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气候变化引起的粮食安全、水资源稀缺、海平面升高、生态系统崩溃等诸多自然和社会危害,从根本上触及人类的生存,使得人类不得不对现有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进行系统反思,以寻求未来的发展之道。2003年英国布莱尔政府发布能源白皮书《我们的能源未来——创建低碳经济》,标志着以减缓气候变化为主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主要目的低碳经济,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流选择。2006年10月英国政府在能源白皮书基础上又发布《气候变化的经济学:斯特恩报告》,明确呼吁全球应尽早向低碳经济转型。2007—2008年,伴随着“低碳经济”一词成为国际社会研究应对气候变化最热门词汇,低碳足迹、低碳社会、低碳生活也开始流行起来,对低碳的解读也开始层出不穷。那么低碳是不是就是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对碳排放有所限制和约束?是不是就是传统上理解的碳少排放可以让经济增长和能源利用放缓一些?它和经济发展有什么关系?低碳经济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又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矛盾?中国欲发展低碳经济又将面临哪些困难?这些问题都值得认真而严肃思考。
何谓低碳经济发展模式
低碳的字面含义是说生产生活过程中尽可能对碳排放有所限制和约束,从内涵来说,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至少有以下三层涵义:(一)相对于基于化石燃料和能源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低碳提出了经济增长和二氧化碳排放相脱钩的目标;(二)相对于无任何约束的碳密集型生产方式,低碳对碳强度提出了上限;(三)相对于数量巨大碳足迹而言,低碳对人的生活方式和消费偏好提出明确要求,①低碳经济直截了当地提出了碳生产率的概念和内涵,即要求每单位碳排放所创造的GDP或附加值足够高。
低碳经济最主要目的是实现温室气体浓度稳定。低碳本质上也追求发展与增长,那么低碳经济的决定因素有哪些?首先是技术。先进技术不但能够促进碳生产率和投入产出技术效率的提高,降低碳排放总额而且还能帮助国家、社会和企业节省生产成本,因此低碳技术尤其是一些关键性低碳技术的成熟和推广尤为重要。其次是能源结构。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源自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的能源利用,只要有效降低化石燃料在整个能源结构的比重或者在能源利用过程中实现碳捕捉,那么低碳就相对容易实现。然而由于各国的资源禀赋不同,使得各国能源利用结构呈现较大差距,有的国家煤炭较多碳排放自然就相对较高,这样低碳发展还涉及到各国不同的天生资源禀赋。再次是普通居民的消费行为和日常生活方式。美国高度奢侈消费的生活方式,显然会使个人碳足迹大大高于其他国家,因此,如何创造适当的经济激励机制改变生活方式亦很重要。
明确了低碳经济的决定因素,在如何实现低碳经济方面也大同小异了,不同的是成为如何使上述因素更加有效的基本政策工具。麦肯锡咨询公司在《碳生产率挑战》中指出,全球向低碳经济发展必须促进微观经济调整,而微观经济调整就必须关注五个方面,即在住宅、商业、交通、工业和能源等多个部门提高能源效率,在电力、石油、天然气等能源部门“脱碳”,加快低碳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改变管理者和消费者的态度和行为,保护并扩大世界森林碳汇。②《斯特恩报告》作者斯特恩勋爵认为,低碳发展应从提高能源效率、电力等能源部门脱碳入手,建立强有力的价格机制征收碳排放税、进行碳交易以及全球联合对去碳高新技术进行研发和部署等等。中国一些学者认为低碳经济发展应该有三个方面的结合:宏观层面的发展方向要坚持即低碳发展、中观层面的发展方式要落实即节能减排、微观层面的发展方法要开拓即碳中和技术。③综合低碳经济的含义、低碳经济的决定要素、低碳经济实现的基本政策要素,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含义也就是呼之欲出了,即从技术、能源结构、公众消费方式改变以及增加碳汇入手,通过碳源减少、碳汇增加等方面做到能源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技术发展低碳化,最终大幅度提高碳生产率,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稳定大气温室气体浓度。
中国低碳经济发展:内外压力的驱动
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明确了低碳经济的必要性,而低碳技术、清洁能源以及低碳生活,明确了低碳经济的可行性。经过八国峰会、联合国安理会以及诸多双边、多边机制的讨论,气候变化已不仅仅是单纯的环境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政治安全、环境容量、经济发展空间再分配的重大战略问题,低碳经济也由此成为与国家竞争力高度相关的国际体系竞争的焦点所在。
