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
对于济南，我曾有一段美好的草木心事。
十多年前在济南上学的时候，学校曦园里有好多棵白玉兰，当光秃秃的树枝竞相冒出花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春天来了，下课后一定会去花园逛逛，大朵洁白的玉兰，像白雪公主，白、紫两色丁香素雅夺目，还有火红的贴梗海棠、粉红的榆叶梅、紫红的紫荆花……那时的日子总是阳光灿烂、空气澄明。
到了秋天，午后我们漫步在校园中，笔直幽长的银杏树金得刺眼，几十年的法桐如长者一般安然静默，柔光漫撒在缝隙里，点燃一团暖暖的色调，如温和的大手在抚摸脸庞。那时的我们看的不是秋的萧索，而是一年中最后的绚丽。
如今的一年四季，这座城市鲜艳的颜色越来越被雾霾所覆盖，空气可以连续十几日灰黄浑浊，遮住了阳光，也成了心头的一朵乌云。
11月17日，一份世界日报的头版照片在朋友圈里疯传，济南的雾霾和巴黎的暴恐，一起上了头条。济南市10月份环境空气质量继续在全国74个重点城市中排名末位。当然，并非济南一地，如今雾霾已经侵袭了中国大部分地区。
伴随雾霾而来的还有一个耳熟能详的词汇——PM2.5。它的直径还不到人的头发丝粗细的1/20。当空气中PM2.5的浓度长期高于10微克/立方米时，死亡风险就开始上升。浓度每增加10微克/立方米，总的死亡风险就上升4%，患心肺疾病的死亡风险上升6%，患肺癌的死亡风险上升8%。还有研究指出，高浓度的PM2.5可能会影响胚胎的发育。
柴静的女儿，这个在2013年1月那场侵袭25个省市的大雾霾中被怀上的小生命，一出生就被诊断患有肿瘤。
特例之外，我们常常忘了自己是温水中的青蛙，是同一根绳索上的蚂蚱。我们为了取暖而消费煤炭，为了出行方便而使用汽车，我们粗放式的发展和自私的现代文明让空气得病了，伤害的是我们自己的肺。
2
上个月，德国生态画家的代表人物瓦西里·雷攀拓先生的画展——“在艺术和世界里的生态秩序”在山东省文化馆开幕。我有幸结识了这位来自海德堡的艺术家。
采访那天，淅淅沥沥的小雨一直在下，整个济南可用“水雾杂山烟，冥冥不见天”这样的中国古诗加以形容。画展现场记者看到，从海德堡老城到威尼斯小镇，从森林河流到日月星辰，欧洲丰富的自然文化景观呈现其中。正所谓画如其人，雷攀拓先生的画中要义正是 “持续有效地保护自然的愿望及其对破坏生态行为的警示”。
作为生态运动的积极倡导者，雷攀拓先生居住在海德堡，也是德国生态治理最好的城市。通过他的介绍我了解到，在海德堡市，人人都骑自行车，房子基本都是双层玻璃，还有废料循环发电系统，雨水还原成饮用水系统等。那里的人们安然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生态环保已经成为一种本能。
其实，德国也曾为重工业付出过惨痛的代价。在空气污染严重时，重工业鲁尔区的氧气含量甚至跌至15%左右。这导致居民出现了一系列健康问题，如眼睛干涩、喉咙疼痛及肺病等，甚至还引发了多种癌症。
上世纪60年代末，当地政府制定了第一个产业结构调整方案——“鲁尔发展纲要”，“一刀切”关闭重污染性的工厂。10年后，各级政府联合制定了“鲁尔行动计划”，把12个产业作为开发重点，包括信息技术、医药技术、环保等。
上世纪80年代末，鲁尔区53个城镇组成了鲁尔城市委员会，开始将这个世界上最老旧的重工业区改造成生态景观公园等后工业时代旅游景区，油罐改造成潜水俱乐部的训练基地，旧厂房则变成了现代化的剧院。
我们的邻国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发展，也曾经付出了严重的环境代价。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四大公害病。为了解决公害问题，日本1967年出台的《公害对策基本法》提出，“在保护生活环境方面，要实现与经济健康发展的协调”。当时的首相佐藤荣作指出：“没有福祉就没有增长。” 韩国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尽量淘汰老旧的汽车、把柴油车替换成使用天然气的大巴和卡车、新车都安装DPF装置等等。还有上世纪40年代曾被讽称为美国“最雾霾之城”的洛杉矶，其天空常被喻为“冲坏了的胶卷”。1943年之后，洛杉矶先后成立烟雾委员会、空气污染控制主任办事处等机构，开始采取具体措施解决空气污染问题。
