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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啸峰
1969年出生，苏州大学文学院毕业。中国作协会员。曾在《作家》《花城》《钟山》《上海文学》《芳草》《散文选刊》《美文》《青春》等刊物发表作品多篇。出版有散文集《苏州烟雨》《吴门梦忆》等。
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脑袋尖尖的，像把锥子。我摸着头，拐进采香弄。二姐迎面走来，我们擦肩而过，互相没有说一句话，甚至没有多看一眼。每次放学都是这样，我有点沮丧。交错几十米，我偷偷回下头，她短发笔直，后背笔挺，书包搭在右肩，日本动画片里的样子。
二姐长得与刚刚兴起的日本動画片主人公很像，圆圆脸上均匀分布两堆浅浅雀斑，一双细细长长的眼睛。大姐是滚圆大眼睛，小雄则是“水泡眼”。二姐难道不是他们家亲生女儿？漫长青春期里困扰我的疑问很多，这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由此蔓延出去的遐想，没有边际。
回家丢下书包，仰头喝干一大茶缸凉白开，胡乱卷起几个本子冲出老宅，对外婆嚷道：“去小雄家做功课啦。”我和小雄站在他家窄小的阳台上，数路过采香弄的我们班女生。多于五个，小雄赢我三颗彩色弹子，反过来，我赢他。我们为来回路过算一个还是两个争吵不休时，脚踝被扫帚急急打到，二姐趁焐饭的空档，扫地、擦桌椅、叠衣服、铺被子。小雄爸在看书，小雄妈在织毛衣，大姐总是不着家。每天我都在“日光接火光”中熬到吃晚饭，小雄妈习惯性说声留下吃饭吧，这是提醒我该回去了。有时她会加一句 “你二姐都准备好了”，我却更加快了下楼的步子。
一天临走时，突然下起暴雨，我连楼都出不去。外婆应该料到我留在小雄家了。没有餐桌，二姐把晚饭摆上一个矮方桌，小雄爸坐在竹交椅上，抿一口“五加皮”，夹一筷子菜，任何菜到他嘴里都“吱吱咂咂”生动起来。我和小雄各坐一只小板凳，小雄爸对面空着。雨雾翻滚着飘进大门，小雄爸迎着风雨，微微仰头咽下一口酒。二姐给我端来饭碗，米饭在碗里小丘般隆起。菜摆放整齐，简单细致。她们却不上桌，盛饭后夹点菜，在一边静静地吃。二姐靠在窗口，筷子机械地翻动米粒。我越过她的剪影，看到外面那棵正被狂风暴雨打击的柳树，柔软的枝条俯下又弹起，左右挣扎着摆脱雨水的侵袭。二姐即将初中毕业，父母对她的成绩没有兴趣，近来一直在讲故事。“我们厂又招一批技校生。”“技校生进厂马上能转正。”“厂长都讲现在技校生最实惠了。”收拾好碗筷，二姐进东房，拉上房间当中的蓝印花布帘，白炽灯的光芒瞬间分成两个部分，分别投向两张床。门口一张小床是小雄的，布帘内大姐二姐合一张大床。我听见里面窸窸窣窣的声音，小雄折一架纸飞机投进去，“啪”一声，二姐把灯关掉了。我们瞬间沉浸在黑暗中，我的心被揪得紧紧的。
隔天二姐填报志愿，放弃高中。班主任要家访，被她拦住了。老师坚持让她写下“服从”两个字，她犹豫了一下，同意了。她考了高分，转读四年制中专。小雄爸河南口音浓重，对二姐的选择，他总是那句话：“小孩子的事情我们可不管呢。”他说“小”这个字，发音与吴语相似。说“可”、“管”这些字，又与“小”字对比极度强烈。外公说评弹演员起角色，特别是官员，一定要走“中州韵”，应该与河南话有很大关系吧。方言里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音韵，让我莫名产生一种亲切，挡不住偷偷摸摸模仿他讲话的冲动，我想自己祖上有可能来自“中州”吧。他们没有给二姐施加压力，只不过平时抠下一分钱两分钱，就叹气说日子难过。大姐到了该挣钱的年纪却无所事事，他们倒从不提起。二姐每次听到这些话，只会加快手上干活的速度。
秋高气爽的日子，大姐回了家。睡过了中午，睡到了黄昏。小雄爸的巴掌已经拍到离大姐脸不到一尺，小雄妈怒吼着把巴掌推开：“老不死的，国民党土匪！你关进去，我被批斗，他们沿街讨饭，你还有脸动手？要打你去打河南生的野种！”小雄爸涨红脸，收手，背着手，“噔噔噔”走出大门。小雄妈大眼睛红红的，不停用白手绢擦眼睛，“呯”一声关上西屋门。我和小雄对视两眼，写字的手慢了下来。二姐在小方桌上做作业，一边看着旁边煤炉上的米饭。她抬起头来，淡淡地说：“老是这些话，烦都烦死了。”
