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学到高中，我从来没有学过汉语拼音，只会讲一口湖南双峰土语。记得那年上大学，到了长沙火车站，问去湖南师大的路怎样走，说了老半天，被问的人也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我在纸上写了，人家才明白。后来大学开了《现代汉语》课，我才与普通话有了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只是十八岁之后学汉语拼音毕竟错过了语言最佳学习年龄，因此，我的普通话一直讲得磕磕巴巴。
　　有趣的是，民国时代也有许多人讲不好普通话，有的还是当时牛气冲天的人。1922年4月至6月，著名古文字学家章太炎应江苏省教育会的邀请，在上海讲授“国学”，逢星期六下午举行，一共讲了十次，每次二小时。第一次开讲，来了一千多人，可谓济济一堂，连邵力子这样的大名人都来捧场；第二次人数大大缩水，听者不到一百人，其后人数越来越少。有一次，居然只有二三十人；到了最后一次，听者觉得应该给国学大师一个面子，才又到了七八十人。章太炎讲学之所以出现此种情况，原因有二：第一，他所讲的国故，对一般人太专门了；第二，也是最主要的，章太炎讲一口余杭话，很不容易懂。上海离余杭比较近，懂余杭话的相对还多一些，北方人就更加不知所云了。“九一八”事变后，章太炎应邀赴北平演讲，由于听众难以领会，只好由学生钱玄同、马裕藻担任“翻译”。
　　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林语堂身上。1940年，华西联合大学与成都广播电台联袂举行讲座，邀请多名教授参与。演讲的题目有：西康教育、中英和中日战争、社会建设与科学教育、非常时期利得税、中国人口问题、四川人与抗战等等。有次请了林语堂。林语堂本来是个很幽默的人，说的话也蛮有趣，比如那天他讲东西文化的另一面，就很生动：“在美国的火车上，在禁止吸烟的地方吸烟，这叫民主；在德国电车上，一老翁在未到购票站下车，被一青年拉回，这叫法西斯。太法制了，就不合人性，结果还是中国人情不差。于是男人用脑袋思想，女人用肚子思想。”但他的福建龙岩口音实在没几个人听懂，听众秩序大乱。林语堂演讲的情绪受了影响，自知再讲下去没有多大意思，收起稿子准备离场。有个粉丝拿起本子穷追不舍，让其签字留言。林语堂随手在本子上划了个“0”。结果第二天，成都一家报纸便以《0语堂博士华西坝发表演讲》为题对此作了报道。
　　在民国，说不好普通话的名人比比皆是，比如鲁迅只会讲绍兴话，沈从文持的湘西方言，王国维说的是浙江海宁话，顾颉刚用的是苏州方言……
　　民国文人说不好普通话，自然不是因为那时没有说普通话的要求。事实上，国民政府建立几年之后即确定了“国音”。所谓“国音”，就是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几年后又决定，国语以北平语音为标准音。民国时代交通非常落后，鐵路、公路、水路运力很低，当时的中国又处在工业化初期，人口流动性也不是太大，人们并没有充分认识民族共同语的价值，社会人士对学国语积极性不是太大。民国建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军阀混战，国家在政治上并未真正统一，国民政府的号令很难在全国统一实施，这也使得民国的牛人们普遍说不好普通话。
　　现在又有不少人在提倡方言，方言作为一种文化，我们自然可以保护和研究，假若像某些人主张的那样必须在广播、电视里推广，那就是开历史倒车了。生活告诉我们：能讲民族通行语的人，他的学识与思想才能更顺利地传播，一个语言统一的民族才可以形成远行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