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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准确测量农户生计资本，并掌握其非线性变化规律是完善新时代扶贫机制的根本性问题。通过概念剖析、理论递进，对贫困问题、生计资本和分形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归纳和评述，提出农户生计资本分形研究的框架，其主题思想为：分析农户生计资本分形变化特征与精准扶贫政策环境以及可持续生计之间的关系，即从混沌无序的贫困系统中发现贫困原因、反贫对策的共性，从不同层面分析精准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实现扶贫机制驱动分层设计。最后总结出生计资本分形研究的方向：生计资本跨学科非线性研究、生计资本时空分异研究、生计资本相对贫困治理研究、生计资本与乡村振兴耦合研究。
关键词：贫困系统;生计资本;时空分异;分形维数;自组织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獻标识码：A
D01：10.3969/j .issn.1003-8256.2019.03.003
O 引言
农户是农村社会中最小的生计单位，也是农村贫困与农村发展的基本研究单位[1]。因为根深蒂固的乡土文化导致城市和农村社会观、价值观不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所以农户的生活环境、工作习惯以及社会交往方式与城市居民有极大的不同：农户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职业技术培训机会有限，生计来源单一，更需承受来自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冲击效应，削弱了农户生存和发展的生计能力。依靠传统的血缘、地缘、业缘等建立起来的乡土网络及由此形成的社会资本难以支撑农户进入新时代的生存与发展[2]，即农户脆弱的生计资本使农户经常在极端贫困、相对贫困、脱离贫困、重返贫困中曲线往复，很难逃离“贫困陷阱”的束缚。
据国际劳工组织2016社会前景趋势报告显示，尽管自1990年来，全球极端贫困率减少了超过一半，但近三分之一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极端贫困和中等贫困人口生活质量低下，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居民富裕水平提升，贫困线调整，越来越多的低收入人口将转成相对贫困人口。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是发达国家贫困人口逆势增长的主要原因。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战果。依托改革开放40年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成功实现减贫6.6亿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贫困人口已减至2017年的3046万人，有力践行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中国承诺，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在实施精准扶贫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庄严提出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总体安排，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小康的百年中国梦。正如国务院扶贫办国际合作和社会扶贫司巡视员曲天军所言，绝对贫困解决的主要是生存问题，而相对贫困解决的主要是发展、共享问题。2020年绝对贫困人口消除之后，相对贫困治理问题将纳入扶贫议事日程，扶贫工作依然任重道远[3]。
扶贫（反贫或减贫）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学术界从不同视角，运用不同方法进行了大量有意义的研究[4]。在长期研究中，学者们发现贫困问题通常表现为增长、变化、波动等非线性表征，依靠经典理论或数学模型进行解释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经济发展每个阶段总有新的东西产生。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脱贫攻坚更要有“新作为”，只有深化扶贫理论，才能调动一切力量扶真贫、真扶贫，打赢脱贫攻坚战，化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基于系统观，其实扶贫理论研究的是一些由自适应因素构成的复杂系统，这些自适应因素具有不完善信息和有限合理性的特征，并在感知机遇和利益的基础上发生作用。贫困系统（以某个贫困县为例）具有特殊的均衡状态（贫困代际传递），即贫困既不是终极现象，也不可能轻易打破或跃升均衡状态。纳尔逊的低收入水平陷阱理论、舒尔茨的传统农业理论、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均论证了这种均衡状态的形成过程和机制[4]。若从贫困系统外部输入刺激因子（扶贫政策），贫困系统将发生变化，成为一个复杂自适应系统：即有农户率先脱贫致富，也有农户仍在贫困中挣扎，意味着贫困系统中贫困与非贫困现象长期共存。要突破贫困系统的均衡状态，必须有资本投入，但贫困系统内部缺乏足够的资本，因为净收益小于或等于零，资本不可能积累。
受地区自然禀赋差异、贫困原因差异等影响，贫困系统呈现差异性，但存在至关重要的共性。第一，各个贫困系统尽管相互独立，但每一个作用者（农户）处于自学习的系统环境中，不断根据系统环境的变化、其他作用者的动向调整自身行为。第二，贫困系统是有层次的，当上层次的作用者受到外力开始脱贫，则必然导致下层次的作用者学习、进化和适应，也开始脱贫。第三，每一个贫困系统有自适应、自学习进化的预期，即本贫困系统获得资金投入或技术引进而实现脱贫致富，对其他贫困系统会产生示范效应，竞相主动学习技术和研究市场动向，趋向共同富裕。第四，贫困系统存在微系统，系统中的每一个作用者都可以被能够使自己适应在其间发展的其他作用者所利用。如一个成功脱贫的乡村，会自发形成专门从事种养殖业为生计的农户，专门从事运输业为生计的农户，专门从事餐饮业为生计的农户等等。
鉴于贫困系统表现出的共性，运用分形理论来研究贫困问题是一种创造性的研究思路，是认识贫困系统非线性表征的利器。第一，一个贫困地区可以看作是一个复杂贫困系统，尽管致贫原因千变万化，扶贫任务严峻，但从农户到村到县到地区，必然存在自相似的贫困结构和自相似的贫困原因。第二，贫困分形并不会导致扶贫任务的复杂性降低，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只是分形特征尺度各不相同，精确计算分形维数有助于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的扶贫政策精准靶向。第三，贫困分形可以发现贫困系统的规则性和简单性，即宏观层面的扶贫顶层设计虽具有宏观指导意义，但对于下层结构而言，如贫困农户，则必须设计针对农户这个层面的对策。尤其是农户具有很多新特点，再靠单纯的精准扶贫机制，已经不能很好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若针对国域、省域、县域，及在贫、新贫、脱贫、返贫的贫困户制订出分层可行性对策，尽管可能存在不同的致贫原因，但由于是在同一层面上，对策具有普遍意义。当然这种驱动分层的扶贫机制设计，也可以运用于城市贫民的扶贫战略中。 使用分形理论来研究农户生计资本的非线性变动规律，有利于深化扶贫理论，有助于完善精准扶贫政策，能够为贫困治理机制提供决策支持。同时为极端贫困人口消除后分析相对贫困问题提供有效的技术手段和理论基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1 国内外研究述评
1.1 贫困问题是困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梦魇
