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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炜，男，1969年9月出生于浙江温州。现供职于《温州晚报》。温州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散文集《旅者与梦》《温州记忆》《巴黎的风》；诗集《命运的审判者——瞿炜爱情十四行诗选》《地下铁》；学术专著《温州茶史》等。
1
母亲决定让我跟着赫叔做生意。
赫叔是一个电器作坊的推销员，他愿意带着我去山东。
那一年，我19岁。
那是我人生的第一次远行。
赫叔有一张孩子般的脸，他总是微笑着，似乎这世界充满了快乐与安详。
1988年的冬天，温州通往外埠的道路只有一条省级公路。没有铁路，更没有什么机场航班。陆上的交通繁忙而艰苦，因为山路崎岖又漫长。那时从温州出去做生意的人很多，他们卖鞋、打火机、服装、电器、阀门等。路上都是温州人。
赫叔选择走海路。那时温州码头有通往上海的长途客轮，抵达上海需要22至24小时。但是相比之下，从海上走虽然时间长，却要安逸一些。去上海的客轮名曰“民主号”，这是温州海面上最大的轮船了。因此在温州留下了一句至今流行的俚语：“民主轮船掉头。”表示物体太大而掉头缓慢。
穿过麻行僧街，瓯江码头上也是人山人海。
我们在码头上等了很久才买到两张去往上海的船票。
我的身上背着沉重的货物，是那种小型的电话交换机，大约有二十台，外面套着麻袋，捆得非常扎实。我的左手提九台，右手也提九台，一边的肩上再扛两台，另一边还有我的简单的行李。而那些装着交换机的皮箱，里头是硬纸板糊的，外面包着一层金色喷漆的皮革，看似漂亮，实际就是劣质的假皮箱，一不小心就会散了架。
码头上人来人往，在我看来，他们的表情大都木然而悲戚的样子。行色匆忙间，他们或下意识地抬头看看灰蒙蒙的天空，或者用疑惑的目光看着身边的旅人。没有人会相信你说的话，如果有陌生的人对你开口，那么他不是骗子，就是小偷。“你要处处小心，如果有人问你，不要告诉他实话，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别告诉他你从哪里来，又往何处去。”赫叔对我说。我说，那我将怎样回答他呢？沉默吗？“不，你可以随便编造，比如对湖南人说，我们是上海的，对上海人说，我们是福建的。我们是运东西的，我们是工人，很多问题我们不知道，或者不了解，让他们去猜吧，他们永远也猜不到。”赫叔说。这样看起来，我们倒真像是犯罪的，是骗子，是小偷，至少是两个衣着整洁的逃犯，正如那些人所要提防的。那时候赫叔还不是有钱人，他还没有在电话交换机的贸易中发财，但很快，他将成为一个暴发户。而我似乎永远只是一个不争气的随从，就像堂吉诃德身后的桑丘一样。
2
船在海上游荡着，恍若游魂。而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奇而有趣的。我在甲板上散步，海风叫我想起高尔基的《海燕》。而我看到的却是成群的海鸥在码头上飞翔。船渐渐地远离我居住的城市，远处则是一片灰蒙蒙的海平面。海鸥的鸣叫引来了女人的笑声，我转身看去，却是一个并不漂亮的时髦女人在船舷边上搔首弄姿，一边的情人正殷勤地为她拍照，大约是希望捕捉到海鸥的镜头。他们忘了海上的大风，忽然掀起了她红色的裙子，叫她的大腿和内裤暴露无遗。女人惊叫着，她的叫声惊飞了身后那群翩飞的海鸟。这时，我听见一个警察在那里喊：“身份证！”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警察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依旧欣赏着我的大海，也许我的怠慢刺激了他，警察显然有几分怒气地走到我的身边，说：“叫你呢。”
“嗯？”我有些疑惑地看着他。当他查看了我的身份证后，才解释说我与一个照片上的逃犯有点像，所以查看一下。我不知道他的解释是真是假，但这一路，似乎同样的嫌疑就一直在我的身边发生，依依不舍一样。啊，我第一次的出门就是这样的景况，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海上起浪了，船开始颠簸，我感到一阵眩晕，跌跌撞撞回到舱里。我躺在床上，沉闷的舱里更是充满了难闻的气味。虽然我有过海
上的经历，但那是短途的旅程，是去附近的岛上游玩，何曾有过这样漫长的海上旅行——现在我终于尝到了苦头，我才发现这次的出门将是怎样的漫长与艰辛，没有人能够帮助我。可是，更可怕的事还在等着我呢。所有的磨砺才刚刚开始。
上海，是我想象中的一座城市，它似乎与我没有什么关系。唯一的联系是，我的大阿婆住在那里，她是我祖母的姐姐。可是她早已经离开了人世，还有我的祖母。记得我还小、祖母还活着的时候，大阿婆每年的春节都会回到温州看望祖母。印象中的大阿婆衣着整洁，相貌温柔和蔼，一头银发，一看就是大户人家出身的样子。而在温州的小阿婆更是时髦的打扮，喜欢戴一顶黑色的法兰西式的呢帽子，黑色的袍子很长。当她们三姐妹聚在一起的时候，幸福的笑容就像阳光一样，似乎冬天早已经过去，而春天就在眼前。可是，她们曾经的韶华，早已湮没在纷飞的战火中，一去不返了。
