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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城开封城内繁华的北土街10号、原开封市政府大院内北侧,有一座灰色的中西合璧的建筑,名为一号楼。它始建于1928年,本是新乡巨富王慎清创建的“同和裕银号”开封分号(当时门牌为北土街394号)。20世纪30年代,“同和裕银号”倒闭后,这里成为河南省农工银行办公地。1938年6月开封沦陷后,日伪市政公署挂牌于此。日本投降后,又成为银行所在地。1948年6月,开封第一次解放时,解放军开封前线司令部曾在此设立中州、冀南银行驻汴办事处。人民政权建立后,这里成为开封市人民政府机关大院。
历经沧桑的一号楼,在动乱的“文化大革命”中,从1969年10月到1972年1月,再没有政府机关人员进出。从四面楼房环抱的小院虚掩的小门前经过,人们偶尔会看到有解放军战士身影出入,更使小楼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王光美说:这里真像一座监狱
1969年秋,出于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于10月14日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含被打倒和“靠边站”的)及机关干部等,在10月20日前全部战备疏散。
中央决定执行“战备疏散”的第三天,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召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几名副组长开会,告诉他们,刘少奇要转移到河南开封,已经通知河南省军区和驻军作好准备了。
此前,河南省军区和开封驻军领导根据“保密、安全和有暖气”的要求,派人秘密寻访,最后选中了北土街10号市政府大院内市长办公的一号楼。这个小院四面楼房环抱,院内面积不足50平方米,只要把东面楼门封死,把守住南面的唯一一个小门,就完全符合北京的要求。
10月17日,汪东兴来到中南海福禄居刘少奇住处。他没有走进重病中的刘少奇的卧室,而是让护理员小韩拿着用棉签蘸着紫药水写的“中央决定把你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的字条,送到躺在病床上的刘少奇眼前,刘少奇扭头不看。
站在旁边的刘少奇原卫士长李太和走到床前,对着刘少奇耳朵,轻轻将字条上的内容念了一遍。刘少奇仍闭着眼睛不语。
17日16时半,“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接到出发通知。刘少奇被用随身盖的粉红色缎被裹着,连同枕头抬上担架,再蒙上一条床单,送上救护车。18时,救护车向北京西郊疾驶。
救护车驶入北京西郊机场后,停靠在一架伊尔-14型飞机旁。刘少奇被迅速抬上飞机。机组人员除机长邹立升以外,其他人员一概不准走出驾驶舱。19时23分,飞机升空,直飞开封。
就在17日上午,开封驻军八一七二部队领导根据河南省军区传达的命令,调派一个警卫班,到北土街10号市政府一号楼外平房驻扎,负责警戒通往一号楼的唯一小门,不准任何人出入。警卫人员亦不得进入一号楼院内,打听警卫何人。同时,八一七二部队一位副政委与抽调的两名保卫干部、陆军一五五医院的一名医生和四名护士谈话,向他们传达刘少奇当晚就到开封,由他们执行监护的“特殊政治任务”,并下达不准泄漏消息、不准记录(包括追记)、不准告诉任何人(包括亲属)的死命令。
接着,七名监护人员来到一号楼,开始打扫卫生,整理房间。刘少奇被安排在西楼一层南头套间内,房内有病床一张,放药品的小桌一张,以及氧气瓶、吸痰器等。院内安装了电话专线,配备了保密电话。对外联系、汇报,一律不用刘少奇的名字,而使用他到达开封的日期10月17日的“17”为代号。
10月17日21时30分,伊尔-14型飞机在开封南关军用机场着陆。等候在机场的河南省军区政委王新等人和医务人员走上前去。
21时50分,躺在担架上的刘少奇被抬上救护车,20分钟后到达一号楼。当晚,北京的医务人员和开封的医务人员进行了交接。北京的医生交代说,对病人不要再全面检查,因为病就那么多;买的药太多,有的一年还用不完;补药不吃,有啥药吃啥药。