贫困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伴随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几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存在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5]。贫困问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其在《人口论》（1798）中有非常详尽的论述。20世纪50年代起，发展经济学界对“贫困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有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1953），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1956），以及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理论（1957） [6]，其共同观点为通过推进工业化进程，促使资本形成，提高生产要素净产出;再通过经济增长，使贫困人口获得经济增长的红利，自然脱贫。
随着研究的深入[7-9]，学者们进一步发现，新古典经济学的贫困理论解释力有局限，即若生产要素都自由流通，处于有效市场状态，就不应该存在长期贫困或持久贫困[1O]。然而世界各国普遍存在收入不平等、两级分化严重的现象，不仅发展中国家难以有效减贫，发达国家也有类似“贫困陷阱”，即由于经济衰退，中产阶级因为工作的流失趋于贫困化，低收入群体将逐步变为相对贫困人口，这就是发达国家贫困人口逆势增长的重要原因。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基于对收入贫困的反思，提出可行能力理论，认为贫困的主观原因是家庭成员收入降低，客观原因是家庭成员可行能力被剥夺，因此“贫困问题”的破解应是提高家庭成员的可行能力，而扶贫政策须为贫困人群创造个人可行能力的權利及参与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机会[11]。阿马蒂亚·森为贫困理论研究为精准扶贫理论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视角与思想渊源，也为新时期精准扶贫政策设计提供了理论启示，多维贫困理论和生计资本理论即源于可行能力理论。
多维贫困理论将贫困概念从收入贫困扩展到能力贫困和人类贫困，是贫困理论研究的一座里程碑，国内外学者和国际机构已开始构建和发布包含多维信息的指数（MPI，也称A-F贫困指数，由Alkire和Foster于2011年提出），从多维的角度来诠释贫困程度。
生计资本理论认为农村贫困与农户脆弱性紧密相关，互为因果。1995年，世界粮食计划署（WFP）提出关于农户脆弱性的分析框架，将风险因素、抵御风险的能力和社会服务体系三个维度综合起来以反映农户脆弱性。Bebbington （1999）以资本和能力为核心来构建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以及贫困的研究框架，勾画出农户生计风险、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结果相互作用的研究范式[1O]。当前以农村为研究对象的脆弱性研究主要体现在反贫困及可持续性生计上。
1.2 生计资本是研究及破解贫困问题的有效工具
生计（ Livelihood）在大英百科全书的解释是“一种生活的手段或方式”，但研究贫困和经济发展的学者普遍认为生计有着更丰富的内涵和更大的外延，生计更能完整地描绘出穷人生存状态的复杂性，更利于表征穷人为了生存安全而采取的策略。大量研究表明，农户生计脆弱与家庭贫困互为因果[12-15]。农户生计风险大、生计资本存量小，生计策略单一或缺乏，生计结果差是造成农户坠入“贫困陷阱”，形成生计脆弱一家庭贫困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如何提高农户可持续生计水平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焦点[3]。
国内外学者对可持续生计的内涵和量化进行了深入研究，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IAF）在学术界最为权威，它能较好地理解农户生存状态的复杂性、农户生存安全行为的策略性[16]。DFID提出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是生计资本的五大构成，对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生计结果的确定具有决定性作用[17]。
农户生计资本的定量测度，是计算生计资本存量、分析致贫原因、探讨生计策略选择、设计扶贫措施的基础。设计并运用一套行之有效的生计资本测度工具，有助于识别农户关键生计资本，分析精准扶贫的政策效果，提高扶贫政策的瞄准精度。学术界中关于生计资本的测量，最具代表性的当属Sharp的研究[18]，其设计了一套操作性很强的生计资本调查方案，给出了测量指标体系，并提出“主观经验赋权法”用于定性、定量指标的数据处理。参考Sharp的研究，国内外众多学者近年来围绕着生计风险、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结果之间紧密互动的联系，在不同层面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宏观层面的研究：如南非东开普省生计多样化及其对家庭贫困的影响[19]，中国城市贫困家庭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20]等。通过这些研究结果得出一点共性结论：生计风险、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结果间存在满足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多层次性的非线性表征，可持续生计系统的建构需要有效的政策支持。中观层面的研究：如斐济沿海农村生计资本状况[21]，武陵山区的生计资本转换[22]等。中观层面的研究一般是基于大样本数据的分析，分析结论具有一定普适性，如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教育扶贫力度，增强农户抵御生计风险和防范生计脆弱的能力。微观层面的研究：这个层面的研究最能反映研究者的创造性工作，国外学者趋于生计资本的细化研究，如鉴于生计资本中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较难改变，严重影响贫困户生计策略的选择，有研究者探讨了社会规范、社会网络联系对生计资本、家庭生计策略的影响[23]。国内学者则另辟蹊径，基于生计资本从不同研究对象、不同研究视角开展研究，如研究农户的能源结构[24]、自然资源依赖度[25]等，呈现一派百花齐放的研究态势。
总体上各项关于生计资本的研究均遵循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但基本上是研究者基于自己对生计资本的认识来设计测量指标及采用某种计算方法，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很难对比其科学性与合理性，也很难提炼上升为具有普适性的扶贫理论。借助计量经济学、多元统计学的研究方法，通过数据挖掘掌握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因素及变化规律，研究五种生计资本相互“转化”与“替代”方法，已成为国内外生计资本研究的新趋势。 1.3 分形理论是探索复杂贫困系统真实属性与状态的新方法
“分形”一词译于英文fractal，用来表述部分与整体的某种自相似形式，于20世纪70年代由美籍法国数学家曼德布罗特（B.B.Mandelbrot）最先表述，而研究分形形式、特征及应用的学科则称为分形理论（Fractal Theory）。分形理论以自然界和社会活动中普遍存在既无序又自相似的现象为研究对象，借助相似原理发现无序中的有序，探索混乱中的精细，从而为研究者提供观察自然界和解析社会现象的新途径[26]。分形理论最早被运用于地理学中，用来解决系统非线性问题，近年来关于城镇体系[27]、旅游景区[28]的研究方兴未艾。分形理论及其研究方法正在作为一种新兴前沿的动态非线性工具被运用到各个领域。
经济系统中非线性现象普遍存在，人们发现可以利用它较真实地反映发展中的经济系统出现的各项动态问题，因而分形理论被逐渐引入到经济学、管理学研究领域中。随着分形研究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学者把分形理论运用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如人民币汇率[29]、农村金融[30]等。这些分形研究取得了很好的研究效果，发现经济系统中除了具有时变、聚类和杠杆效应等典型特征外，还普遍具有更复杂的多分形特征，因此不能用线性范式来研究市场价格行为、交易机制及政策制定。