大姐醒来，忙着打扮，不时问二姐：“这个发型怎样？”“眉毛再往上画一点？”“哎，我是不是胖了啊？”二姐基本以“哦”和“好”应付。大姐像花蝴蝶一样从我们眼前飘出去，走廊里高跟鞋声“嘚嘚嘚”回荡，不一会儿，采香弄里也有了声响。我挤到二姐那里问她问题，她耐心解答，还笑着说，“你怎么也搞得像小雄一样笨了呢？”她的短发晃起来，碰到我胳膊，我心里酥酥的。她人散发着兰花般的气息，靠近反而没有，远远地却游丝般侵入我鼻子。她低头在纸上一笔一划认真解题，我拿着这些纸片研究，那些笔画坚硬、直来直去的正方形字体印在我脑子里。
“乒、乓”，门被猛地撞开，大姐非常凌乱地扑进来，快速钻进布帘里。我们竖起耳朵，却听不到一点动静。她重新出来的时候，头发仍然散乱，眼神飘忽不定，高跟鞋却换成了布鞋。她轻轻走到二姐身边，低声催促着。二姐把笔一扔，屋前窗户边、屋后阳台上粗粗看了一遍，坐回小方桌前，简单地说：“没人啊。”大姐蹑手蹑脚前后张望，神态渐渐自然起来，一口气喝了一杯开水，拿起一本《电影画报》：“你喜欢刘晓庆还是张瑜呢？”她声音渐渐大起来。二姐没有搭腔。外面突然响起口哨声，还有几个人在一起大声喊大姐的名字，后面跟着难听的后缀：“某某某，XXX”……大姐拿着《电影画报》的手僵硬了，坐在凳子上，脸渐渐失去了血色。
小雄和我躲在窗户后面往楼下看，几辆自行车歪靠在黄色围墙上，三个花格子衬衫面朝二楼在喊话。最矮的那个留着八字胡，喊得最起劲，声音又尖又细。一个胖子戴着蛤蟆镜，叼着香烟。被一个披肩长发女子搂着的是个穿着超肥喇叭裤的高个子，白白净净，他偶尔也喊几声，他一喊，另外两个声音就更加大起来。
二姐是什么时候走到他们中间的，我们都没有注意到。只看见高个子掰开长发女子的手往前走了几步，跟着他移动视线，二姐就出现在我们视野里。我诧异地回头看一眼小方桌，微风正翻动着书页和作业本，一支粉红色铅笔掉落在墙角。二姐像一瓣广玉兰掉进枯枝败叶中，被他们围住。一阵风吹来，那些枝叶转眼不见了踪影，刚才热闹的院子清静下来，那些探出窗户的头缩了回去，“呯呯呯”，一扇扇窗户关紧了。二姐不紧不慢地走向楼梯，她转身的同时，我和小雄，包括躲在我们后面的大姐，都看到了那张黄纸，窄窄的，半尺长，随着二姐的走动，火舌一般撩拨着二姐的背部。 我冲下楼梯，转到二姐身后一把撕下那张用泡泡糖贴在她白衬衣上的黄纸条。二姐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我，我忽然发现，我已经比她高出半个头。我举起那张纸，指给她看那些歪歪扭扭的字：“XXX（大姐名字）：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二姐夺过纸条撕了个粉碎，甩在地上用力碾踩着：“臭流氓！臭流氓！”我没有问二姐下楼说了些什么，但从他们短时间离开院子和留下的纸条看，二姐给他们施加了压力。大姐追着她妹妹一直从厨房问到布帘里：“你到底说了些什么话？”二姐一声不吭。大姐开始哼电影插曲。小雄爸在外面溜了一圈进门。小雄妈从西屋出来，高声喊着叫二姐摆桌子吃晚饭。我收拾作业本，顺手撿起那支粉红色铅笔夹进本子。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是一个温馨的家庭。
冬至前后的傍晚，东屋早早昏暗起来。小雄爸可能累了，合衣躺在小雄床上。我和小雄把头深深埋进作业本里。一阵寒风钻进来，带来一股饭焦香，二姐在外间做功课、看煤炉。猛一抬头，两个黑影站在我们面前。“嘘！老头睡着了。”大姐的声音。两人在我们对面悄悄坐下，大姐侧着脸对另一人笑，他的脸完全背光，我却感觉出那应该是比较熟悉的一个人。两人暗地里亲昵起来，你摸我一下，我推你一把，大姐还轻轻地尖叫。小雄爸在我们身后翻了个身，脸朝向了墙。他们立即停止了动作，但不久，两只手又搅在一起，在桌子上轻轻地滑来滑去。
