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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石刻文字的历史可追溯到周秦时期。一些重要的经典和重大历史事件，为了长久保存而镌刻在石碑之上，历几千年而未终止，从而为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文化提供了坚实的可靠依据。丝绸之路上的石刻资料涉及历史地理、政治军事、经济贸易、民族宗教、语言文字等各个方面，是研究丝绸之路历史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料。本文对丝绸之路甘肃段石刻资料进行了概说。
[关键词]丝绸之路； 石刻资料； 碑刻
在丝绸之路甘肃段，存有大量的石刻，保存了有关各民族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极为珍贵的文字记录。本文将有关丝绸之路政治、军事、交通特别是民族政权及古代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碑刻，检其要者略作介绍。
一、汉代石刻
（一）《西峡碑》
此碑在今成县天井山，是东汉时期武都太守修建西峡故道的记功碑。东汉灵帝时李翕任武都太守，鉴于西峡故道乃是通往巴蜀之要隘，但峡中两山壁立，其道险厄，遂决定开通之。因采用了当时比较先进的方法，如对突兀当道之坚硬巨石用火煅烧 ，使之碎散，以改高就低，对转弯危扼处，置木笼填土石以坚固之，收到了良好效果。从此西峡故道宽广可夜行，无拥塞追回之虞，行人称便，民受其惠，遂摩崖镌石以颂其德。碑建造于东汉灵帝建宁四年（117），仇靖书文。因此处临江难行，捶石不易，故保存尚完好，实汉碑之良者。碑文不仅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而且书法雄健浑厚，造诣颇深，为历代学者所珍视。
（二）《耿勋碑》
此碑建造于东汉灵帝熹平三年（174），乃武都太守耿勋德政碑。耿勋，扶风茂陵人，字伯玮，熹平二年（173）三月奉调武都郡守。李勋继上任太守李翕续修峡道，完善交通，沟通巴蜀之功不可没。郡人为感其德，摩崖勒石，以颂其功。此碑仍存成县天井山，后人曾有挖补，痕迹显然，亦有讹误出现。
二、唐代石刻
（一）吐谷浑慕容氏王族系列石刻
本世纪初，甘肃省武威市南山青咀湾等地陆续出土不少文物，其中尤以吐谷浑慕容氏王族墓葬王族系列石刻最为珍贵，包括《大周故西平公主墓志》（《弘化公主墓志》）、《大周故青海王墓志铭》（《慕容忠墓志》）、《大唐故辅国王慕容志》（《慕容宜彻墓志》）、《大唐故代乐王上柱国慕容明墓志》。
吐谷浑为鲜卑的一支，西晋末年首领吐谷浑率部西迁今甘肃、青海间，传至曾孙叶延时始以吐谷浑为姓氏，南北朝时，其王吕夸始称可汗，都伏俟城（在青海湖西十五里处），雄踞青海等地达数百年之久。丝绸之路有一时期经过吐谷浑辖地，即由今甘肃进入青海后，过青海湖，沿柴达木盆地北缘到达西域。次段被称为吐谷浑道。隋开皇时吐谷浑甚盛，其王娶隋皇公主。唐初，太宗封其王诺曷钵为河源郡王，仍授乌地也拔勒（勤）至可汗，贞观十四年（640），以弘化公主妻之。时吐蕃强盛，屡侵吐谷浑辖地，高宗龙朔三年（663），诺曷钵偕同弘化公主逃至凉州，其部族随之不断徙居河西，咸亨中，高宗诏徙部众于灵州，以其地置安乐州，以诺曷钵为刺史。武后垂拱四年（688），诺曷钵卒，子慕容忠袭父爵。圣历元年（698），弘化公主卒，年七十有六，翌年归葬凉州南山。时武则天当政，故墓志题“大周”之名。慕容忠及其子孙慕容宣彻、慕容明等死后均迁葬于凉州南山，可知此地为吐谷浑南迁后诸王族之墓地。自诺曷钵迁灵州后，有关吐谷浑历史史籍记载甚少，且语焉不详。以上各墓志出土，对补正新、旧《唐书？吐谷浑传》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二）陇西李氏修缮莫高窟系列石刻
陇西李氏修缮莫高窟系列石刻包括《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三碑，藏于敦煌莫高窟，乃初唐、中唐及晚唐三个不同历史时期陇西李氏修缮莫高窟的历史记载。《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建造于武后圣历元年（698），俗称《圣历碑》。《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建造于唐代宗大历十一年（776），俗称《大历碑》。《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镌刻于《大历碑》碑阴，建造于唐昭宗乾宁元年（894），俗称《乾宁碑》。此三碑史料价值极高，是研究丝绸之路上各民族关系和敦煌学的重要实物资料。
