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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购电法、招标制和配额制是可再生能源政策领域的争议焦点。文章评估它们用于实现一定可再生能源目标的效果和成本，方法是在它们具有等价性的理想情形中逐步加入现实内容。结果发现：理想的分阶段实施并不改变三种政策的等价性；但由于购电法难以频繁调整价格，配额制难以为每期项目设置独立市场，这导致它们用于实现一定可再生能源目标时，招标制的成本最低，配额制次之，购电法最高。
关键词：购电法；招标制；配额制；效果；成本
根据REN21（2008），购电法、招标制和配额制是当前全球范围最流行的三种可再生能源支持政策。但它们的比较选择仍是政策争议的焦点，争议内容是它们的“效果”（Effectiveness）和“成本”（Efficiency）——效果指的是一项政策实现一定可再生能源利用目标的能力，即目标能否被达成；成本指的是一项政策达成一定可再生能源利用目标时所花费的成本（Lipp，2007；翁章好、胥莉，2008）。本文继续处理这个问题，方法是，以Menanteau et al.（2003）描述的、在其中三种政策具有完美等价性的理想情形为分析起点，然后通过逐步在理想情形中加入政策运行的现实内容，并考察它们对三种政策的效果和成本等价性的影响。进行如下，第一部分介绍Menanteau et al.（2003）描述的理想情形。第二部分引入可再生能源目标的理想分阶段实施，结果发现三种政策的等价性保持不变。第三部分再引入不同政策实施的运行约束，发现有利于招标制但不利于购电法和配额制的证据。
一、 理想情形
根据Menanteau et al.（2003），在理想情形（技术稳定、完全信息和完全竞争）下，购电法、招标制和配额制具有理想的等价性——即它们都可用于实现同一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并且伴随的成本相等（此结果可由图1表示）。从图1可见，由于理想情形下可再生能源电力的供给曲线是确定且已知的，所以政策管理层在招标制和配额制下设定的Qin，其导致的市场价格Pout，刚好会等于其在购电法下设定的价格Pin；反之，管理层在购电法下设定的价格Pin，其导致的市场数量Qout也刚好会等于数量目标Qin。因此，三种政策在效果和成本上呈现出完美的等价性。
二、 理想情形 “理想的分阶段实施”
现在考虑将上述理想情形的“一个目标、一次政策”，放松为更为现实的“一个目标、两（多）阶段实施”，但假定分阶段实施是理想的——即“新政策参数单独适用于新增项目，不同阶段政策参数之间不存在交互影响”。下面考察这个变化对这三种政策的效果和成本的影响。
假定管理层制定的总目标是新增可再生能源数量Q，并且分为两个阶段来实施，第一阶段新增Q1，第二阶段新增Q2=Q-Q1。理论上，因为分阶段实施是理想的，所以不同阶段的投资项目可完全分开处理，于是再次得到上述理想情形的等价性——即对Q1和Q2分别单独地应用一次政策，这样在每个阶段三个政策都完全等价，于是两个阶段加总起来三个政策还是等价的（此结果可由图2表示）。从图2可见，在第一阶段，购电法以价格P1实现市场数量Q1，而招标制和配额制则以政策参数Q1实现市场数量Q1，同时导致市场价格P1。而在第二阶段，购电法通过价格P2实现新增市场数量Q2=Q-Q1，但第一阶段投产的Q1部分仍适用价格P1。反之，在招标制下，通过新一轮数量为Q2=Q-Q1的招标，实现总目标Q，新增数量Q2得到价格P2，Q1部分维持价格P1。而在配额制下，通过对新增数量Q2=Q-Q1额外建立一个配额，实现总目标Q，并导致新增数量Q2部分得到价格P2，而Q1部分仍适用原配额并得到价格P1。这导致的结果是，在两个阶段，三种政策实现的市场数量和价格都是相同的，因此，再次得到效果和成本的等价性。
三、 政策属性和现实运行约束的影响
上面引入目标的分阶段实施之后仍然得到三种政策的等价性，但这依赖于“理想分阶段实施”的假设。现实中，不同政策由于自身属性差异，在实际运行中面临着不同的约束，这导致它们实现“理想分阶段实施”的难易程度并不相同，这可能打破它们之间的等价性。
