化，有针对性地将情寓于理之中，又把理寓于情之中，做到情理结合，抓住共性、个性、规律的问题，达至情通理达，不断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
实际上，思想政治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以情感人和以理服人统一交融的过程，帮助人们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要求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把理与情结合起来，融为一体，才能发挥其工作的巨大威力。如果对群众在思想上出现的毛病、问题，光讲道理，不注重引导思想感情变化，不管受教育者能否接受得了，只是我讲你听，硬把道理强加于人，或者只满足于群众对生活和疾苦上的关心和相处中的笑脸相迎，忽视理论和道理上的开导，不能使感性上升到理性，这样做，就有可能导致群众对理的无动于衷，或者对情的偏重，以致这个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又冒了出来。周恩来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理中寓情，情中寓理，情理交融，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的情理交融的思想政治工作，曾影响了一批又一批人的思想进步与觉悟提升。如中国著名工商界领袖胡子昂说：“听周恩来一席话，有胜读十年书之感。”［８］
参考文献：
［１］［２］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１８９；３９０；２０６．
［３］百人访谈周恩来［Ｍ］．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４１４－４２５．
［４］［７］钱之光．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战斗在重庆，光明日报，１９７７－０１－０５．
［５］周恩来选集（下）［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２０；３２９．
［６］周恩来选集（上）［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１３１；１００．
［８］我们的周总理［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０：３７５．
责任编辑 张小莉
［关键词］周恩来；思想政治工作；以情感人；以理服人；情理交融
［中图分类号］Ｄ６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４２６（２０１２）０２－００９５－０４
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者经常要面对情与理的冲突。周恩来长期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注重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其以情感人突出地体现于他充分地尊重人、真诚地对待人与热情地关心人之中；其以理服人突出地体现于他坚持真理、循循善诱与辩证施教上。周恩来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注重情中寓理，理中寓情，情理交融。
一、周恩来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以情感人
思想政治教育离开以情感人，就不可能取得教育对象的信任，也就无法有效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以情感人是打开教育对象心灵之门的钥匙，也是达到以理服人的保证。周恩来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以情感人，体现于他充分尊重他人、真诚待人之中。
１．充分地尊重人
周恩来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注意尊重对方，平等待人，给予信任。当年地质学家李四光冲破阻挠抵达香港，周恩来派人前往迎接。此时谣传李四光不想回国了，将要去台湾。周恩来给予充分信任，并把解放后首届地质工作会议推迟，等李四光回国后再开，李四光十分感动，决心拿出百分之百的力气来为国家找矿。周恩来对人推心置腹，把尊重人与相信人、理解人结合起来。他经常告诫自己与他人，做思想政治工作千万不要盛气凌人，否则就会拒人于千里之外，就会使人见而生畏，见面生厌，自然也就谈不上让别人听从你的教育与引导了。
周恩来特别强调教育过程中要注意尊重对方的意见，在他看来，持不同意见的人参与讨论及争论，会令真理愈辩愈明。对于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出现的不同想法，周恩来认为应该进行细致的分析比较，注意把别人好的意见吸取过来，这就需要我们认真仔细地倾听，并借助自己言语的引导，真正听出对方所讲述的事实与当时的心情。思想政治教育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者是否真正把握了受教育者传达的重要信息，并据此进行有的放矢的解疑释惑。
周恩来平易近人，尊重一切教育对象。他尊重普通劳动者，每次外出视察工作结束后，不忘同厨师、司机和其他服务人员一一道别；他尊重民主人士，他们对共产党人的批评建议，周恩来虚心倾听，从善如流，盟友的话只要有一点是好的，他都非常重视。难能可贵的是，周恩来尊重人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在外交活动中他也恪守礼节，尊重他人，从不强词夺理，即使处于有利地位，也从不表露出得意洋洋和以势压人的态度，无论对大国领导人还是小国领导人，他都尊重人家，与对方平等相处。正因为如此，使他成为统一战线的一面旗帜，思想政治工作的行家里手。
２．真诚地对待人
诚实守信是做人的道德标准，也是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要求。周恩来认为对人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要“和蔼真诚，不要虚伪”［１］。因为我们只有真心诚意地去帮助他人，才能实现说服的目的。当年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与杨虎城在西安首次会面。他除了向后者介绍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处理方针及自己与张学良谈话的主要内容外，还主动就红四方面军误杀杨部警三旅旅长、共产党员张汉民以及在同杨部达成协议后又偷袭杨部这两个问题，代表中共作了自我批评。这种光明磊落的真诚态度，使杨虎城消除了不少疙瘩，加深了双方的了解。