三、宋代石刻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简称《西夏碑》，是西夏文石刻中的瑰宝，现藏于武威市博物馆。嘉庆十五年（1810）秋，张澍先生在家乡武威闲居期间，约数友同游城内北隅之感应寺，见寺内有一碑座，前后用砖砌封闭，乃请数人先启开碑的正面，见碑文清晰可读，细视之则无一字可识。张度碑阴必有释文，遂尽去其背面砖封，见果有汉字释文，碑额篆书《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始知为西夏文碑。是西夏第四代皇帝崇宗李乾顺天佑民安五年，即宋哲宗绍圣元年（1093）刻石建造。此碑西夏文部分最早见录于罗振玉《西陲石刻录》，最早将西夏文译为汉文者乃罗福成先生。其后日本西夏文专家西田龙雄重又做了考释，对罗振玉录文失误处多有改正。近年来西夏史专家史金波先生对西夏碑又做了全面考释，对日本西田龙雄释文又有所改正。此碑是识读西夏文字，研究丝绸之路上西夏民族与其他民族关系以及当时河西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乃至地震等各个方面极有价值的实物资料。
四、元代石刻
（一）《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
《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自1933年发现后，县署随即移入文教馆，现藏于武威市博物馆。此碑残损严重，现仅存其下半段。高仅1.8米，宽1.4米，正面为汉文，为元代著名学者奎章阁侍读学士虞集所撰，虞集《道园学古录》、《元文类》、《（乾隆）五凉全志？武威志》等书均收有次碑之文，然各家录文字里行间稍有差异。乾隆纂修《武威县志》时，此碑尚完好。嗣后，未知其故埋入地下，再次出土时已残缺不全。《元史？巴尔术阿忒的斤传》、邵远平《续弘简录？也立安敦传》等，皆据《道园学古录》碑文写成。此碑背面的回鹘文，已漶漫不清，但其内容与汉文基本一致，近人耿世民先生对回鹘文部分做了考释研究。 此碑乃元文宗命虞集为高昌亦都护帖木儿补花及其父母祖辈所撰，是研究回鹘史的第一手资料。除前人乌史传取材此文外，须继续深入研究之处尚多，如回鹘族源问题等回鹘是丝绸之路上古老而又重要的民族，曾在丝绸之路上做出过重大贡献。有关其族源历史，因无文字记载，则得知于口耳相传。因是口头传诵，难免说法不一，多似神话故事，但传说中却又保存了某些史实。因此，据碑文记载再与各家著述比较研究，则可得出较为可信的结论。又如回鹘族西迁问题，据碑文记载，归之于唐人取和林山石所致，但据新、旧《唐书》所载，回鹘因连年遭灾，又遭黠嘎斯攻击，于唐文宗开成五年（840）举族西迁，直至别失八里分五部居焉。又据近代学者研究，早于此之前北庭及西州一带就有回鹘族活动的记载。再如回鹘民族在唐代及其以后，在丝绸之路上极为活跃，对丝绸之路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曾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文化上的影响深远，史书记载和研究成果颇丰，但据石刻资料进行研究还有待加强。
（二）《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
《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原镶嵌于酒泉东门两侧，上刻直行文字，咸以为蒙古文碑。1943年，向达等人去敦煌考察路经酒泉时，将两块碑文拆下，见该碑背面镌刻有汉文，碑曰《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碑文记载了成吉思汗西征后，率兵南下再征西夏事。西夏自李元昊建国以来，拥有宁夏、陕北、甘肃及内蒙西部广大地区，立国190余年，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强大封建政权。成吉思汗初西征时，预谋征灭西夏，因受西夏抵抗未果。遂直接西征花刺子模，当西域诸国平定后又率兵南下，再征西夏首战肃州又遭西夏顽强抵抗，蒙军久攻不下，战斗极烈。时，城内有西夏党项族大户举立沙偷开城门引蒙军入城，全歼守军，举立沙亦战死，成吉思汗为纪念举立沙功绩，封其子阿沙为肃州达鲁花赤，世袭罔替。到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立碑时，已传五代，任肃州达鲁花赤者十二人。此碑是研究蒙古民族征战史、河西民族关系史的重要资料，同时也是研究识读回鹘文字的重要文物。