对于配额制来说，现实中每年的份额要求都在增加，如果每年新增部分的份额要求都单独适用于当年新增投资容量的话，那将导致一个非常复杂、按照投产年份分割的、狭小的配额市场系列（每个配额市场都难以满足足够的流动性和达标的灵活性）。所以对于配额制来说，“理想分阶段实施”的条件一般是不能满足的。而对于购电法来说，实施“新政策参数单独适用于新增容量”的困难要小些，但它的问题是，如果提前宣布以后年度的更高价格，可能会导致当前投资者延迟投资以享受未来更高待遇，从而导致当前目标无法实现。所以，购电法可能必须在每个阶段开始时才宣布价格，并且每个阶段的长度和目标还要不为市场所知，还不能频繁地调高价格，才能使市场参与者仅根据每个阶段宣布的价格决定投资。另外，后出台价格更高可能导致一个“从高适用”的要求，即现有投资者可能要求也适用新的更高价格。这些特性限制了购电法频繁调整价格的能力，因此，如果上述目标Q只是一个中短期（例如1年~5年）的目标的话那就可能并不适合分两阶段或更多阶段来实施。相反，招标制的本身属性即要求“新政策参数单独适用于新增容量”——每轮新的招标都会产生一个新的价格，并且这个价格只对本轮中标的容量适用。而只要每轮招标的数量不太小，对比组织费用效益良好，招标可以根据需要随时使用，对于像中国这样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的国家，每年一轮甚至几轮招标也是正常的。
因此，现实中三种政策满足“理想分阶段实施”的能力是不同的，这导致的结果，可以用图3和图4表示——使用的假设是：招标制分两阶段实施；购电法虽然分两阶段实施，但管理层只能宣布一个价格P2（第一阶段辅以额度Q1）；配额制虽然分两阶段实施，但第二阶段起原有容量和新增容量一起适用总配额。图3显示，在第一阶段，由于购电法政策只能宣布一个价格P2，所以采购成本是矩形P2-C-Q1-O的面积，而招标制和配额制在第一阶段的采购成本都是矩形P1-B-Q1-O的面积，显然前者高于后二者。图4显示，在第二阶段购电法和配额制伴随的购买成本都是矩形P2-E-Q-O的面积，而招标制伴随的购买成本则是矩形P1-B-Q1-O的面积和矩形C-E-Q-Q1的面积，显然后者小于前两者。两个阶段综合来看，招标制伴随最低的购买成本，配额制次之，而购电法最高。
四、 结论和政策含义
综上所述，在理想情形中引入目标的理想分阶段实施，并不会改变三种政策的等价性。但是，由于现实中购电法下难以频繁（比如每年）调高价格，配额制也难以对每年新增容量单独建立一个配额市场，而招标制可以每年开展，这导致对于实现既定的可再生能源利用目标来说，招标制的购买成本最低，配额制次之，购电法最高。
这个结果的政策含义是，对于我国尚未确定主导政策的可再生能源（如光伏、潮汐和波浪能发电等），应首选招标制为主导支持政策。对于已经实施分区（下转第53页）域购电法的风电，考虑支撑政策的稳定性，不建议更改为招标制，但在多人争取同一项目时应积极启用招标制——这也符合《可再生能源法》的精神。
参考文献：
1. REN21. Renewables 2007 Global Status Rep- ort. Washington, DC: Worldwatch Institute,2008.
2. Lipp, J. Lessons for effective renewable electricity policy from Denmark, Germany and the United Kingdom, Energy Policy,2007,35（11）:5481-5495.
3. 翁章好，胥莉.信息需求和风险承担——三种可再生能源促进政策的对比.现代管理科学，2008,（11）.
4. Menanteau et al. Prices versusquantities: choosing policies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newable energy. Energy Policy,2003,31（8）: 799-812.
5. 于建辉,周浩.我国风电开发的现状及展望.风机技术，2006,（6）.
6. 邹建华.发展风能发电.改善能源结构.华东电力,2006,（12）.
7. 姚伟龙，邢涛.中国能源状况与发展对策分析.能源研究与信息,2006，（4）.
8. 戴慧珠,陈默子,王伟胜,王晓蓉.中国风电发展现状及有关技术服务.中国电力,2005,（1）.
9. 时璟丽.世界可再生能源发展动向.中国能源,2006,（11）.
10. 程地卫.优化发电能源结构的初探.成都信息工程学院学报,2001,（1）.
11. 王小孟,谭江林,陈金珠.我国生物质能源开发利用的现状.江西林业科技,2006,（5）.
12. 周德群.中国能源的未来:结构优化与多样化战略.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
13. 齐海江,王宇奇.我国发电能源结构分析.科技与管理,2004,（2）.
14. 王伟平,屈桂银,陈小林.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展望.可再生能源,2003,（2）.