运用分形理论打破原有的线性研究范式，从动力学和几何学的角度来探讨贫困系统的复杂非线性表征，可更为全面、细致地描述生计资本的变动特征和把握贫困问题的本质属性，探索创新性扶贫机制，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CB Barrett等阐述了分形贫困理论，认为在微观、中观、宏观层面，都存在多个动态平衡，任何一个没有突破阈值的微小调整无法使贫困系统摆脱显性稳定的动态平衡，各个层面的贫困系统就会表现出相对静止，这就是分形贫困陷阱的特征，建议实施驱动分层的减贫战略[7]。Darma運用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利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数据，实证分析过去二十年世界减贫效果，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减贫战略对解决贫困陷阱“弱有效”，民众并未获得与经济增长相匹配的可持续生计提升，陷入贫困陷阱的恶性循环[8]。结合分形贫困理论，CB Barrett提出针对个体的学习、联系和适应的减贫战略[7]。艾路明讨论了反贫困的方法论，提出以混沌理论为研究方法，运用分形理论的思维方式来研究反贫困问题，用混沌理论和耗散结构理论可建立一个农户脱贫的数学模型，该研究为国内贫困问题的非线性研究树起了大旗[4]。
综上所述，尽管关于生计资本的研究文献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深入探索，但学术界仍然无法把握不同地区、不同条件农户生计资本变化的规律性，使精准扶贫机制的效果蒙上不确定性。目前使用非线性定量分析方法来研究生计资本的文献甚少，而这恰恰成为分形研究的兴奋点。因为从贫困系统的组成要素来看，农户是分形体的聚集区。传统农村社会造就“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果没有外界作用力干预，某个地区的农户生计活动必定具有自相似特征。农户致贫原因多样化，但若干区域的农户致贫原因必定无形中会表现出分形自相似。从贫困系统特性来看，很明显具有无标度性，无论是平原地区还是高寒山区，不同贫困地区的扶贫对策与方式具有相似性。也就是说，整个贫困系统就是各部分要素以准自我仿射结构进行不断迭代生成的。
2 农户生计资本分形研究的意义
以农户生计资本为研究对象，以系统论为方法论，以分形理论为研究脉络，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研究表明贫困问题通常表现为增长、变化、波动等非线性表征，依靠经典理论或数学模型进行解释的作用是有限的。现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脱贫攻坚进入新阶段，农户、农村、农业呈现新特征的时代背景下，贫困问题的研究必须突破线性研究的传统范式，精准扶贫机制应该着力于相对贫困的治理。因此作者提出运用分形理论来研究农户生计资本的非线性变动规律，有利于深化扶贫理论，有助于完善精准扶贫政策，能够为贫困治理机制提供决策支持。同时为极端贫困人口消除后分析相对贫困问题提供有效的技术手段和理论基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1）贫困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梦魇，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其在《人口论》（1798）中有非常详尽的论述。马尔萨斯的基本观点是人口几何增长趋势超过食物供应增长趋势，产生人口过剩和食物匮乏，这种不平衡的格局会导致贫困、战争或罪恶。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展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纳克斯、纳尔逊及缪尔达尔对不发达国家的贫困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新古典贫困理论，认为通过推进工业化进程，促使资本形成，提高生产要素净产出;再通过经济增长，使贫困人口获得经济增长的红利，自然脱贫。20世纪80年代伊始，学术界对新古典贫困理论提出质疑，若生产要素都自由流通，处于有效市场状态，就不应该存在长期贫困或持久贫困。然而不仅发展中国家难以有效减贫，在生产要素高度自由流通的资本主义世界为什么仍然存在“贫困陷阱”？这说明新古典贫困理论在研究一个国家整体发生贫困的机理时很有解释力，阐明了通过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促进经济增长、人民富裕是落后国家摆脱贫困的良方。但新古典贫困理论无法剖析贫困构成要素，忽略了社会分配不均、两极分化、人口素质参差不齐等因素，即新古典贫困理论不能为相对贫困治理提供良策。
（2）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基于对收入贫困的反思，提出可行能力理论，认为贫困的主观原因是家庭成员收入降低，客观原因是家庭成员可行能力被剥夺，因此“贫困问题”的破解应是提高家庭成员的可行能力，而扶贫政策须为贫困人群创造个人可行能力的权利及参与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机会。阿马蒂亚·森为贫困理论研究开启潘多拉魔盒，为精准扶贫理论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视角与思想渊源，也为新时期精准扶贫政策设计提供了理论启示，多维贫困理论和生计资本理论即源于可行能力理论。
（3）生计资本能完整地描绘出穷人生存状态的复杂性，更利于表征穷人为了生存安全而采取的策略。以阿马蒂亚·森为首席专家的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 2000年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IAF），农户生计资本的定量测度，是计算生计资本存量、分析致贫原因、探讨生计策略选择、设计扶贫措施的基础。学术界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等不同层面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总体上各项关于生计资本的研究均遵循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但基本上是研究者基于自己对生计资本的认识来设计测量指标及采用某种计算方法，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很难对比其科学性与合理性，也很难提炼上升为具有普适性的扶贫理论。 （4）分形理论的研究对象为自然界和社会活动中广泛存在无序而又具有自相似性的复杂系统，其借助相似原理发现隐藏于混乱现象中的精细结构，从而为研究者提供观察自然和认识社会的新途径。在社会科学领域，分形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好的研究效果，发现经济系统中除了具有时变、聚类和杠杆效应等典型特征外，还普遍具有更复杂的多分形特征。农户致贫原因多样化，但若干区域的农户致贫原因必定无形中会表现出分形自相似。从贫困系统特性来看，很明显具有无标度性，无论是平原地区还是高寒山区，不同贫困地区的扶贫对策与方式具有相似性。因此从动力学和几何学的角度来探讨贫困系统的复杂非线性表征，可更为全面、细致地描述生计资本的变动特征和把握贫困问题的本质属性，探索创新性扶贫机制。
3 农户生计资本分形研究的框架
根据研究前沿和相关文献的主要结论，及作者对贫困问题研究的思考，提出农户生计资本分形研究的框架（图1）。本研究框架跳出传统的研究方法樊篱，运用分形理论原理与方法，采用横截面与面板数据，结合生计资本多变量指标，分别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对农户生计资本变动差异的收敛（趋同）与发散（趋异）进行多维非线性分形实证研究，探讨精准扶贫政策作用下农户生计资本演变规律，分析生计风险、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结果的有机联系。本研究框架并非对贫困状况的确切描述，而是一种探讨贫困问题非线性特征的系统思维方法，研究者可根据所运用的非线性研究方法，及研究领域特点进一步细化该研究框架。