据刘少奇病历首页上记录:
姓名 17号 床号 特 病案号 8
体格检查:……仍然是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被动体位,四肢无任何自主运动及强迫运动,进水呛咳,靠胃管鼻饲饮食、进水、进药,咽部分泌物多,时时靠吸引器吸引,发育正常,身体极度消瘦,全身肌肉明显萎缩……
实际上,刘少奇自1968年7月5日高烧以后,病情一直不稳定,10月9日以后,他自己就不能进食、进水和进药了。1969年来开封前三个月,他的肺炎再度发作。医生认为刘少奇病情已相当严重:“因他年龄大,久病长期卧床,消瘦,抵抗力极差,容易发生休克、心力衰竭、糖尿病酸中毒等并发症,故预后不良,可能随时发生死亡。”
最初,开封的医务人员曾经提出,请有经验的医生会诊和再购买一些好的抗生素药品,都被专案组副组长以“一切服从保密”、“就地解决”拒绝,连拍X光片也不允许。
面对生疏的环境和陌生的面孔,刘少奇躺在病床上,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开封的医务人员在为他翻身时,看到他双手紧紧握着两个葫芦形的东西不放,感到他在顽强地抗争。后来,他们听北京的护士介绍才知道,在北京时由于病痛和窒息的痛苦,刘少奇经常攥住拳头,或者伸手乱抓,抓住什么东西就死死不放。身边人员就找来两个塑料药瓶,让他握在手中,希望能减轻一些他的痛苦。时间久了,塑料瓶就被捏成了葫芦形,大家便称这是他的两个“宝葫芦”。
在这个悬挂着一个昏暗的小电灯泡、墙面脱落、隔山和窗户残留着斑驳黄漆的房间里,刘少奇度过了生命的最后27天。
1969年11月12日晨,刘少奇含冤逝世。他的遗体被停放在原银行金库铁门前狭小的过道里,等待如何处理后事的决定。13日上午,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等再抵开封。13日夜,刘少奇遗体被抬到小院,头部用三角巾包扎,佯称烈性传染病患者的尸体,送到开封火葬场秘密火化。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5月13日,王光美率子女到开封凭吊刘少奇逝世处。王光美仰望着一号楼天井小院,站在金库铁栅的前面,深沉地说:“这里真像一座监狱!”
徐向前说:我也在少奇同志含冤逝世的那个房间的楼上住过
1980年5月17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刘少奇追悼大会上,徐向前紧紧握住王光美的双手,悲痛地说:“文化大革命”中,我也在少奇同志含冤逝世的那个房间的楼上住过。
1969年10月,在北京高干大疏散中,徐向前也在其中。在1967年所谓的“二月逆流”中,身为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在会议上拍案而起,怒斥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此后,徐向前接连遭到批判,三次被抄家。尽管在中共九大上,徐向前仍被选为中央委员,但实际上他已经“靠边站”了。
1969年10月17日晚,周恩来在首都体育馆会见应邀参加观看体育表演的朱德、董必武等,向他们宣布了中央关于战备大疏散的决定,以及每人的疏散地点。周恩来还特意嘱咐,一定要带夫人去,原在北京的住处都保留不动。徐向前因为没有出席观看体育表演,第二天才接到紧急通知,得知在20日前必须离开北京,去河南开封市。当时,他的夫人黄杰因为正在纺织工业部接受审查,于是,他便带着生活秘书郭春福于19日到达郑州,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张树芝出面接待了他,他于次日抵达开封。
徐向前和随行人员被开封市革命委员会安排在开封南关一个军分区干休所。恰逢当时在院内为老红军修建的几栋房子刚刚落成,就拿出一套,安顿徐向前住下。内定的接待原则是“不冷不热,偏重于冷”。按照驻军八一七二部队和开封市革命委员会的分工,部队负责住地警卫、人身安全和日常食宿,地方负责后勤供应。徐向前在回忆刚到开封的心情时说:到开封一个星期,地方小报就登出了“二月逆流”到了开封的消息。“我在开封,实际上过着半囚禁的生活。哪里也去不得,整天呆在房间里,看书看报,身边除工作人员外,没有一个亲人。……自己生活孤单,消息闭塞,心情更加郁闷,不知道‘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何年何月才能结束,也不知道其他老同志的命运如何。”