五、清代石刻
兰州乃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是通往宁夏、青海及新疆等地之咽喉，地理位置险要，向为兵家重视之地。但因黄河阻隔，行人商旅苦之。明初，卫国公邓愈西征，乃于洪武五年（1372） 在兰州黄河上建镇远桥，铸铁柱二，揽系铁索搭浮桥。洪武九年（1376），宋国公冯胜继之，又铸铁柱二，南北各二，均以铁索系舟，以坚固浮桥，又利于交通。浮桥建成虽便利行人车马，但每年冬季冰至时，桥须拆除，迨冰凝结坚固，行人车马始得以在冰面上行走。翌年河水解冻，又得鸠工建造，如此往复，民皆不堪其重负。况盛夏水涨或冬季河水将结冰之时，浮桥又被洪水或冰块冲断，时有行人及车马陷落，又冰面将冻将解之时，人马陷落也时有发生，严重影响正常交通及人畜安全。直至清左宗棠督甘期间，曾有修建黄河铁桥之议，兹因外商索价昂贵而止。光绪三十一年（1905），甘肃巡抚升允来甘，复议建造黄河铁桥之事，适德商泰来洋行喀佑斯游历来甘，重又协商建桥事宜，并与之签立合同，承修者为美国工程师满宝本和德人德罗等。自光绪三十三年（1907）二月开始，至宣统元年（1909）六月而工成，遂由宣统皇帝钦命甘肃巡抚升允建此碑以纪之。从此，在兰州建成了可以通行汽车的现代化铁桥。此桥也是我国黄河之上的第一座现代化铁桥。桥建成后，对东西南北的交通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前苏联援助的抗日物资，均经此桥而运往内地。此桥的建成，无论对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交流以及对抗日战争的胜利，都曾做出伟大的贡献。
甘肃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路段，是丝绸之路文物之渊薮，仅石刻遗存，俯拾可得。但因自然风化和人为破坏，损缺严重，有的碑文俱毁，有的碑虽毁而碑文尚有拓片留存。建国以来，在广大文物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陆续又有新的发现。据有关信息，全省境内存有石刻1000多件，是一笔巨大财富，合理开发利用这些石刻资料，将会进一步促进和加深丝绸之路研究。
[关键词]丝绸之路； 石刻资料； 碑刻
在丝绸之路甘肃段，存有大量的石刻，保存了有关各民族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极为珍贵的文字记录。本文将有关丝绸之路政治、军事、交通特别是民族政权及古代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碑刻，检其要者略作介绍。
一、汉代石刻
（一）《西峡碑》
此碑在今成县天井山，是东汉时期武都太守修建西峡故道的记功碑。东汉灵帝时李翕任武都太守，鉴于西峡故道乃是通往巴蜀之要隘，但峡中两山壁立，其道险厄，遂决定开通之。因采用了当时比较先进的方法，如对突兀当道之坚硬巨石用火煅烧 ，使之碎散，以改高就低，对转弯危扼处，置木笼填土石以坚固之，收到了良好效果。从此西峡故道宽广可夜行，无拥塞追回之虞，行人称便，民受其惠，遂摩崖镌石以颂其德。碑建造于东汉灵帝建宁四年（117），仇靖书文。因此处临江难行，捶石不易，故保存尚完好，实汉碑之良者。碑文不仅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而且书法雄健浑厚，造诣颇深，为历代学者所珍视。
（二）《耿勋碑》
此碑建造于东汉灵帝熹平三年（174），乃武都太守耿勋德政碑。耿勋，扶风茂陵人，字伯玮，熹平二年（173）三月奉调武都郡守。李勋继上任太守李翕续修峡道，完善交通，沟通巴蜀之功不可没。郡人为感其德，摩崖勒石，以颂其功。此碑仍存成县天井山，后人曾有挖补，痕迹显然，亦有讹误出现。
二、唐代石刻
（一）吐谷浑慕容氏王族系列石刻
本世纪初，甘肃省武威市南山青咀湾等地陆续出土不少文物，其中尤以吐谷浑慕容氏王族墓葬王族系列石刻最为珍贵，包括《大周故西平公主墓志》（《弘化公主墓志》）、《大周故青海王墓志铭》（《慕容忠墓志》）、《大唐故辅国王慕容志》（《慕容宜彻墓志》）、《大唐故代乐王上柱国慕容明墓志》。
