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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进入到大数据时代。而信息技术的发展也深刻影响着红色基因的传播与弘扬。面对大数据所带来的挑战，需要将大数据和红色基因的弘扬融通发展，不断增强大数据时代红色基因弘扬工作的权威性、针对性和规范性。
关键词：大数据 红色基因 弘扬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数据信息呈现出爆炸式增长，引发了社会各领域的深度变革，人类社会开始进入大数据时代。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红色基因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能够一路走来初心不改的精神密码，是一刻也不能忘记一刻也不能动摇必须始终坚持传承与弘扬的强大精神力量。大数据改变着世界的方方面面，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传承与弘扬。一方面大数据给红色基因的弘扬带来新的契机，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不少严重挑战。加强对大数据时代红色基因弘揚的现状和方法的研究，对于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1]具有重要意义。
红色基因的弘扬面临着大数据时代的新环境，“大数据+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已然成为新的发展契机，快速发展的大数据技术与红色基因的传播相互交融，给新时代红色基因的弘扬带来了更广阔的传播空间和更丰富的传播形式。大数据给红色基因的弘扬创造了新环境，在新环境中既有机遇也有挑战。面对大数据给红色基因弘扬带来的严重挑战，我们应该善于利用大数据技术，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不断提高红色基因传播的权威性、针对性和规范性，把大数据变为驱动红色基因传播的新引擎。
一、大数据来源的多样性要求权威性
大数据来源的多样性消除区别、瓦解界限，使得信息的意义个性化地发散开，步入一种去中心去权威的境界，如何在一个无中心主体、无中心内容的时代，站稳立场，弘扬红色基因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首先，要筑牢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阵地。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大数据时代，意识形态话语阵地建设仍然要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实现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一方面，要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以大数据技术发展为契机，变革传统的红色基因传播方式，建构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型红色基因传播模式。同时，绝不能忘本，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红色基因弘扬工作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要以民众生活为导向，擅于获取、分析、处理数据信息，使用群众语言营造良好氛围，讲好群众身边的故事。同时，要以坚定的立场纠正错误信息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偏差，以开放的态度对亚文化进行意识形态收编，不断克服驳杂信息带来的消极影响，打造有利于红色基因传播扩散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阵地。其次，人才队伍是关键。大数据时代，传播者的党性修养、理论水平和使用大数据的能力共同决定着红色基因弘扬的效果，提高大数据素养是红色基因宣传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一环。政府有关部门要制定符合当代实践需要的人才培养计划，充分利用“官产学研用”合作模式，培养一批具有坚定理想信念、深厚理论功底，又能将大数据技术为我所用的复合型人才。通过他们，净化舆论空间，引领群众向正确方向前进，防止走偏走邪。
二、大数据体量的无限性要求针对性
大数据时代，海量数据对大众认知的干扰，要求我们从红色基因传播的受众、内容和方法手段着手，做到“找对人、说对话、作对事”，提高弘扬红色基因的针对性。首先，红色基因的弘扬要围绕受众而展开。传统的宣传教育模式都是“大水漫灌式”，“以点对面”就会导致传播效率的低下。社会的不同阶层、群体和个体的认知水平和思维模式不尽相同，要提高红色基因传播的针对性，就需要对不同的受众进行调查研究。大数据技术克服了传统调查研究方法范围小、样本少、用时长、花费高的限制，通过对信息数据的收集、处理，就可以洞悉不同受众的特点，做到以受众为中心，推动传播者和受众的双向互动耦合，提高红色基因传播的实效性。其次，优质应需的红色基因传播内容是确保传播效果的根本，在提高内容多样性的同时，更要做好内容设计和传播的针对性。借助大数据技术对受众进行定位和分析之后，要准确把握受众的思想动向，根据受众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内容设计安排，实现红色基因传播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在尊重个体差异同时，也要善于从“多”和“杂”中挖掘“好”，提高内容的质量。