进入11月中旬,北方天气逐渐寒冷。住在军分区干休所没有暖气的屋子里,徐向前患上了感冒。消息很快传到了郑州,河南省革命委员会要开封市抓紧安装暖气设备。为了便于施工,徐向前被暂时转移到另外的地方居住。郭春福便与市革委工作人员一起来到北土街10号市政府一号楼小院,只见小院里十分凌乱,房间都是空荡荡的。他们走进西楼南头的一个套间,里面还散放着氧气瓶、吸痰器等一些杂物。后来,他们才知道这间房子是刘少奇生前住过的地方。因刘少奇刚逝世不久,房间尚未打扫清理。当时,他们感到屋内杂乱,附近又有锅炉噪音,最后便选定了二楼南头的那个套间。
徐向前与秘书郭春福、陆军一五五医院医生张文玺等搬进一号楼小院后,房间虽然有暖气,但在四面三层楼房环抱的天井院内,既无外人,又不让走出小院,和“软禁”几无两样。
徐向前每日只是看看报、到晾台上散散步或晒晒太阳。
一天,郭春福从外面联系事情回来,到徐向前住室一看,屋内无人,又去他常爱走动的晾台,也没有找到,心里开始有点紧张。他急忙跑到东楼二层,沿着那个唯一通向三层的木楼梯正准备上楼寻找时,看到徐向前拿着几本书走下楼来。他赶忙上前去把书接过来。徐向前笑着说:“小郭,我今天可发现个好地方,那里有好多藏书,以后可有东西看了!”原来,东楼三层有间市政府机关的图书室,“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无人管理,书刊都杂乱地堆放在那里。从此,徐向前又多了一个去处。
1970年元旦来临,徐向前远离北京和亲人,孤身在古城开封度过了新年。不久,开封军分区干休所的暖气安装完毕。春节前,徐向前便从市政府一号楼搬了回来。干休所不像市政府一号楼那样高楼林立,戒备森严,几与外面隔绝。在这里,警卫战士和军分区派来照顾徐向前生活的霍兰柱等人也住在院内,有时他还可以和身边的指战员聊聊天。后来,夫人黄杰和儿子徐小岩、女儿徐小涛亦曾来探望。但他本人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干休所内;有时走到干休所门口,站在大门内,看看大街上的商铺和熙熙攘攘过往的行人。
徐向前在开封期间,逢年过节,驻军首长和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一般都会陪着他吃顿饭,表示问候。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开会前夕,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建勋派人通知徐向前速到郑州。徐向前与秘书郭春福、医生张文玺连忙赶往郑州。在吃晚饭的时候,刘建勋才说,马上要一起动身去庐山开会。这下急坏了郭春福,他连忙让张文玺返回开封,将徐向前的衣物带来,然后去了庐山。其他政治活动,徐向前都是无缘参加的。
后来,遇有天气好的时候,偶尔也有人陪同徐向前到古城市区走走。徐向前关心开封的工农业生产,除每天浏览自费订阅的报纸外,还饶有兴趣地到南关工人文化宫参观“开封市工业生产展览”。他还曾到铁塔、龙亭等名胜古迹游览,去汴京公园猴山看嬉闹的猴群,这时他的心情最好。陪同的同志记得,在游览铁塔时,年近古稀的徐向前,执意想登上50多米高的铁塔顶部鸟瞰古城全貌,后经大家耐心劝说,才改变了主意。
1971年4月,徐向前接中央通知离汴返京。此时,毛泽东对所谓“二月逆流”的看法已逐渐改变。早在1969年1月3日,毛泽东就曾在军委办事组的一个报告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中央决定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毛泽东在审阅上报的与会人员的名单时,亲自加上了徐向前的名字。4月8日,徐向前结束了他在开封一年又七个月的半囚禁岁月,返回北京。
杨成武说:我真正尝到了“坐井观天”的滋味
1986年5月,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成武到开封视察工作,专门来到一号楼小院。他走进西楼一层南头的原市长办公室,向陪同的市政协领导说:“‘文化大革命’中,我曾经在这里被关押了一年!”