15. 周哲.吉林省水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合理配置的研究.沈阳农业大学,2007.
16. 罗鑫.可再生能源电力及其市场模式的研究.华北电力大学（北京）,2006.
作者简介：陈宏民，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翁章好，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
收稿日期：2010-12-05。
关键词：购电法；招标制；配额制；效果；成本
根据REN21（2008），购电法、招标制和配额制是当前全球范围最流行的三种可再生能源支持政策。但它们的比较选择仍是政策争议的焦点，争议内容是它们的“效果”（Effectiveness）和“成本”（Efficiency）——效果指的是一项政策实现一定可再生能源利用目标的能力，即目标能否被达成；成本指的是一项政策达成一定可再生能源利用目标时所花费的成本（Lipp，2007；翁章好、胥莉，2008）。本文继续处理这个问题，方法是，以Menanteau et al.（2003）描述的、在其中三种政策具有完美等价性的理想情形为分析起点，然后通过逐步在理想情形中加入政策运行的现实内容，并考察它们对三种政策的效果和成本等价性的影响。进行如下，第一部分介绍Menanteau et al.（2003）描述的理想情形。第二部分引入可再生能源目标的理想分阶段实施，结果发现三种政策的等价性保持不变。第三部分再引入不同政策实施的运行约束，发现有利于招标制但不利于购电法和配额制的证据。
一、 理想情形
根据Menanteau et al.（2003），在理想情形（技术稳定、完全信息和完全竞争）下，购电法、招标制和配额制具有理想的等价性——即它们都可用于实现同一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并且伴随的成本相等（此结果可由图1表示）。从图1可见，由于理想情形下可再生能源电力的供给曲线是确定且已知的，所以政策管理层在招标制和配额制下设定的Qin，其导致的市场价格Pout，刚好会等于其在购电法下设定的价格Pin；反之，管理层在购电法下设定的价格Pin，其导致的市场数量Qout也刚好会等于数量目标Qin。因此，三种政策在效果和成本上呈现出完美的等价性。
二、 理想情形 “理想的分阶段实施”
现在考虑将上述理想情形的“一个目标、一次政策”，放松为更为现实的“一个目标、两（多）阶段实施”，但假定分阶段实施是理想的——即“新政策参数单独适用于新增项目，不同阶段政策参数之间不存在交互影响”。下面考察这个变化对这三种政策的效果和成本的影响。
假定管理层制定的总目标是新增可再生能源数量Q，并且分为两个阶段来实施，第一阶段新增Q1，第二阶段新增Q2=Q-Q1。理论上，因为分阶段实施是理想的，所以不同阶段的投资项目可完全分开处理，于是再次得到上述理想情形的等价性——即对Q1和Q2分别单独地应用一次政策，这样在每个阶段三个政策都完全等价，于是两个阶段加总起来三个政策还是等价的（此结果可由图2表示）。从图2可见，在第一阶段，购电法以价格P1实现市场数量Q1，而招标制和配额制则以政策参数Q1实现市场数量Q1，同时导致市场价格P1。而在第二阶段，购电法通过价格P2实现新增市场数量Q2=Q-Q1，但第一阶段投产的Q1部分仍适用价格P1。反之，在招标制下，通过新一轮数量为Q2=Q-Q1的招标，实现总目标Q，新增数量Q2得到价格P2，Q1部分维持价格P1。而在配额制下，通过对新增数量Q2=Q-Q1额外建立一个配额，实现总目标Q，并导致新增数量Q2部分得到价格P2，而Q1部分仍适用原配额并得到价格P1。这导致的结果是，在两个阶段，三种政策实现的市场数量和价格都是相同的，因此，再次得到效果和成本的等价性。
三、 政策属性和现实运行约束的影响
上面引入目标的分阶段实施之后仍然得到三种政策的等价性，但这依赖于“理想分阶段实施”的假设。现实中，不同政策由于自身属性差异，在实际运行中面临着不同的约束，这导致它们实现“理想分阶段实施”的难易程度并不相同，这可能打破它们之间的等价性。
对于配额制来说，现实中每年的份额要求都在增加，如果每年新增部分的份额要求都单独适用于当年新增投资容量的话，那将导致一个非常复杂、按照投产年份分割的、狭小的配额市场系列（每个配额市场都难以满足足够的流动性和达标的灵活性）。所以对于配额制来说，“理想分阶段实施”的条件一般是不能满足的。而对于购电法来说，实施“新政策参数单独适用于新增容量”的困难要小些，但它的问题是，如果提前宣布以后年度的更高价格，可能会导致当前投资者延迟投资以享受未来更高待遇，从而导致当前目标无法实现。所以，购电法可能必须在每个阶段开始时才宣布价格，并且每个阶段的长度和目标还要不为市场所知，还不能频繁地调高价格，才能使市场参与者仅根据每个阶段宣布的价格决定投资。另外，后出台价格更高可能导致一个“从高适用”的要求，即现有投资者可能要求也适用新的更高价格。这些特性限制了购电法频繁调整价格的能力，因此，如果上述目标Q只是一个中短期（例如1年~5年）的目标的话那就可能并不适合分两阶段或更多阶段来实施。相反，招标制的本身属性即要求“新政策参数单独适用于新增容量”——每轮新的招标都会产生一个新的价格，并且这个价格只对本轮中标的容量适用。而只要每轮招标的数量不太小，对比组织费用效益良好，招标可以根据需要随时使用，对于像中国这样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的国家，每年一轮甚至几轮招标也是正常的。