周恩来历来倡导无论是教育双方还是共事双方，彼此“要有最基本的信任”［２］。无论是在漫天烽火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无论是对同志和朋友，还是对持不同政见者，周恩来总是胸怀坦荡，真诚待人，注重用崇高的人格去感染人，这正是周恩来思想政治工作的魅力所在。他要求别人做到的事情，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事情，自己绝对不做。凡是受过他教育的人，无不心悦诚服。
周恩来在外事活动中也始终如一地尊重事实，诚实守信。１９７１年基辛格第二次来华访问，与中方就有关中美联合公报问题进行谈判。周恩来代表中方否定了美方提出的公报草案，提交了一分中文草案。他既阐明中国的基本立场，又留出空行让美方表达自己的立场。周恩来诚恳地讲，签署那种不讲真话，也不打算遵守的文件是不足取的，因为那种漂亮外交辞令掩盖分歧的公报，既解决不了问题，又容易导致更深的矛盾，为此周恩来坚持明确写出分歧，同时也写出共同点，以便共同遵循。他的坚定、直率、诚恳终于打动了基辛格，使他接受了中方关于联合公报的基本原则。
３．热情地关爱人
周恩来在思想政治工作中非常注意关爱人，他不仅关心他人的物质生活，而且关心他人的精神生活；不仅关心他人专业技能的提高，而且关心他人思想政治的进步。解放后作为总理国务的周恩来，工作非常繁忙，即使是星期天也常常得不到休息，但是一个服务员结婚，他记在心里去参加了；一个演员的孩子生病，他挂念在胸；一个勤务员家境贫寒，他以儿子的名义坚持长期汇款。他的思想政治工作充满了人情味，总是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注意把握教育对象的思想脉搏，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对方的心坎里。
《百人访谈周恩来》一书中记录了前苏联专家组成员和外交官苏达利科夫的回忆：“周恩来多少次都表现出他关心体贴人、一丝不苟和他有高度文化教养的品德。”“尽管时间已经久远，但每一个在中国工作过的专家首先想起的就是周恩来。当然还会想起其他很好的人和知名人士。但不知为什么，总感到周恩来比任何人更亲近，对他有更多的敬意。”［３］只因为周恩来的思想政治工作中渗透着对他人的关爱，所以他的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巨大的向心力、亲和力与凝聚力。
二、周恩来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以理服人
周恩来深知，提高人的思想政治觉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目标。因此，在以情感人的同时，还注重以理服人。
１．坚持真理
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它具有巨大的生命力、感召力和说服力。周恩来坚持用革命的真理去宣传群众、教育群众与武装群众，使真理在群众中扎根；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引导人，用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去教育人、启发人，注重解决人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促使人们从各种错误和偏见中解放出来，不断提高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
周恩来一贯求真务实，他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坚持用事实说话。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引导民族资产阶级认识四大家族的罪恶，周恩来在重庆工商界人士的座谈会上列举了当时国民党经济区每年出口猪鬃、桐油、生丝换取外汇的金额，列举了国民党四大家族垄断外汇、以法币向工商界结算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这些数字不但说明了问题，而且也使工商界人士惊讶不已，事后他们说：“这些数字，我们搞了多年出口业务，都弄不清楚，想不到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周先生对经济情况了如指掌，真叫人又钦佩，又感动。”［４］
２．循循善诱
循循善诱首先要注意教育内容合情合理。合情就是与事实真相一致。如针对严重的环境问题，周恩来认为环境保护不仅事关人民眼前的健康问题，而且事关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他每次谈到治理污染、保护环境问题时，总是强调要为后代着想，绝不能做出贻害子孙后代的事。而合理就是合乎人们的心理和思想发展的规律，把握人们的思想脉搏，了解人们思想问题产生的主客观条件，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把理讲到人的心坎上。
其次要据理力导。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要用正确的思想帮助人们克服错误的思想。思想政治工作主要解决的是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而人的思想认识是一个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绝不能操之过急，草率行事，必须通过正确的引导，耐心细致的说服，才能帮助人们提高认识，求得进步，操之过急是无济于事的。他强调说一个人思想的转变，必须通过他本人的自觉。正确的意见不为大家接受的时候，就要等待，就要说服。比如在唯物论与唯心论、无神论与有神论等问题上，不能急性地强迫人家同意你的意见。“不然的话，表面上好像同意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问题。”［５］当然，等待的态度应该是积极的，即注重在等待中说服，在说服中等待。
３．辩证施教
周恩来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注重运用辩证的艺术，把握分寸，做到因人施教，因时施教，因事施教。因人施教就是针对教育对象思想觉悟、政治素质、文化水平、生活经历、接受能力、生活习惯、性格特点存在着的不同差异，既坦诚相待，又注意尊重各自的特点，理解各人的心理需要，尽力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与思想问题，想方设法创造条件发挥个体的才能智慧。周恩来在教育人的过程中特别注意结合教育对象的思想实际，通过自己坚定的信念，明彻的思想，宽阔的胸怀，巧妙地比喻及自己模范的行为，使教育对象在不知不觉中为之折服。