二姐进来喊吃饭，两只手一下子解开了。“我们不在家吃饭。”大姐轻声说“我们”两个字时，就像新媳妇回娘家，既脱离了大家庭，又表明根还在原地。二姐还是一句“随便你”打发大姐，她没有说“你们”。两人站起来探身看看老头，蹑手蹑脚走出屋，与二姐身体交错的一瞬间，门外极弱的一束光照到那人侧面，我差点叫出声来。是贴黄纸条那帮人的头，那个皮肤白皙的高个子痞子！二姐把脸扭向墙角，她拒绝将他们送来的礼物交给爸妈。大姐几乎在求她：“我们好不容易搞到外汇券，在友谊商场买到的，一定要给他们的。”“你自己给。”二姐当那人是空气。高个子先走出门，大姐好话说尽，把袋子往门口一放，快速跟了出去。二姐开始盛饭，小雄爸翻身起床，小雄妈从邻居家串门回来看到门口的东西，随手拿了，放进西屋。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没有再见过大姐，也没人提起她。二姐喜欢上了足球，她把电影杂志卖给废品收购站，买回来《足球世界》。我很开心，自己崇拜的普拉蒂尼，二姐也喜欢。当时正是西班牙与墨西哥队的世界杯期间，法国欧洲杯上普拉蒂尼的完美表现，让我在二姐面前滔滔不绝。她只在看足球节目时戴眼镜，我有些观点经常惹得她回头直笑，眼睛眯成一条缝。赛事激烈时，她高声呵斥我：不许说话！射门失败时，她指着我：都是你这张乌鸦嘴！但是放学路上，我们碰到时依然不打招呼。我甚至想象，只有发生了地震、台风、洪水等灾难时，我们遇见时才会把手交给对方。又过了一阵子，我们连见面的机会都少了。
小雄家属于住房特困户，他爸厂里这次给分了两套房，于是采香弄的房子要退出来。我是精壮劳力，搬东西有力气又有热情，二姐招呼我喝水，让我歇歇再搬。她和小雄住七楼，大姐似乎连在三楼的父母处都没有被保留房间。七楼阳台上，几只纸板箱杂乱地堆着，破损处挤出几本《电影画报》，我猜应该是大姐的东西。我熟悉的小方桌仍被放置到门口，小雄妈说以后就摆摆杂物，反正现在地方大了。靠窗放那张正方形带玻璃台面的餐桌，四个人吃吃饭正好。那天不知道是舍不得启用新桌子，还是习惯使然，我们仍然围着小方桌吃饭，七八个小凳子，把小雄爸妈、二姐都挤出去了。二姐学校隔壁的技校足球队来了几个小伙子，个子都不高，却个个敦实，最显眼的是一个“扁头”，上下奔跑，不知疲倦，多重的东西都往肩上扛。我看着这个“愣头青”就想笑，但二姐递给他水和毛巾的次数多了，我的脸就渐渐沉下来了。吃饭的时候，“扁头”不停地左顾右盼，其他人都吃好了他还在端着碗，小雄催他，他一愣，不到半分钟就扒完了一碗饭。大家看着“扁头”急急忙忙的样子，开心地笑着。整个屋子充满了阳光，二姐的脸红红的。
后来，我上了高中，小雄上了技校。每周我骑车穿过大半个城，来到近郊小雄家。二姐开始在工厂实习，工厂一般周日不休息。大姐偶尔出现，还没结婚，身边也没有男人，现在她煮饭、打扫卫生。后来功课渐渐紧张，我去得少了，大姐二姐都没碰上。据说大姐跟一个男人去了南方，二姐做了厂技术员，厂里唯一的女技术员。我仍然看足球，只是不再崇拜普拉蒂尼，一看到电视里的他，心里就梗梗的。
一个秋雨迷蒙的星期天午后，书怎么也看不进。我套上雨披，骑车来到小雄家，他却不在七楼。我返回三楼敲门，二姐开的门。电视机开着，戴着黑框眼镜的二姐笑着叫我小名，把我让进屋，把雨衣挂到楼梯转角口，进厨房泡了一杯绿茶出来。我和她并排坐在沙发上。二姐说，他们都出去了。我说，没事，我等着好了。电视里正在播足球赛，我和二姐一边聊天一边看球赛。外面的天阴着，那场足球赛大多时间很沉闷，时间长了，我们话的密度就小了。她厂里的趣事，我学校的情况，小雄技校的事情都讲得差不多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盯着屏幕，没有一句话。我忽然想起“扁头”，就问起那支技校足球队，二姐转过头，眼神透过镜片发出亮光，认真地说当时父母的话还是很有道理，那些技校生全部被她所在的厂招了进去，分配在数控车间。现在缺技术工人，这些人会给厂里带来技术、管理模式的变革。她说话的声音逐渐大起来，时不时地嵌入几个管理学的名词，我坚持认为这是她对事业、对厂的热爱，却不知怎么地，眼前不时冒出她与“扁头”在一起研究车床、铣床、冲床的镜头。光线越来越昏暗，我突然想起采香弄的小房子，我离那里很近，几乎是那个家庭中的一员。现在，小雄爸妈对我越来越客气，小雄烫了谭咏麟发型并且话少了许多，大姐追求幸福的旅程越来越遥远，二姐身边朋友多了起来，笑容也多了起来，而我却越来越成为这里的局外人……