（1）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生计环境有很多改变，农户在这种生计环境中谋生就要应对较大的生计风险，生计环境对农户生计资本有更直接的影响。如社会环境的改变，劳动力要素价格与二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农户打工的待遇、环境悄然发生变化，低端岗位“用工荒”越演越烈，高端岗位“需求荒”越演越盛，农户正面临巨大的生计风险。通过分析农户生计风险的自相似性，可以识别出自相似的贫困渊源，发现导致农户生计脆弱的自相似短板因素，通过自相似的政策帮扶，帮助自相似的贫困户构建适应生计环境不利变化的生计策略。
（2）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IAF），融合发展经济学、福利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理论与方法，运用双重差分模型、GWR模型、多重分形模型，从生计资本的五个维度（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资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户生计状况开展研究，可解析农户生计资本变动的时空分异，分析减贫效应和相对贫困治理的成效。
（3）扶贫和相对贫困治理的本质是通过扶贫政策的设计，增加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资产的存量，提高对生计风险的抵御能力，帮助困难农户提升自我谋生的能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生计策略。农户具有很多新特点，再靠单纯的宏观层面政策、机制选择，已经不能很好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若针对国域、省域、县域，及在贫、新贫、脱贫、返贫的贫困户制订出分层可行性对策，尽管可能存在不同的致贫原因，但由于是在同一层面上，对策仍具有普遍意义。
（4）贫困系统有特殊的均衡状态（贫困代际传递），从外部输入某种特定的激活因子（扶贫政策），贫困系统即变成复杂自适应系统，有农户率先脱贫致富，也有农户仍在贫困中挣扎，意味着贫困系统中贫困与非贫困现象长期共存。扶贫政策与措施对农户的生计环境、生计资本、生计策略产生直接影响，并通过增加农户生计资本而作用于生计结果。精准扶贫机制的设计正是围绕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两大核心内容，探讨减贫机理，力图通过外部力量的扶助，来实现扶贫对象自力更生地脱贫，政策帮扶是脱贫的外因，激发扶贫对象的自身发展动能才是脱贫的内因。以非贫困户为参照对象分析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探索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及在贫、新贫、返贫类型贫困户的分形表征，同时考虑扶贫政策与生计资本的相互影响关系，找到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结果耦合机理，探寻驱动分层的扶贫新机制。通过农户、政府、社会不懈地共同努力，农户实现稳定脱贫，生活日益富裕，获得感显著增强，筑牢乡村振兴的灵魂。
4 农户生计资本分形研究的展望
4.1 开展生计资本跨学科非线性研究，提高决策参考价值
国内外研究表明，贫困形成机理相当复杂，有经济落后、经济结构调整、政变、金融危机、受教育程度等不一而同，农户生计资本呈现明显的非线性特征。从跨学科视角运用非线性科学来探讨贫困问题与治理，不仅有助于中国反贫困理论的构建，而且有助于提高研究成果的决策参考价值。因此需综合发展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农村经济学等学科理论知识，采用文化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分析及调查方法，运用统计模型、计量经济模型、分形模型等非线性科学，加强在生计资本中的综合研究。生计资本跨学科非线性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如何运用非线性理论（如分形理论）定量地描述生计资本变动（尤其是极端变动），如何将非线性分析所提供的信息应用于扶贫实践，如何度量贫困代际传递对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带来的消极影响，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也是今后研究需努力的方向。
4.2 加强生计资本时空分异研究，提高扶贫实践的精准性
依托改革开放40年经济快速增长的累累硕果，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落实到位，我国已成功实现大规模减贫，2020年极端贫困人口消除指日可待。但需注意到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经济、社会、文化、自然条件迥异，致贫原因各有不同，扶贫措施亦有不同，且随着时间的变化，生计资本及影响因素也在发生变化。目前大多学者是基于横截面数据的研究，而面板数据的研究相对缺乏，有关生计资本时间和空间的差异、动态变化的研究成果更少，不利于提高扶贫实践的精确性，不利于扶贫政策或措施因时因地的制定或调整。因此应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运用双重差分模型、GWR模型等进行农户生计资本的计量分析，探索农户生计资本變动的时空分异现象。分析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等五种生计资本的时空分异特征，以非贫困户为参照对象分析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探索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及在贫、新贫、返贫类型贫困户的生计资本非线性特征，同时考虑扶贫政策与生计资本的相互影响关系，找到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结果耦合机理，探寻驱动分层的扶贫新机制。 4.3 重視生计资本相对贫困治理研究，提高民众获得感
回溯文献发现，大量研究说明依靠财政补贴的传统扶贫模式越来越不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在很多贫困地区，财政投入不断增加，政府扶贫补贴的撬动效应带动贫困人群“脱贫致富”，但贫困人群用完扶贫补贴后又返贫的现象并不少见，脱贫沦为单纯的数字脱贫。贫困户、贫困村可享受各项扶贫政策，非贫困户、非贫困村则游离于政策之外，争当贫困户、贫困村的现象已不鲜见，相对贫困的研究与解决已成为新时代扶贫工作的重点与难点。当前关于生计资本的研究成果很多，主要偏重于精准扶贫方面的研究，而将生计资本运用于相对贫困治理，突出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研究成果却不多，致使很多研究成果“学术品位强”而“决策品味弱”。基于农户生计资本的非线性检验结果，从资源禀赋、地理、生态、基础设施、制度、市场、政府、历史、文化、人力资本、农户权利和社会网络等因素多角度审视精准扶贫政策，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进行扶贫机制的再设计，应该成为相对贫困治理研究的重点。
4.4 强化生计资本与乡村振兴耦合研究，提高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农村地区贫困治理不仅是提高群众收入水平，而且是大力发展区域经济，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相对贫困治理是外源动力和内生动力两种机制共同作用下达成的，精准扶贫为外源动力，乡村振兴为内源动力，应对这两种动力机制的耦合路径进行深入研究。加强乡村振兴的内源动力机制的研究，以提高农村自我发展能力，构建贫困人口可持续生计。其一，乡村振兴的关键是振兴小农，要研究通过政策导向让资本回流农村，加快农村产业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再依赖农业维持生计，激发贫困人口自主脱贫的意愿，压实参与式扶贫的成效。其二，挖掘农村内部资源，探讨外部政策、资源优势协同机制。应积极利用农村丰富的自然、文化、生态资源优势，研究生态农业、特色农业、休闲农业等“三产融合”的产业扶贫的新模式，实现农户弱项生计资本向强项生计资本转化，改善农户生计策略。其三，结合农村地区群众生计资本的变化，深入研究“解决生计风险——增加生计资本存量——扩大生计策略选择——获得良好生计结果”的农村乡村振兴建设路径，促进外源扶贫力量在贫困地区内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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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贫困系统;生计资本;时空分异;分形维数;自组织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獻标识码：A
