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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老百姓评诉社会不满之事,吏治问题可能是焦点之一。要评党政机关最敬业的部门之一,干部人事部门当之无愧。那社会上为什么还会有如此多的怨言呢
为政之道,惟在得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如何才能选一个好官,时下的做法大概是这样的:先将某一官位需要的官员的条件标准细化,德才方面要如何如何,再按照这个细化的标准去找。这个做法,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如同买东西,先定个标准,然后“按图索骥”。但是看起来这么做的效果并不是太理想,老百姓还是觉得我们的官府,择官不得其人。
现在让老百姓评诉社会不满之事,吏治问题可能是焦点之一。世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吃力不讨好的事?各级领导机关为择官之事花了多少精力,干部人事部门的工作人员多么勤奋敬业,笔者曾经在这类部门工作过,要评党政机关最敬业的部门之一,干部人事部门当之无愧。那社会上为什么还会有如此多的怨言呢?
问题出在了什么地方?是标准定得不合适,太低了,有些重要的标准遗漏了?还是用这个尺子去量候选人的时候没量准,导致不够格的混进了官员的队伍?按照常规的思路这么去想问题寻找解决之道,也对。但是一个问题如果带有相当的普遍性或者长期得不到解决,跳出常规的思维定势,也许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会不会时下的做法开始就出了错:一个好官的标准是不是本来就难以确定?即使好官标准的尺子能做出来,人会不会是一种很难量的特殊“物体”?如果这两个疑问能够成立的话,那我们就不能在常规做法这一棵树上吊死,得寻求别具创新性的解决之道。
这两个疑问还真是有点问题。
所谓好官,是相对于官员所管理或者服务的对象人民而言的,很难抽象地脱离开官员管理和服务的对象去谈论这个官好还是不好。根据我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好官的标准最终要由人民来评价,正如邓小平所言,“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最终由人民来评价,这个政治上似乎解决了的官员标准问题要细化可操作的“技术标准”其实是个相当复杂的事情。“人民”分为不同的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地域、不同的兴趣爱好。不同的特点会影响人们对官员选择的偏好。
有的喜欢大刀阔斧型的,有的喜欢温和型的;有的喜欢理论型的,有的喜欢实践型的;有的喜欢外向张扬的,有的喜欢内向含蓄的;有的喜欢效率为先的,有的喜欢公平为先的;有的喜欢更重长远利益的,有的喜欢偏重现实利益的,等等,顺着这个思路可以列出无数选项,这都无所谓对错,只是选择偏好而已。这就麻烦了,我们是否能准确地揣测人民的选择偏好?即使能准确地揣测出来,我们究竟以哪部分“人民”的标准为尺度呢?我倒觉得在“哪种人不适合当官”的问题形成共识还容易些,而在“哪种人更适合当官”上形成共识还真不容易。
麻烦归麻烦,问题还得解决。解决这类问题其实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思路是即使标准不好定,还得定,有关机关或部门尽可能地去揣测准大多数人民的选择偏好。另一种思路是把标准问题搁置起来,我也不揣测你们的选择偏好了,而是把选择权交给当事人自己。相信在这个利益攸关的事情上,当事人自己会负起责任来。万一选出一个不良的官员,受苦的是你们自己。
其实,人类在解决婚姻问题上正是用了第二种思路。婚姻是人生的头等大事,择得其人,幸福一生。人类目前大多数社会采取的婚姻制度,并没有在择偶的标准上花费太多的精力,而是把球踢给当事人,你自己要把责任承担起来,选好了,享福的是你;选不好,遭罪的也是你。传统社会的包办婚姻,家长显然是一番好心,确实也应该承认父母人生阅历丰富,识人可能会比年轻人要准,但是为什么会造成那么多人间悲剧呢?原因就在于择偶这事,选择偏好太个性化了,正如人们所说“如同穿鞋,舒服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当然,自由恋爱而致人生悲剧也不少,但是两者比较,应该比包办婚姻要强,要不怎么婚姻制度强调以自由恋爱为基础呢。从人类婚姻制度演变过程,可以总结出“选择权逐步往利益最相关者手中转移”是制度设计的重要经验。
再回到时下的择官之道,问题是不是也出在了这里。有关机构和部门大量的精力花在了制定标准,然后用这个标准去择官,实际上技术解决之路如果能走通,那倒简单了,择官的问题就成为人员评价专家的事。其实,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为什么老百姓对我们的吏治仍然有那么多负面评价,根子就在此。不是我们工作不努力,而是像这类选择偏好十分个性化的事情,还是要找到一种制度安排,把责任交给利益最相关者自己去做。其实,世界上许多事情都是这样,人们有时在乎不是结果本身,而在乎这是谁的权力。权力问题,是政治问题,从这方面考虑问题寻求的解决之道,不是技术解决,而是政治解决。
技术解决之道,还是政治解决之道?各有其界限和范围,择官问题也如此。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其实就是要解决择官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问题,科学化是技术问题,民主化则是政治问题。当然,两类问题在现实当中难以截然分开,常常是互相渗透,互为前提。笔者并不是要否定择官问题中的技术因素,只想强调技术解决有其界限,其有效性取决于制度背景所提供的空间。(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领导人员考试测评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为政之道,惟在得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如何才能选一个好官,时下的做法大概是这样的:先将某一官位需要的官员的条件标准细化,德才方面要如何如何,再按照这个细化的标准去找。这个做法,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如同买东西,先定个标准,然后“按图索骥”。但是看起来这么做的效果并不是太理想,老百姓还是觉得我们的官府,择官不得其人。
现在让老百姓评诉社会不满之事,吏治问题可能是焦点之一。世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吃力不讨好的事?各级领导机关为择官之事花了多少精力,干部人事部门的工作人员多么勤奋敬业,笔者曾经在这类部门工作过,要评党政机关最敬业的部门之一,干部人事部门当之无愧。那社会上为什么还会有如此多的怨言呢?