足球赛结束，大门被打开。先是小雄妈进了屋，她看着我和二姐，一愣，然后把一袋刚出炉的桂花糖炒栗子放到我面前。小雄和小雄爸后进门，二姐跟我打个招呼后进了厨房。我跟着小雄上七楼，我们在高高的阳台上剥栗子，看新村里来来往往的穿着彩色雨衣、撑着花伞的人。小雄说在舞厅跳舞时认识了一个女孩子，有机会带给我看看。他们的生活都色彩斑斓起来，而我还在黑白世界苦苦挣扎。我们把栗子壳漫无目的地往下扔，在楼房间形成一道又一道的黑色抛物线。楼房像一个个纸盒子，有的盒子里已经亮起了灯火，然而看似温馨的每个单元楼，不知蕴藏了多少的哀怨和忧愁，我永远不可能了解它们的状态。每一户人家都是一个迷宫，只有拥有钥匙的人才能打开，我没有钥匙，也得不到钥匙。不等小雄妈喊吃晚饭，我就匆匆下楼，在三楼拐弯处顺手摘下雨衣，加快步伐冲出了楼房。雨更大了，我用力踩着自行车，粗大的雨点打在我脸上，我眼睛都睁不开了。回到家，顾不得换湿衣服，我先把那支粉红色铅笔放到了五斗橱顶上。 此后一段时间，我总是回想起与二姐独处的那两三个小时。摁下盒式收录机按钮，保尔·莫里亚乐队的《爱情是蓝色的》飘出来，我从书堆里探出头，窗外在下着细雨，雨点淅淅沥沥洒在香樟树上，树叶光泽明亮，我却有点伤感。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自己的言语，只是数得清的几段，该说的话没说，该问的事情也没问，比如：那年到底她对高个子说了什么？“扁头”是不是真的与她做了同事，甚至有更进一步的关系？最关键，关于我，二姐怎么看？我为自己总是不敢切入主题的懦弱个性感到难过和羞愧。
小雄比我早结婚，喜帖是他转了几个弯托人送给我的。有些朋友是一辈子的，有些则是阶段性的，小雄对我来讲就是后者。他热衷跳舞、喜欢打牌，我有点追不上他的步伐。有一次，他叫我过去，一群人正在七楼打牌、跳舞，小雄表演霹雳舞、走太空步，噪音和烟酒味充斥着整个屋子。小雄介绍我认识他的女朋友，一个跳起迪斯科来双肩与头部一起抖动的矮个子圆脸女孩。我一直注视着二姐的房间，那扇门始终关着，我大声问小雄，二姐到哪里去了，他凑到我耳边说，结婚啦，搬走了。那次过后，我没有再去过他家，小雄也没有再与我联系。人的一生，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朋友，一辈子的朋友很少。回过头看看那些“消失的朋友”，可以明白一些道理：青春岁月里勾肩搭背、同进同出的弟兄，某一日很自然地分别，打个招呼说声再见，却一直没再见。大家生活在同一城市，许多年不见，也提不起碰头的愿望，这虽然可悲，却很现实。
小雄的老婆就是那个矮个圆脸女孩，这有点出乎我意料。我在闹哄哄的婚礼大厅里正踟躕着，她先认出了我，拉拉小雄的西服，朝我招手。我被小雄拉在他们中间，三个人对着照相机、摄像机咧嘴笑。一个高个子男人在我眼前晃了一下，有点眼熟。我同时看见了小雄爸妈，高个子男人向他们走去，我也跟过去。他在前面叫“爸爸妈妈”，我在后面叫“叔叔阿姨”，一瞬间，他和大姐十指紧握的样子跳进我的脑海。小雄妈热情地把“大姐夫”介绍给我，我们握了手，他的手白皙、柔软、冰冷。一个穿白裙子的小女孩跑过来叫“爸爸”，他把一个花冠戴在她头上，女孩大大的眼睛，雪白肌肤，对着照相机摆夸张造型。一个穿西服系领结的小男孩追过来，嚷嚷着：“姐姐、姐姐，快去排练，马上就要开始了。”小男孩虎头虎脑，眼睛细小。二姐跑过来领两个小孩，她抬头看见我，笑着打了个招呼，匆匆忙忙拿了些东西转身离去。我有点措手不及，甚至来不及做什么反应。二姐转过大门的时候，侧脸喊了一声，马上有人跟在她后面一起走，看背影我知道那是“二姐夫”，他理了短发，从后面看，更加扁平。
二姐戴着黑框眼镜，头发烫得短短的，走路仍然笔挺、快速，她的男人有点跟不上她的步伐，不时地小跑几步。宴会大厅里熙熙攘攘，一会儿他们就消失在人群里。再过一会儿，我应该会见到小雄家的每一位成员。欢快的乐曲声中，一场演出就要开始，只不过今天的演员明天将沦为低俗的看客，这是我对“高贵婚礼”的理解。普通人基本上都没有达到高贵的标准，将他们一天之内捧成圣人，隔天就被打回原形，这就是一出低俗喜剧。
耀眼的灯光、浮华的盛宴让我陷入虚幻。不同维度的空间，有不同的故事在演绎，在这个版本里，二姐和“扁头”走上他们的轨道，大姐与高个子关系错综复杂，爱恨情仇就此展开。也许在另外的维度里，我与二姐是亲人，却与小雄素不相识……不断变化身份的我们，不应在意失去什么。也许，在看不到的角落，感知不到的地方，我们总能如愿以偿。
