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7日，梅娘告别人世。
　　梅娘，只是一个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占一小节的名字，未必为当代读者所熟知。但回溯她92年的生命历程，生命中某一阶段的绽放，收获的却是一生的不幸。因为这不幸，“历史常就是这样被割断着、湮灭着。梅娘好像从不存在”，与梅娘熟悉的作家史铁生这样写道，“一个人，生命中最美丽的时光竟似消散得无影无踪。一个人丰饶的心魂，竟可以沉默到无声无息”。
　　这一切，都因为梅娘曾经是一段历史的“在场”者，而因为“在场”，她就不得不在漂白中度过一生。

“在场”

　　梅娘，原名孙嘉瑞，吉林省长春人。“梅娘”二字清丽婉约，其背后却是“没娘”的深深哀怨——她是大户人家的庶出。10岁刚过，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她也随之成为“满洲国”的“子民”。不过，尽管在学校学的是日语，校长也是日本人，教师仍是中国人，正是这些教师，使她悄悄地读了《新青年》，读了萧军、萧红的作品。在高中阶段，她开始试写作。1936年，她进入日本东京女子大学留学。1942 年归国，受聘于北平《妇女》杂志，在各大媒体发表小说、散文及翻译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篇《蚌》《蟹》，短篇《鱼》等。她的作品以婚姻恋爱为题材，凸显追求独立、自由的女性形象，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与困境。
　　1942年末，北平一家书店与上海《字宙风》杂志联合举办了一项名为“谁是最受欢迎的女作家”的读者调查。结果，上海的张爱玲与北平的梅娘并列第一，于是便有“南玲北梅”之说。这一年梅娘才22岁。
　　可是，北平与上海当时都是日伪统治下的“沦陷区”，无论“南玲”还是“北梅”，都是“沦陷区”的“在场”者。她们公开发表甚至获奖的作品，却毫无抗日激情。无论从当年还是现在的民族主义语境来看，她们“在场”者的身份就透着暧昧。这种背景下的“成功”，自然成为另一种背景下的“不幸”。对梅娘而言，她后来的荣辱沉浮和悲欢离合，都在1942年埋下伏笔。
　　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清算“沦陷区”的汉奸，与梅娘同在北平的周作人因出任伪职而被起诉。梅娘与周作人本不相识，可是因为一本书的缘故，梅娘竟然也被牵连进去。
　　1944年，新民印书馆推出的“创作童话”丛书，第三种是梅娘出版的《青姑娘的梦》。这套丛书由周作人作序。1946年，周作人汉奸案在南京审判期间，一位北京市民致函首都高等法院，并用快航挂号邮去《青姑娘的梦》童话书一本，以此证明周作人不仅奴化一般民众，更奴化童稚少年。对这种指控，周作人的律师并没有采信，但戏剧化的是，周作人却反诬梅娘，他说：“假如事先我知道是他写的，我绝不作序，因为他与日本人勾结，反对我的思想。” 这里的“他”，指的就是梅娘。
　　法院当然没有采信周作人对梅娘的指控，不过，对梅娘的声誉显然有所影响。
　　1949年，身在台湾的梅娘谢绝去日本执教的邀请，毅然回到了共产党执政的大陆，在农业电影制片厂做编辑。梅娘先是被认定为“汉奸文人”，1952年在“忠诚老实运动”中，又被认定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遭批判；1955年在肃反运动中又因历史复杂被打成“日本特务嫌疑”；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文革”中再度遭受摧残。直到1978年错案改正前，梅娘一直在困厄中度日，她进过教养所，做过清洁工，当过保姆，做过绣活，甚至出过壮工，她的一女和一子也在困厄中离世。
　　面对难以言说的镂心刻骨之痛，梅娘有着郁积多年的心迹：“不幸的是：时代没有这样的雅量，领导从属着潮流，想当然地断定我们这些富贵中人士不可能真心闹革命，这个判定对我的伤害之深，常常是我噩梦的主旋律，想抹也抹不掉。”“我不讳言，这一系列的整肃，给我一心报国的初志带来了多么大的侮辱与伤害。我惧怕一个又一个的书记，他们不单是在执行政策，而是在推波助澜，使得政策的理念变得愈加荒唐。”
　　因此，在1978年获得平反后，漂白自己，几乎成为梅娘唯一要做的工作。

“漂白”