1968年3月24日,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常委的杨成武与空军政治委员余立金、北京军区司令员傅崇碧等三人,受到林彪、江青的诬陷,以“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为‘二月逆流’翻案”等罪名被逮捕,此即轰动全国的“杨、余、傅”事件。杨成武迅即被秘密转移至武汉山坡机场,关押在地下室内。同时,河南省军区接到命令,杨成武的母亲、夫人、妹妹和子女共十余人,3月底前要到洛阳,立即组织监护班子和调集警卫部队。30日夜,杨成武亲属一行抵达郑州,次日到达洛阳,住进戒备森严的龙门石窟对面的香山寺。5月,杨成武也被秘密转移至香山寺。8月,杨成武大女儿杨毅也来到洛阳,全家人被关押在一起。
杨成武一家在洛阳被囚禁两年。其间,杨成武被迫接受审查“交代问题”,他年迈的母亲因身心受到严重折磨而病逝,子女也无端遭受“禁闭”,完全失去人身自由。
1971年1月22日,灾难再次降临杨家。午夜,杨毅姊妹被通知立即离开香山寺。忙乱中,杨成武夫妇顾不上和儿女说话,只看到孩子们被强行带离住地。从此,他们与子女失去了联系。
1月23日,杨成武夫妇和妹妹三人,被秘密转移到开封。此前,正在信阳拉练的解放军第二师四团特务连侦察排,奉命星夜返回开封,住进北土街10号市政府一号楼小院。上级命令只是执行警戒任务,不准和入住人员接触谈话,不许外出。连长翟金碧不知道警卫何人,就连曾经参与“监护”刘少奇的一军保卫处处长也不知情。
杨成武三人抵达开封后,直接到了一号楼小院。他们夫妇被安置在西楼一层南头一个房间(后来,他才知道就是刘少奇逝世的房间)里,他妹妹住在他们对面的北头房内。
杨成武在这里被监禁整整一年,和在洛阳一样,每天除了看看《人民日报》,只能在小院里走走,与外界完全隔绝。奇怪的是,连专案组也没有派人找他谈过话。“批陈整风”、“九一三”事件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他全然不知。
杨成武长女杨毅受迫害致死也发生在这一年。杨毅姊妹从洛阳和父母分手后,被分别送到河南的两处农场劳动,继续接受审查。杨毅被安排到河南滑县部队农场劳动。“九一三”事件后,她从旧小报上,偶然看到了林彪出事的消息,便立即给周恩来写信,揭发林彪40多条罪行。很快,中央专案组派人找她谈话,但来人刚刚离开,杨毅便被神秘宣布“自杀”。杨成武的二女儿杨俊生,也致信毛泽东,揭发林彪对她父亲的诬陷、迫害,负责她的专案组长缪锡跃认为杨成武无罪,便将杨俊生的信件通过叶剑英转呈毛泽东。同时,缪锡跃自己也向周恩来写信,反映了杨成武一家的境遇。
周恩来得知杨成武一家的情况后,立即采取断然措施:一是派人到河南滑县调查杨毅之死(后来平反昭雪),并安全转移其他子女;二是从北京卫戍区派专人到河南,解决杨成武夫妇在开封囚禁的问题。
1972年春节前夕,杨成武在开封的监护人员接到命令,由北京卫戍区派人将杨成武转移。于是,杨成武和夫人、妹妹三人乘汽车,离开住了一年的开封一号楼,抵达郑州火车站,结束了在开封一年的囚禁生活。随后,他们改乘火车,抵达山西侯马。
1986年5月,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杨成武到开封视察工作,专门重访了一号楼。从走进天井院,到当年被关押的房间,他向陪同人员谈起了难以忘怀的往事。站在天井院中央,他仰望天空,深沉地说:“在这里,我真正尝到了‘坐井观天’的滋味!”