1969年出生，苏州大学文学院毕业。中国作协会员。曾在《作家》《花城》《钟山》《上海文学》《芳草》《散文选刊》《美文》《青春》等刊物发表作品多篇。出版有散文集《苏州烟雨》《吴门梦忆》等。
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脑袋尖尖的，像把锥子。我摸着头，拐进采香弄。二姐迎面走来，我们擦肩而过，互相没有说一句话，甚至没有多看一眼。每次放学都是这样，我有点沮丧。交错几十米，我偷偷回下头，她短发笔直，后背笔挺，书包搭在右肩，日本动画片里的样子。
二姐长得与刚刚兴起的日本動画片主人公很像，圆圆脸上均匀分布两堆浅浅雀斑，一双细细长长的眼睛。大姐是滚圆大眼睛，小雄则是“水泡眼”。二姐难道不是他们家亲生女儿？漫长青春期里困扰我的疑问很多，这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由此蔓延出去的遐想，没有边际。
回家丢下书包，仰头喝干一大茶缸凉白开，胡乱卷起几个本子冲出老宅，对外婆嚷道：“去小雄家做功课啦。”我和小雄站在他家窄小的阳台上，数路过采香弄的我们班女生。多于五个，小雄赢我三颗彩色弹子，反过来，我赢他。我们为来回路过算一个还是两个争吵不休时，脚踝被扫帚急急打到，二姐趁焐饭的空档，扫地、擦桌椅、叠衣服、铺被子。小雄爸在看书，小雄妈在织毛衣，大姐总是不着家。每天我都在“日光接火光”中熬到吃晚饭，小雄妈习惯性说声留下吃饭吧，这是提醒我该回去了。有时她会加一句 “你二姐都准备好了”，我却更加快了下楼的步子。
一天临走时，突然下起暴雨，我连楼都出不去。外婆应该料到我留在小雄家了。没有餐桌，二姐把晚饭摆上一个矮方桌，小雄爸坐在竹交椅上，抿一口“五加皮”，夹一筷子菜，任何菜到他嘴里都“吱吱咂咂”生动起来。我和小雄各坐一只小板凳，小雄爸对面空着。雨雾翻滚着飘进大门，小雄爸迎着风雨，微微仰头咽下一口酒。二姐给我端来饭碗，米饭在碗里小丘般隆起。菜摆放整齐，简单细致。她们却不上桌，盛饭后夹点菜，在一边静静地吃。二姐靠在窗口，筷子机械地翻动米粒。我越过她的剪影，看到外面那棵正被狂风暴雨打击的柳树，柔软的枝条俯下又弹起，左右挣扎着摆脱雨水的侵袭。二姐即将初中毕业，父母对她的成绩没有兴趣，近来一直在讲故事。“我们厂又招一批技校生。”“技校生进厂马上能转正。”“厂长都讲现在技校生最实惠了。”收拾好碗筷，二姐进东房，拉上房间当中的蓝印花布帘，白炽灯的光芒瞬间分成两个部分，分别投向两张床。门口一张小床是小雄的，布帘内大姐二姐合一张大床。我听见里面窸窸窣窣的声音，小雄折一架纸飞机投进去，“啪”一声，二姐把灯关掉了。我们瞬间沉浸在黑暗中，我的心被揪得紧紧的。
隔天二姐填报志愿，放弃高中。班主任要家访，被她拦住了。老师坚持让她写下“服从”两个字，她犹豫了一下，同意了。她考了高分，转读四年制中专。小雄爸河南口音浓重，对二姐的选择，他总是那句话：“小孩子的事情我们可不管呢。”他说“小”这个字，发音与吴语相似。说“可”、“管”这些字，又与“小”字对比极度强烈。外公说评弹演员起角色，特别是官员，一定要走“中州韵”，应该与河南话有很大关系吧。方言里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音韵，让我莫名产生一种亲切，挡不住偷偷摸摸模仿他讲话的冲动，我想自己祖上有可能来自“中州”吧。他们没有给二姐施加压力，只不过平时抠下一分钱两分钱，就叹气说日子难过。大姐到了该挣钱的年纪却无所事事，他们倒从不提起。二姐每次听到这些话，只会加快手上干活的速度。
秋高气爽的日子，大姐回了家。睡过了中午，睡到了黄昏。小雄爸的巴掌已经拍到离大姐脸不到一尺，小雄妈怒吼着把巴掌推开：“老不死的，国民党土匪！你关进去，我被批斗，他们沿街讨饭，你还有脸动手？要打你去打河南生的野种！”小雄爸涨红脸，收手，背着手，“噔噔噔”走出大门。小雄妈大眼睛红红的，不停用白手绢擦眼睛，“呯”一声关上西屋门。我和小雄对视两眼，写字的手慢了下来。二姐在小方桌上做作业，一边看着旁边煤炉上的米饭。她抬起头来，淡淡地说：“老是这些话，烦都烦死了。”