因时施教，就是根据革命与建设不同时期的中心工作需要，帮助教育对象改变看法，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如抗战时期周恩来提出要根据每一部队的历史、组织、习惯、组成成分、官兵关系等不同的情况，要根据各地的社会、经济、政治、人民等不同复杂的条件，采取灵活的方式去进行，不要造成军事与政治对立。“要以耐心说服诱导的精神，争取官兵和人民的信仰，团结他们在革命主义与政纲领导下而坚决奋斗。”［６］这种施教内容与要求，与解放战争时期不一样，与新中国成立后更有区别。
因事施教就是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不把工作中的认识问题搞成大是大非的本质问题，不把工作中的方法问题搞成政治立场问题。允许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各讲各的道理，通过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明辨是非，使人接受正确的思想。他特别强调在统战工作中由于对方所处的立场、态度、认识角度不同，加之不明真相或被误导，因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产生疑惑、误会或与中共产生分歧，这是很正常的事。关键在于如何消除误会或分歧！周恩来的做法不是以大压小，盛气凌人，而是辩证施教，这是他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鲜明特色。
三、周恩来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情理交融
周恩来以情固理，以理帅情，情理交融，这是他思想政治工作中以理服人与以情感人相交融的重要特色，打上了他鲜明的精神追求与个性特质。
１．理中寓情
周恩来特别注重带着深厚的革命感情去教育人、引导人，注重理中寓情。周恩来深知，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中，要说服他人，帮助他人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必须以真挚的情感为基础，首先让人乐于接受教育，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育活动中来，如果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缺乏感情交流，教育过程中存在情绪抵触，即使是正确的东西对方也可能听不进去。周恩来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特别注意遵循人的心理活动规律，准确把握人的心理活动特点，他总是理中寓情，注重寓说理于尊重之中，寓批评于表扬之中，寓引导于希望之中，寓灌输于理解之中，尊重他人的意见和建议，透彻的说理中带有深厚的情感，听过他教诲的人总是心悦诚服。
人的思想变化是渐进的，是由浅入深的。因此，周恩来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注意尊重人的思想变化规律，注意逐步唤起受教育者参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热情，不断激发受教育者主动接受教育的欲望，理中寓情，将理讲透。如对于文艺创作，周恩来从不横加干涉，搞一言堂，瞎指挥，他尊重作家的创作个性，对文艺创作的许多问题，很少一般性地发指示，总是结合具体作品、具体问题说出他的点滴看法，既深刻中肯，又入情入理。他说理中总是注意带有深厚的感情，让人沉浸于情感的海洋里，达到心灵的净化，从不泛泛地讲一些大道理，而是将真理寓予真情之中，使人感到亲切。
即使与国际友人打交道，周恩来同样理中寓情。皖南事变前，他与美国记者斯特朗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揭露了国民党反共摩擦的真相。事变后他在会见美国总统代表居里时，向他提供了国民党制造摩擦的材料，声情并茂地揭露了蒋介石的阴谋。史迪威将军的助手谢伟思曾这样评价周恩来：“他试图使我们赞同他和他的党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他对这些看法是深信不疑的。但是，他这样做，靠的是冷静的说理，清晰的措辞，温和的谈话，广博的历史和世界知识，以及对事实和细节的惊人的了解。人们会被他说服，但不会被压服，也不会因持不同意见而受到责怪。”［７］谢伟思这段话语赞扬了周恩来的才智与品质，揭示出他思想政治工作中理中寓情的特色。实际上，思想政治工作中如果缺乏情感的支撑，理中无情，就打动不了人心。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看到，同样讲道理，有的人讲人们爱听，乐于接受，而有的人讲人们就不爱听，不乐意接受，甚至很反感，这中间最大的区别就是看你与大家有没有建立深厚的感情。周恩来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特色之一，就在于他既坚持真理，又注重真情，做到了理中寓情。
２．情中寓理
动人心者，莫过于情；服人心者，全在于理。情中寓理，才能将人说服。周恩来深知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教育人，启发人、发展人。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仅靠以情感人是不够的，还必须情中寓理，用理去攻心，如果光注意感情的投入，忽视用道理去说服人，教育人，使人得不到正确的思想理论教育，就建立不起自己崇高的理想和信念，就不能达到提高他人思想政治觉悟的目的，这就偏离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追求。周恩来特别注重寓理于情，使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思想上坦诚想见，理论上互相理解，活动中密切配合。他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既注意关心群众疾苦，帮助群众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又注意对一些思想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与自己与他人不正确的思想进行交锋，使之正确地认识自己，正确地对待他人，帮助他人不断改正自己身上存在的错误与缺点，情中寓理，情通理达，从而取得思想政治工作的高效益。