事实证明，这些政策都非常奏效。以此为鉴，在中国，相关机构有哪些行之有效的举措呢？
知名媒体人刘万永在朋友圈里写道：“同样是一篇《留住蓝天，中国做了这些努力》，风清气朗中閱读，你会觉得，嗯，确实是这样；相反，连着几天雾霾，北京城都要隐去了，这时候读，估计你会气得把手机砸了，即使是自己的。”
Airpocalypse是国际英文媒体专门用来形容中国雾霾的词，是Air（空气）和apocalypse（世界末日）两个词的合成。如今“空气末日”最大的意义莫过于逼迫我们去反思，去改变，与雾霾死磕到底。
3
有一句戏谑之言：如果你觉得中国的空气太差，那是因为你还不知道水有多糟。如果你觉得水已经很脏了，那是你还不知道土地有多毒。这句话未必科学与准确，但某种程度上，它反映了如今环境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今年春天，为了制作家庭农场系列稿件，我采访了济南周边的几位农场主，近距离的接触让我对当下生态环保理念的发展多了一份了解。
在济南党家街道办事处蛮子村村北的山脚有一片菜田，菠菜、茄子、黄瓜一众蔬菜在里面恣意生长。菜地旁是一大片猪圈，几只小黑猪在里面奔跑。旁边还有两个大池塘，池塘里鱼虾游弋，池塘边杨柳依依。这片土地，就是老崔农场的所在。
2000年左右，老家邵而村有一片荒废多年的果园，经村委会推荐，老崔以每年5000元的价格租下，他用自己种的粮食饲养鸡鸭猪牛，再用这些禽畜的粪便为瓜果粮食施肥，还能用自产的粮食酿酒……“这 ‘内循环’生产模式却被农科院的干部嗤之以鼻：“复古？有机？纯天然？纯属扯淡！”
可想而知，这些年老崔的“绿色之路”走得异常艰辛。他说现在很多农田土地农药越用越毒，虫子却越来越坚强，他说‘内循环’生产模式尊重自然却会让很多农药生产商走向不归之路，他也说搞不懂为什么那么多人不介意毒从口入……
其实，毒从口入这一点怎能不介意？就我们家情况来说，为了对抗农药残留，老妈坚持瓜果蔬菜能去皮的一概去掉，不能去皮的则放在水中长时间浸泡。尤其儿子出生后，一贯节衣缩食的老爸经常不论贵贱专门挑选有机蔬菜，甚至不惜重金买回一台果蔬消毒机。看到这些，我经常疑问而又无奈：就算洗掉了表面的农药，吃进嘴里的部分就没有农药污染？父母自己省吃俭用给孩子买回的高价蔬菜就能确保纯天然无公害？
这些问题的答案恐怕大多是否定的。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类无限制地向大自然索取，并不断向自然界排放大量有害物质。农药就是这些有害物质之一，它不仅杀死了人类以外的生命，还直接影响了人类本身。
据统计，目前我国每年农药用量337万吨，分摊到13亿人身上，就是每个人2.59公斤！这些农药到哪里去？除了非常小的一部分（<10%）发挥了杀虫的作用外，大部分进入了生态环境。
对于农药第一个大声说不的，当属美国女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1962年，她在一本名叫《寂静的春天》的书中描写了一个没有飞鸟、蜂鸣、蝴蝶的静悄悄的小镇：“一种奇怪的寂静笼罩了这个地方。园后鸟儿寻食的地方冷落了。在一些地方仅能见到的几只鸟儿也气息奄奄，它们颤抖得厉害，飞不起来了。这是一个没有声息的春天。这儿的清晨曾经荡漾着乌鸦、鸫鸟、鸽子的合唱以及其他鸟鸣的音浪；而现在一切声音都没有了，只有一片寂静覆盖着田野、森林和沼地”。
卡森将“寂静春天”的罪魁祸首直指农药滴滴涕（DDT）。但具讽刺意味的是，DDT竟然是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成果。环保律师罗伯特·肯尼迪作为美国“婴儿潮”的一代人，对于大肆喷洒农药的场面记忆犹新。他说：“卡森是第一个告诉美国人民说‘等一等，有一些你没有被告知的代价’的人。”
卡森的冒死呐喊，激发了波澜壮阔的全球环境保护运动。作为地球村的一员，呼吸新鲜空气，喝上清洁的水，吃到放心的食品应该是每个中国人最基本的权利。对于雾霾，我们要做的不能只是等风来；面朝土地，我们不能总是上演捉妖记。当过快的经济增长指数和自私的现代文明理念再次袭来时，我们是否应该慢下来，等一等大自然的脚步？
（贾文佳 ，《齐鲁周刊》文化娱乐记者）