吐谷浑为鲜卑的一支，西晋末年首领吐谷浑率部西迁今甘肃、青海间，传至曾孙叶延时始以吐谷浑为姓氏，南北朝时，其王吕夸始称可汗，都伏俟城（在青海湖西十五里处），雄踞青海等地达数百年之久。丝绸之路有一时期经过吐谷浑辖地，即由今甘肃进入青海后，过青海湖，沿柴达木盆地北缘到达西域。次段被称为吐谷浑道。隋开皇时吐谷浑甚盛，其王娶隋皇公主。唐初，太宗封其王诺曷钵为河源郡王，仍授乌地也拔勒（勤）至可汗，贞观十四年（640），以弘化公主妻之。时吐蕃强盛，屡侵吐谷浑辖地，高宗龙朔三年（663），诺曷钵偕同弘化公主逃至凉州，其部族随之不断徙居河西，咸亨中，高宗诏徙部众于灵州，以其地置安乐州，以诺曷钵为刺史。武后垂拱四年（688），诺曷钵卒，子慕容忠袭父爵。圣历元年（698），弘化公主卒，年七十有六，翌年归葬凉州南山。时武则天当政，故墓志题“大周”之名。慕容忠及其子孙慕容宣彻、慕容明等死后均迁葬于凉州南山，可知此地为吐谷浑南迁后诸王族之墓地。自诺曷钵迁灵州后，有关吐谷浑历史史籍记载甚少，且语焉不详。以上各墓志出土，对补正新、旧《唐书？吐谷浑传》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二）陇西李氏修缮莫高窟系列石刻
陇西李氏修缮莫高窟系列石刻包括《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三碑，藏于敦煌莫高窟，乃初唐、中唐及晚唐三个不同历史时期陇西李氏修缮莫高窟的历史记载。《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建造于武后圣历元年（698），俗称《圣历碑》。《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建造于唐代宗大历十一年（776），俗称《大历碑》。《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镌刻于《大历碑》碑阴，建造于唐昭宗乾宁元年（894），俗称《乾宁碑》。此三碑史料价值极高，是研究丝绸之路上各民族关系和敦煌学的重要实物资料。
三、宋代石刻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简称《西夏碑》，是西夏文石刻中的瑰宝，现藏于武威市博物馆。嘉庆十五年（1810）秋，张澍先生在家乡武威闲居期间，约数友同游城内北隅之感应寺，见寺内有一碑座，前后用砖砌封闭，乃请数人先启开碑的正面，见碑文清晰可读，细视之则无一字可识。张度碑阴必有释文，遂尽去其背面砖封，见果有汉字释文，碑额篆书《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始知为西夏文碑。是西夏第四代皇帝崇宗李乾顺天佑民安五年，即宋哲宗绍圣元年（1093）刻石建造。此碑西夏文部分最早见录于罗振玉《西陲石刻录》，最早将西夏文译为汉文者乃罗福成先生。其后日本西夏文专家西田龙雄重又做了考释，对罗振玉录文失误处多有改正。近年来西夏史专家史金波先生对西夏碑又做了全面考释，对日本西田龙雄释文又有所改正。此碑是识读西夏文字，研究丝绸之路上西夏民族与其他民族关系以及当时河西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乃至地震等各个方面极有价值的实物资料。
四、元代石刻
（一）《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
《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自1933年发现后，县署随即移入文教馆，现藏于武威市博物馆。此碑残损严重，现仅存其下半段。高仅1.8米，宽1.4米，正面为汉文，为元代著名学者奎章阁侍读学士虞集所撰，虞集《道园学古录》、《元文类》、《（乾隆）五凉全志？武威志》等书均收有次碑之文，然各家录文字里行间稍有差异。乾隆纂修《武威县志》时，此碑尚完好。嗣后，未知其故埋入地下，再次出土时已残缺不全。《元史？巴尔术阿忒的斤传》、邵远平《续弘简录？也立安敦传》等，皆据《道园学古录》碑文写成。此碑背面的回鹘文，已漶漫不清，但其内容与汉文基本一致，近人耿世民先生对回鹘文部分做了考释研究。 此碑乃元文宗命虞集为高昌亦都护帖木儿补花及其父母祖辈所撰，是研究回鹘史的第一手资料。除前人乌史传取材此文外，须继续深入研究之处尚多，如回鹘族源问题等回鹘是丝绸之路上古老而又重要的民族，曾在丝绸之路上做出过重大贡献。有关其族源历史，因无文字记载，则得知于口耳相传。因是口头传诵，难免说法不一，多似神话故事，但传说中却又保存了某些史实。