杨成武还深情地说到,多少年来,他一直保留着在被关押期间的两件纪念品:一件是哨兵见他穿的裤子换不下来,偷偷送给他的一条半旧裤子;一件是炎热的夏天,送给他的普通扇子。
2008年5月4日,当年曾经参加“看守”杨成武的第一军第二师四团特务连战士毛海根来到刘少奇在开封陈列馆。走进一号楼小院,听着讲解员的介绍,引起他对30多年前自己执行的一次“看守一个重要人物秘密任务”的回忆。以往的种种传言,终于得到证实:他看守的正是杨成武将军。
2009年10月,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华诞之际,刘少奇在开封陈列馆在一号楼一层东头,即当年刘少奇、杨成武先后住过的房间的对面,开设了徐向前、杨成武在开封的陈列。正如《前言》中所写的: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一个院落,一座楼房,记录了“文化大革命”中,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含冤逝世、开国元勋徐向前和百战上将杨成武那段难忘岁月,必将激励我们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历经沧桑的一号楼,在动乱的“文化大革命”中,从1969年10月到1972年1月,再没有政府机关人员进出。从四面楼房环抱的小院虚掩的小门前经过,人们偶尔会看到有解放军战士身影出入,更使小楼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王光美说:这里真像一座监狱
1969年秋,出于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于10月14日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含被打倒和“靠边站”的)及机关干部等,在10月20日前全部战备疏散。
中央决定执行“战备疏散”的第三天,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召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几名副组长开会,告诉他们,刘少奇要转移到河南开封,已经通知河南省军区和驻军作好准备了。
此前,河南省军区和开封驻军领导根据“保密、安全和有暖气”的要求,派人秘密寻访,最后选中了北土街10号市政府大院内市长办公的一号楼。这个小院四面楼房环抱,院内面积不足50平方米,只要把东面楼门封死,把守住南面的唯一一个小门,就完全符合北京的要求。
10月17日,汪东兴来到中南海福禄居刘少奇住处。他没有走进重病中的刘少奇的卧室,而是让护理员小韩拿着用棉签蘸着紫药水写的“中央决定把你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的字条,送到躺在病床上的刘少奇眼前,刘少奇扭头不看。
站在旁边的刘少奇原卫士长李太和走到床前,对着刘少奇耳朵,轻轻将字条上的内容念了一遍。刘少奇仍闭着眼睛不语。
17日16时半,“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接到出发通知。刘少奇被用随身盖的粉红色缎被裹着,连同枕头抬上担架,再蒙上一条床单,送上救护车。18时,救护车向北京西郊疾驶。
救护车驶入北京西郊机场后,停靠在一架伊尔-14型飞机旁。刘少奇被迅速抬上飞机。机组人员除机长邹立升以外,其他人员一概不准走出驾驶舱。19时23分,飞机升空,直飞开封。
就在17日上午,开封驻军八一七二部队领导根据河南省军区传达的命令,调派一个警卫班,到北土街10号市政府一号楼外平房驻扎,负责警戒通往一号楼的唯一小门,不准任何人出入。警卫人员亦不得进入一号楼院内,打听警卫何人。同时,八一七二部队一位副政委与抽调的两名保卫干部、陆军一五五医院的一名医生和四名护士谈话,向他们传达刘少奇当晚就到开封,由他们执行监护的“特殊政治任务”,并下达不准泄漏消息、不准记录(包括追记)、不准告诉任何人(包括亲属)的死命令。
接着,七名监护人员来到一号楼,开始打扫卫生,整理房间。刘少奇被安排在西楼一层南头套间内,房内有病床一张,放药品的小桌一张,以及氧气瓶、吸痰器等。院内安装了电话专线,配备了保密电话。对外联系、汇报,一律不用刘少奇的名字,而使用他到达开封的日期10月17日的“17”为代号。
