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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11211
作者简介：王振海（1961-），男，山东新泰人，青岛行政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1年初，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共青岛市委党校王存福博士撰写的《社会结构变迁与政党嬗变的向度分析——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转型为例》一书。该书尝试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视角探究政党嬗变的动因，并着重梳理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适应社会结构变迁实现的三轮较大转型，并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适应社会结构变迁、适时实现自身转型问题进行了初步理论分析，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
一、崭新的视角
该书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从一般意义研究政党嬗变和剖析德国社会民主党转型的深层次动因，这是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
社会结构作为人类社会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复杂体系，它本身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新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出现，就会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化，并进而引发就业结构的相应变化，从而又会对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产生影响，最终又会影响到作为阶级阶层利益代表的政党的纲领和政策的变化。因此，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视角来研究政党嬗变问题，不仅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还更有利于找到政党嬗变背后的动因，这对于深化研究政党嬗变问题，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以此研究视角为线索，该书用大量的篇幅、翔实的资料、严谨的论证，向读者剖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实现三轮较大转型的历史动因。
马克思的中等阶级理论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早期无产阶级政党性质有着密切联系。该书认为：马克思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等阶级发展的主导意见是它作为一个阶级将逐渐整体消亡，这种趋势判断是马克思预测资本主义社会将出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极分化的前提之一，它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重要依据存在的，这种理论必然会对那个时代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政策产生重大影响。通过对其1891年通过的《爱尔福特纲领》的分析，可以看出这种政党性质与当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趋势判断有着密切联系。
19世纪中期以来德国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民主党的转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爱德华·伯恩施坦基于对德国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进一步研究指出：“中等阶层的性质改变了，但是他们并没有从社会阶梯中消失。”在伯恩施坦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结构理论是以分析“英国这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典型国家”为基础的。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做出的“社会简单地分为两大阶级对立，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处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中间的社会的中间阶层消失了”的结论，虽然也有“一点正确的东西，但它没有完全说明事实”。伯恩施坦的中间阶层理论是促使其社会民主党实现由“革命党”到“改良党”为主要特征的第一轮转型的重要原因。
二战后德国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民主党的转型。二战后德国社会结构变迁的主要特点是：传统产业工人人数的下降，职员、公务员等新型雇佣劳动者日益发展壮大。德国社会民主党自身具有的无产阶级政党特征使其不能获得多数中产阶级成员的支持，导致其在多次议会选举中失利。社会结构变迁的事实促使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了既依靠传统产业工人选民，又争取职员、公务员等中产阶级选民的《哥德斯堡纲领》，实现了由“阶级党”到“人民党”为主要特征的第二轮转型。
20世纪70年代以后德国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民主党的转型。这一时期德国社会结构变迁的主要表现为传统产业工人人数的进一步减少，职员、公务员等社会阶层已经成为人数最多的社会群体。二战后出生长大的职员、公务员等社会成员作为新社会运动的主力军，他们不太关心经济增长和就业等物质需求问题，更多的是关心能否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实现男女平等社会问题。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仍然坚持以维护产业工人利益为主的政策主张，自然得不到新生一代社会成员的支持，这是它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失去执政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适应社会结构变迁的现实，从1989年的《柏林纲领》到20世纪90年代的“新中派政策”，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了一个主要代表中间阶层利益、兼顾传统产业工人利益的纲领，实现了由“纲领党”向“选举党”为主要特征的第三轮转型。
二、现实的思考
该书不仅提出了一个研究政党嬗变的崭新视角，来研究德国社会民主党适应社会结构转型的历史进程，难能可贵的是还从历史的维度转向现实的维度，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和中国共产党适应社会结构变迁适时实现自身转型进行了初步的理论分析。
该书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适应社会结构变迁而实现三轮较大转型的历史，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适应本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现实状况、实现自身转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具体来说，该书从意识形态具有包容性特征、组织结构具有开放性特征、社会基础具有广泛性特征、历史任务具有时代性特征等四个维度，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应主动实现自身转变的路径，有一定的新意。
该书认为：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我国逐渐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成分并存的经济体制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经济体制的一系列转轨，直接导致了我国居民个人收入差距的拉大，社会上出现了高收入者、中等收入者和低收入者。虽然现阶段我国居民收入的分化是改革开放的一种必然结果，但从长远来看，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政策。但是，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会导致新的收入群体的形成，这必然会形成新的社会阶层。新社会阶层的形成并得到合法的地位，又会对我国原有的社会阶级结构形成冲击，而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又必然对我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产生影响。基于此，该书把研究的视角从国外转向了国内，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适时扩大群众基础和增强阶级基础的思路。党要扩大群众基础和增强阶级基础，不是要把党变成“全民党”，更不是要实行“社会民主党化”，而是要在我国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更好地发挥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作用，为我们党执好政、继续长期执政打下坚实的基础。
《社会结构变迁与政党嬗变的向度分析——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转型为例》一书提出了一个崭新的研究政党嬗变的视角，虽然也从历史维度转向了现实，对现实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但从总体上来看，对历史维度的论述厚重，而对现实维度的分析稍薄，这样致使该书的现实性有待进一步加强，希望作者能结合这一研究视角，加大对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研究力度，提出更有价值的思路，为广大学者奉献更高质量的学术力作。