问题出在了什么地方?是标准定得不合适,太低了,有些重要的标准遗漏了?还是用这个尺子去量候选人的时候没量准,导致不够格的混进了官员的队伍?按照常规的思路这么去想问题寻找解决之道,也对。但是一个问题如果带有相当的普遍性或者长期得不到解决,跳出常规的思维定势,也许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会不会时下的做法开始就出了错:一个好官的标准是不是本来就难以确定?即使好官标准的尺子能做出来,人会不会是一种很难量的特殊“物体”?如果这两个疑问能够成立的话,那我们就不能在常规做法这一棵树上吊死,得寻求别具创新性的解决之道。
这两个疑问还真是有点问题。
所谓好官,是相对于官员所管理或者服务的对象人民而言的,很难抽象地脱离开官员管理和服务的对象去谈论这个官好还是不好。根据我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好官的标准最终要由人民来评价,正如邓小平所言,“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最终由人民来评价,这个政治上似乎解决了的官员标准问题要细化可操作的“技术标准”其实是个相当复杂的事情。“人民”分为不同的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地域、不同的兴趣爱好。不同的特点会影响人们对官员选择的偏好。
有的喜欢大刀阔斧型的,有的喜欢温和型的;有的喜欢理论型的,有的喜欢实践型的;有的喜欢外向张扬的,有的喜欢内向含蓄的;有的喜欢效率为先的,有的喜欢公平为先的;有的喜欢更重长远利益的,有的喜欢偏重现实利益的,等等,顺着这个思路可以列出无数选项,这都无所谓对错,只是选择偏好而已。这就麻烦了,我们是否能准确地揣测人民的选择偏好?即使能准确地揣测出来,我们究竟以哪部分“人民”的标准为尺度呢?我倒觉得在“哪种人不适合当官”的问题形成共识还容易些,而在“哪种人更适合当官”上形成共识还真不容易。
麻烦归麻烦,问题还得解决。解决这类问题其实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思路是即使标准不好定,还得定,有关机关或部门尽可能地去揣测准大多数人民的选择偏好。另一种思路是把标准问题搁置起来,我也不揣测你们的选择偏好了,而是把选择权交给当事人自己。相信在这个利益攸关的事情上,当事人自己会负起责任来。万一选出一个不良的官员,受苦的是你们自己。
其实,人类在解决婚姻问题上正是用了第二种思路。婚姻是人生的头等大事,择得其人,幸福一生。人类目前大多数社会采取的婚姻制度,并没有在择偶的标准上花费太多的精力,而是把球踢给当事人,你自己要把责任承担起来,选好了,享福的是你;选不好,遭罪的也是你。传统社会的包办婚姻,家长显然是一番好心,确实也应该承认父母人生阅历丰富,识人可能会比年轻人要准,但是为什么会造成那么多人间悲剧呢?原因就在于择偶这事,选择偏好太个性化了,正如人们所说“如同穿鞋,舒服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当然,自由恋爱而致人生悲剧也不少,但是两者比较,应该比包办婚姻要强,要不怎么婚姻制度强调以自由恋爱为基础呢。从人类婚姻制度演变过程,可以总结出“选择权逐步往利益最相关者手中转移”是制度设计的重要经验。
再回到时下的择官之道,问题是不是也出在了这里。有关机构和部门大量的精力花在了制定标准,然后用这个标准去择官,实际上技术解决之路如果能走通,那倒简单了,择官的问题就成为人员评价专家的事。其实,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为什么老百姓对我们的吏治仍然有那么多负面评价,根子就在此。不是我们工作不努力,而是像这类选择偏好十分个性化的事情,还是要找到一种制度安排,把责任交给利益最相关者自己去做。其实,世界上许多事情都是这样,人们有时在乎不是结果本身,而在乎这是谁的权力。权力问题,是政治问题,从这方面考虑问题寻求的解决之道,不是技术解决,而是政治解决。
技术解决之道,还是政治解决之道?各有其界限和范围,择官问题也如此。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其实就是要解决择官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问题,科学化是技术问题,民主化则是政治问题。当然,两类问题在现实当中难以截然分开,常常是互相渗透,互为前提。笔者并不是要否定择官问题中的技术因素,只想强调技术解决有其界限,其有效性取决于制度背景所提供的空间。(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领导人员考试测评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