10月17日21时30分,伊尔-14型飞机在开封南关军用机场着陆。等候在机场的河南省军区政委王新等人和医务人员走上前去。
21时50分,躺在担架上的刘少奇被抬上救护车,20分钟后到达一号楼。当晚,北京的医务人员和开封的医务人员进行了交接。北京的医生交代说,对病人不要再全面检查,因为病就那么多;买的药太多,有的一年还用不完;补药不吃,有啥药吃啥药。
据刘少奇病历首页上记录:
姓名 17号 床号 特 病案号 8
体格检查:……仍然是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被动体位,四肢无任何自主运动及强迫运动,进水呛咳,靠胃管鼻饲饮食、进水、进药,咽部分泌物多,时时靠吸引器吸引,发育正常,身体极度消瘦,全身肌肉明显萎缩……
实际上,刘少奇自1968年7月5日高烧以后,病情一直不稳定,10月9日以后,他自己就不能进食、进水和进药了。1969年来开封前三个月,他的肺炎再度发作。医生认为刘少奇病情已相当严重:“因他年龄大,久病长期卧床,消瘦,抵抗力极差,容易发生休克、心力衰竭、糖尿病酸中毒等并发症,故预后不良,可能随时发生死亡。”
最初,开封的医务人员曾经提出,请有经验的医生会诊和再购买一些好的抗生素药品,都被专案组副组长以“一切服从保密”、“就地解决”拒绝,连拍X光片也不允许。
面对生疏的环境和陌生的面孔,刘少奇躺在病床上,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开封的医务人员在为他翻身时,看到他双手紧紧握着两个葫芦形的东西不放,感到他在顽强地抗争。后来,他们听北京的护士介绍才知道,在北京时由于病痛和窒息的痛苦,刘少奇经常攥住拳头,或者伸手乱抓,抓住什么东西就死死不放。身边人员就找来两个塑料药瓶,让他握在手中,希望能减轻一些他的痛苦。时间久了,塑料瓶就被捏成了葫芦形,大家便称这是他的两个“宝葫芦”。
在这个悬挂着一个昏暗的小电灯泡、墙面脱落、隔山和窗户残留着斑驳黄漆的房间里,刘少奇度过了生命的最后27天。
1969年11月12日晨,刘少奇含冤逝世。他的遗体被停放在原银行金库铁门前狭小的过道里,等待如何处理后事的决定。13日上午,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等再抵开封。13日夜,刘少奇遗体被抬到小院,头部用三角巾包扎,佯称烈性传染病患者的尸体,送到开封火葬场秘密火化。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5月13日,王光美率子女到开封凭吊刘少奇逝世处。王光美仰望着一号楼天井小院,站在金库铁栅的前面,深沉地说:“这里真像一座监狱!”
徐向前说:我也在少奇同志含冤逝世的那个房间的楼上住过
1980年5月17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刘少奇追悼大会上,徐向前紧紧握住王光美的双手,悲痛地说:“文化大革命”中,我也在少奇同志含冤逝世的那个房间的楼上住过。
1969年10月,在北京高干大疏散中,徐向前也在其中。在1967年所谓的“二月逆流”中,身为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在会议上拍案而起,怒斥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此后,徐向前接连遭到批判,三次被抄家。尽管在中共九大上,徐向前仍被选为中央委员,但实际上他已经“靠边站”了。
1969年10月17日晚,周恩来在首都体育馆会见应邀参加观看体育表演的朱德、董必武等,向他们宣布了中央关于战备大疏散的决定,以及每人的疏散地点。周恩来还特意嘱咐,一定要带夫人去,原在北京的住处都保留不动。徐向前因为没有出席观看体育表演,第二天才接到紧急通知,得知在20日前必须离开北京,去河南开封市。当时,他的夫人黄杰因为正在纺织工业部接受审查,于是,他便带着生活秘书郭春福于19日到达郑州,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张树芝出面接待了他,他于次日抵达开封。
徐向前和随行人员被开封市革命委员会安排在开封南关一个军分区干休所。恰逢当时在院内为老红军修建的几栋房子刚刚落成,就拿出一套,安顿徐向前住下。内定的接待原则是“不冷不热,偏重于冷”。按照驻军八一七二部队和开封市革命委员会的分工,部队负责住地警卫、人身安全和日常食宿,地方负责后勤供应。徐向前在回忆刚到开封的心情时说:到开封一个星期,地方小报就登出了“二月逆流”到了开封的消息。“我在开封,实际上过着半囚禁的生活。哪里也去不得,整天呆在房间里,看书看报,身边除工作人员外,没有一个亲人。……自己生活孤单,消息闭塞,心情更加郁闷,不知道‘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何年何月才能结束,也不知道其他老同志的命运如何。”