[责任编辑:段志超]
作者简介：王振海（1961-），男，山东新泰人，青岛行政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1年初，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共青岛市委党校王存福博士撰写的《社会结构变迁与政党嬗变的向度分析——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转型为例》一书。该书尝试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视角探究政党嬗变的动因，并着重梳理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适应社会结构变迁实现的三轮较大转型，并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适应社会结构变迁、适时实现自身转型问题进行了初步理论分析，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
一、崭新的视角
该书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从一般意义研究政党嬗变和剖析德国社会民主党转型的深层次动因，这是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
社会结构作为人类社会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复杂体系，它本身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新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出现，就会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化，并进而引发就业结构的相应变化，从而又会对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产生影响，最终又会影响到作为阶级阶层利益代表的政党的纲领和政策的变化。因此，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视角来研究政党嬗变问题，不仅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还更有利于找到政党嬗变背后的动因，这对于深化研究政党嬗变问题，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以此研究视角为线索，该书用大量的篇幅、翔实的资料、严谨的论证，向读者剖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实现三轮较大转型的历史动因。
马克思的中等阶级理论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早期无产阶级政党性质有着密切联系。该书认为：马克思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等阶级发展的主导意见是它作为一个阶级将逐渐整体消亡，这种趋势判断是马克思预测资本主义社会将出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极分化的前提之一，它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重要依据存在的，这种理论必然会对那个时代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政策产生重大影响。通过对其1891年通过的《爱尔福特纲领》的分析，可以看出这种政党性质与当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趋势判断有着密切联系。
19世纪中期以来德国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民主党的转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爱德华·伯恩施坦基于对德国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进一步研究指出：“中等阶层的性质改变了，但是他们并没有从社会阶梯中消失。”在伯恩施坦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结构理论是以分析“英国这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典型国家”为基础的。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做出的“社会简单地分为两大阶级对立，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处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中间的社会的中间阶层消失了”的结论，虽然也有“一点正确的东西，但它没有完全说明事实”。伯恩施坦的中间阶层理论是促使其社会民主党实现由“革命党”到“改良党”为主要特征的第一轮转型的重要原因。
二战后德国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民主党的转型。二战后德国社会结构变迁的主要特点是：传统产业工人人数的下降，职员、公务员等新型雇佣劳动者日益发展壮大。德国社会民主党自身具有的无产阶级政党特征使其不能获得多数中产阶级成员的支持，导致其在多次议会选举中失利。社会结构变迁的事实促使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了既依靠传统产业工人选民，又争取职员、公务员等中产阶级选民的《哥德斯堡纲领》，实现了由“阶级党”到“人民党”为主要特征的第二轮转型。
20世纪70年代以后德国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民主党的转型。这一时期德国社会结构变迁的主要表现为传统产业工人人数的进一步减少，职员、公务员等社会阶层已经成为人数最多的社会群体。二战后出生长大的职员、公务员等社会成员作为新社会运动的主力军，他们不太关心经济增长和就业等物质需求问题，更多的是关心能否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实现男女平等社会问题。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仍然坚持以维护产业工人利益为主的政策主张，自然得不到新生一代社会成员的支持，这是它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失去执政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适应社会结构变迁的现实，从1989年的《柏林纲领》到20世纪90年代的“新中派政策”，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了一个主要代表中间阶层利益、兼顾传统产业工人利益的纲领，实现了由“纲领党”向“选举党”为主要特征的第三轮转型。
二、现实的思考
该书不仅提出了一个研究政党嬗变的崭新视角，来研究德国社会民主党适应社会结构转型的历史进程，难能可贵的是还从历史的维度转向现实的维度，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和中国共产党适应社会结构变迁适时实现自身转型进行了初步的理论分析。
该书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适应社会结构变迁而实现三轮较大转型的历史，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适应本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现实状况、实现自身转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具体来说，该书从意识形态具有包容性特征、组织结构具有开放性特征、社会基础具有广泛性特征、历史任务具有时代性特征等四个维度，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应主动实现自身转变的路径，有一定的新意。
该书认为：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我国逐渐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成分并存的经济体制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经济体制的一系列转轨，直接导致了我国居民个人收入差距的拉大，社会上出现了高收入者、中等收入者和低收入者。虽然现阶段我国居民收入的分化是改革开放的一种必然结果，但从长远来看，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政策。但是，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会导致新的收入群体的形成，这必然会形成新的社会阶层。新社会阶层的形成并得到合法的地位，又会对我国原有的社会阶级结构形成冲击，而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又必然对我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产生影响。基于此，该书把研究的视角从国外转向了国内，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适时扩大群众基础和增强阶级基础的思路。党要扩大群众基础和增强阶级基础，不是要把党变成“全民党”，更不是要实行“社会民主党化”，而是要在我国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更好地发挥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作用，为我们党执好政、继续长期执政打下坚实的基础。
《社会结构变迁与政党嬗变的向度分析——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转型为例》一书提出了一个崭新的研究政党嬗变的视角，虽然也从历史维度转向了现实，对现实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但从总体上来看，对历史维度的论述厚重，而对现实维度的分析稍薄，这样致使该书的现实性有待进一步加强，希望作者能结合这一研究视角，加大对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研究力度，提出更有价值的思路，为广大学者奉献更高质量的学术力作。
[责任编辑:段志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