大阿婆回来总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小礼物，花花绿绿的糖果。小人儿对客人的光临都是好奇而快乐的，因为他知道，总有意外的惊喜在那里等着他，哪怕这惊喜微小得几乎没有人能够发现。记得祖母曾对我们这群小孩子说，上海有高耸的大厦，当你抬头望它屋顶的时候，头上的帽子一定会掉下，而你还是看不到屋顶。那是20世纪70年代温州这座小城里的老人对上海的描绘。
现在上海就在我的面前，一点没有神秘。一个十九岁的青年第一次站在上海的大街上，他第一次看见外面的世界，原本不是与他无关的。
3
是的，上海在我最初的浪跡天涯中，只是一个匆匆的过站，我甚至没有看清上海究竟有怎样的繁华面貌，就踏上了去往青岛的旅程。那一路算是轻松的，轻松的开头意味着什么呢？现在对我来说，原先的那些惶恐与磨难早已经渐渐淡忘了，而真正记得的，都是那一路上的从容与笃定，我现在依旧惊诧于那时的自己，惶恐之后竟是满脸的无谓。也许从那时起我便逐渐认识到，生活原是这样的，没有奇迹，没有惊喜，没有暴怒，没有苦难，而所有这一切，只是你的心而已。 从上海的公平码头上岸，赫叔与我扛着沉重的机器与行李挤上一辆开往上海火车站的公交车。上海的公交车上总是挤满了人，拥挤的车厢里塞满了怨气与戾气，所有人的内心都有一个邪恶的声音，摆出一副攻击的姿势。我一只手握紧了垂挂在车厢上的把手，另一手捂着行李包，可是车身摇晃了一下，我的胳膊肘不小心碰到了一位老者的头，他头发早已雪白，却毫无老人的慈祥与尊严，以一双凶恶的眼神盯着我年少的脸，随即一顿臭骂凌空而来。我无辜地看着他，只觉得他是那样无助与可怜。
从上海火车站，我们买了两张去往青岛的硬座票。赫叔与我坐在月台上，等待着那辆绿皮的火车缓缓进站。那是慢车，每一站都要停靠一会儿，哪怕是在荒无人烟的小站。车一路向着北方而去，我第一次看到了北方辽阔的平原。
抵达青岛的那个夜晚，好像没有月亮，在我的记忆里，是一片的宁静。奇怪的是，每当我回忆起那时经过的城市，大多是宁静的，图景似乎重叠，是重叠的宁静，全无今日的喧哗与嚣张。陌生的城市对一个第一次出门远行的年轻人来说总是新鲜而迷惘的，可是赫叔并不觉得。赫叔行走在江湖上，发生的任何事他都熟视无睹，他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利润。那时他与我一样穷，但他有智慧，所以他比我富有。现在他很富有了，但我再也看不到他那时的智慧的灵光闪现。他那时的利润大多来自巧妙的欺瞒，首先是诚恳的态度，然后是认真的奉承，接着是低级的机器，然后是信誓旦旦的承诺。最后当然是逃之夭夭。当这一切都顺利进行的时候，利润就会到来。高额的回报，不需要贿赂，不需要黑暗势力的撑腰，我们的成功完全来自我们自己的聪明，虽然这聪明我并不认为是用在正义的事业上。对于我来说，那仅仅是混一口饭吃。当一个人连一口饭
都混不到的时候，你要求他正义、廉耻、礼仪，那是艰难的。但他可以义气，可以去死。
我一个人走在路上——赫叔说：“去，弄点消夜回来。”我便去了。那是抵达青岛的第一个夜晚，我沿着原路，看着远处的灯火，就到了火车站，我一小时前到达的地方。冬天的青岛，在这样寒冷的深夜，只有冷清与落寞。只有火车站尚且还有一些热闹的灯火与点心铺里的炉火，渲染出温暖的图景，温暖着这座早已入眠的城市。
我一个人走在路上——我买到了一些蒸饺子。事实上，除了蒸饺子，我不知道青岛人在那个寒冷的冬天还能吃到什么样的美食。我看着餐馆里的姑娘，没有漂亮的。我茫然而又有点失望地提着蒸饺子，一个人走在路上。那时没有出租车，便是人力的三轮车，在这样的深夜也早已歇了。更糟糕的是，我迷失在十字路口，找不到来时的路了。往左拐，就这样凭着感觉走吧，我猜想着客栈大约的方向，顺着我模糊的判断，走啊走啊。但我终于还是回到了火车站，我来到这个城市的起点。
这是我的第一次。我第一次看到了冬天的青岛午夜的街景：沿街的窗户外都悬挂着厚重的帘子，就像电影里北方的老人身上的棉袄，在夜的风里发出扑扑的声响，沉闷并且冷漠。街上少有行人，那些声响于是荡开，传之邈远一般。我开始慢慢有了些许惊恐，那惊恐在我的心头缓慢地滋长，并慢慢地咬住了我的心尖。偶尔，街上会出现三五青年，男男女女搂抱在一起，向我迎面走来。他们对我放肆地笑着，笑声里有一种威胁，有一种恐吓，有一种戏弄，还有一种得意。庆幸的是，他们来不及欺侮我，因为他们有的是快乐。
我远远地看见，街边的一处门楼前蹲着一个老人，裹着厚厚的棉袄，戴着小毡帽，两只眼睛像猫一样注视着街面。我准备向他问路，我想这守夜的老人一定能够帮助我。我向他走去，我发现他的目光正死死地盯着我这陌生的外省人，那目光像一潭死水一样。当我走近一看，才发现这并不是一位老人，而是一个衣衫褴褛的青年，蜷缩在门楼角落的阴影里。他甚至没有移动一下身子，面无表情。而他身后的门楼里，还蹲着好几个这样的人，他们的眼睛齐齐地盯着我。我才意识到，如果我不迅速逃离，就有被他们撕碎的可能。
我在青岛的第一个夜晚，就这样在寒冷的街头，绕着青岛火车站，走了整整一夜。直到一位上夜班的工人，他向我指了正确的方向。他善良的笑容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浮现，我忘不了他的帮助带给我的宽慰。
4
在我到达青岛后的第二天傍晚，赫叔在我的口袋里塞了两百元。赫叔带着我到了青岛火车站，为我买了一张去往济南的票。我记得那天是12月21日。赫叔说：“你把这皮箱里的机器送到洛阳，那里有人已经在等你了。24日以前，你必须回到青岛，晚了会找不到我。”我知道我只有连夜地赶路了。那时候没有手机之类的通信设备。我把写有客栈地址和电话号码的纸条塞进口袋，怀里揣着赫叔给我的两百元钱，就匆匆出发了。我没有行李，只有这装着机器的一只皮箱和一个喝水的杯子。踏上征程的那一刻，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唯一想到的就是，如果我赶不回来，赫叔会在那里等我吗？