D01：10.3969/j .issn.1003-8256.2019.03.003
O 引言
农户是农村社会中最小的生计单位，也是农村贫困与农村发展的基本研究单位[1]。因为根深蒂固的乡土文化导致城市和农村社会观、价值观不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所以农户的生活环境、工作习惯以及社会交往方式与城市居民有极大的不同：农户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职业技术培训机会有限，生计来源单一，更需承受来自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冲击效应，削弱了农户生存和发展的生计能力。依靠传统的血缘、地缘、业缘等建立起来的乡土网络及由此形成的社会资本难以支撑农户进入新时代的生存与发展[2]，即农户脆弱的生计资本使农户经常在极端贫困、相对贫困、脱离贫困、重返贫困中曲线往复，很难逃离“贫困陷阱”的束缚。
据国际劳工组织2016社会前景趋势报告显示，尽管自1990年来，全球极端贫困率减少了超过一半，但近三分之一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极端贫困和中等贫困人口生活质量低下，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居民富裕水平提升，贫困线调整，越来越多的低收入人口将转成相对贫困人口。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是发达国家贫困人口逆势增长的主要原因。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战果。依托改革开放40年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成功实现减贫6.6亿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贫困人口已减至2017年的3046万人，有力践行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中国承诺，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在实施精准扶贫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庄严提出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总体安排，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小康的百年中国梦。正如国务院扶贫办国际合作和社会扶贫司巡视员曲天军所言，绝对贫困解决的主要是生存问题，而相对贫困解决的主要是发展、共享问题。2020年绝对贫困人口消除之后，相对贫困治理问题将纳入扶贫议事日程，扶贫工作依然任重道远[3]。
扶贫（反贫或减贫）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学术界从不同视角，运用不同方法进行了大量有意义的研究[4]。在长期研究中，学者们发现贫困问题通常表现为增长、变化、波动等非线性表征，依靠经典理论或数学模型进行解释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经济发展每个阶段总有新的东西产生。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脱贫攻坚更要有“新作为”，只有深化扶贫理论，才能调动一切力量扶真贫、真扶贫，打赢脱贫攻坚战，化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基于系统观，其实扶贫理论研究的是一些由自适应因素构成的复杂系统，这些自适应因素具有不完善信息和有限合理性的特征，并在感知机遇和利益的基础上发生作用。贫困系统（以某个贫困县为例）具有特殊的均衡状态（贫困代际传递），即贫困既不是终极现象，也不可能轻易打破或跃升均衡状态。纳尔逊的低收入水平陷阱理论、舒尔茨的传统农业理论、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均论证了这种均衡状态的形成过程和机制[4]。若从贫困系统外部输入刺激因子（扶贫政策），贫困系统将发生变化，成为一个复杂自适应系统：即有农户率先脱贫致富，也有农户仍在贫困中挣扎，意味着贫困系统中贫困与非贫困现象长期共存。要突破贫困系统的均衡状态，必须有资本投入，但贫困系统内部缺乏足够的资本，因为净收益小于或等于零，资本不可能积累。
受地区自然禀赋差异、贫困原因差异等影响，贫困系统呈现差异性，但存在至关重要的共性。第一，各个贫困系统尽管相互独立，但每一个作用者（农户）处于自学习的系统环境中，不断根据系统环境的变化、其他作用者的动向调整自身行为。第二，贫困系统是有层次的，当上层次的作用者受到外力开始脱贫，则必然导致下层次的作用者学习、进化和适应，也开始脱贫。第三，每一个贫困系统有自适应、自学习进化的预期，即本贫困系统获得资金投入或技术引进而实现脱贫致富，对其他贫困系统会产生示范效应，竞相主动学习技术和研究市场动向，趋向共同富裕。第四，贫困系统存在微系统，系统中的每一个作用者都可以被能够使自己适应在其间发展的其他作用者所利用。如一个成功脱贫的乡村，会自发形成专门从事种养殖业为生计的农户，专门从事运输业为生计的农户，专门从事餐饮业为生计的农户等等。
鉴于贫困系统表现出的共性，运用分形理论来研究贫困问题是一种创造性的研究思路，是认识贫困系统非线性表征的利器。第一，一个贫困地区可以看作是一个复杂贫困系统，尽管致贫原因千变万化，扶贫任务严峻，但从农户到村到县到地区，必然存在自相似的贫困结构和自相似的贫困原因。第二，贫困分形并不会导致扶贫任务的复杂性降低，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只是分形特征尺度各不相同，精确计算分形维数有助于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的扶贫政策精准靶向。第三，贫困分形可以发现贫困系统的规则性和简单性，即宏观层面的扶贫顶层设计虽具有宏观指导意义，但对于下层结构而言，如贫困农户，则必须设计针对农户这个层面的对策。尤其是农户具有很多新特点，再靠单纯的精准扶贫机制，已经不能很好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若针对国域、省域、县域，及在贫、新贫、脱贫、返贫的贫困户制订出分层可行性对策，尽管可能存在不同的致贫原因，但由于是在同一层面上，对策具有普遍意义。当然这种驱动分层的扶贫机制设计，也可以运用于城市贫民的扶贫战略中。 使用分形理论来研究农户生计资本的非线性变动规律，有利于深化扶贫理论，有助于完善精准扶贫政策，能够为贫困治理机制提供决策支持。同时为极端贫困人口消除后分析相对贫困问题提供有效的技术手段和理论基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1 国内外研究述评
1.1 贫困问题是困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梦魇
贫困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伴随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几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存在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5]。贫困问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其在《人口论》（1798）中有非常详尽的论述。20世纪50年代起，发展经济学界对“贫困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有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1953），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1956），以及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理论（1957） [6]，其共同观点为通过推进工业化进程，促使资本形成，提高生产要素净产出;再通过经济增长，使贫困人口获得经济增长的红利，自然脱贫。
