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里·贝克尔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曾在1992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贝克尔将经济学运用到了生活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在一份他与特拉维夫大学教授鲁宾斯坦合作的论文中，两人考察了人们面对巨大风险时是如何作出反应的。

　　以美国“9·11”事件为例，接下来的两个月间，美国国内航空公司乘客的里程数下降了32%，甚至在事件发生后的两年内，航空公司的空中里程也没有达到2001年的峰值。这是一种过度反应吗？贝克尔说，反应肯定比客观风险给出的结果大，这就像人们害怕疯牛病，虽然被这类疾病感染的机会可能是轻微的，但是这并不能消除大家对牛肉的恐惧。
　　2001年11月29日，特拉维夫的公共汽车上发生了一起炸弹爆炸事件，造成三名乘客死亡。在爆炸事件发生后，人们开始尽可能地远离公共汽车，经济学家们估算，人们对公共汽车的使用减少了大约30%。
　　但是贝克尔和鲁宾斯坦发现，临时乘客和固定乘客面对风险的反应是不一样的。那些临时买票的乘客，在爆炸发生后更可能远离公共汽车，或者完全放弃公共汽车，而固定乘客，也就是购买周票和月票的乘客，却更愿意冒险，出行次数一如既往。
　　这一现象看似很容易解释，固定乘客不可避免地需要乘车，他们或者因为买不起车或者是打不起出租车而别无选择，所以无论他们的感受如何，他们都需要乘坐公共汽车。
　　然而另一件事，却使得这个解释不大行得通了。一些大城市的咖啡馆常常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但是每当在咖啡馆发生炸弹爆炸事件后一段时间，偶尔光顾咖啡馆的普通顾客都逃之夭夭，而那些老主顾卻一如既往前来光顾。
　　咖啡馆的老主顾并不用像公共汽车固定乘客一样，不得不上咖啡馆，那么他们完全不在乎风险的勇气是哪里来的呢？
　　贝克尔和鲁宾斯坦分析道：对那些热爱咖啡馆的常客来说，由于勇气付出使得自己享受到自己的所爱，因此克服自己的不安是值得的，但是对那些偶尔光顾客来说就不值得了。
　　从经济学来说，对那些每天要乘坐公共汽车的乘客，或者每天需要光顾咖啡馆的老主顾来说，克服恐怖活动带来的恐惧是一项值得去做的“投资”。我们可以把在勇气上的投资看成是一项固定成本，而不是可变成本，人们并不是每次登上汽车，或者每天上咖啡馆时都要和自己的恐惧做斗争，而是选择一次性克服恐惧或者根本不克服。
　　咖啡馆老主顾和普通客人克服了恐惧花费的成本是相同的（第一次克服恐惧时付出的决心），而收益却是截然不同，老主顾们远远高于普通客人。在生活中，当我们克服了第一次看牙医的恐惧、第一次独自开车上路的恐惧，当我们第一次对职场骚扰和欺凌做出反击，这些收益却是一辈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