首先,气候变化背景下低碳经济已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未来大国要取得国际体系的优势就必须具有发展低碳经济方面的创新优势,中国要在未来国际体系取得重要位置,就必须尽快构建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国际气候谈判和全球气候治理特殊性和复杂性就在于全球减排空间的稀缺性和气候容量的有限性,世界各国必须在考虑代际公平、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代内公平与发展一体化的基础上对各国的排放量满足程度加以限制,因而产生了全球环境容量和发展空间的竞争。欧美发达国家坚持认为他们只不过在时间上较早地运用了大气权利,并没有对发展中国家构成历史责任和债务,以前的累积排放不但没有责任,而且现在的排放权也应该根据传统和习惯基于原来排放权发放。这种论调还认为资源的使用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通过市场就达到最优状态,因此无需人的干预。④欧美发达国家妄图通过气候变化谈判来占有未来能源市场和环境容量划分,更为重要的是利用气候变化议题逐渐实现对低碳经济的控制。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向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一种以欧盟为代表,主张在全球范围内界定温室气体减排限排目标,并通过各国履行定量的减排义务来实现使全球温室气体稳定在某一浓度;另一种以美国为代表,不鼓励在联合国框架下为各国制定约束性的减排指标,而主张通过技术创新来减少能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开发使用替代能源。⑤两种不同的气候政策会影响到经济发展的成本和速度,能源效率提高与新能源开发明显要比单纯控制碳排放增长更具有市场效率。⑥理论和实践都已证明,发现、占有并充分利用能源及其衍生技术等是国际体系历史演进的关键动因,未来国际经济体系要发生重大结构性变化其前提和条件仍然是能源权力结构变化。⑦这种条件下面对气候变化和供应日益紧张的全球能源情势,清洁能源的主导权更是关乎权力转移和霸权更迭,新能源的发现、能源资源的排他性占有、低碳技术的革命性进展、低碳能源技术的普及与社会经济能源利用率的提高、国家对能源使用的控制力等等,也都已成为欧美发达国家竭力追求的目标。显然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地位也将取决于能否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掌控下一代能源,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的目标必然也要求尽快掌握低碳经济。
其次,低碳经济也是中国应对国际气候谈判压力,树立负责任大国国际形象的必然选择。随着城市化、工业化急剧推进,中国为代表新兴大国的崛起态势日益明朗,经济实力壮大和国际话语权软实力增强使得国际政治结构和国际力量对比发生缓慢而又微妙的变化,国际社会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有了更多的期待。然而新兴大国碳排放总量大幅攀升,深刻冲击了欧美工业国家消费模式和大众心理,这样如何限制新兴发展中大国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增长成为他们共同思考的问题。于是他们便积极施行两手策略,一方面积极宣传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环境威胁的主要来源地”形象,占据道德高地并趁机向发展中大国施压,另一方面又高调赞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就和减缓适应能力,并趁机向发展中大国提出高要求。这两手策略的结果便是在国际气候谈判过程中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施压力度,试图通过各种或明的或暗的方案要求中国等接受强制性减排义务,企图利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削弱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2009年3月欧盟委员会制订了新的方案,要求2012年之后大幅削减巴西、中国和印度等先进发展中国家的清洁排放机制项目(CDM)规模,欧盟认为对于先进的发展中国家和那些竞争激烈的行业而言,基于项目的CDM机制应当让位于行业性的碳市场计入机制,这一方案明确表明了欧盟要求所谓“先进发展中国家”参与实际减排的态度。此外,美国、法国等一些发达国家还试图抛出碳税等手段,强迫发展中国家接受强制减排约束。面对发达国家或软或硬的限制,中国一方面应对那些不合理要求予以坚决回击,宣示在成为中等发达国家之前绝不会接受强制性减排义务,另一方面也应赶紧落实低碳经济,使低碳经济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主渠道,使国际社会真正理解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和行动。
再次,当前的气候能源危机和经济危机密切相关,低碳经济已成为全球应对金融危机、振兴经济的主要着眼点,欧美为追求未来绿色经济主导纷纷了建立绿色经济长期投资规划。由于起步早,技术和资金雄厚,西方发达国家成为开发利用新型可再生能源的主要力量,美国和欧盟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的70%。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在上任伊始推出的7000亿美元的巨额经济刺激计划中,提出了未来10年将投资1500亿美元建立“清洁能源研发基金”,用于能源新技术方面的大规模的投资建设,主要通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发展可再生能源,其溢出效应遍及经济、工业、生活等全部经济体系。