大姐醒来，忙着打扮，不时问二姐：“这个发型怎样？”“眉毛再往上画一点？”“哎，我是不是胖了啊？”二姐基本以“哦”和“好”应付。大姐像花蝴蝶一样从我们眼前飘出去，走廊里高跟鞋声“嘚嘚嘚”回荡，不一会儿，采香弄里也有了声响。我挤到二姐那里问她问题，她耐心解答，还笑着说，“你怎么也搞得像小雄一样笨了呢？”她的短发晃起来，碰到我胳膊，我心里酥酥的。她人散发着兰花般的气息，靠近反而没有，远远地却游丝般侵入我鼻子。她低头在纸上一笔一划认真解题，我拿着这些纸片研究，那些笔画坚硬、直来直去的正方形字体印在我脑子里。
“乒、乓”，门被猛地撞开，大姐非常凌乱地扑进来，快速钻进布帘里。我们竖起耳朵，却听不到一点动静。她重新出来的时候，头发仍然散乱，眼神飘忽不定，高跟鞋却换成了布鞋。她轻轻走到二姐身边，低声催促着。二姐把笔一扔，屋前窗户边、屋后阳台上粗粗看了一遍，坐回小方桌前，简单地说：“没人啊。”大姐蹑手蹑脚前后张望，神态渐渐自然起来，一口气喝了一杯开水，拿起一本《电影画报》：“你喜欢刘晓庆还是张瑜呢？”她声音渐渐大起来。二姐没有搭腔。外面突然响起口哨声，还有几个人在一起大声喊大姐的名字，后面跟着难听的后缀：“某某某，XXX”……大姐拿着《电影画报》的手僵硬了，坐在凳子上，脸渐渐失去了血色。
小雄和我躲在窗户后面往楼下看，几辆自行车歪靠在黄色围墙上，三个花格子衬衫面朝二楼在喊话。最矮的那个留着八字胡，喊得最起劲，声音又尖又细。一个胖子戴着蛤蟆镜，叼着香烟。被一个披肩长发女子搂着的是个穿着超肥喇叭裤的高个子，白白净净，他偶尔也喊几声，他一喊，另外两个声音就更加大起来。
二姐是什么时候走到他们中间的，我们都没有注意到。只看见高个子掰开长发女子的手往前走了几步，跟着他移动视线，二姐就出现在我们视野里。我诧异地回头看一眼小方桌，微风正翻动着书页和作业本，一支粉红色铅笔掉落在墙角。二姐像一瓣广玉兰掉进枯枝败叶中，被他们围住。一阵风吹来，那些枝叶转眼不见了踪影，刚才热闹的院子清静下来，那些探出窗户的头缩了回去，“呯呯呯”，一扇扇窗户关紧了。二姐不紧不慢地走向楼梯，她转身的同时，我和小雄，包括躲在我们后面的大姐，都看到了那张黄纸，窄窄的，半尺长，随着二姐的走动，火舌一般撩拨着二姐的背部。 我冲下楼梯，转到二姐身后一把撕下那张用泡泡糖贴在她白衬衣上的黄纸条。二姐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我，我忽然发现，我已经比她高出半个头。我举起那张纸，指给她看那些歪歪扭扭的字：“XXX（大姐名字）：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二姐夺过纸条撕了个粉碎，甩在地上用力碾踩着：“臭流氓！臭流氓！”我没有问二姐下楼说了些什么，但从他们短时间离开院子和留下的纸条看，二姐给他们施加了压力。大姐追着她妹妹一直从厨房问到布帘里：“你到底说了些什么话？”二姐一声不吭。大姐开始哼电影插曲。小雄爸在外面溜了一圈进门。小雄妈从西屋出来，高声喊着叫二姐摆桌子吃晚饭。我收拾作业本，顺手撿起那支粉红色铅笔夹进本子。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是一个温馨的家庭。
冬至前后的傍晚，东屋早早昏暗起来。小雄爸可能累了，合衣躺在小雄床上。我和小雄把头深深埋进作业本里。一阵寒风钻进来，带来一股饭焦香，二姐在外间做功课、看煤炉。猛一抬头，两个黑影站在我们面前。“嘘！老头睡着了。”大姐的声音。两人在我们对面悄悄坐下，大姐侧着脸对另一人笑，他的脸完全背光，我却感觉出那应该是比较熟悉的一个人。两人暗地里亲昵起来，你摸我一下，我推你一把，大姐还轻轻地尖叫。小雄爸在我们身后翻了个身，脸朝向了墙。他们立即停止了动作，但不久，两只手又搅在一起，在桌子上轻轻地滑来滑去。