现在，我真的只有一个人了。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第一次，我第一次孤独地走在远离故土的路上。我只有惶惑，我甚至不知道怎样从火车站的售票厅买到我必须到达的目的地的车票。我终于感到中国的土地有多么广阔，每一个售票厅都有众多的窗口，而每一个窗口都在销售不同地点的车票，那些简称的线路更是我陌生的，尽管在中学的地理课上，先生曾经教过，可是我何曾想到有一天我会孤独地站在路上，甚至会听不懂别人告诉你的那些线路，你甚至找不到售票的窗口，这是多么可悲。而所有的窗口前都排着很长的队伍，焦急的人们暴躁并且无礼。我终于发现我是一个愚笨而且胆怯的人，只有悲观与自卑，灰心丧气才符合我的天性。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济南，多年后当我再次
走进济南的时候，早已时过境迁，我成为受欢迎的人。但那一次，济南纷乱的火车站留给我的唯一印象就是墨黑的天空。我走出車站，又走进车站，终于打听到去往洛阳方向的售票窗口，却被告知没有这趟列车。我顿时傻了眼，无助地站在熙熙攘攘的车站售票大厅里，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不能往回走，而赫叔给的期限又如此匆忙，我的口袋里只有那两百元钱，只够来回车票，与路上的饮食。我走到附近的邮局给赫叔打了一个电话，我想告诉他我陷入了怎样的困境。可是赫叔决绝地挂掉了我的电话，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也不知道，你自己看着办吧。” 事实上，我至今仍然感谢赫叔的残忍，他不给我任何帮助，正是对我一生的帮助。从那时开始，我知道拥有一颗感恩的心是多么重要。从此我学会了“走路”，我看到了人世最美的风景，体验了人世几乎所有的滋味，我相信当我临死的时候，一定不会有多少遗憾，而这一切的收获，有赫叔给予的一份。但是那一天，赫叔丢下的那句话，使我真正地体会了什么叫“咬牙切齿”。
我惶恐地走到火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在那里歇歇脚，我想睡一觉，也许明天就有车了。可是如果我睡一觉，我就不能在24日赶回来了。我慌张起来。
我开始寻找机会，我观察着身边来往的人，我需要朋友。我去与他们搭话，向他们笑，同时我还要保持足够的警惕。人人都与我一样，他们的笑容是僵硬的，他们的话语是冷漠的，他们的警惕胜过长城。
我终于找到一个与我提着一样皮箱的人，我们相视而笑。我装着随意地问他去哪里，并且装出根本不想知道他真要去哪里。事实上，他的去处与我真没有关系。然后我告诉他，我正准备去洛阳。我希望他去的与我是同一个方向。可是我很失望，他去的是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更不是我要去的地方。“可是，我买不到去洛阳的车票。”我装作漫不经心地说。
“去洛阳不是都有车的，但是你可以先去郑州，那里就近了。”他说。也许他早已看出我的困窘，并告诉我要学会看地图，了解铁路站点。
我非常高兴。真的，我至今都感激这位我从未真正认识的朋友，他让我学会了怎样踏出人生的第一步，我终于学会了走路，独自一个人，去欣赏人间的风景。并养成了以后每到一地都先买当地地图的习惯。我飞也似的冲向售票窗口，满心欢喜地要买一张去郑州的票。但是，郑州的票也没有。现在我懂得道理了，就问售票员哪里离郑州最近，答曰可先到徐州。于是我买下了开往徐州的车票。原来这真是很简单的事情。而我确信自己能够在24日赶回来。我一边臭骂自己的愚笨，一边又有了自信。
我进了车站，看着那辆绿皮的火车缓缓地停下，车门打开，梯子放下来。我跳上火车，听那汽笛长鸣，只见它又缓缓地驶出车站。
我没有位置，我睡在走道上，那一夜好冷，可是我内心却满是喜悦。
5
我在徐州下了车。那是22日的清晨5点。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个寒冷的清晨留给我的印象。微露的晨曦给大地洒下一层银白的光芒，遥远的天边是淡淡的乌云与薄雾。我从车上下来伸了伸腿，拖着那个显然越来越沉重的皮箱，踩着结了霜露的坚硬的土地，走出火车站。我知道洛阳已经很近了，我开始从容不迫起来，信步走到大街上。我想多看一眼这个陌生的城市，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经过这里。当我摆脱了不安的情绪并且心安理得地进入人生赋予我的角色，我便发现，这样的旅行是多么自由而且富有乐趣，尽管我对眼前的城市一无所知、毫无准备，并且常常更不知道我将在哪里落脚。
火车站边上有一些戴着白色帽子的回族人开的早餐店，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真正的回族人，我发现这些可敬的穆斯林，这些阿拉伯与波斯人的后裔，与我们汉族并没有多少区别。从那时起，我就养成了一个好的习惯，那就是无论出差何地，我总要首选清真馆就餐，总觉