他还计划动用40亿美元政府资金支持汽车制造商重组改造和技术进步,生产更节能高效的混合动力车;投资45亿美元对联邦政府建筑进行改造,10年内将现有建筑的能效提高25%,这些计划美国有望创造500万个就业岗位。美国绿色经济新政表面层次是建设清洁能源结构和减少石油依赖,更深层次则涉及到美国要领导未来世界低碳经济引擎,在克服金融危机中保持能在未来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转型的主导权。美国进步中心报告中指出,政府在能效和可再生能源方面加大投入,是支撑衰弱中的美国经济的最佳方案之一。⑧欧盟在金融危机推动下也积极推行可再生能源计划,新增投资300亿欧元,拟创造35万个就业机会,并预期2013年之前投资1050亿欧元支持绿色经济。德国计划在2020年前,使可再生能源领域就业规模超过汽车产业的就业规模;英国政府计划在2020年前提供1000亿美元,建立7000座风力发电机组,新增就业16万人;法国也公布了一揽子旨在发展可再生能源计划,计划到2020年将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提高到23%。此外日本、韩国也都各自提出了自己的绿色投资计划,希望“绿色增长”成功拉动经济恢复。面对外部市场的萎缩,以出口及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中国也开始把绿色经济作为着力点之一,4万亿投资计划就明确有2100万元用于了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显然在各国政府的推动及清洁能源发展机制等激励下绿色经济已成为投资热点。
最后,中国的发展阶段和现实国情决定了中国除了发展低碳经济已无其他选择的可能。中国目前以全面小康为追求,致力于改善和提高13亿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正处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阶段,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能源密集度提高,单位GDP的CO2排放强度居高不下,能源消费呈迅速增长态势,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大、增速快,从绝对总量上看,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首先,经济结构不合理,中国经济主导部门是工业,工业中又以重、化工业为主,采掘、钢铁、建材水泥、电力等高耗能行业又占据了工业能源消费的60%以上。其次,资源禀赋“富煤、少气、缺油”的条件决定了中国低碳能源结构选择有限,能源结构只能以煤为主,火电在中国电力结构中高达70%以上,而其他可再生能源水电、核电和其他电力最多只有20%左右。再次,从经济增长的拉动情况来,中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投资和出口,而巨额贸易逆差的事实决定了出口了大量环境和能源。根据国际全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CNCIHDP)产业转型(IT)工作组的研究,2005年因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能源节约量逆差2.97亿吨标煤,CO2排放6.64亿吨,占能源总量13%。⑨上述数据和事实充分说明,中国目前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中国要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做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就必须践行低碳经济。
构建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以及经济特点决定了中国在经济危机冲击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性的同时,又点出了发展低碳经济的难处,然而国际竞争和负责任大国形象决定了中国必须迎难而上,将低碳经济置于政治议程的核心位置,为此,我们必须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构建中国特色低碳经济发展模式。
第一,战略层面上应改变过分重视能源安全,相对忽略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的政策取向,将气候安全和生态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与长期发展战略的框架中,提升低碳经济在国家核心竞争力中的地位和作用,将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纳入国家战略框架,在战略层面上规制能源与气候可持续发展。通过低碳社会发展目标实现多种社会发展目标的和谐共进,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社会千年发展目标”、“中国国家经济发展三步走总体目标”、“中国构建科技创新强国目标”等国家战略发展的一致性。
第二,在政策层面上,考虑到全球低碳的未来和低碳核心技术的勃兴,中国企业既面临着空前的竞争压力,又存在跨越式发展的机遇。在这过程中要积极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和管理机制建设,为企业低碳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把政策激励和企业自身发展动力结合起来,使企业自身最终形成低碳技术发展模式并掌握低碳核心技术。鉴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和产能,进行产业升级、淘汰落后产能,提高能效,积极进行绿色能源的投资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通过鼓励技术创新、推动立法、转变消费模式、建立碳市场等方法建立适应气候变化的市场机制和产业体系,同时适当调整贸易政策,适当限制高能耗产品的出口,并扩大工业制成品进口。