二姐进来喊吃饭，两只手一下子解开了。“我们不在家吃饭。”大姐轻声说“我们”两个字时，就像新媳妇回娘家，既脱离了大家庭，又表明根还在原地。二姐还是一句“随便你”打发大姐，她没有说“你们”。两人站起来探身看看老头，蹑手蹑脚走出屋，与二姐身体交错的一瞬间，门外极弱的一束光照到那人侧面，我差点叫出声来。是贴黄纸条那帮人的头，那个皮肤白皙的高个子痞子！二姐把脸扭向墙角，她拒绝将他们送来的礼物交给爸妈。大姐几乎在求她：“我们好不容易搞到外汇券，在友谊商场买到的，一定要给他们的。”“你自己给。”二姐当那人是空气。高个子先走出门，大姐好话说尽，把袋子往门口一放，快速跟了出去。二姐开始盛饭，小雄爸翻身起床，小雄妈从邻居家串门回来看到门口的东西，随手拿了，放进西屋。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没有再见过大姐，也没人提起她。二姐喜欢上了足球，她把电影杂志卖给废品收购站，买回来《足球世界》。我很开心，自己崇拜的普拉蒂尼，二姐也喜欢。当时正是西班牙与墨西哥队的世界杯期间，法国欧洲杯上普拉蒂尼的完美表现，让我在二姐面前滔滔不绝。她只在看足球节目时戴眼镜，我有些观点经常惹得她回头直笑，眼睛眯成一条缝。赛事激烈时，她高声呵斥我：不许说话！射门失败时，她指着我：都是你这张乌鸦嘴！但是放学路上，我们碰到时依然不打招呼。我甚至想象，只有发生了地震、台风、洪水等灾难时，我们遇见时才会把手交给对方。又过了一阵子，我们连见面的机会都少了。
小雄家属于住房特困户，他爸厂里这次给分了两套房，于是采香弄的房子要退出来。我是精壮劳力，搬东西有力气又有热情，二姐招呼我喝水，让我歇歇再搬。她和小雄住七楼，大姐似乎连在三楼的父母处都没有被保留房间。七楼阳台上，几只纸板箱杂乱地堆着，破损处挤出几本《电影画报》，我猜应该是大姐的东西。我熟悉的小方桌仍被放置到门口，小雄妈说以后就摆摆杂物，反正现在地方大了。靠窗放那张正方形带玻璃台面的餐桌，四个人吃吃饭正好。那天不知道是舍不得启用新桌子，还是习惯使然，我们仍然围着小方桌吃饭，七八个小凳子，把小雄爸妈、二姐都挤出去了。二姐学校隔壁的技校足球队来了几个小伙子，个子都不高，却个个敦实，最显眼的是一个“扁头”，上下奔跑，不知疲倦，多重的东西都往肩上扛。我看着这个“愣头青”就想笑，但二姐递给他水和毛巾的次数多了，我的脸就渐渐沉下来了。吃饭的时候，“扁头”不停地左顾右盼，其他人都吃好了他还在端着碗，小雄催他，他一愣，不到半分钟就扒完了一碗饭。大家看着“扁头”急急忙忙的样子，开心地笑着。整个屋子充满了阳光，二姐的脸红红的。
后来，我上了高中，小雄上了技校。每周我骑车穿过大半个城，来到近郊小雄家。二姐开始在工厂实习，工厂一般周日不休息。大姐偶尔出现，还没结婚，身边也没有男人，现在她煮饭、打扫卫生。后来功课渐渐紧张，我去得少了，大姐二姐都没碰上。据说大姐跟一个男人去了南方，二姐做了厂技术员，厂里唯一的女技术员。我仍然看足球，只是不再崇拜普拉蒂尼，一看到电视里的他，心里就梗梗的。
一个秋雨迷蒙的星期天午后，书怎么也看不进。我套上雨披，骑车来到小雄家，他却不在七楼。我返回三楼敲门，二姐开的门。电视机开着，戴着黑框眼镜的二姐笑着叫我小名，把我让进屋，把雨衣挂到楼梯转角口，进厨房泡了一杯绿茶出来。我和她并排坐在沙发上。二姐说，他们都出去了。我说，没事，我等着好了。电视里正在播足球赛，我和二姐一边聊天一边看球赛。外面的天阴着，那场足球赛大多时间很沉闷，时间长了，我们话的密度就小了。她厂里的趣事，我学校的情况，小雄技校的事情都讲得差不多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盯着屏幕，没有一句话。我忽然想起“扁头”，就问起那支技校足球队，二姐转过头，眼神透过镜片发出亮光，认真地说当时父母的话还是很有道理，那些技校生全部被她所在的厂招了进去，分配在数控车间。现在缺技术工人，这些人会给厂里带来技术、管理模式的变革。她说话的声音逐渐大起来，时不时地嵌入几个管理学的名词，我坚持认为这是她对事业、对厂的热爱，却不知怎么地，眼前不时冒出她与“扁头”在一起研究车床、铣床、冲床的镜头。光线越来越昏暗，我突然想起采香弄的小房子，我离那里很近，几乎是那个家庭中的一员。现在，小雄爸妈对我越来越客气，小雄烫了谭咏麟发型并且话少了许多，大姐追求幸福的旅程越来越遥远，二姐身边朋友多了起来，笑容也多了起来，而我却越来越成为这里的局外人……