得那里的食物既卫生又便宜。无论如何，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填饱肚子。我觉得这很重要。我可以委屈自己的身子，我可以像枯槁的树木一样站在风里被吹干，我可以像拾破烂者一样满身污垢露宿街头，但我不能饿着肚子，假如那样，我便连他们亦不如，我便只有悲哀，连一丝的快乐也没有。
我走进他们的早餐店，要了一碗小米粥、一个大馒头。那馒头好大，有我家乡的四个大。温州的馒头小巧，却不美丽，我发现徐州的馒头雪白，比温州的馒头好吃亦好看。我在徐州不能停留多久，我必须赶路，但我不甘心就这样走掉，我总得看她一眼，哪怕是偷偷看一眼，也算到此一游吧。反正离下一趟开往郑州的火车还有几个小时，我已买好了票。
我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不知不觉中走进一条小巷弄里。抬眼望，高大的槐树下，是一座古旧的门台。这老房子大约有些年岁了吧，西洋巴洛克式的装饰，却是中国古典式的青瓦屋顶，煞是精美。在灰蒙蒙的微光中，带着些许神秘的宁静，犹如梦境一般。我想象着那镂花的木窗里，睡着朱丽叶般美丽的姑娘，憧憬着爱情的梦写在她温柔的脸上，淡淡的哀愁更叫人心中怜惜。而她的罗密欧，正提着硬纸糊的假皮箱，四处流浪。
我呆呆地在那门庭前站了许久，看着天边的阳光渐渐照亮了半条小巷，拉長了那屋顶的暗影。我知道我该走了，便匆匆回到火车站，直奔郑州。
从郑州抵达洛阳，已是午夜。赫叔只给了我一个送货的地址。问题是，那地址距火车站挺远。没有出租车，没有人力车，在那样的冬天的午夜，我只有靠双脚丈量着街道，一路走去，竟是连问路的人也没有。公路的两边，没有什么建筑，是空地，或者还是田地，我只记得在那空地上有一间孤零零的屋子，是个简易棚，木栅栏一样的屋壁里露着昏黄的灯光。我忽然有了希望一样，下了公路，就直直地向那简易的屋子走去。这时，富有戏剧性的是，那屋子倾斜的木门吱呀一声开了，正出来一个老头。我想他大约是半夜出来小便的，我正忐忑地想该怎样去敲他的门，而他会不会回答我的问路，现在正好，他自己出来了。我心里一阵欣喜，大声地向他招呼。
我惊诧于我的声音在那个空旷的夜里，似乎颇有厚重的穿透力，大约像一匹野狼沉闷的低吼。因为我发现，那老头惊恐地回转身，迅速地躲回了屋里，门都未曾来得及带上。我并不觉得发生了什么，他是我今夜唯一的希望，我执着地跟着他就想进门，我将半掩的门推开，伸进脑袋执拗地向他问路，并且我的一只脚已踏进了门里，我说：“请问……”这时躺在床上的上了年纪的女主人发出了一声尖厉的惊叫，像僵尸一样从床上坐立起来。她这一声尖叫真的吓着了我，在那个倒霉的午夜，我只有落荒而逃。逃出不远的时候，我还不时惊恐地回头张望，是否有人向我追来，将我像一头丧家的狗一样棍棒伺候。
忘了我是怎样找到那个地址的，我大约在路上走了颇久。当我把货交到那人手里，我如释重负一般，趁着夜色赶回火车站。天亮的时候，我已经在车上睡着了。我满身的污垢，躺在人家的座位底下，却很是享受。 6
我终于在24日的夜晚回到了青岛。我所有的行李只有一个玻璃水杯。我在洛阳的火车站打了满满一水杯的开水，揣在怀里，温暖我的胸口。当寒冷的夜笼罩着广阔的齐鲁大地，我庆幸自己并没有走丢。回来的路上，在郑州的时候，我曾差点将自己丢了，因为我没有经验，在候车室的指示牌下等了很久，事实上那一趟列车早已开走了，而我却一直以为列车误点了。这种误点在那个时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我在青岛大约待了一段时间，在海滩的栈桥上拍了一张照片。我穿着母亲为我缝制的黄色呢西装，这件衣服我穿了很多年。我偶尔还掏出那张照片，看看自己从前的样子：风吹乱了我的头发，冬天的海滩上几无人迹，只有我一个人在风里走着，我不知道我的将来会是怎样，我既有迷茫，亦有憧憬。青岛是宁静的
城市，有很多19世纪的建筑，带着德国的哥特式风格。当我一个人在街上走的时候，常常会走进路边的某一座天主教堂，但那个时候的教堂是作为文物被保护起来的，先前的破坏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没有祈祷，没有钟声，只有沉寂。人需要信仰，现在我知道，信仰并不是统治者愚弄人们的工具，而是统治者害怕的精神。统治者的想法是，最好的人民是没有信仰的人民，这种人民才是最顺从的。或者，你只信仰统治者，将他或他们视为拯救者、万能之神或者天兵天将。事实上，我们的肉体不需要拯救，但我们的灵魂需要。我们的灵魂需要坚强的支柱、崇高的向导、和平的愿景与宁静的生活。否则，我们活在这世上，与动物活在丛林中，又有什么区别呢？但当信仰世俗化，成为权力之后，那又是我们不愿看到的情景了。因为在我看来，信仰完全是个人化的精神世界。
在青岛，我们卖出几台机器后，便流窜到潍坊与菏泽。赫叔有了钱，我们就住进了最好的宾馆。这样也是为了向前来洽谈业务的人显示我们是何等拥有实力，我们的工厂是庞大的，财富是雄厚的，从而证明我们的机器质量也是上乘的。事实上我们的产品出自家庭作坊，没有任何质量可言。那是那个时代普遍的现象，在没有资金与技术的支持下，我们靠灵活的头脑领先。温州人的领先，就在这里。其实，那时候的宾馆远没有现在的豪华，也还没有实现星级的管理，政府招待所就是最好的榜样。严格的审查制度让我们诚惶诚恐。我们好像在走私的路上，我們好像在犯罪，我们都有原始的罪恶感，所有向我们看过来的目光，都充满了怀疑与疑虑。财富，尤其是个人拥有财富，在那时看来，既让人嫉妒，又让人羡慕，更让人觉得羞耻。