第三,技术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战略中最重要的部分,发展与提高能源技术每年可将应对全球变暖的成本降低近万亿美元,⑩必须大力开发新兴技术,加大研发投入以减少因依赖于化石燃料对能源安全和环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在技术层面上,建议按照《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的内容,大力发展节能和提高能效技术、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技术、煤的清洁高效开发利用技术、油气资源和煤层气勘探和清洁高效开发利用技术、先进核能技术、二氧化碳捕集与封存技术、生物固碳技术和其他固碳工程技术、农业和土地利用方式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技术等。科技是未来可持续的能源前景的关键因素。因此,中国应与欧盟等发达国家进行技术转移和实施清洁排放机制,通过碳市场来促进能源结构调整和清洁能源发展。
第四,在社会意识层面上,中国要有意识的引导、鼓励、发展社会公众的低碳意识,实践证明,社会有效参与是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基础,把低碳消费作为社会公德,引导、规范和制约社会消费行为,对开展全民节能减碳具有重要意义。应首先促进政府、社会组织实质性参与到低碳经济转型的实践中去,通过其行为的规模效应,促进环保成本相对较低的转型。其次,更应通过作为社会个体的公民的低碳消费为主的低碳生活推广,促进全民层面的低碳转型。因为选择低碳发展以尽量避免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发生,不仅是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责任,也同样是消费者和公民的责任,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应有之意。但由于中国推进低碳生活还缺乏社会服务基础和经济支持力度,则应首先通过公民低碳意识教育来预防未来高碳生活的可能,进而建立低碳的意识和责任,从而实现低碳社会的全民有效参与目标。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限容和创新:气候变化两大挑战的综合研究”(项目编号:09BGJ008)阶段成果。]
(第一作者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组织与国际法研究中心;第二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中心)
(责任编辑:肖雪晴)
① 朱四海:《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与中国的选择》《发展研究》2009年第5期第10—14页。
② 麦肯锡咨询公司:《碳生产率挑战》
③ 付允等:《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研究》《中国人口
何谓低碳经济发展模式
低碳的字面含义是说生产生活过程中尽可能对碳排放有所限制和约束,从内涵来说,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至少有以下三层涵义:(一)相对于基于化石燃料和能源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低碳提出了经济增长和二氧化碳排放相脱钩的目标;(二)相对于无任何约束的碳密集型生产方式,低碳对碳强度提出了上限;(三)相对于数量巨大碳足迹而言,低碳对人的生活方式和消费偏好提出明确要求,①低碳经济直截了当地提出了碳生产率的概念和内涵,即要求每单位碳排放所创造的GDP或附加值足够高。
低碳经济最主要目的是实现温室气体浓度稳定。低碳本质上也追求发展与增长,那么低碳经济的决定因素有哪些?首先是技术。先进技术不但能够促进碳生产率和投入产出技术效率的提高,降低碳排放总额而且还能帮助国家、社会和企业节省生产成本,因此低碳技术尤其是一些关键性低碳技术的成熟和推广尤为重要。其次是能源结构。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源自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的能源利用,只要有效降低化石燃料在整个能源结构的比重或者在能源利用过程中实现碳捕捉,那么低碳就相对容易实现。然而由于各国的资源禀赋不同,使得各国能源利用结构呈现较大差距,有的国家煤炭较多碳排放自然就相对较高,这样低碳发展还涉及到各国不同的天生资源禀赋。再次是普通居民的消费行为和日常生活方式。美国高度奢侈消费的生活方式,显然会使个人碳足迹大大高于其他国家,因此,如何创造适当的经济激励机制改变生活方式亦很重要。
