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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因“好视力”而炮轰国家射击队的王海，似乎又回到了当年，就像“王海现象”时期一样，成为舆论的焦点。
5月上旬，质疑“好视力”眼贴虚假宣传已有时日的王海，听说国家射击队曾经代言该产品，就向国家射击队申请行政公开此项代言费的使用情况。5月10日，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管理中心书面答复了王海提出的申请，以“涉及商业秘密”为由拒绝公开。
王海随即将这份书面答复发到网上，炮轰国家射击队是“好视力”的“骗子帮凶”。王海的此番发难，令许多网友纷纷叫好。许多人不禁发问，当年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打假第一人又回来了？
自己竟制造了一个现象
北京朝阳大悦城的星巴克，是王海经常去的地方，他谈生意、接受采访，都在那里。虽然自己的公司就在附近，却始终不让人一睹究竟，有人来访，便往咖啡店带。王海说，原因只有四个字：自我保护。
沉寂了这么多年，王海的形象依旧没有改变，还是板寸短发、休闲皮衣和那副黑得如浓墨般的墨镜。
谈到多年的沉寂和最近的“复出”，王海说，他一直没有停止打假。从成立自己的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海公司），到创办“王海消费者权益保护热线”，他把打假既作为一项挣钱养家的事业，又看作是一种公益。现在找他打假，他不一定收钱了。
王海说，1995年那次让他声名鹊起的“知假买假”事件，说白了就是一次心血来潮的行为，在他的记忆里，那件事的经过虽然遥远但却历历在目。
那年陪弟弟来北京考试的王海，偶然间看到了北京台的“悬赏打假”节目，节目里的记者，因为买到假鳄鱼皮包，根据新出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跟店家理论，最终获得了双倍赔偿。
抱着一试的心情，王海到附近的隆福大厦买了一副只卖85元的“原装”索尼耳机，根据他的经验，日本本土制造的索尼耳机不可能这么便宜。随后，他来到索尼公司驻京办事处进行鉴定，果不其然，耳机是假货。
得到官方鉴定的支持，王海回到隆福大厦又买了12副同样的耳机，径直跑到东城区工商局举报，要求赔偿。
这次索赔并不顺利，隆福大厦只愿意赔偿王海最开始买的那一副耳机的钱，其余的概不认账。王海一气之下回了山东，回到山东的王海开始钻研法律。同年10月上旬，他再度来到北京卖家索赔，这次他成功拿到了8000元赔偿。
当王海拿着“挣”来的钱独自乐呵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他的事情已经在北京“炸开了锅”。更加出乎王海意料的是，自己二度进京，竟然制造了一个“现象”——王海现象。他在座谈会上照本宣读的“我的困惑”，在非议与赞扬声中，被媒體疯狂转载。一夜之间，他成了极具争议的名人。
大海公司的生意经
打假出道以后，王海也并非一帆风顺。继北京、广州等数地风光打假后，2000年的“津成”事件让王海首次撞了南墙。
“津成”事件之后，连一度簇拥王海转战各地的媒体也顺风转舵，批评王海行事不够光明。有媒体甚至称“王海疯了”、“王海打假背后是一场骗局”。
这是王海最困难的时期。他的个人打假因为陷于信誉危机不得不全面停止。王海发现，自己不再适合在打假第一线。因为自己的知名度，自己所到之处或将到之处总是吸引着无数媒体的关注，这跟打假的隐秘性有很大的冲突，往往是自己还没采取行动，商家就有了准备，打假难以进行。
再者，似乎媒体也不总站在自己这边，“津成”事件前后，媒体的逆袭让他发现，在聚光灯下行事，还需更加谨慎。
因此，王海决定不再亲自实施打假行动。他把注意力投向了自己的公司。
王海的大海公司成立于1996年，注册公司的资金是刘永行资助的。起步阶段，刘永行告诉王海，希望他能通过公司的运作，将打假变成“社会行为”。正是有这样一个资助的背景，王海说，自己的公司永远都不会丢掉公益的成分。
经过10余年发展，大海公司伸展出多家分支机构，在深圳、广州等地都有大海公司的办事处，北京本地也有4个分公司，旗下员工“少说也有七八十人”。
数年时间，王海这个名字渐渐沉没下去，大海公司的名声则渐渐响亮起来。2005年公安部组织的“山鹰行动”中，打响第一枪的北京最大假冒复印纸案件，就是大海公司协助侦破的，涉案金额达2000万元。
2006年山东药监局破获的全国最大新诺明假药案件，2007年河北质监局查获的全国最大假冒汽车玻璃案件，都有大海公司的参与。
王海介绍，自己的公司主要从事3种打假：业务打假、个人打假、公益打假。
业务打假是指有企业或者消费者个人向他的公司提出委托，他们根据委托内容进行打假。据了解，这是大海公司的主要工作内容。