周恩来经常告诫人们，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要情中寓理，据理力争，把握教育的主动权，充分发挥教育者的主导和引领作用。他特别强调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不能讲起话来轻描淡写，不痛不痒，只讲客观，不讲主观，只说表面不触及思想实质。如果情中无理，避重就轻，一味迁就，就会使情感变得庸俗化，这与思想政治工作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必须情中寓理。同时还要善于把理推而广之，惠及大家，注重协调团体的心理平衡，特别是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更应思想领先，细心协调，使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以及受教育者相互之间消除隔阂，和睦相处，实现心理相容，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
情中寓理，是周恩来思想政治工作的一大特色，即使与外国人打交道，他也注重感情投入的同时将理说透。在１９５５年的亚非会议上，开始时一些帝国主义分子曾想利用亚非国家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上的不同，煽动一些国家代表对我国代表团进行围攻，会议气氛一度相当紧张。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将事先准备好的正式发言稿改成书面文件散发，并利用休会的短暂时间另行起草了一篇补充演讲稿。在演讲一开头，周恩来就声明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求同而不是求异的。在整个发言中他情中有理，论述入情入理，使与会的代表越来越多地信服点头赞许，最终赢得了代表们的普遍支持和赞赏。这里，周恩来的成功之处，就是情中寓理，使人们被他真情感动的同时，最终为他的说理而折服，从而自觉地接受他的正确观点。
３．情理交融
周恩来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既注意以理服人，又注意以情感人，从而达到情理交融。他深知理离开了情，就变得枯燥干涩；情离开了理，就失去了灵魂。因此周恩来主张既要注重发挥情感的力量，又要注重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思想引导。思想政治教育是做人的工作，人都是有感情的，人的行为往往受感情的驱使，而人又是理性的，愿意服从真理，因此做人的工作离不开情与理，注重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情理交融，既遵循了思想政治工作规律，又遵循了人的思想品德形成的规律。周恩来历来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既要精心讲理，又要倾注真情，将情与理结合起来，做到情理交融。
大革命时期，一名机关干部违反了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禁看电影的纪律，他所在的支部决定给他处分。周恩来感到这个问题既严重又有代表性，于是亲自参加了会议。周恩来在最后的发言中既肯定了看进步电影的个人情感心理，又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重申了纪律，要求大家牢记不利于党和革命的言行，都要引以为戒，否则不仅是错误，而且是罪恶，那就必须受到党纪处分。最后他提议“这次不给这个同志处分了，受了处分，一辈子背着污点，重要的是思想上认识错误。”周恩来入情入理的分析批评和真诚的设身处地的关心，使这个干部当场流下了热泪。周恩来在思想政治工作中，不是只讲情，或只讲理，而是把握住理与情的度，常常根据教育对象的特点与独特的时期与场合，以及产生思想问题的主客观原因的不同，把情与理辩证地统一起来，将理讲透，用情感人，善于运用情理统一的辩证艺术，透过现象看本质，及时掌握人们思想的变化，有针对性地将情寓于理之中，又把理寓于情之中，做到情理结合，抓住共性、个性、规律的问题，达至情通理达，不断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
实际上，思想政治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以情感人和以理服人统一交融的过程，帮助人们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要求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把理与情结合起来，融为一体，才能发挥其工作的巨大威力。如果对群众在思想上出现的毛病、问题，光讲道理，不注重引导思想感情变化，不管受教育者能否接受得了，只是我讲你听，硬把道理强加于人，或者只满足于群众对生活和疾苦上的关心和相处中的笑脸相迎，忽视理论和道理上的开导，不能使感性上升到理性，这样做，就有可能导致群众对理的无动于衷，或者对情的偏重，以致这个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又冒了出来。周恩来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理中寓情，情中寓理，情理交融，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的情理交融的思想政治工作，曾影响了一批又一批人的思想进步与觉悟提升。如中国著名工商界领袖胡子昂说：“听周恩来一席话，有胜读十年书之感。”［８］
参考文献：
［１］［２］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１８９；３９０；２０６．
［３］百人访谈周恩来［Ｍ］．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４１４－４２５．
［４］［７］钱之光．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战斗在重庆，光明日报，１９７７－０１－０５．
［５］周恩来选集（下）［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２０；３２９．
［６］周恩来选集（上）［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１３１；１００．
［８］我们的周总理［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０：３７５．
责任编辑 张小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