明确了低碳经济的决定因素,在如何实现低碳经济方面也大同小异了,不同的是成为如何使上述因素更加有效的基本政策工具。麦肯锡咨询公司在《碳生产率挑战》中指出,全球向低碳经济发展必须促进微观经济调整,而微观经济调整就必须关注五个方面,即在住宅、商业、交通、工业和能源等多个部门提高能源效率,在电力、石油、天然气等能源部门“脱碳”,加快低碳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改变管理者和消费者的态度和行为,保护并扩大世界森林碳汇。②《斯特恩报告》作者斯特恩勋爵认为,低碳发展应从提高能源效率、电力等能源部门脱碳入手,建立强有力的价格机制征收碳排放税、进行碳交易以及全球联合对去碳高新技术进行研发和部署等等。中国一些学者认为低碳经济发展应该有三个方面的结合:宏观层面的发展方向要坚持即低碳发展、中观层面的发展方式要落实即节能减排、微观层面的发展方法要开拓即碳中和技术。③综合低碳经济的含义、低碳经济的决定要素、低碳经济实现的基本政策要素,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含义也就是呼之欲出了,即从技术、能源结构、公众消费方式改变以及增加碳汇入手,通过碳源减少、碳汇增加等方面做到能源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技术发展低碳化,最终大幅度提高碳生产率,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稳定大气温室气体浓度。
中国低碳经济发展:内外压力的驱动
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明确了低碳经济的必要性,而低碳技术、清洁能源以及低碳生活,明确了低碳经济的可行性。经过八国峰会、联合国安理会以及诸多双边、多边机制的讨论,气候变化已不仅仅是单纯的环境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政治安全、环境容量、经济发展空间再分配的重大战略问题,低碳经济也由此成为与国家竞争力高度相关的国际体系竞争的焦点所在。
首先,气候变化背景下低碳经济已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未来大国要取得国际体系的优势就必须具有发展低碳经济方面的创新优势,中国要在未来国际体系取得重要位置,就必须尽快构建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国际气候谈判和全球气候治理特殊性和复杂性就在于全球减排空间的稀缺性和气候容量的有限性,世界各国必须在考虑代际公平、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代内公平与发展一体化的基础上对各国的排放量满足程度加以限制,因而产生了全球环境容量和发展空间的竞争。欧美发达国家坚持认为他们只不过在时间上较早地运用了大气权利,并没有对发展中国家构成历史责任和债务,以前的累积排放不但没有责任,而且现在的排放权也应该根据传统和习惯基于原来排放权发放。这种论调还认为资源的使用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通过市场就达到最优状态,因此无需人的干预。④欧美发达国家妄图通过气候变化谈判来占有未来能源市场和环境容量划分,更为重要的是利用气候变化议题逐渐实现对低碳经济的控制。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向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一种以欧盟为代表,主张在全球范围内界定温室气体减排限排目标,并通过各国履行定量的减排义务来实现使全球温室气体稳定在某一浓度;另一种以美国为代表,不鼓励在联合国框架下为各国制定约束性的减排指标,而主张通过技术创新来减少能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开发使用替代能源。⑤两种不同的气候政策会影响到经济发展的成本和速度,能源效率提高与新能源开发明显要比单纯控制碳排放增长更具有市场效率。⑥理论和实践都已证明,发现、占有并充分利用能源及其衍生技术等是国际体系历史演进的关键动因,未来国际经济体系要发生重大结构性变化其前提和条件仍然是能源权力结构变化。⑦这种条件下面对气候变化和供应日益紧张的全球能源情势,清洁能源的主导权更是关乎权力转移和霸权更迭,新能源的发现、能源资源的排他性占有、低碳技术的革命性进展、低碳能源技术的普及与社会经济能源利用率的提高、国家对能源使用的控制力等等,也都已成为欧美发达国家竭力追求的目标。显然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地位也将取决于能否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掌控下一代能源,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的目标必然也要求尽快掌握低碳经济。
其次,低碳经济也是中国应对国际气候谈判压力,树立负责任大国国际形象的必然选择。随着城市化、工业化急剧推进,中国为代表新兴大国的崛起态势日益明朗,经济实力壮大和国际话语权软实力增强使得国际政治结构和国际力量对比发生缓慢而又微妙的变化,国际社会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有了更多的期待。然而新兴大国碳排放总量大幅攀升,深刻冲击了欧美工业国家消费模式和大众心理,这样如何限制新兴发展中大国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增长成为他们共同思考的问题。于是他们便积极施行两手策略,一方面积极宣传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环境威胁的主要来源地”形象,占据道德高地并趁机向发展中大国施压,另一方面又高调赞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就和减缓适应能力,并趁机向发展中大国提出高要求。