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秋，徐志摩从英国留学回国，发表了一篇《徐志摩离婚通告》，一时间震惊全国，造成了近代史头一桩西式离婚事件。
　　当时徐志摩写下了一段文字：“我将在茫茫人海中寻访我唯一之灵魂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而除了追求“灵魂伴侣”，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曾追求过“灵魂导师”而不得。徐志摩的爱情观、价值观也有不少是追随这位令他远渡重洋，魂牵梦萦的一代大家。
　　他就是伯特兰·罗素。

中国迷弟一箩筐

　　徐志摩当年浪漫倜傥，一手好诗引得民国迷妹无数，但要说起追星，徐志摩也算是饭圈排的上号的。他为了见罗素，放弃了读博深造的机会。
　　1920年，原本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经济学硕士的徐志摩，在读了罗素的著作之后，被罗素的人格魅力所折服，毅然放弃读博深造的机会，决定去英国追随罗素。可等他到了英国，罗素正好踏上访华旅程。
　　徐志摩大失所望，转而进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此时他的兴趣转向了文学，迷上了新诗，但依旧在思想上深受罗素影响。
　　如果徐志摩当年没有错过罗素，或许也不会因飞机失事不幸罹难，而是成为一代哲学大家了。
　　不过要说“中国罗素研究第一人”，当属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也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曾经还当过毛泽东一段时间顶头上司的他，也是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罗素”这个中文译名就是由他翻译而来。
　　当年罗素访华，张申府各处搜集罗素的文章和著作，并译成中文发表在报刊杂志上。他依据自己掌握的材料还编了一个“罗素著作目录”，收罗了当时所知的罗素的全部著作。
　　连罗素都感慨：“他对我的所有作品知道得比我还清楚得多。”
　　而在曾写下《黄金时代》、《白银时代》、《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的王小波那里，罗素成了他接受的最主要的“西方资源”之一。
　　王小波吸收了罗素的哲学、数学、逻辑等观点，以自由思想贯彻文学创作，抨击非理性和思想束缚，并且对引用罗素的话着了迷，甚至有人说“王小波离了罗素就很难张口。”
　　“罗老师”的名言“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更是在王小波的杂文集里隔一两篇就要出现一次。
　　实际上，罗素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青年人共同的偶像。罗素的头像上了《新青年》的封面，《新青年》专门用一整期刊发罗素的文章。
　　当时北大有一次民意测验，让学生们选出国外最伟大的思想家，结果罗素名列第三。
　　于是，罗素来了。
　　今年，正是罗素访华100周年，也是他逝世50周年。

1920年，罗素在中国

　　罗素，何许人也？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20世纪英国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历史学家，也是上世纪西方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学者和和平主义社会活动家之一。
　　他哲学、数学、历史学、逻辑学、社会学无所不通，闲暇时写了《婚姻与道德》，顺便拿个诺贝尔文学奖。
　　20岁出头的时候，小罗就曾立下宏愿，要写两个系列的“大书”：一个涵盖所有的科学领域，另一个涵盖所有的社会领域。
　　他甚至畅想：一个系列将从抽象出发，逐渐向应用靠拢，另一个系列则从应用出发，逐渐向抽象靠拢，最终交融成一个巨无霸系列。
　　换句话说，这就是要拿下文理科双料状元的节奏，结果罗素还真的基本都做到了。
　　不过，罗素的中国行，更像是两个失恋者相互钦慕下的网恋奔现。
　　彼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罗素对西方文明倍感失望，其中国行之前的苏俄之旅，也让他对新兴社会主义的幻想破灭;而中国正是疾贫交迫、百废待兴之时，知识分子迫切需要当时最有名望的大思想家告诉他们，社会主义道路能不能走？以及中国怎么強大的问题。
　　于是，以梁启超和蔡元培为主要发起人的中方邀请函，飘然而至罗素的巴特西公寓，希望他到北京大学担任访问讲师，为期一年。罗素收到邀请后携妻子欣然前往，名曰“寻求新的希望”。
　　平心而论，这场“奔现”并非完美。
　　罗素抵达上海时，接待团搞错了时间，完美错过。而在欢迎晚宴上，罗素的演讲又被《申报》以关于《罗博士言中国宜保存固有国粹》刊登，引起正在激荡的中国知识界不满。之后的“关于布尔什维克和世界政治”的演讲，又引发了著名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总而言之，罗素对当时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态度并不明确，但是对中国文化、中国人民大加赞赏，在想象中的中国和真实的中国间的差异里看到了无限可能，曾说“我愿为中国人竭尽微诚”，并在访华后不久就写出了《中国问题》。
　　在《中国问题》里，罗素分析了当时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以及警惕与日本的关系，在日后看来都一一应验;在文化上，罗素从中国人的性格、中国的高等教育以及中国的工业等三个内部条件分析，建议中国：一、建立有序的政府;二、独立发展工业;三、发展教育。
　　当时的罗素对中国是乐观的，信心来源于“Young China”的崛起，他认为这些在国内或国外接受过现代教育的新青年，是中国最有希望的未来。
　　29年后，曾在罗素长沙四次“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的演讲上担任记录员的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
　　更富有远见的预言在于，罗素在1930年写道：“我不能确定……美国的问题是否比中国的更大，然而，在未来的一两个世纪里，美国会变得更重要，但随后主导作用将转到中国。我认为，这是美国非常担心的。”

　　他是自然主义的，在森林中成长，懂得万世万物的联系，个族群之间的隔阂，了解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

　　此外，这趟中国行，罗素顺便推动了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流行的“清华学派”身上，金岳霖、冯友兰、张申府、张岱年等哲学家，都曾明确提到了他们同罗素哲学之间的理论渊源。

“我为什么而活着”

　　更多人对罗素的记忆存在于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罗素自传》序言“我为什么而活着”。文中提到，他“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这三种简单但无比强烈的感情，支配着自己的一生。
　　其实无论是数学也好，哲学也罢，还是生命最后的20年一直追求的反战活动，罗素都在“寻找幸福”上获得了内在的统一。
　　2020年的今天，和100年前的人们相比，我们的烦恼不减反增。罗素的思想，依然能够跨越时空，带给我们以启发。
　　“学会接受平静，日复一日单调的生活是幸福人生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嗜好和一时的爱好不是基本的快乐之源，而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手段，是把不堪正视的痛苦暂时忘记的一条途径。”
　　“人活在世上，主要是在做两件事：一、改变物体的位置和形状，二、支使别人这样干。”
　　“不用盲目地崇拜任何权威，因为你总能找到相反的权威。”
　　和罗素曲高和寡的逻辑哲学、数理哲学相比，他对幸福的见解简单而深邃。
　　罗素幼年失去父母，两次入狱，几次大病死里逃生，遇过车祸和飞机失事，结过四次婚，一起参与调查肯尼迪被刺杀的案子，又组织民间法庭揭露美军在越南战场上的罪行。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他还主动居间调停、化解争端。
　　在近一个世纪的生命旅程中，罗素过得不可谓不精彩。他仿佛各项数据拉满的六边形战士，哲学、数学、文学、反战，几近活跃在20世纪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各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