在我的印象中，菏泽是幽静而潮湿的城市，芭蕉叶在雨水的淋漓中翠绿可爱，犹如江南古老的记忆，一如它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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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当推销员的途中，有一件事给我印象深刻。多年后当我回忆的时候，那个情景总在我的心中浮现。
古人仗剑行走江湖，真正豪情满怀，所以古人大多能成就一番事业，让今人艳羡不已，而我现在口袋里只剩下一个杯子，在异地他乡无缘故地一个人乱窜，自己看自己都有一股子邋遢相，又何来豪情与壮志。买一张站票，挤挤挨挨地在列车走廊里等座位。车上归家或出门的人多极了，不见有中途下车空出位子给你的样子，这样等待也就漫漫无期限。
我没有行李。当一个人身上毫无累赘的时候，在这样拥挤的车上是轻松的。在我的身边同样站着一位老妇人，操着湖北口音，来自湖北不知哪儿的一个穷山村。她的身上也没有多少行李，只有一个小袋子。她告诉我，里面有一件新衣服和一双新鞋，那件新衣服是她远嫁的女儿送给她的，那双新鞋是她卖了山货为小孙女买的。她穿着一件旧式的上衣，灰色，陈旧得就像黄昏的收割光了的田野。那田野在窗外飞驰而过。老妇人就这样站着，足有八个小时了，没有人为她让座，似乎所有出门的人在这漫长的旅途中都显然力不从心，艰难的生计让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正在苦难中慢慢老去。
夜来临了，火车在一个不记得什么名儿的站点停靠，靠窗的人把窗户打开，所有渴望新鲜空气的人都把脑袋伸出窗外。趁边上一位有座位的人下车舒展身子的当儿，老妇人在他的座位上终于可以舒展一下她更加劳累的身子，让疲惫的双腿获得片刻的休息。她把紧抱在胸口的那个袋子轻轻地搁在靠窗的几案上。望着她舒开的眉头，我亦感到这片刻的空气尤其新鲜。
火车启动的时候，那人来了，老妇人自觉地站起来，把座位还给他。火车在铁轨上开始缓慢地滑动，老妇人正想伸手把几案上的袋子拿回。火车晃动了一下，就在那一刹那间，一把铁钩飞快地从窗外扫过来，轻易地夺走了那个袋子。身边有人伸出头，望见一群窃贼在车站的铁道上欢呼着，车里的人无奈地骂了一声，但这声骂随着开始飞驰的火车而烟消云
散，湮没在那隆隆的轰鸣声中了。黑暗中，看不清身边的乘客们的脸。老妇人沉默着，但我分明看见了老妇人噙着泪光的眼睛紧紧地盯着那扇窗，那罪恶的铁钩像一根鞭子狠狠地抽在她年老体衰的身上。老妇人孤身一人站着，空气在抽泣着，她孤单的肩膀那么无力地在空气中抖动。她一无所有了。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生活，罪恶与无辜并行在道上。那用铁钩抢夺别人的人是罪恶的，那是贫穷的罪恶。他们是可悲的，他们也同样在贫穷中度日，但这不能成为他们可以原谅的因由，他们只应得到道德的谴责与法律的制裁。可是又是谁夺走了属于他们的财物呢？更可悲的是，他们却用同样的方式夺走了可怜而无辜的老妇人唯一的财物，善良与真诚在那一刻被击得粉碎。道德在贫穷中沦丧，“不受嗟来之食”不再是对人们普遍的道德的认识或考验，最多只是一种个人意志的表现，甚至是虚伪者卑鄙的粉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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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历年底的时候，赫叔又给了我两百元钱，作为回家的路费。赫叔给了我钱之后，他就走了，他还要去别的城市转一圈，因为手头还有一些没卖出去的机器，他不甘心。我已经在外头待了数月，第一次远离家门如此长久，乡愁成了我的负担。从前在书上读到关于乡愁的篇章，心里颇不以为然，觉得那是诗人的渲染、艺术的夸张。当我自己有了这样的经验之后，我再不会对自己未曾经历的事表示轻视了。乡愁真的很沉，并且急促。现在我的内心已经没有了乡愁的愁苦，因为我似乎已经习惯了四海为家的生活，但这并不表示我没有乡愁，而且我知道，这种情怀是怎样的：正如一种苦恋，说不出的思念的哀愁。 我又剩下孤单单一个人走，路上都是匆忙归去的人群，因为大年的团聚是中国人最美好的情怀，不管日子多么艰难，温暖的家似乎是他们剩下的唯一的安慰。家是他们奋斗的终极关怀。
我在拥挤的火车上摇摇晃晃，一路奔向南昌。在南昌下车，一时买不到去上海的火车票，我感觉自己好累。我想，反正有钱，我也不必走得那样急，我应该在这个著名的城市里走走，然后歇一晚。
我只走到八一广场，广场上伫立着毛泽东的巨大的塑像，正向着人们挥手。我并不想在那里停留，又回到火车站。那时的南昌火车站纷乱而混杂，我只记得地上飞卷着果皮与纸屑，天空阴沉沉的，毫无生气。我忽然想起那座巨大的塑像，似乎他的笑容里隐藏着某种忧郁。他让我想起洪秀全与李自成。
