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十二郎文》是古文“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的呕血之作。明代茅坤评价该文为“祭文中千年绝调”。苏轼更是推崇至极：“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祭妹文》是袁枚表现兄妹之间深挚情感的一篇祭文，也是我国文学史上哀祭散文的珍品，近代评论家将此文与韩愈《祭十二郎文》、欧阳修《泷冈阡表》称为鼎足之三。这两篇文章在选材、表现手法、语言、感情等方面都有着相通的地方。
　　
　　一、骨肉情深
　　
　　祭文一般总是赞颂死者的功业或德行，而这两篇文章尽脱窠臼，专从骨肉至情方面下笔。
　　韩愈依靠他哥哥韩会生活，略长于十二郎。两个名为叔侄，实同兄弟的孩子孤苦相依，“未尝一日相离”，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袁枚与妹素文相伴成长，从二人童年及至长成后生活中的琐事中可以看出兄妹情深，非同寻常。
　　正因為韩愈和袁枚所祭的是他们的至亲骨肉，兼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楚，所以文章所表现出来的感情撼人肺腑。
　　
　　二、情真意挚
　　
　　文章要想写得好，就得写真性情：反映真实生活，抒发真实感情。只有从生命悲痛里，从人生的大不幸中，获得了切身的体验，激发起感情的冲动，才能够写出如此酣畅淋漓的情真意挚的感人篇章。后人评论说：“情之至者，自然流为至文。读此等文，须想其一面哭一面写，字字是血，字字是泪。”
　　《祭十二郎文》主体部分从儿时生活写起，从内容上看，祭文写的是一些亲人之间的日常琐事，但无不蕴涵一片真情。正如文章结尾所言：“言有穷而情不可终。”
　　《祭妹文》亦是如此，按时间顺序絮絮道出兄妹两人由幼及长的一些小事，以及妹妹义绝高氏而归家后，在家伺奉母亲，操劳家务。更伤心的是临终时并未谋上一面，扬州一别，竟成了永诀，怎不叫人撕心裂肺，大悲大切呢!
　　
　　三、取材琐细
　　
　　这两篇文章之所以能深切地表达出对亡故亲人的悼念和对人生浮沉离合的无限感叹，是因为作者将诚挚的抒情与日常琐事的叙述紧密融合在一起。而这些日常琐事并非信手拈来的生活小事，而是在平时生活中印象深刻、记忆犹新的典型生活细节，历历在目，且能反映出他们深情厚谊的事情。
　　《祭十二郎文》在叙事时不是孤立地叙写琐事，而是善于把它们放在较宽阔的背景中来处理，以便于琐细中见沉痛，于联系中见深挚。
　　《祭妹文》紧扣能体现兄妹之情的琐事：“凡此琐琐，虽为陈迹，然我一日未死，则一日不能忘。旧事填膺，思之凄梗，如影历历，逼取便逝。”正所谓“岁岁年年花相似，年年岁岁人不同”，如今已是物是人非，悲痛之情涌上心头，令人长号不自禁。
　　
　　四、语言质朴
　　
　　除将诚挚的抒情与日常琐事的叙述紧密融合在一起以外，其另一个重要的艺术特点不能忽略，即成功的语言运用。
　　《祭十二郎文》中韩愈首先善于极贴切、生动地使用语言，使其文字不但切情而且切“境”，即描写什么人在什么时间场合，便用什么样的语言手法使之凸现出来。其次是在用语方面擅长变化，这篇文章的语调、句式随着自身情感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句式或长或短、或口语或雅句；语调或急促或迂缓，或高亢或低回，文章收到了情文并生的最佳效果。
　　袁枚是“性灵说”的倡导者，主张为文要有“真情”。他指出：“读者，各人之性情耳。”《祭妹文》就是成功地实践其“性灵”理论的代表作品。文章虽多记生活琐事，但无一不关“情”，可谓事事关情，语语动情，字字含情。这一点与韩愈《祭十二郎文》颇有相似之处，隐约可见《祭十二郎文》的影响。
　　
　　五、手法多样
　　
　　运用多种手法抒发感情，也是两文的一个共同特色。记叙、描写、议论、抒情，穿插交错，而且无不出之自然，恰到好处。
　　《祭十二郎文》虽说是直抒胸臆，但从写作的角度看，作者还是运用了多种手法来将自己的感情抒发得酣畅淋漓，最后，作者以“呜呼!汝病吾不知时”一段，将上述种种悲痛作一总括，使人真正感受到作者“言有穷而情不可终”的哀痛之情。
　　《祭妹文》把对亡妹的思念、同情、内疚、哀痛统统浓缩在伤心欲绝的悲叹之中，叙事中寄寓哀痛，行文中饱含真情，同时还穿插些许景物描绘，从而使痛惜、哀伤、悔恨、无奈等诸多成分有机地揉和于一体，具有令人肝痛肠断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