随着研究的深入[7-9]，学者们进一步发现，新古典经济学的贫困理论解释力有局限，即若生产要素都自由流通，处于有效市场状态，就不应该存在长期贫困或持久贫困[1O]。然而世界各国普遍存在收入不平等、两级分化严重的现象，不仅发展中国家难以有效减贫，发达国家也有类似“贫困陷阱”，即由于经济衰退，中产阶级因为工作的流失趋于贫困化，低收入群体将逐步变为相对贫困人口，这就是发达国家贫困人口逆势增长的重要原因。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基于对收入贫困的反思，提出可行能力理论，认为贫困的主观原因是家庭成员收入降低，客观原因是家庭成员可行能力被剥夺，因此“贫困问题”的破解应是提高家庭成员的可行能力，而扶贫政策须为贫困人群创造个人可行能力的權利及参与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机会[11]。阿马蒂亚·森为贫困理论研究为精准扶贫理论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视角与思想渊源，也为新时期精准扶贫政策设计提供了理论启示，多维贫困理论和生计资本理论即源于可行能力理论。
多维贫困理论将贫困概念从收入贫困扩展到能力贫困和人类贫困，是贫困理论研究的一座里程碑，国内外学者和国际机构已开始构建和发布包含多维信息的指数（MPI，也称A-F贫困指数，由Alkire和Foster于2011年提出），从多维的角度来诠释贫困程度。
生计资本理论认为农村贫困与农户脆弱性紧密相关，互为因果。1995年，世界粮食计划署（WFP）提出关于农户脆弱性的分析框架，将风险因素、抵御风险的能力和社会服务体系三个维度综合起来以反映农户脆弱性。Bebbington （1999）以资本和能力为核心来构建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以及贫困的研究框架，勾画出农户生计风险、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结果相互作用的研究范式[1O]。当前以农村为研究对象的脆弱性研究主要体现在反贫困及可持续性生计上。
1.2 生计资本是研究及破解贫困问题的有效工具
生计（ Livelihood）在大英百科全书的解释是“一种生活的手段或方式”，但研究贫困和经济发展的学者普遍认为生计有着更丰富的内涵和更大的外延，生计更能完整地描绘出穷人生存状态的复杂性，更利于表征穷人为了生存安全而采取的策略。大量研究表明，农户生计脆弱与家庭贫困互为因果[12-15]。农户生计风险大、生计资本存量小，生计策略单一或缺乏，生计结果差是造成农户坠入“贫困陷阱”，形成生计脆弱一家庭贫困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如何提高农户可持续生计水平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焦点[3]。
国内外学者对可持续生计的内涵和量化进行了深入研究，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IAF）在学术界最为权威，它能较好地理解农户生存状态的复杂性、农户生存安全行为的策略性[16]。DFID提出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是生计资本的五大构成，对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生计结果的确定具有决定性作用[17]。
农户生计资本的定量测度，是计算生计资本存量、分析致贫原因、探讨生计策略选择、设计扶贫措施的基础。设计并运用一套行之有效的生计资本测度工具，有助于识别农户关键生计资本，分析精准扶贫的政策效果，提高扶贫政策的瞄准精度。学术界中关于生计资本的测量，最具代表性的当属Sharp的研究[18]，其设计了一套操作性很强的生计资本调查方案，给出了测量指标体系，并提出“主观经验赋权法”用于定性、定量指标的数据处理。参考Sharp的研究，国内外众多学者近年来围绕着生计风险、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结果之间紧密互动的联系，在不同层面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宏观层面的研究：如南非东开普省生计多样化及其对家庭贫困的影响[19]，中国城市贫困家庭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20]等。通过这些研究结果得出一点共性结论：生计风险、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结果间存在满足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多层次性的非线性表征，可持续生计系统的建构需要有效的政策支持。中观层面的研究：如斐济沿海农村生计资本状况[21]，武陵山区的生计资本转换[22]等。中观层面的研究一般是基于大样本数据的分析，分析结论具有一定普适性，如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教育扶贫力度，增强农户抵御生计风险和防范生计脆弱的能力。微观层面的研究：这个层面的研究最能反映研究者的创造性工作，国外学者趋于生计资本的细化研究，如鉴于生计资本中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较难改变，严重影响贫困户生计策略的选择，有研究者探讨了社会规范、社会网络联系对生计资本、家庭生计策略的影响[23]。国内学者则另辟蹊径，基于生计资本从不同研究对象、不同研究视角开展研究，如研究农户的能源结构[24]、自然资源依赖度[25]等，呈现一派百花齐放的研究态势。
总体上各项关于生计资本的研究均遵循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但基本上是研究者基于自己对生计资本的认识来设计测量指标及采用某种计算方法，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很难对比其科学性与合理性，也很难提炼上升为具有普适性的扶贫理论。借助计量经济学、多元统计学的研究方法，通过数据挖掘掌握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因素及变化规律，研究五种生计资本相互“转化”与“替代”方法，已成为国内外生计资本研究的新趋势。 1.3 分形理论是探索复杂贫困系统真实属性与状态的新方法
“分形”一词译于英文fractal，用来表述部分与整体的某种自相似形式，于20世纪70年代由美籍法国数学家曼德布罗特（B.B.Mandelbrot）最先表述，而研究分形形式、特征及应用的学科则称为分形理论（Fractal Theory）。分形理论以自然界和社会活动中普遍存在既无序又自相似的现象为研究对象，借助相似原理发现无序中的有序，探索混乱中的精细，从而为研究者提供观察自然界和解析社会现象的新途径[26]。分形理论最早被运用于地理学中，用来解决系统非线性问题，近年来关于城镇体系[27]、旅游景区[28]的研究方兴未艾。分形理论及其研究方法正在作为一种新兴前沿的动态非线性工具被运用到各个领域。
经济系统中非线性现象普遍存在，人们发现可以利用它较真实地反映发展中的经济系统出现的各项动态问题，因而分形理论被逐渐引入到经济学、管理学研究领域中。随着分形研究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学者把分形理论运用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如人民币汇率[29]、农村金融[30]等。这些分形研究取得了很好的研究效果，发现经济系统中除了具有时变、聚类和杠杆效应等典型特征外，还普遍具有更复杂的多分形特征，因此不能用线性范式来研究市场价格行为、交易机制及政策制定。