“我们向委托方收钱，然后用这笔资金去调查、买假、诉讼等一系列行为，最终打假收益由公司获得。”王海说，有时候委托方给的钱多，他们用不完，可以成为公司的收益；但也有不够的时候，他们偶尔也会贴钱。
除了挣钱，王海说，自己经营大海公司，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搞公益打假。在王海眼中，公益打假其实就是一种针对知名企业的曝光。
2011年，王海和北京金山软件有限公司打了半年的官司。起因是他买了一套金山毒霸，发现产品存在虚假宣传。他向法院提起的诉求也很有意思：要求被告方退回买金山毒霸花的220元钱，并依据《消法》赔偿220元。
这样一件小案，被王海搞的轰轰烈烈。王海说，这一次是公益打假，不挣钱。
华丽的转身
自“津成”事件以后，王海就在谋划一个华丽的转身。
“津成”事件发生时，很多媒体曾将困境中的王海形容为“揪住了《消法》辫子的法盲”。这引起了他对职业打假人这个群体知识水平的反思。
很多职业打假人知识水平都不高，王海自己就没上过大学，茅于轼曾评价他“智力和知识都只是中等水平”。
王海想，如果他不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素养，以“野蛮”、“刁钻”的形象去打假，无疑会将这项“正义”事业蒙上一层阴影，卖假方也会以这个为把柄进行反扑，事件往往就会变得很棘手。所以，王海这几年一直想成为在法律、商务领域有发言权的“知识分子”。
2003年，“津成”事件告一段落后，王海参选了北京市朝阳区人大代表，那几个月里，他和同为人大代表的纪玉君研究物业管理立法议案，又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主持的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去担任“社区治理项目研究员”，走访40多个小区，研究业主维权。
前不久，针对各地出现的执法部门靠执法所得养活的情况，王海发文建议相关部门建立“检举人分享罚款”制度，即规定凡因检举人的检举破获的制售伪劣药品、食品、其他商品和欺诈消费者案件，检举人可分享行政罚款的50%作为奖励。
经过年月的洗磨，如今，王海出现在各种言论平台上时，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参加座谈会还要打好草稿照本宣读的吴下阿蒙，他对时事的评论，向普通消费者作出的释疑，隐约有了很高的水准。
王海以前爱称自己为“刁民”，现在他在微博上传的头像则是大大的“公民”二字。问王海这两者的差别，王海说，以前什么都不懂，什么都敢上，谓之“刁民”；现在什么都懂一点，什么事都三思而后行，就成“公民”了。
5月上旬，质疑“好视力”眼贴虚假宣传已有时日的王海，听说国家射击队曾经代言该产品，就向国家射击队申请行政公开此项代言费的使用情况。5月10日，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管理中心书面答复了王海提出的申请，以“涉及商业秘密”为由拒绝公开。
王海随即将这份书面答复发到网上，炮轰国家射击队是“好视力”的“骗子帮凶”。王海的此番发难，令许多网友纷纷叫好。许多人不禁发问，当年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打假第一人又回来了？
自己竟制造了一个现象
北京朝阳大悦城的星巴克，是王海经常去的地方，他谈生意、接受采访，都在那里。虽然自己的公司就在附近，却始终不让人一睹究竟，有人来访，便往咖啡店带。王海说，原因只有四个字：自我保护。
沉寂了这么多年，王海的形象依旧没有改变，还是板寸短发、休闲皮衣和那副黑得如浓墨般的墨镜。
谈到多年的沉寂和最近的“复出”，王海说，他一直没有停止打假。从成立自己的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海公司），到创办“王海消费者权益保护热线”，他把打假既作为一项挣钱养家的事业，又看作是一种公益。现在找他打假，他不一定收钱了。
王海说，1995年那次让他声名鹊起的“知假买假”事件，说白了就是一次心血来潮的行为，在他的记忆里，那件事的经过虽然遥远但却历历在目。
那年陪弟弟来北京考试的王海，偶然间看到了北京台的“悬赏打假”节目，节目里的记者，因为买到假鳄鱼皮包，根据新出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跟店家理论，最终获得了双倍赔偿。
抱着一试的心情，王海到附近的隆福大厦买了一副只卖85元的“原装”索尼耳机，根据他的经验，日本本土制造的索尼耳机不可能这么便宜。随后，他来到索尼公司驻京办事处进行鉴定，果不其然，耳机是假货。
得到官方鉴定的支持，王海回到隆福大厦又买了12副同样的耳机，径直跑到东城区工商局举报，要求赔偿。
这次索赔并不顺利，隆福大厦只愿意赔偿王海最开始买的那一副耳机的钱，其余的概不认账。王海一气之下回了山东，回到山东的王海开始钻研法律。同年10月上旬，他再度来到北京卖家索赔，这次他成功拿到了8000元赔偿。