对于济南，我曾有一段美好的草木心事。
十多年前在济南上学的时候，学校曦园里有好多棵白玉兰，当光秃秃的树枝竞相冒出花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春天来了，下课后一定会去花园逛逛，大朵洁白的玉兰，像白雪公主，白、紫两色丁香素雅夺目，还有火红的贴梗海棠、粉红的榆叶梅、紫红的紫荆花……那时的日子总是阳光灿烂、空气澄明。
到了秋天，午后我们漫步在校园中，笔直幽长的银杏树金得刺眼，几十年的法桐如长者一般安然静默，柔光漫撒在缝隙里，点燃一团暖暖的色调，如温和的大手在抚摸脸庞。那时的我们看的不是秋的萧索，而是一年中最后的绚丽。
如今的一年四季，这座城市鲜艳的颜色越来越被雾霾所覆盖，空气可以连续十几日灰黄浑浊，遮住了阳光，也成了心头的一朵乌云。
11月17日，一份世界日报的头版照片在朋友圈里疯传，济南的雾霾和巴黎的暴恐，一起上了头条。济南市10月份环境空气质量继续在全国74个重点城市中排名末位。当然，并非济南一地，如今雾霾已经侵袭了中国大部分地区。
伴随雾霾而来的还有一个耳熟能详的词汇——PM2.5。它的直径还不到人的头发丝粗细的1/20。当空气中PM2.5的浓度长期高于10微克/立方米时，死亡风险就开始上升。浓度每增加10微克/立方米，总的死亡风险就上升4%，患心肺疾病的死亡风险上升6%，患肺癌的死亡风险上升8%。还有研究指出，高浓度的PM2.5可能会影响胚胎的发育。
柴静的女儿，这个在2013年1月那场侵袭25个省市的大雾霾中被怀上的小生命，一出生就被诊断患有肿瘤。
特例之外，我们常常忘了自己是温水中的青蛙，是同一根绳索上的蚂蚱。我们为了取暖而消费煤炭，为了出行方便而使用汽车，我们粗放式的发展和自私的现代文明让空气得病了，伤害的是我们自己的肺。
2
上个月，德国生态画家的代表人物瓦西里·雷攀拓先生的画展——“在艺术和世界里的生态秩序”在山东省文化馆开幕。我有幸结识了这位来自海德堡的艺术家。
采访那天，淅淅沥沥的小雨一直在下，整个济南可用“水雾杂山烟，冥冥不见天”这样的中国古诗加以形容。画展现场记者看到，从海德堡老城到威尼斯小镇，从森林河流到日月星辰，欧洲丰富的自然文化景观呈现其中。正所谓画如其人，雷攀拓先生的画中要义正是 “持续有效地保护自然的愿望及其对破坏生态行为的警示”。
作为生态运动的积极倡导者，雷攀拓先生居住在海德堡，也是德国生态治理最好的城市。通过他的介绍我了解到，在海德堡市，人人都骑自行车，房子基本都是双层玻璃，还有废料循环发电系统，雨水还原成饮用水系统等。那里的人们安然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生态环保已经成为一种本能。
其实，德国也曾为重工业付出过惨痛的代价。在空气污染严重时，重工业鲁尔区的氧气含量甚至跌至15%左右。这导致居民出现了一系列健康问题，如眼睛干涩、喉咙疼痛及肺病等，甚至还引发了多种癌症。
上世纪60年代末，当地政府制定了第一个产业结构调整方案——“鲁尔发展纲要”，“一刀切”关闭重污染性的工厂。10年后，各级政府联合制定了“鲁尔行动计划”，把12个产业作为开发重点，包括信息技术、医药技术、环保等。
上世纪80年代末，鲁尔区53个城镇组成了鲁尔城市委员会，开始将这个世界上最老旧的重工业区改造成生态景观公园等后工业时代旅游景区，油罐改造成潜水俱乐部的训练基地，旧厂房则变成了现代化的剧院。
我们的邻国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发展，也曾经付出了严重的环境代价。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四大公害病。为了解决公害问题，日本1967年出台的《公害对策基本法》提出，“在保护生活环境方面，要实现与经济健康发展的协调”。当时的首相佐藤荣作指出：“没有福祉就没有增长。” 韩国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尽量淘汰老旧的汽车、把柴油车替换成使用天然气的大巴和卡车、新车都安装DPF装置等等。还有上世纪40年代曾被讽称为美国“最雾霾之城”的洛杉矶，其天空常被喻为“冲坏了的胶卷”。1943年之后，洛杉矶先后成立烟雾委员会、空气污染控制主任办事处等机构，开始采取具体措施解决空气污染问题。