运用分形理论打破原有的线性研究范式，从动力学和几何学的角度来探讨贫困系统的复杂非线性表征，可更为全面、细致地描述生计资本的变动特征和把握贫困问题的本质属性，探索创新性扶贫机制，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CB Barrett等阐述了分形贫困理论，认为在微观、中观、宏观层面，都存在多个动态平衡，任何一个没有突破阈值的微小调整无法使贫困系统摆脱显性稳定的动态平衡，各个层面的贫困系统就会表现出相对静止，这就是分形贫困陷阱的特征，建议实施驱动分层的减贫战略[7]。Darma運用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利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数据，实证分析过去二十年世界减贫效果，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减贫战略对解决贫困陷阱“弱有效”，民众并未获得与经济增长相匹配的可持续生计提升，陷入贫困陷阱的恶性循环[8]。结合分形贫困理论，CB Barrett提出针对个体的学习、联系和适应的减贫战略[7]。艾路明讨论了反贫困的方法论，提出以混沌理论为研究方法，运用分形理论的思维方式来研究反贫困问题，用混沌理论和耗散结构理论可建立一个农户脱贫的数学模型，该研究为国内贫困问题的非线性研究树起了大旗[4]。
综上所述，尽管关于生计资本的研究文献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深入探索，但学术界仍然无法把握不同地区、不同条件农户生计资本变化的规律性，使精准扶贫机制的效果蒙上不确定性。目前使用非线性定量分析方法来研究生计资本的文献甚少，而这恰恰成为分形研究的兴奋点。因为从贫困系统的组成要素来看，农户是分形体的聚集区。传统农村社会造就“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果没有外界作用力干预，某个地区的农户生计活动必定具有自相似特征。农户致贫原因多样化，但若干区域的农户致贫原因必定无形中会表现出分形自相似。从贫困系统特性来看，很明显具有无标度性，无论是平原地区还是高寒山区，不同贫困地区的扶贫对策与方式具有相似性。也就是说，整个贫困系统就是各部分要素以准自我仿射结构进行不断迭代生成的。
2 农户生计资本分形研究的意义
以农户生计资本为研究对象，以系统论为方法论，以分形理论为研究脉络，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研究表明贫困问题通常表现为增长、变化、波动等非线性表征，依靠经典理论或数学模型进行解释的作用是有限的。现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脱贫攻坚进入新阶段，农户、农村、农业呈现新特征的时代背景下，贫困问题的研究必须突破线性研究的传统范式，精准扶贫机制应该着力于相对贫困的治理。因此作者提出运用分形理论来研究农户生计资本的非线性变动规律，有利于深化扶贫理论，有助于完善精准扶贫政策，能够为贫困治理机制提供决策支持。同时为极端贫困人口消除后分析相对贫困问题提供有效的技术手段和理论基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1）贫困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梦魇，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其在《人口论》（1798）中有非常详尽的论述。马尔萨斯的基本观点是人口几何增长趋势超过食物供应增长趋势，产生人口过剩和食物匮乏，这种不平衡的格局会导致贫困、战争或罪恶。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展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纳克斯、纳尔逊及缪尔达尔对不发达国家的贫困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新古典贫困理论，认为通过推进工业化进程，促使资本形成，提高生产要素净产出;再通过经济增长，使贫困人口获得经济增长的红利，自然脱贫。20世纪80年代伊始，学术界对新古典贫困理论提出质疑，若生产要素都自由流通，处于有效市场状态，就不应该存在长期贫困或持久贫困。然而不仅发展中国家难以有效减贫，在生产要素高度自由流通的资本主义世界为什么仍然存在“贫困陷阱”？这说明新古典贫困理论在研究一个国家整体发生贫困的机理时很有解释力，阐明了通过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促进经济增长、人民富裕是落后国家摆脱贫困的良方。但新古典贫困理论无法剖析贫困构成要素，忽略了社会分配不均、两极分化、人口素质参差不齐等因素，即新古典贫困理论不能为相对贫困治理提供良策。
（2）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基于对收入贫困的反思，提出可行能力理论，认为贫困的主观原因是家庭成员收入降低，客观原因是家庭成员可行能力被剥夺，因此“贫困问题”的破解应是提高家庭成员的可行能力，而扶贫政策须为贫困人群创造个人可行能力的权利及参与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机会。阿马蒂亚·森为贫困理论研究开启潘多拉魔盒，为精准扶贫理论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视角与思想渊源，也为新时期精准扶贫政策设计提供了理论启示，多维贫困理论和生计资本理论即源于可行能力理论。
（3）生计资本能完整地描绘出穷人生存状态的复杂性，更利于表征穷人为了生存安全而采取的策略。以阿马蒂亚·森为首席专家的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 2000年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IAF），农户生计资本的定量测度，是计算生计资本存量、分析致贫原因、探讨生计策略选择、设计扶贫措施的基础。学术界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等不同层面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总体上各项关于生计资本的研究均遵循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但基本上是研究者基于自己对生计资本的认识来设计测量指标及采用某种计算方法，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很难对比其科学性与合理性，也很难提炼上升为具有普适性的扶贫理论。 （4）分形理论的研究对象为自然界和社会活动中广泛存在无序而又具有自相似性的复杂系统，其借助相似原理发现隐藏于混乱现象中的精细结构，从而为研究者提供观察自然和认识社会的新途径。在社会科学领域，分形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好的研究效果，发现经济系统中除了具有时变、聚类和杠杆效应等典型特征外，还普遍具有更复杂的多分形特征。农户致贫原因多样化，但若干区域的农户致贫原因必定无形中会表现出分形自相似。从贫困系统特性来看，很明显具有无标度性，无论是平原地区还是高寒山区，不同贫困地区的扶贫对策与方式具有相似性。因此从动力学和几何学的角度来探讨贫困系统的复杂非线性表征，可更为全面、细致地描述生计资本的变动特征和把握贫困问题的本质属性，探索创新性扶贫机制。
3 农户生计资本分形研究的框架
根据研究前沿和相关文献的主要结论，及作者对贫困问题研究的思考，提出农户生计资本分形研究的框架（图1）。本研究框架跳出传统的研究方法樊篱，运用分形理论原理与方法，采用横截面与面板数据，结合生计资本多变量指标，分别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对农户生计资本变动差异的收敛（趋同）与发散（趋异）进行多维非线性分形实证研究，探讨精准扶贫政策作用下农户生计资本演变规律，分析生计风险、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结果的有机联系。本研究框架并非对贫困状况的确切描述，而是一种探讨贫困问题非线性特征的系统思维方法，研究者可根据所运用的非线性研究方法，及研究领域特点进一步细化该研究框架。
（1）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生计环境有很多改变，农户在这种生计环境中谋生就要应对较大的生计风险，生计环境对农户生计资本有更直接的影响。如社会环境的改变，劳动力要素价格与二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农户打工的待遇、环境悄然发生变化，低端岗位“用工荒”越演越烈，高端岗位“需求荒”越演越盛，农户正面临巨大的生计风险。通过分析农户生计风险的自相似性，可以识别出自相似的贫困渊源，发现导致农户生计脆弱的自相似短板因素，通过自相似的政策帮扶，帮助自相似的贫困户构建适应生计环境不利变化的生计策略。