最后，红色基因的弘扬需要借助一定的方法手段来实现。以前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方法手段的缺乏，大数据时代我们面对众多的传播方式却难以选择，而大数据技术可以帮助我们筛选出最适合于特定的受众和内容的传播形式和渠道。传统的红色基因传播手段较为单一，大数据时代人们正在普遍感受信息技术带来的便捷和快感，倘若仍旧采用枯燥的说教方式、言传方式宣传红色基因，不仅人们不愿意接受这种脱离时代进步的意识形态宣传路径，还会导致人们对意识形态理论的厌倦与疲惫。不同的受众对语言文字、图片、视频、实景参观等不同的传播形式有不同的偏好，对启发式、案例式、研讨式、情景式等不同的传播手段有不同的适应度。大数据技术则根据每个人的历史信息数据选择出最合适的传播方式，进行多样化传播，满足个性化需求。同时，丰富的传播形式也给了大众自由选择的空间，让大众在红色基因传播过程中的参与性和主体性得以提高。
三、大数据技术的两面性要求规范性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开篇中指出：“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2]大数据技术的价值就在于为特定社会群体提供有用性，而对于技术的规范则能够确保技术为红色基因的弘扬服务，而不是被少数人利用。首先，在技术现实的建构中，并无纯粹合理的科学秩序之类的东西存在;技术和理性的进程就是政治的进程。红色基因的弘扬工作应该充分利用数据挖掘技术的“文明指引”功能，将整个社会导向正确的价值目标。例如，可以通过大数据技术优化社会益品的配置，使好人好事得到更多的精神和物质激励。同时，要对滥用大数据技术干扰社会价值导向的行为进行更为严格有效的预防和监控。其次，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特点在于无形性，而大数据技术则通过将信息数字化实现了化无形为有形。我们应该通过大数据技术搭建起意识形态安全预警机制，形成信息检测数据库，建立用于意识形态治理的大数据平台，完善大数据环境下的话语规范体系，实现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实时监控，分析当前发展态势，研判预防风险隐患。最后，确保大数据技术的合理利用离不开有效的法律保障机制。首要举措就是制定完备的互联网行业基本法，以此为依据，制定相关法规和配套制度。同时，推动互联网行业规范和行业标准的确立，打破技术壁垒所产生的数据垄断和技术滥用。在打击整治基础上，压实平台责任，驱动平台强化监督管理。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对违法违规的组织和个人依法进行处罚，不断加大惩处力度，并向社会公开曝光，引导全社会共同构建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为红色基因的弘扬塑造有利环境。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
[2]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2017.
关键词：大数据 红色基因 弘扬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数据信息呈现出爆炸式增长，引发了社会各领域的深度变革，人类社会开始进入大数据时代。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红色基因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能够一路走来初心不改的精神密码，是一刻也不能忘记一刻也不能动摇必须始终坚持传承与弘扬的强大精神力量。大数据改变着世界的方方面面，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传承与弘扬。一方面大数据给红色基因的弘扬带来新的契机，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不少严重挑战。加强对大数据时代红色基因弘揚的现状和方法的研究，对于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1]具有重要意义。
红色基因的弘扬面临着大数据时代的新环境，“大数据+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已然成为新的发展契机，快速发展的大数据技术与红色基因的传播相互交融，给新时代红色基因的弘扬带来了更广阔的传播空间和更丰富的传播形式。大数据给红色基因的弘扬创造了新环境，在新环境中既有机遇也有挑战。面对大数据给红色基因弘扬带来的严重挑战，我们应该善于利用大数据技术，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不断提高红色基因传播的权威性、针对性和规范性，把大数据变为驱动红色基因传播的新引擎。
一、大数据来源的多样性要求权威性
大数据来源的多样性消除区别、瓦解界限，使得信息的意义个性化地发散开，步入一种去中心去权威的境界，如何在一个无中心主体、无中心内容的时代，站稳立场，弘扬红色基因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首先，要筑牢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阵地。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大数据时代，意识形态话语阵地建设仍然要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实现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一方面，要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以大数据技术发展为契机，变革传统的红色基因传播方式，建构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型红色基因传播模式。