我在火车站边上的一处客栈找了一个床铺，在地下室，房间里睡着八个人。当我进去的时候，他们都注视着我，每个人的目光中都是疲惫，都是警惕，都是仇恨，都是阴郁。我的床铺靠着门边的墙壁，墙壁上因为潮湿而发着霉，被子感觉湿冷。我后悔找了这样的床铺，但我实在不敢花钱住好的房间，因为我只有这两百元钱。我想，将就这一夜吧。我出门去边上的市场买了一只烤鸡，又买了一瓶廉价的白酒，在房间里独自大喝大嚼起来，我不仅饿了，我还想将自己灌醉，这样我就可以在没有任何知觉中度过这个夜晚，并且可以全然不顾发霉的墙壁与潮湿的被褥。我没有行李，没有钱财，我不怕那些与我睡在同一个房间里的陌生人，哪怕他们全是强盗，呵呵，我不知道我的心里是在冷笑还是在自我解嘲。
到上海已经是旧历的十二月廿四夜，这是大年三十的前一个礼拜，是旅人归家的期限，中国人颇看中这日子，按照旧俗，做工的人应该收工了。天上开始飘起雪花，我的口袋里只剩下97元。当我赶到上海公平码头，才发现那里聚集着很多焦急的人，人们在售票窗口排起长队，队伍一直排到大街上。整个售票大厅坐满了人，抱着孩子的妇人满脸的愁容。一打听，去温州的船票全都卖完了，但卖完了票的窗口还是排着很长的队伍，那些买不到票的人大约心里还存着一丝希望。而外面的街上，票贩子手里握着船票高价倒卖。但是排着队的人都是贫穷的人，否则他们一定不需要排队。这世上只欺侮贫穷的
人，苦难只会扭曲人的灵魂，而那时大多数人的灵魂，都是被扭曲的。票贩子的票肯定是通过勾结得到的，蝇营狗苟的营生，充斥着人间。而那些售票员的脸上，写着傲慢与冷漠甚至残忍，他或她，全都是咬牙切齿的模样。警察只保护那些与他们利益相关的人与事。
我在街上游荡着，高价的船票根本是我买不起的。我信步走到一家宾馆的门外，一边躲着越下越大的雪，一边想，我是否要住下来，或许明天就有船票了。但是，假如明天还没有呢？我的钱坚持不了两天的，我必须今天就走，否则我就会真的流落街头了，我越想越怕起来。而宾馆的保安看我在他们家门口徘徊，竟不顺眼起来，粗暴地将我赶走。羞辱与满腔的愤怒在我的胸口燃烧，可我又能怎样呢？如果我手里有一枚炸弹，我一定炸飞他们，一定的。不炸他们才是狗生的呢。
9
公平码头的边上有一个汽车站，那里有发往温州的客车。我以为有了希望，快步走去，可是售票的窗口依然緊闭，就像闭上的野兽的眼睛，一旦张开，就会吃了你，反而更恐怖。
我近乎绝望了。
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看出我要票的样子，凑近了说：“要票吗？”我点头，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去温州的票，一刻钟后就要发车了。我顿时心跳加快，问：“多少钱？”
“120元。”他说。那张票的原价是60元。
我只有摇头，我没有那么多钱。可我不愿放弃这唯一的希望。如果他真的很斩钉截铁的话，我当然没有一点办法，但我有一个优势，那就是，那是一张马上要发车的票，而愿意买这张高价票的人，似乎他不能立刻找到。
我说：“便宜点，我要了。”
他不愿意，走开了。我静静地跟着他。我看他转了一圈，又空手回了。我对他说：“卖给我吧。”
“那就100元。”他说。
我从口袋里把所有的钱都倒出来，我说：“我只有这97元，你看。”
他想了一下，说，那就97元吧。
不，我忽然将钱紧紧握住。去温州路途遥远，要十多小时呢。那时没有高速公路，绕着群山峻岭，一路颠簸，我的身上如果毫无分文，那是要饿肚子的。
我说：“你看，我就这么多钱，90元好不？剩下7元我在路上买饭吃。我们交个朋友，以后还找你要票，我经常在这路上跑。”
我说这话的时候，摆出了老江湖的样子。确实我以后还在路上跑的，确实以后我还会碰到他的，确实我还会和他做生意。
他终于同意了，我如释重负，飞跑着向车站里头奔去。跑几步后，我忽然想起，还没有问他名字呢，回头喊他：“你叫什么？”
“叫我小谢吧。”他笑着说。
我记住了他的名字。
车到金华的时候，我在路上买了两个茶叶蛋，当一天的粮食。剩下的五元钱我没有动，生怕万一路上出了意外，多点钱就多一点办法。夜里睡一觉，天蒙蒙亮的时候，已经到了温州西站。那里离我家已经很近了，还没等车进站，停在路上等候的时候，我就从车窗里跳了出来。可惜那辆破车的窗上有一处破开的铝合金，钩破了我的黄色上衣。那是我母亲亲手为我缝制的冬装，这一个冬天我一直穿着它，在孤独的旅程中可以感受到来自母亲的温暖。在青岛的栈桥上，它挡住了寒冷的海风，为我留了一张影。如今它却在锋利的铝合金前面残破了。
我就这样衣衫褴褛风尘仆仆地回到家。
10
在家里过了春节，已经是第二年的春天了。可是，温州还沉浸在冬天的寒冷中没有醒来的样子。温州的冬天要比别的地方来得晚，所以去得也迟一点，虽然冬天对温州人来说并不漫长。1989年2月，赫叔来我家对我母亲说，今年准备去南方碰碰运气，因为北方已经有很多温州人在那里推销同一种电话交换机。他要去南宁，问我去不去？ 对我来说，无论哪里都是非常陌生而有趣
的。好奇心占据了我的整个身体。有过前一次在北方的历练，我觉得自己成熟了许多。青春的时光就应该填满了冒险的精神。我当然愿意跟随赫叔去南宁，不是因为赫叔开的工资有多么吸引人（那时赫叔开给我的工资是三百元，在外地推销产品，所有的吃住都在赫叔那里报销。这是比较高的薪酬了，要知道当年在机关里上班，一个月最多也就八九十块），而是因为南宁这个地名吸引了我。对我来说，这就是中国最南的南方了吧？