这两手策略的结果便是在国际气候谈判过程中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施压力度,试图通过各种或明的或暗的方案要求中国等接受强制性减排义务,企图利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削弱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2009年3月欧盟委员会制订了新的方案,要求2012年之后大幅削减巴西、中国和印度等先进发展中国家的清洁排放机制项目(CDM)规模,欧盟认为对于先进的发展中国家和那些竞争激烈的行业而言,基于项目的CDM机制应当让位于行业性的碳市场计入机制,这一方案明确表明了欧盟要求所谓“先进发展中国家”参与实际减排的态度。此外,美国、法国等一些发达国家还试图抛出碳税等手段,强迫发展中国家接受强制减排约束。面对发达国家或软或硬的限制,中国一方面应对那些不合理要求予以坚决回击,宣示在成为中等发达国家之前绝不会接受强制性减排义务,另一方面也应赶紧落实低碳经济,使低碳经济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主渠道,使国际社会真正理解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和行动。
再次,当前的气候能源危机和经济危机密切相关,低碳经济已成为全球应对金融危机、振兴经济的主要着眼点,欧美为追求未来绿色经济主导纷纷了建立绿色经济长期投资规划。由于起步早,技术和资金雄厚,西方发达国家成为开发利用新型可再生能源的主要力量,美国和欧盟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的70%。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在上任伊始推出的7000亿美元的巨额经济刺激计划中,提出了未来10年将投资1500亿美元建立“清洁能源研发基金”,用于能源新技术方面的大规模的投资建设,主要通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发展可再生能源,其溢出效应遍及经济、工业、生活等全部经济体系。他还计划动用40亿美元政府资金支持汽车制造商重组改造和技术进步,生产更节能高效的混合动力车;投资45亿美元对联邦政府建筑进行改造,10年内将现有建筑的能效提高25%,这些计划美国有望创造500万个就业岗位。美国绿色经济新政表面层次是建设清洁能源结构和减少石油依赖,更深层次则涉及到美国要领导未来世界低碳经济引擎,在克服金融危机中保持能在未来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转型的主导权。美国进步中心报告中指出,政府在能效和可再生能源方面加大投入,是支撑衰弱中的美国经济的最佳方案之一。⑧欧盟在金融危机推动下也积极推行可再生能源计划,新增投资300亿欧元,拟创造35万个就业机会,并预期2013年之前投资1050亿欧元支持绿色经济。德国计划在2020年前,使可再生能源领域就业规模超过汽车产业的就业规模;英国政府计划在2020年前提供1000亿美元,建立7000座风力发电机组,新增就业16万人;法国也公布了一揽子旨在发展可再生能源计划,计划到2020年将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提高到23%。此外日本、韩国也都各自提出了自己的绿色投资计划,希望“绿色增长”成功拉动经济恢复。面对外部市场的萎缩,以出口及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中国也开始把绿色经济作为着力点之一,4万亿投资计划就明确有2100万元用于了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显然在各国政府的推动及清洁能源发展机制等激励下绿色经济已成为投资热点。
最后,中国的发展阶段和现实国情决定了中国除了发展低碳经济已无其他选择的可能。中国目前以全面小康为追求,致力于改善和提高13亿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正处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阶段,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能源密集度提高,单位GDP的CO2排放强度居高不下,能源消费呈迅速增长态势,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大、增速快,从绝对总量上看,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首先,经济结构不合理,中国经济主导部门是工业,工业中又以重、化工业为主,采掘、钢铁、建材水泥、电力等高耗能行业又占据了工业能源消费的60%以上。其次,资源禀赋“富煤、少气、缺油”的条件决定了中国低碳能源结构选择有限,能源结构只能以煤为主,火电在中国电力结构中高达70%以上,而其他可再生能源水电、核电和其他电力最多只有20%左右。再次,从经济增长的拉动情况来,中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投资和出口,而巨额贸易逆差的事实决定了出口了大量环境和能源。根据国际全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CNCIHDP)产业转型(IT)工作组的研究,2005年因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能源节约量逆差2.97亿吨标煤,CO2排放6.64亿吨,占能源总量13%。⑨上述数据和事实充分说明,中国目前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中国要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做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就必须践行低碳经济。