足球赛结束，大门被打开。先是小雄妈进了屋，她看着我和二姐，一愣，然后把一袋刚出炉的桂花糖炒栗子放到我面前。小雄和小雄爸后进门，二姐跟我打个招呼后进了厨房。我跟着小雄上七楼，我们在高高的阳台上剥栗子，看新村里来来往往的穿着彩色雨衣、撑着花伞的人。小雄说在舞厅跳舞时认识了一个女孩子，有机会带给我看看。他们的生活都色彩斑斓起来，而我还在黑白世界苦苦挣扎。我们把栗子壳漫无目的地往下扔，在楼房间形成一道又一道的黑色抛物线。楼房像一个个纸盒子，有的盒子里已经亮起了灯火，然而看似温馨的每个单元楼，不知蕴藏了多少的哀怨和忧愁，我永远不可能了解它们的状态。每一户人家都是一个迷宫，只有拥有钥匙的人才能打开，我没有钥匙，也得不到钥匙。不等小雄妈喊吃晚饭，我就匆匆下楼，在三楼拐弯处顺手摘下雨衣，加快步伐冲出了楼房。雨更大了，我用力踩着自行车，粗大的雨点打在我脸上，我眼睛都睁不开了。回到家，顾不得换湿衣服，我先把那支粉红色铅笔放到了五斗橱顶上。 此后一段时间，我总是回想起与二姐独处的那两三个小时。摁下盒式收录机按钮，保尔·莫里亚乐队的《爱情是蓝色的》飘出来，我从书堆里探出头，窗外在下着细雨，雨点淅淅沥沥洒在香樟树上，树叶光泽明亮，我却有点伤感。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自己的言语，只是数得清的几段，该说的话没说，该问的事情也没问，比如：那年到底她对高个子说了什么？“扁头”是不是真的与她做了同事，甚至有更进一步的关系？最关键，关于我，二姐怎么看？我为自己总是不敢切入主题的懦弱个性感到难过和羞愧。
小雄比我早结婚，喜帖是他转了几个弯托人送给我的。有些朋友是一辈子的，有些则是阶段性的，小雄对我来讲就是后者。他热衷跳舞、喜欢打牌，我有点追不上他的步伐。有一次，他叫我过去，一群人正在七楼打牌、跳舞，小雄表演霹雳舞、走太空步，噪音和烟酒味充斥着整个屋子。小雄介绍我认识他的女朋友，一个跳起迪斯科来双肩与头部一起抖动的矮个子圆脸女孩。我一直注视着二姐的房间，那扇门始终关着，我大声问小雄，二姐到哪里去了，他凑到我耳边说，结婚啦，搬走了。那次过后，我没有再去过他家，小雄也没有再与我联系。人的一生，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朋友，一辈子的朋友很少。回过头看看那些“消失的朋友”，可以明白一些道理：青春岁月里勾肩搭背、同进同出的弟兄，某一日很自然地分别，打个招呼说声再见，却一直没再见。大家生活在同一城市，许多年不见，也提不起碰头的愿望，这虽然可悲，却很现实。
小雄的老婆就是那个矮个圆脸女孩，这有点出乎我意料。我在闹哄哄的婚礼大厅里正踟躕着，她先认出了我，拉拉小雄的西服，朝我招手。我被小雄拉在他们中间，三个人对着照相机、摄像机咧嘴笑。一个高个子男人在我眼前晃了一下，有点眼熟。我同时看见了小雄爸妈，高个子男人向他们走去，我也跟过去。他在前面叫“爸爸妈妈”，我在后面叫“叔叔阿姨”，一瞬间，他和大姐十指紧握的样子跳进我的脑海。小雄妈热情地把“大姐夫”介绍给我，我们握了手，他的手白皙、柔软、冰冷。一个穿白裙子的小女孩跑过来叫“爸爸”，他把一个花冠戴在她头上，女孩大大的眼睛，雪白肌肤，对着照相机摆夸张造型。一个穿西服系领结的小男孩追过来，嚷嚷着：“姐姐、姐姐，快去排练，马上就要开始了。”小男孩虎头虎脑，眼睛细小。二姐跑过来领两个小孩，她抬头看见我，笑着打了个招呼，匆匆忙忙拿了些东西转身离去。我有点措手不及，甚至来不及做什么反应。二姐转过大门的时候，侧脸喊了一声，马上有人跟在她后面一起走，看背影我知道那是“二姐夫”，他理了短发，从后面看，更加扁平。
二姐戴着黑框眼镜，头发烫得短短的，走路仍然笔挺、快速，她的男人有点跟不上她的步伐，不时地小跑几步。宴会大厅里熙熙攘攘，一会儿他们就消失在人群里。再过一会儿，我应该会见到小雄家的每一位成员。欢快的乐曲声中，一场演出就要开始，只不过今天的演员明天将沦为低俗的看客，这是我对“高贵婚礼”的理解。普通人基本上都没有达到高贵的标准，将他们一天之内捧成圣人，隔天就被打回原形，这就是一出低俗喜剧。
耀眼的灯光、浮华的盛宴让我陷入虚幻。不同维度的空间，有不同的故事在演绎，在这个版本里，二姐和“扁头”走上他们的轨道，大姐与高个子关系错综复杂，爱恨情仇就此展开。也许在另外的维度里，我与二姐是亲人，却与小雄素不相识……不断变化身份的我们，不应在意失去什么。也许，在看不到的角落，感知不到的地方，我们总能如愿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