同时，绝不能忘本，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红色基因弘扬工作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要以民众生活为导向，擅于获取、分析、处理数据信息，使用群众语言营造良好氛围，讲好群众身边的故事。同时，要以坚定的立场纠正错误信息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偏差，以开放的态度对亚文化进行意识形态收编，不断克服驳杂信息带来的消极影响，打造有利于红色基因传播扩散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阵地。其次，人才队伍是关键。大数据时代，传播者的党性修养、理论水平和使用大数据的能力共同决定着红色基因弘扬的效果，提高大数据素养是红色基因宣传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一环。政府有关部门要制定符合当代实践需要的人才培养计划，充分利用“官产学研用”合作模式，培养一批具有坚定理想信念、深厚理论功底，又能将大数据技术为我所用的复合型人才。通过他们，净化舆论空间，引领群众向正确方向前进，防止走偏走邪。
二、大数据体量的无限性要求针对性
大数据时代，海量数据对大众认知的干扰，要求我们从红色基因传播的受众、内容和方法手段着手，做到“找对人、说对话、作对事”，提高弘扬红色基因的针对性。首先，红色基因的弘扬要围绕受众而展开。传统的宣传教育模式都是“大水漫灌式”，“以点对面”就会导致传播效率的低下。社会的不同阶层、群体和个体的认知水平和思维模式不尽相同，要提高红色基因传播的针对性，就需要对不同的受众进行调查研究。大数据技术克服了传统调查研究方法范围小、样本少、用时长、花费高的限制，通过对信息数据的收集、处理，就可以洞悉不同受众的特点，做到以受众为中心，推动传播者和受众的双向互动耦合，提高红色基因传播的实效性。其次，优质应需的红色基因传播内容是确保传播效果的根本，在提高内容多样性的同时，更要做好内容设计和传播的针对性。借助大数据技术对受众进行定位和分析之后，要准确把握受众的思想动向，根据受众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内容设计安排，实现红色基因传播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在尊重个体差异同时，也要善于从“多”和“杂”中挖掘“好”，提高内容的质量。最后，红色基因的弘扬需要借助一定的方法手段来实现。以前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方法手段的缺乏，大数据时代我们面对众多的传播方式却难以选择，而大数据技术可以帮助我们筛选出最适合于特定的受众和内容的传播形式和渠道。传统的红色基因传播手段较为单一，大数据时代人们正在普遍感受信息技术带来的便捷和快感，倘若仍旧采用枯燥的说教方式、言传方式宣传红色基因，不仅人们不愿意接受这种脱离时代进步的意识形态宣传路径，还会导致人们对意识形态理论的厌倦与疲惫。不同的受众对语言文字、图片、视频、实景参观等不同的传播形式有不同的偏好，对启发式、案例式、研讨式、情景式等不同的传播手段有不同的适应度。大数据技术则根据每个人的历史信息数据选择出最合适的传播方式，进行多样化传播，满足个性化需求。同时，丰富的传播形式也给了大众自由选择的空间，让大众在红色基因传播过程中的参与性和主体性得以提高。
三、大数据技术的两面性要求规范性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开篇中指出：“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2]大数据技术的价值就在于为特定社会群体提供有用性，而对于技术的规范则能够确保技术为红色基因的弘扬服务，而不是被少数人利用。首先，在技术现实的建构中，并无纯粹合理的科学秩序之类的东西存在;技术和理性的进程就是政治的进程。红色基因的弘扬工作应该充分利用数据挖掘技术的“文明指引”功能，将整个社会导向正确的价值目标。例如，可以通过大数据技术优化社会益品的配置，使好人好事得到更多的精神和物质激励。同时，要对滥用大数据技术干扰社会价值导向的行为进行更为严格有效的预防和监控。其次，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特点在于无形性，而大数据技术则通过将信息数字化实现了化无形为有形。我们应该通过大数据技术搭建起意识形态安全预警机制，形成信息检测数据库，建立用于意识形态治理的大数据平台，完善大数据环境下的话语规范体系，实现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实时监控，分析当前发展态势，研判预防风险隐患。最后，确保大数据技术的合理利用离不开有效的法律保障机制。首要举措就是制定完备的互联网行业基本法，以此为依据，制定相关法规和配套制度。同时，推动互联网行业规范和行业标准的确立，打破技术壁垒所产生的数据垄断和技术滥用。在打击整治基础上，压实平台责任，驱动平台强化监督管理。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对违法违规的组织和个人依法进行处罚，不断加大惩处力度，并向社会公开曝光，引导全社会共同构建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为红色基因的弘扬塑造有利环境。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
[2]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