因此，现实中三种政策满足“理想分阶段实施”的能力是不同的，这导致的结果，可以用图3和图4表示——使用的假设是：招标制分两阶段实施；购电法虽然分两阶段实施，但管理层只能宣布一个价格P2（第一阶段辅以额度Q1）；配额制虽然分两阶段实施，但第二阶段起原有容量和新增容量一起适用总配额。图3显示，在第一阶段，由于购电法政策只能宣布一个价格P2，所以采购成本是矩形P2-C-Q1-O的面积，而招标制和配额制在第一阶段的采购成本都是矩形P1-B-Q1-O的面积，显然前者高于后二者。图4显示，在第二阶段购电法和配额制伴随的购买成本都是矩形P2-E-Q-O的面积，而招标制伴随的购买成本则是矩形P1-B-Q1-O的面积和矩形C-E-Q-Q1的面积，显然后者小于前两者。两个阶段综合来看，招标制伴随最低的购买成本，配额制次之，而购电法最高。
四、 结论和政策含义
综上所述，在理想情形中引入目标的理想分阶段实施，并不会改变三种政策的等价性。但是，由于现实中购电法下难以频繁（比如每年）调高价格，配额制也难以对每年新增容量单独建立一个配额市场，而招标制可以每年开展，这导致对于实现既定的可再生能源利用目标来说，招标制的购买成本最低，配额制次之，购电法最高。
这个结果的政策含义是，对于我国尚未确定主导政策的可再生能源（如光伏、潮汐和波浪能发电等），应首选招标制为主导支持政策。对于已经实施分区（下转第53页）域购电法的风电，考虑支撑政策的稳定性，不建议更改为招标制，但在多人争取同一项目时应积极启用招标制——这也符合《可再生能源法》的精神。
参考文献：
1. REN21. Renewables 2007 Global Status Rep- ort. Washington, DC: Worldwatch Institute,2008.
2. Lipp, J. Lessons for effective renewable electricity policy from Denmark, Germany and the United Kingdom, Energy Policy,2007,35（11）:5481-5495.
3. 翁章好，胥莉.信息需求和风险承担——三种可再生能源促进政策的对比.现代管理科学，2008,（11）.
4. Menanteau et al. Prices versusquantities: choosing policies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newable energy. Energy Policy,2003,31（8）: 799-812.
5. 于建辉,周浩.我国风电开发的现状及展望.风机技术，2006,（6）.
6. 邹建华.发展风能发电.改善能源结构.华东电力,2006,（12）.
7. 姚伟龙，邢涛.中国能源状况与发展对策分析.能源研究与信息,2006，（4）.
8. 戴慧珠,陈默子,王伟胜,王晓蓉.中国风电发展现状及有关技术服务.中国电力,2005,（1）.
9. 时璟丽.世界可再生能源发展动向.中国能源,2006,（11）.
10. 程地卫.优化发电能源结构的初探.成都信息工程学院学报,2001,（1）.
11. 王小孟,谭江林,陈金珠.我国生物质能源开发利用的现状.江西林业科技,2006,（5）.
12. 周德群.中国能源的未来:结构优化与多样化战略.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
13. 齐海江,王宇奇.我国发电能源结构分析.科技与管理,2004,（2）.
14. 王伟平,屈桂银,陈小林.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展望.可再生能源,2003,（2）.
15. 周哲.吉林省水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合理配置的研究.沈阳农业大学,2007.
16. 罗鑫.可再生能源电力及其市场模式的研究.华北电力大学（北京）,2006.
作者简介：陈宏民，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翁章好，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
收稿日期：2010-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