构建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以及经济特点决定了中国在经济危机冲击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性的同时,又点出了发展低碳经济的难处,然而国际竞争和负责任大国形象决定了中国必须迎难而上,将低碳经济置于政治议程的核心位置,为此,我们必须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构建中国特色低碳经济发展模式。
第一,战略层面上应改变过分重视能源安全,相对忽略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的政策取向,将气候安全和生态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与长期发展战略的框架中,提升低碳经济在国家核心竞争力中的地位和作用,将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纳入国家战略框架,在战略层面上规制能源与气候可持续发展。通过低碳社会发展目标实现多种社会发展目标的和谐共进,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社会千年发展目标”、“中国国家经济发展三步走总体目标”、“中国构建科技创新强国目标”等国家战略发展的一致性。
第二,在政策层面上,考虑到全球低碳的未来和低碳核心技术的勃兴,中国企业既面临着空前的竞争压力,又存在跨越式发展的机遇。在这过程中要积极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和管理机制建设,为企业低碳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把政策激励和企业自身发展动力结合起来,使企业自身最终形成低碳技术发展模式并掌握低碳核心技术。鉴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和产能,进行产业升级、淘汰落后产能,提高能效,积极进行绿色能源的投资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通过鼓励技术创新、推动立法、转变消费模式、建立碳市场等方法建立适应气候变化的市场机制和产业体系,同时适当调整贸易政策,适当限制高能耗产品的出口,并扩大工业制成品进口。
第三,技术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战略中最重要的部分,发展与提高能源技术每年可将应对全球变暖的成本降低近万亿美元,⑩必须大力开发新兴技术,加大研发投入以减少因依赖于化石燃料对能源安全和环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在技术层面上,建议按照《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的内容,大力发展节能和提高能效技术、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技术、煤的清洁高效开发利用技术、油气资源和煤层气勘探和清洁高效开发利用技术、先进核能技术、二氧化碳捕集与封存技术、生物固碳技术和其他固碳工程技术、农业和土地利用方式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技术等。科技是未来可持续的能源前景的关键因素。因此,中国应与欧盟等发达国家进行技术转移和实施清洁排放机制,通过碳市场来促进能源结构调整和清洁能源发展。
第四,在社会意识层面上,中国要有意识的引导、鼓励、发展社会公众的低碳意识,实践证明,社会有效参与是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基础,把低碳消费作为社会公德,引导、规范和制约社会消费行为,对开展全民节能减碳具有重要意义。应首先促进政府、社会组织实质性参与到低碳经济转型的实践中去,通过其行为的规模效应,促进环保成本相对较低的转型。其次,更应通过作为社会个体的公民的低碳消费为主的低碳生活推广,促进全民层面的低碳转型。因为选择低碳发展以尽量避免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发生,不仅是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责任,也同样是消费者和公民的责任,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应有之意。但由于中国推进低碳生活还缺乏社会服务基础和经济支持力度,则应首先通过公民低碳意识教育来预防未来高碳生活的可能,进而建立低碳的意识和责任,从而实现低碳社会的全民有效参与目标。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限容和创新:气候变化两大挑战的综合研究”(项目编号:09BGJ008)阶段成果。]
(第一作者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组织与国际法研究中心;第二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中心)
(责任编辑:肖雪晴)
① 朱四海:《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与中国的选择》《发展研究》2009年第5期第10—14页。
② 麦肯锡咨询公司:《碳生产率挑战》
③ 付允等:《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研究》《中国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