进入11月中旬,北方天气逐渐寒冷。住在军分区干休所没有暖气的屋子里,徐向前患上了感冒。消息很快传到了郑州,河南省革命委员会要开封市抓紧安装暖气设备。为了便于施工,徐向前被暂时转移到另外的地方居住。郭春福便与市革委工作人员一起来到北土街10号市政府一号楼小院,只见小院里十分凌乱,房间都是空荡荡的。他们走进西楼南头的一个套间,里面还散放着氧气瓶、吸痰器等一些杂物。后来,他们才知道这间房子是刘少奇生前住过的地方。因刘少奇刚逝世不久,房间尚未打扫清理。当时,他们感到屋内杂乱,附近又有锅炉噪音,最后便选定了二楼南头的那个套间。
徐向前与秘书郭春福、陆军一五五医院医生张文玺等搬进一号楼小院后,房间虽然有暖气,但在四面三层楼房环抱的天井院内,既无外人,又不让走出小院,和“软禁”几无两样。
徐向前每日只是看看报、到晾台上散散步或晒晒太阳。
一天,郭春福从外面联系事情回来,到徐向前住室一看,屋内无人,又去他常爱走动的晾台,也没有找到,心里开始有点紧张。他急忙跑到东楼二层,沿着那个唯一通向三层的木楼梯正准备上楼寻找时,看到徐向前拿着几本书走下楼来。他赶忙上前去把书接过来。徐向前笑着说:“小郭,我今天可发现个好地方,那里有好多藏书,以后可有东西看了!”原来,东楼三层有间市政府机关的图书室,“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无人管理,书刊都杂乱地堆放在那里。从此,徐向前又多了一个去处。
1970年元旦来临,徐向前远离北京和亲人,孤身在古城开封度过了新年。不久,开封军分区干休所的暖气安装完毕。春节前,徐向前便从市政府一号楼搬了回来。干休所不像市政府一号楼那样高楼林立,戒备森严,几与外面隔绝。在这里,警卫战士和军分区派来照顾徐向前生活的霍兰柱等人也住在院内,有时他还可以和身边的指战员聊聊天。后来,夫人黄杰和儿子徐小岩、女儿徐小涛亦曾来探望。但他本人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干休所内;有时走到干休所门口,站在大门内,看看大街上的商铺和熙熙攘攘过往的行人。
徐向前在开封期间,逢年过节,驻军首长和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一般都会陪着他吃顿饭,表示问候。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开会前夕,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建勋派人通知徐向前速到郑州。徐向前与秘书郭春福、医生张文玺连忙赶往郑州。在吃晚饭的时候,刘建勋才说,马上要一起动身去庐山开会。这下急坏了郭春福,他连忙让张文玺返回开封,将徐向前的衣物带来,然后去了庐山。其他政治活动,徐向前都是无缘参加的。
后来,遇有天气好的时候,偶尔也有人陪同徐向前到古城市区走走。徐向前关心开封的工农业生产,除每天浏览自费订阅的报纸外,还饶有兴趣地到南关工人文化宫参观“开封市工业生产展览”。他还曾到铁塔、龙亭等名胜古迹游览,去汴京公园猴山看嬉闹的猴群,这时他的心情最好。陪同的同志记得,在游览铁塔时,年近古稀的徐向前,执意想登上50多米高的铁塔顶部鸟瞰古城全貌,后经大家耐心劝说,才改变了主意。
1971年4月,徐向前接中央通知离汴返京。此时,毛泽东对所谓“二月逆流”的看法已逐渐改变。早在1969年1月3日,毛泽东就曾在军委办事组的一个报告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中央决定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毛泽东在审阅上报的与会人员的名单时,亲自加上了徐向前的名字。4月8日,徐向前结束了他在开封一年又七个月的半囚禁岁月,返回北京。
杨成武说:我真正尝到了“坐井观天”的滋味
1986年5月,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成武到开封视察工作,专门来到一号楼小院。他走进西楼一层南头的原市长办公室,向陪同的市政协领导说:“‘文化大革命’中,我曾经在这里被关押了一年!”