　　我见梅娘是在2005年一次“北平沦陷区反法西斯文学艺术研讨会”上。这一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梅娘作为历史亲历者出场。
　　梅娘当时已经84岁，但身子骨很硬朗，说话一点没有老态龙钟相。她在会上讲话并不长，主要的意思是谈论如何看待沦陷区作家与作品的问题，如何界定“文化汉奸”等问题。说到激昂时，难免有些情绪上的话。
　　那一年，是中国对抗战历史认识大飞跃的一年，标志性的事件是，每一个抗战走过来的老兵，不管是姓“共”的还是姓“国”的，都得到了政府颁发的一枚纪念章。梅娘认为，“沦陷区”的作家、国统区的作家以及根据地的作家，只要为反法西斯做出贡献的，也都应该一视同仁。后来看到有关材料才知道，只要有机会，梅娘总是要为自己所经历过的那段历史漂白。
　　早在1991年秋，梅娘到长春出席“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大会发言中，专门作了题为《一个插曲》的简短讲话，只谈到一件事：当年，作家袁犀在北平被捕，当时日本华北驻屯军军法处法官竹内义雄，出于日本反战同盟者的立场，找她设法保释，她勇于担当，将袁犀营救出狱。她最后说：“我今天所以说到这段插曲，确是有感而发。袁犀没能参加今天的大会，他猝死在原稿纸上，他为中华民族奉上了一腔碧血。我只想约略地说说我们当时的处境是多么复杂与艰难，这其中的酸甜苦辣，岂是汉奸文人那纸糊的冕旎所能涵盖得了的？这是一种锲而不舍的民族之魂。当然这一切都是逝波了”
　　即使到了改革开放之后，而对于梅娘来说，她所渴求的还不是当年作品重新走入人们的视野，而是继续抨击意识形态中“二元对立模式”的评判标准。
　　1996年4月6日，“《沦陷区文学八年》暨华北沦陷区文学座谈会”召开。因为涉及沦陷区文学的定位，所以研讨会组织过程中时有波折。
　　参加这次会议的梅娘情绪上有些激动，“发言尤其慷慨激昂”。她说：“过去我们评价历史习惯于不是黑就是白，缺少中间色，这实际上是对历史的亵渎。抗战期间，中国有一半的国土沦丧，我生活的地方，它就沦丧了，个人无法选择。怎么能说生活在沦陷区的作家就一概是汉奸文人呢？怎么能对他们的作品统统不予理睬，不予承认呢？解放初期，康濯曾经对我讲过，你们写的那些东西不要自贴封签，不要自卑，自认为是汉奸不对。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这么多的汉奸，有些汉奸完全是人为造出来的。后来，康濯主持新文学大系的编选工作时，把很多沦陷区作家的作品选了进去。我当时写小说，是要想在高压政策之下说点心里话。我们不拿伪政府的钱，也没有受命于任何人去写作。我所追求的，是敢于以人的良知来写作，这是文学的第一职责。我写的东西白纸黑字放在那里，可以接受检验。”（张泉：《认识梅娘的历史》）

　　为了漂白自己，梅娘还做了一件特别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就是修改自己的作品。她早年的重要作品如《蟹》《侨民》《傍晚的喜剧》《小妇人》等，她都作了修改。有学者研究指出：梅娘的修改，并非词句的简单调整，有时甚至是创作意旨的根本改写。梅娘致力于个人历史记忆再营造的同时，将作品中流露自己在民族国家认同方面曾经历的迷惑、动摇、艰于选择的心路历程，以及表现殖民历史的复杂形态等内容，统统修改、抹杀，作了“纯净化”处理——一种去殖民化的过滤，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历史真相。事后，梅娘也曾坦率地承认自己的取向，她说：“《侨民》的修改，反映了我的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我在极力洗刷我的汉奸文人（身份），其实这没必要，很愚蠢。”
　　无论是在学术讨论会上的直言，还是修改自己的作品以迎合某种界定，梅娘都处于一种可以理解的尴尬中。无论她如何挣扎，“在场”者的身份决定了她没有能力摆脱历史的羁绊。
　　如今，梅娘走了，她不再在历史的羁绊中挣扎。而人们应该记住梅娘的话：“过去我们评价历史习惯于不是黑就是白，缺少中间色，这实际上是对历史的亵渎”，否则还会有人像梅娘一样有解不开的伤逝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