这一次，我们多了两个人，都是赫叔的朋友，张南叔与阿杰叔，他们也和我一样跟随赫叔做生意，不同的是，我是赫叔的徒弟，只拿工资；他们算是合伙人，可以分红。我们选择了坐火车南下。但是1989年的春天温州还没有铁路，我们只能先乘车到金华，再从那里转火车。温州通往外埠世界的公路大约是世界上最艰难的路程，不仅只有窄窄的一条盘山公路，很多地方还只是简易的石子路，连沥青都没有铺上，尘土飞扬而又颠簸不已。车速很慢，去往金华的两百多公里要走一天。路上全是大大小小各类货车，有时候遇上堵车，一等就是半天。公路沿着瓯江而行，两边的山上大都是毛竹林，远处的炊烟从林头冒出来，颇有悠然南山的意境。可是在这疲累的路上，谁有这样的心情？只觉得时间仿佛一点一点地冰冻在枝头，然后很是缓慢地化开在痛苦的心上。但是这条路现在对我来说是熟悉的，因为一个月以前我从上海回温州的时候刚刚走过。
我们就这样走走停停，从一早出门赶车，到了金华火车站都已经是半夜了。我们买了第二天去南宁的火车票。赫叔说，我们身上的货太重了，随身上车要加收超重费的，况且还有检查发票的，虽然他的身上带着一张假发票，蒙混过关是可以的，除非紧急情况。所以我们不能在火车站门口按正常秩序检票进入。于是，赫叔与我以及张南叔、阿杰叔，每人都背上十八台装在皮箱里的电话交换机，走出火车站，绕着车站走了很远，然后沿着铁道走进站台。我们找到了明天一早上车的月台，将货物卸下。然后由张南叔看住。赫叔与我转身又出了月台。我们到火车站上找到那些在售票口倒票的贩子，他们都是火车站上一群没有头脑的小无赖、小混混。他们是车站外的霸王，依靠贩卖高价票维持生计，或许还有欺骗与勒索、偷盗或抢劫。赫叔给他们每人十块钱，这在1989年的春天是不小的数目了。然后告诉他们自己的上车班次时间，要求他们到时候来帮忙，并给他们买好了站票。这些小混混们虽然见钱眼开，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但江湖的规矩还是有的，你出得起钱，他们一定会出力。
我回来坐在地上，坐在那些货物的中间，背靠着月台的柱子，差点就睡着了。我疲惫的脸上都是尘埃，身上已经好几天没有洗澡的样子。天渐渐就亮了，月台上开始拥挤起来，旅客越来越多，他们都焦急地等待着火车的到来。我们以为车站外的小混混们会不来，这时他们却呼啦啦就出现在月台上了。当火车到达的时候，他们一哄而上，为我们挡住车门，我与赫叔大摇大摆地上车。他们帮着我们将几十个装着机器的皮箱运到车上。车上的行李架都放满了旅客们的行李，我们只好先放在厕所里，居然整整装了满满一厕所。
我在火车的厕所里睡了很久，因为我没有位置，而走道上也已經挤满了人。我还背着如此庞大的行李，那些沉重的机器压得我无法喘息。车上，我没有座位，那些机器更是无处藏身，“朋友们”是霸道的，他们将它们随便地堆放在厕所里，堵住门，于是我竟有了一个独自的包厢，这真是意外的幸运。机器装在看似豪华的皮箱里，我躺在上面竟呼呼大睡，尽管里面的味道实在很不好受。直到着急的如厕者在门外等了很久，许多人开始向列车员咆哮，以为他们故意关闭了厕所，才有乘警来强行打开门，将我恶狠狠地驱赶出来。
那已是第二天的后半夜，车上的行李架开始空出一些位置。我慢吞吞地将皮箱放上行李架，在地上铺了报纸，钻进别人的座位底下，躺下。起头我享受着尊贵的厕所里的馊味，现在，我开始享受人们脚上的臭味。不过没有关系，这就是生活，我对自己说。生活就是不得
不拥挤在无处插脚的火车上，钻进人家的座位底下忍辱负重地苟延残喘。我发现平时锦衣玉食的赫叔，也和我一样躺在人家的座位底下，像一只平静的大猫。
在这车上，我知道我什么也不是，我只是一个破落的行者，与那些蹲在地上惊恐地看着身穿制服之人的农民没有区别，失魂落魄地躲避着他们。
11
从金华到南宁需要三天两夜。慢火车上的生活，仿佛将人的一生都浓缩在这三天两夜的匆忙时光里了。
当我在地上睡足了以后，我从我的“睡铺”里爬了出来，挤过走道上拥挤的人群，在车厢的接口处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那里的窗户开着，大风呼啸而来，让人感觉到自由。自由对人类来说是多么珍贵，但那时的我并不知道。我只知道，车一路向南，向着温暖的去处。
我回到车厢。火车在每一个站头停留，总有上上下下的旅客。但车厢里依旧挤满了人。我在一个座位的前面站定，因为我听说，坐在这个座位上的人中途会下车，我估计在他下车后可以抢到他空出的位置。那些有座位的人，偶尔起来去倒开水、买吃的、上厕所，边上那些挤在走道上的人，就会抢着在他的空位置上坐一坐，好放松一下疲惫的身躯或痛苦的双腿。这片刻的休憩是多么吸引人，又是多么珍贵。但我一步也没有离开我的位置，我在那个中途准备下车的旅者身旁站定了。这一站，就是八个小时，我居然没有挪动。这段时间，我的身边渐渐多了一些人，有的下车了，有的刚上来。而有四五人，似乎是河北人，我不知道他们是干吗的，他们一直在玩闹。其中两个年轻的，好像是那一个带头的徒弟。那位带头的中年人用北方话对我说，你的皮箱真俏皮。我听不懂。他又说了一次，我茫然地看着他，心中很有些防范，他为什么对我的皮箱感兴趣？难道他看穿了我的皮箱是纸糊的吗？赫叔在边上笑笑，用温州话对我说，他说你的皮箱漂亮。在外面，我们，我与赫叔，基本上都用温州话交谈，因为这世界上，除了温州人，没有人能够听懂温州方言，这是一种古老的话语，据说是唐宋之交的语言。 哦，俏皮就是漂亮的意思。温州话说漂亮的词是“赶倩”，而且在发音上还要去掉普通话发音中的<＼＼Xhyq＼新华制作-源文件＼期刊杂志＼2017年当代＼2017年当代＼5#＼链接＼a.eps>，只发前面的声母音。啊，那更深奥了。