因此，据碑文记载再与各家著述比较研究，则可得出较为可信的结论。又如回鹘族西迁问题，据碑文记载，归之于唐人取和林山石所致，但据新、旧《唐书》所载，回鹘因连年遭灾，又遭黠嘎斯攻击，于唐文宗开成五年（840）举族西迁，直至别失八里分五部居焉。又据近代学者研究，早于此之前北庭及西州一带就有回鹘族活动的记载。再如回鹘民族在唐代及其以后，在丝绸之路上极为活跃，对丝绸之路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曾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文化上的影响深远，史书记载和研究成果颇丰，但据石刻资料进行研究还有待加强。
（二）《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
《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原镶嵌于酒泉东门两侧，上刻直行文字，咸以为蒙古文碑。1943年，向达等人去敦煌考察路经酒泉时，将两块碑文拆下，见该碑背面镌刻有汉文，碑曰《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碑文记载了成吉思汗西征后，率兵南下再征西夏事。西夏自李元昊建国以来，拥有宁夏、陕北、甘肃及内蒙西部广大地区，立国190余年，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强大封建政权。成吉思汗初西征时，预谋征灭西夏，因受西夏抵抗未果。遂直接西征花刺子模，当西域诸国平定后又率兵南下，再征西夏首战肃州又遭西夏顽强抵抗，蒙军久攻不下，战斗极烈。时，城内有西夏党项族大户举立沙偷开城门引蒙军入城，全歼守军，举立沙亦战死，成吉思汗为纪念举立沙功绩，封其子阿沙为肃州达鲁花赤，世袭罔替。到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立碑时，已传五代，任肃州达鲁花赤者十二人。此碑是研究蒙古民族征战史、河西民族关系史的重要资料，同时也是研究识读回鹘文字的重要文物。
五、清代石刻
兰州乃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是通往宁夏、青海及新疆等地之咽喉，地理位置险要，向为兵家重视之地。但因黄河阻隔，行人商旅苦之。明初，卫国公邓愈西征，乃于洪武五年（1372） 在兰州黄河上建镇远桥，铸铁柱二，揽系铁索搭浮桥。洪武九年（1376），宋国公冯胜继之，又铸铁柱二，南北各二，均以铁索系舟，以坚固浮桥，又利于交通。浮桥建成虽便利行人车马，但每年冬季冰至时，桥须拆除，迨冰凝结坚固，行人车马始得以在冰面上行走。翌年河水解冻，又得鸠工建造，如此往复，民皆不堪其重负。况盛夏水涨或冬季河水将结冰之时，浮桥又被洪水或冰块冲断，时有行人及车马陷落，又冰面将冻将解之时，人马陷落也时有发生，严重影响正常交通及人畜安全。直至清左宗棠督甘期间，曾有修建黄河铁桥之议，兹因外商索价昂贵而止。光绪三十一年（1905），甘肃巡抚升允来甘，复议建造黄河铁桥之事，适德商泰来洋行喀佑斯游历来甘，重又协商建桥事宜，并与之签立合同，承修者为美国工程师满宝本和德人德罗等。自光绪三十三年（1907）二月开始，至宣统元年（1909）六月而工成，遂由宣统皇帝钦命甘肃巡抚升允建此碑以纪之。从此，在兰州建成了可以通行汽车的现代化铁桥。此桥也是我国黄河之上的第一座现代化铁桥。桥建成后，对东西南北的交通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前苏联援助的抗日物资，均经此桥而运往内地。此桥的建成，无论对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交流以及对抗日战争的胜利，都曾做出伟大的贡献。
甘肃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路段，是丝绸之路文物之渊薮，仅石刻遗存，俯拾可得。但因自然风化和人为破坏，损缺严重，有的碑文俱毁，有的碑虽毁而碑文尚有拓片留存。建国以来，在广大文物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陆续又有新的发现。据有关信息，全省境内存有石刻1000多件，是一笔巨大财富，合理开发利用这些石刻资料，将会进一步促进和加深丝绸之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