事实证明，这些政策都非常奏效。以此为鉴，在中国，相关机构有哪些行之有效的举措呢？
知名媒体人刘万永在朋友圈里写道：“同样是一篇《留住蓝天，中国做了这些努力》，风清气朗中閱读，你会觉得，嗯，确实是这样；相反，连着几天雾霾，北京城都要隐去了，这时候读，估计你会气得把手机砸了，即使是自己的。”
Airpocalypse是国际英文媒体专门用来形容中国雾霾的词，是Air（空气）和apocalypse（世界末日）两个词的合成。如今“空气末日”最大的意义莫过于逼迫我们去反思，去改变，与雾霾死磕到底。
3
有一句戏谑之言：如果你觉得中国的空气太差，那是因为你还不知道水有多糟。如果你觉得水已经很脏了，那是你还不知道土地有多毒。这句话未必科学与准确，但某种程度上，它反映了如今环境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今年春天，为了制作家庭农场系列稿件，我采访了济南周边的几位农场主，近距离的接触让我对当下生态环保理念的发展多了一份了解。
在济南党家街道办事处蛮子村村北的山脚有一片菜田，菠菜、茄子、黄瓜一众蔬菜在里面恣意生长。菜地旁是一大片猪圈，几只小黑猪在里面奔跑。旁边还有两个大池塘，池塘里鱼虾游弋，池塘边杨柳依依。这片土地，就是老崔农场的所在。
2000年左右，老家邵而村有一片荒废多年的果园，经村委会推荐，老崔以每年5000元的价格租下，他用自己种的粮食饲养鸡鸭猪牛，再用这些禽畜的粪便为瓜果粮食施肥，还能用自产的粮食酿酒……“这 ‘内循环’生产模式却被农科院的干部嗤之以鼻：“复古？有机？纯天然？纯属扯淡！”
可想而知，这些年老崔的“绿色之路”走得异常艰辛。他说现在很多农田土地农药越用越毒，虫子却越来越坚强，他说‘内循环’生产模式尊重自然却会让很多农药生产商走向不归之路，他也说搞不懂为什么那么多人不介意毒从口入……
其实，毒从口入这一点怎能不介意？就我们家情况来说，为了对抗农药残留，老妈坚持瓜果蔬菜能去皮的一概去掉，不能去皮的则放在水中长时间浸泡。尤其儿子出生后，一贯节衣缩食的老爸经常不论贵贱专门挑选有机蔬菜，甚至不惜重金买回一台果蔬消毒机。看到这些，我经常疑问而又无奈：就算洗掉了表面的农药，吃进嘴里的部分就没有农药污染？父母自己省吃俭用给孩子买回的高价蔬菜就能确保纯天然无公害？
这些问题的答案恐怕大多是否定的。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类无限制地向大自然索取，并不断向自然界排放大量有害物质。农药就是这些有害物质之一，它不仅杀死了人类以外的生命，还直接影响了人类本身。
据统计，目前我国每年农药用量337万吨，分摊到13亿人身上，就是每个人2.59公斤！这些农药到哪里去？除了非常小的一部分（<10%）发挥了杀虫的作用外，大部分进入了生态环境。
对于农药第一个大声说不的，当属美国女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1962年，她在一本名叫《寂静的春天》的书中描写了一个没有飞鸟、蜂鸣、蝴蝶的静悄悄的小镇：“一种奇怪的寂静笼罩了这个地方。园后鸟儿寻食的地方冷落了。在一些地方仅能见到的几只鸟儿也气息奄奄，它们颤抖得厉害，飞不起来了。这是一个没有声息的春天。这儿的清晨曾经荡漾着乌鸦、鸫鸟、鸽子的合唱以及其他鸟鸣的音浪；而现在一切声音都没有了，只有一片寂静覆盖着田野、森林和沼地”。
卡森将“寂静春天”的罪魁祸首直指农药滴滴涕（DDT）。但具讽刺意味的是，DDT竟然是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成果。环保律师罗伯特·肯尼迪作为美国“婴儿潮”的一代人，对于大肆喷洒农药的场面记忆犹新。他说：“卡森是第一个告诉美国人民说‘等一等，有一些你没有被告知的代价’的人。”
卡森的冒死呐喊，激发了波澜壮阔的全球环境保护运动。作为地球村的一员，呼吸新鲜空气，喝上清洁的水，吃到放心的食品应该是每个中国人最基本的权利。对于雾霾，我们要做的不能只是等风来；面朝土地，我们不能总是上演捉妖记。当过快的经济增长指数和自私的现代文明理念再次袭来时，我们是否应该慢下来，等一等大自然的脚步？
（贾文佳 ，《齐鲁周刊》文化娱乐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