（2）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IAF），融合发展经济学、福利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理论与方法，运用双重差分模型、GWR模型、多重分形模型，从生计资本的五个维度（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资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户生计状况开展研究，可解析农户生计资本变动的时空分异，分析减贫效应和相对贫困治理的成效。
（3）扶贫和相对贫困治理的本质是通过扶贫政策的设计，增加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资产的存量，提高对生计风险的抵御能力，帮助困难农户提升自我谋生的能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生计策略。农户具有很多新特点，再靠单纯的宏观层面政策、机制选择，已经不能很好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若针对国域、省域、县域，及在贫、新贫、脱贫、返贫的贫困户制订出分层可行性对策，尽管可能存在不同的致贫原因，但由于是在同一层面上，对策仍具有普遍意义。
（4）贫困系统有特殊的均衡状态（贫困代际传递），从外部输入某种特定的激活因子（扶贫政策），贫困系统即变成复杂自适应系统，有农户率先脱贫致富，也有农户仍在贫困中挣扎，意味着贫困系统中贫困与非贫困现象长期共存。扶贫政策与措施对农户的生计环境、生计资本、生计策略产生直接影响，并通过增加农户生计资本而作用于生计结果。精准扶贫机制的设计正是围绕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两大核心内容，探讨减贫机理，力图通过外部力量的扶助，来实现扶贫对象自力更生地脱贫，政策帮扶是脱贫的外因，激发扶贫对象的自身发展动能才是脱贫的内因。以非贫困户为参照对象分析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探索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及在贫、新贫、返贫类型贫困户的分形表征，同时考虑扶贫政策与生计资本的相互影响关系，找到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结果耦合机理，探寻驱动分层的扶贫新机制。通过农户、政府、社会不懈地共同努力，农户实现稳定脱贫，生活日益富裕，获得感显著增强，筑牢乡村振兴的灵魂。
4 农户生计资本分形研究的展望
4.1 开展生计资本跨学科非线性研究，提高决策参考价值
国内外研究表明，贫困形成机理相当复杂，有经济落后、经济结构调整、政变、金融危机、受教育程度等不一而同，农户生计资本呈现明显的非线性特征。从跨学科视角运用非线性科学来探讨贫困问题与治理，不仅有助于中国反贫困理论的构建，而且有助于提高研究成果的决策参考价值。因此需综合发展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农村经济学等学科理论知识，采用文化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分析及调查方法，运用统计模型、计量经济模型、分形模型等非线性科学，加强在生计资本中的综合研究。生计资本跨学科非线性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如何运用非线性理论（如分形理论）定量地描述生计资本变动（尤其是极端变动），如何将非线性分析所提供的信息应用于扶贫实践，如何度量贫困代际传递对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带来的消极影响，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也是今后研究需努力的方向。
4.2 加强生计资本时空分异研究，提高扶贫实践的精准性
依托改革开放40年经济快速增长的累累硕果，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落实到位，我国已成功实现大规模减贫，2020年极端贫困人口消除指日可待。但需注意到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经济、社会、文化、自然条件迥异，致贫原因各有不同，扶贫措施亦有不同，且随着时间的变化，生计资本及影响因素也在发生变化。目前大多学者是基于横截面数据的研究，而面板数据的研究相对缺乏，有关生计资本时间和空间的差异、动态变化的研究成果更少，不利于提高扶贫实践的精确性，不利于扶贫政策或措施因时因地的制定或调整。因此应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运用双重差分模型、GWR模型等进行农户生计资本的计量分析，探索农户生计资本變动的时空分异现象。分析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等五种生计资本的时空分异特征，以非贫困户为参照对象分析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探索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及在贫、新贫、返贫类型贫困户的生计资本非线性特征，同时考虑扶贫政策与生计资本的相互影响关系，找到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结果耦合机理，探寻驱动分层的扶贫新机制。 4.3 重視生计资本相对贫困治理研究，提高民众获得感
回溯文献发现，大量研究说明依靠财政补贴的传统扶贫模式越来越不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在很多贫困地区，财政投入不断增加，政府扶贫补贴的撬动效应带动贫困人群“脱贫致富”，但贫困人群用完扶贫补贴后又返贫的现象并不少见，脱贫沦为单纯的数字脱贫。贫困户、贫困村可享受各项扶贫政策，非贫困户、非贫困村则游离于政策之外，争当贫困户、贫困村的现象已不鲜见，相对贫困的研究与解决已成为新时代扶贫工作的重点与难点。当前关于生计资本的研究成果很多，主要偏重于精准扶贫方面的研究，而将生计资本运用于相对贫困治理，突出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研究成果却不多，致使很多研究成果“学术品位强”而“决策品味弱”。基于农户生计资本的非线性检验结果，从资源禀赋、地理、生态、基础设施、制度、市场、政府、历史、文化、人力资本、农户权利和社会网络等因素多角度审视精准扶贫政策，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进行扶贫机制的再设计，应该成为相对贫困治理研究的重点。
4.4 强化生计资本与乡村振兴耦合研究，提高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农村地区贫困治理不仅是提高群众收入水平，而且是大力发展区域经济，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相对贫困治理是外源动力和内生动力两种机制共同作用下达成的，精准扶贫为外源动力，乡村振兴为内源动力，应对这两种动力机制的耦合路径进行深入研究。加强乡村振兴的内源动力机制的研究，以提高农村自我发展能力，构建贫困人口可持续生计。其一，乡村振兴的关键是振兴小农，要研究通过政策导向让资本回流农村，加快农村产业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再依赖农业维持生计，激发贫困人口自主脱贫的意愿，压实参与式扶贫的成效。其二，挖掘农村内部资源，探讨外部政策、资源优势协同机制。应积极利用农村丰富的自然、文化、生态资源优势，研究生态农业、特色农业、休闲农业等“三产融合”的产业扶贫的新模式，实现农户弱项生计资本向强项生计资本转化，改善农户生计策略。其三，结合农村地区群众生计资本的变化，深入研究“解决生计风险——增加生计资本存量——扩大生计策略选择——获得良好生计结果”的农村乡村振兴建设路径，促进外源扶贫力量在贫困地区内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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