1968年3月24日,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常委的杨成武与空军政治委员余立金、北京军区司令员傅崇碧等三人,受到林彪、江青的诬陷,以“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为‘二月逆流’翻案”等罪名被逮捕,此即轰动全国的“杨、余、傅”事件。杨成武迅即被秘密转移至武汉山坡机场,关押在地下室内。同时,河南省军区接到命令,杨成武的母亲、夫人、妹妹和子女共十余人,3月底前要到洛阳,立即组织监护班子和调集警卫部队。30日夜,杨成武亲属一行抵达郑州,次日到达洛阳,住进戒备森严的龙门石窟对面的香山寺。5月,杨成武也被秘密转移至香山寺。8月,杨成武大女儿杨毅也来到洛阳,全家人被关押在一起。
杨成武一家在洛阳被囚禁两年。其间,杨成武被迫接受审查“交代问题”,他年迈的母亲因身心受到严重折磨而病逝,子女也无端遭受“禁闭”,完全失去人身自由。
1971年1月22日,灾难再次降临杨家。午夜,杨毅姊妹被通知立即离开香山寺。忙乱中,杨成武夫妇顾不上和儿女说话,只看到孩子们被强行带离住地。从此,他们与子女失去了联系。
1月23日,杨成武夫妇和妹妹三人,被秘密转移到开封。此前,正在信阳拉练的解放军第二师四团特务连侦察排,奉命星夜返回开封,住进北土街10号市政府一号楼小院。上级命令只是执行警戒任务,不准和入住人员接触谈话,不许外出。连长翟金碧不知道警卫何人,就连曾经参与“监护”刘少奇的一军保卫处处长也不知情。
杨成武三人抵达开封后,直接到了一号楼小院。他们夫妇被安置在西楼一层南头一个房间(后来,他才知道就是刘少奇逝世的房间)里,他妹妹住在他们对面的北头房内。
杨成武在这里被监禁整整一年,和在洛阳一样,每天除了看看《人民日报》,只能在小院里走走,与外界完全隔绝。奇怪的是,连专案组也没有派人找他谈过话。“批陈整风”、“九一三”事件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他全然不知。
杨成武长女杨毅受迫害致死也发生在这一年。杨毅姊妹从洛阳和父母分手后,被分别送到河南的两处农场劳动,继续接受审查。杨毅被安排到河南滑县部队农场劳动。“九一三”事件后,她从旧小报上,偶然看到了林彪出事的消息,便立即给周恩来写信,揭发林彪40多条罪行。很快,中央专案组派人找她谈话,但来人刚刚离开,杨毅便被神秘宣布“自杀”。杨成武的二女儿杨俊生,也致信毛泽东,揭发林彪对她父亲的诬陷、迫害,负责她的专案组长缪锡跃认为杨成武无罪,便将杨俊生的信件通过叶剑英转呈毛泽东。同时,缪锡跃自己也向周恩来写信,反映了杨成武一家的境遇。
周恩来得知杨成武一家的情况后,立即采取断然措施:一是派人到河南滑县调查杨毅之死(后来平反昭雪),并安全转移其他子女;二是从北京卫戍区派专人到河南,解决杨成武夫妇在开封囚禁的问题。
1972年春节前夕,杨成武在开封的监护人员接到命令,由北京卫戍区派人将杨成武转移。于是,杨成武和夫人、妹妹三人乘汽车,离开住了一年的开封一号楼,抵达郑州火车站,结束了在开封一年的囚禁生活。随后,他们改乘火车,抵达山西侯马。
1986年5月,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杨成武到开封视察工作,专门重访了一号楼。从走进天井院,到当年被关押的房间,他向陪同人员谈起了难以忘怀的往事。站在天井院中央,他仰望天空,深沉地说:“在这里,我真正尝到了‘坐井观天’的滋味!”
杨成武还深情地说到,多少年来,他一直保留着在被关押期间的两件纪念品:一件是哨兵见他穿的裤子换不下来,偷偷送给他的一条半旧裤子;一件是炎热的夏天,送给他的普通扇子。
2008年5月4日,当年曾经参加“看守”杨成武的第一军第二师四团特务连战士毛海根来到刘少奇在开封陈列馆。走进一号楼小院,听着讲解员的介绍,引起他对30多年前自己执行的一次“看守一个重要人物秘密任务”的回忆。以往的种种传言,终于得到证实:他看守的正是杨成武将军。
2009年10月,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华诞之际,刘少奇在开封陈列馆在一号楼一层东头,即当年刘少奇、杨成武先后住过的房间的对面,开设了徐向前、杨成武在开封的陈列。正如《前言》中所写的: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一个院落,一座楼房,记录了“文化大革命”中,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含冤逝世、开国元勋徐向前和百战上将杨成武那段难忘岁月,必将激励我们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