当王海拿着“挣”来的钱独自乐呵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他的事情已经在北京“炸开了锅”。更加出乎王海意料的是，自己二度进京，竟然制造了一个“现象”——王海现象。他在座谈会上照本宣读的“我的困惑”，在非议与赞扬声中，被媒體疯狂转载。一夜之间，他成了极具争议的名人。
大海公司的生意经
打假出道以后，王海也并非一帆风顺。继北京、广州等数地风光打假后，2000年的“津成”事件让王海首次撞了南墙。
“津成”事件之后，连一度簇拥王海转战各地的媒体也顺风转舵，批评王海行事不够光明。有媒体甚至称“王海疯了”、“王海打假背后是一场骗局”。
这是王海最困难的时期。他的个人打假因为陷于信誉危机不得不全面停止。王海发现，自己不再适合在打假第一线。因为自己的知名度，自己所到之处或将到之处总是吸引着无数媒体的关注，这跟打假的隐秘性有很大的冲突，往往是自己还没采取行动，商家就有了准备，打假难以进行。
再者，似乎媒体也不总站在自己这边，“津成”事件前后，媒体的逆袭让他发现，在聚光灯下行事，还需更加谨慎。
因此，王海决定不再亲自实施打假行动。他把注意力投向了自己的公司。
王海的大海公司成立于1996年，注册公司的资金是刘永行资助的。起步阶段，刘永行告诉王海，希望他能通过公司的运作，将打假变成“社会行为”。正是有这样一个资助的背景，王海说，自己的公司永远都不会丢掉公益的成分。
经过10余年发展，大海公司伸展出多家分支机构，在深圳、广州等地都有大海公司的办事处，北京本地也有4个分公司，旗下员工“少说也有七八十人”。
数年时间，王海这个名字渐渐沉没下去，大海公司的名声则渐渐响亮起来。2005年公安部组织的“山鹰行动”中，打响第一枪的北京最大假冒复印纸案件，就是大海公司协助侦破的，涉案金额达2000万元。
2006年山东药监局破获的全国最大新诺明假药案件，2007年河北质监局查获的全国最大假冒汽车玻璃案件，都有大海公司的参与。
王海介绍，自己的公司主要从事3种打假：业务打假、个人打假、公益打假。
业务打假是指有企业或者消费者个人向他的公司提出委托，他们根据委托内容进行打假。据了解，这是大海公司的主要工作内容。
“我们向委托方收钱，然后用这笔资金去调查、买假、诉讼等一系列行为，最终打假收益由公司获得。”王海说，有时候委托方给的钱多，他们用不完，可以成为公司的收益；但也有不够的时候，他们偶尔也会贴钱。
除了挣钱，王海说，自己经营大海公司，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搞公益打假。在王海眼中，公益打假其实就是一种针对知名企业的曝光。
2011年，王海和北京金山软件有限公司打了半年的官司。起因是他买了一套金山毒霸，发现产品存在虚假宣传。他向法院提起的诉求也很有意思：要求被告方退回买金山毒霸花的220元钱，并依据《消法》赔偿220元。
这样一件小案，被王海搞的轰轰烈烈。王海说，这一次是公益打假，不挣钱。
华丽的转身
自“津成”事件以后，王海就在谋划一个华丽的转身。
“津成”事件发生时，很多媒体曾将困境中的王海形容为“揪住了《消法》辫子的法盲”。这引起了他对职业打假人这个群体知识水平的反思。
很多职业打假人知识水平都不高，王海自己就没上过大学，茅于轼曾评价他“智力和知识都只是中等水平”。
王海想，如果他不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素养，以“野蛮”、“刁钻”的形象去打假，无疑会将这项“正义”事业蒙上一层阴影，卖假方也会以这个为把柄进行反扑，事件往往就会变得很棘手。所以，王海这几年一直想成为在法律、商务领域有发言权的“知识分子”。
2003年，“津成”事件告一段落后，王海参选了北京市朝阳区人大代表，那几个月里，他和同为人大代表的纪玉君研究物业管理立法议案，又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主持的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去担任“社区治理项目研究员”，走访40多个小区，研究业主维权。
前不久，针对各地出现的执法部门靠执法所得养活的情况，王海发文建议相关部门建立“检举人分享罚款”制度，即规定凡因检举人的检举破获的制售伪劣药品、食品、其他商品和欺诈消费者案件，检举人可分享行政罚款的50%作为奖励。
经过年月的洗磨，如今，王海出现在各种言论平台上时，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参加座谈会还要打好草稿照本宣读的吴下阿蒙，他对时事的评论，向普通消费者作出的释疑，隐约有了很高的水准。
王海以前爱称自己为“刁民”，现在他在微博上传的头像则是大大的“公民”二字。问王海这两者的差别，王海说，以前什么都不懂，什么都敢上，谓之“刁民”；现在什么都懂一点，什么事都三思而后行，就成“公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