当坐在位置上的那人起身下车的时候，我就准备坐到他的位置上，我刚迈开一步，边上那个带头人的徒弟竟也要抢这个座位，他的步子比我快，抢到了我前面，我们几乎同时扎下马步，顶住了，谁也不让谁的样子。但我转念一想，我们虽也四五人，但赫叔说过，我们是生意人，出门不与人争执。于是我退了一步，把座位让给了他。他的师傅却说，你站起来，把座位还给他。他说的是要让我坐。他说，我看你在这边上已经站了八个钟头了，一动没动。他用欣赏和探询的眼光看着我，好像希望我能告诉他什么。因为他们这一帮人，像是练把式的，都有一些身手。尤其是那个大约与我同龄、与我抢位置的年轻人，身手尤其敏捷。我看出来了，只是不说。我也是练过南少林拳的。温州是武术之乡，各门各派云集，尤其是本土的温州南拳，威武生猛，彪悍剛劲，硬桥硬马，摧枯拉朽一般。其中也有刚柔派，刚中带柔，但还是以刚为主。另外，还有五行拳、小八卦，都是流传本土的古老的内家拳，都是神秘的流派。而大门大派的太极、八卦、少林、武当更是高手如云。但我不说这些，只是对他笑笑，表示感谢。我谦逊地说，还是给这朋友坐吧，或者我们一起坐也行，有福一起享。于是我们就成了朋友。
那个与我抢位置的小子，我已忘了他的名字。他与我做游戏，说，你把你的工作证放在衬衫胸前的口袋里，只管用眼睛盯着，我能在你的眼皮底下把你的工作证偷走。我不相信。我将那张赫叔用钢笔填写的工作证放入口袋，我眼看着它说，你来拿吧，我一定能抓住你。可是就在刹那间，我发现我的证件不翼而飞，真的就到他的手上了。我连着试了三次，他都能够成功，我只有佩服他，甚至觉得他天
生就是一个小偷。直到他的师傅呵斥了他，他才收敛了那股顽皮的劲儿。
如果小偷是以这等技术来作业，被偷的人也只好自认倒霉了。但是火车上的小偷却不是这样的，他们几乎就是用抢劫的手段，四五人围上来，一个堵在别人的边上，一个站在被偷者的前面，另一个则毫不掩饰地搜那人挂在窗边的衣服口袋。但是他们到了我们边上，就匆匆走过了。他们大约以为我与这几位练把式的是同行者吧？不过后来他们下车了，贼们也没来惹我，我猜是我一脸的灰土与凶恶的眼神让他们不敢下手，要知道那时，旅途的疲惫不仅没有累垮我，反而让我有了与任何人拼命的劲了。
12
在我的记忆中，南宁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当我们车到南宁以后，我的身上扛着十八台装在俏皮的皮箱里的机器，装出一副很轻松的样子出了车站，但赫叔大约力气不济，给检票的人员拦住了，要称重。当然是明显超重了。据说后来他们好奇地要求打开皮箱检查，发现里面装着的是机器，还要求检查发票，但赫叔不知与他们怎么说的，终于交了一些超重的费用出来了。
我在车站外面等了许久。
我们叫了一辆小货车，居然装了满满一车厢。当四个人身上背着的货物集中到一起，我才惊讶地发现，我们原来带了这么多。
南宁已非常炎热，日头落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喘不过气来。这里的人们都穿短袖的衣服，而我们还穿着冬衣呢。张南叔还穿了一件昂贵的皮衣，热得直唠叨：“要被人笑死了，像个呆头。”我们都笑他，呆头可穿不起这皮衣。
1989年的南宁最好的宾馆是南宁饭店，其实就是市政府的招待所，价格很便宜，一个总统套间也就五十元。我们包了整整一周。虽然看起来很土豪的样子，其实我们四个人挤在一起住，也是很划算的。
到了宾馆，我们首先去买一本当地的电话簿，因为这上面有当地所有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地址。最忙的就是当天晚上，我们对着电话簿上的单位与地址连夜书写信封，将我们需要推销的产品说明塞进去，用胶水封好，贴上邮票。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分头行动，去各个邮局投递到他们的信箱里。那时人们对这种业务信大约都很反感，窗口根本不办理，投到信箱里如果太多，被邮政人员觉察到，就会不投递。要知道邮政在那个时代并不单单是一个专职服务的部门，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任何官方的单位都是具有行政权力的部门，邮局也有权检查你的邮件，并可以判定你的物品是否正当而可以采取投递或不投递。虽然那个时代距离现在仅仅不到三十年，改革开放已经稍稍打破了严酷的专政，但权力的威严依然无处不在。当我把一大堆信封塞进邮箱那只有一条缝一样的小嘴里，感觉自己就像做贼一样。
投完“鸟粪信”，这一天基本无事。
我们总是用乐清方言的发音将业务信说成“鸟粪信”，借以取乐。温州地区有很多方言，有些地方一个乡镇就有六种方言，甚至隔村隔河就听不懂了。但乐清话与温州城里的话发音还是比较接近的。那时乐清的电器业很发达，许多推销员在大江南北行走，他们的业务信漫天飞舞，雪片一样落在人们的桌上。业务信的发明，大概要归功于温州的乐清人。后来的广告信，大约都从业务信演变而来。
我们都在等待鱼儿上钩。剩下的时间，要么睡大觉，或者出去逛逛街什么的。我信步走到邕江大桥上，看着清澈的邕江，觉得如此丰满的水像一大块翡翠倒映在镜子里，仿佛镜子的后面还隐藏着妩媚的女神，她飘游的胴体在温暖的风里舒展开来，向着远处脉脉而去。
在邕江的边上，一些农户在卖菠萝。在我们那里——那时的温州——菠萝可算是稀有的水果了，印象中卖得颇贵。可是这里的菠萝，就像我们那里卖番薯一样堆在路边，山一样高，价格只有我们家乡的十分之一，在我看来完全是贱卖。南宁的街上照旧还走着毛驴车，看驴蹄在路上一颠一颠地拉着板车，像是跳着走一样，真想拉一车的菠萝回去。你知道我去问价，那小姑娘是怎么说的吗？两毛钱一
斤哩。我还在掰着指头算价钱呢，赫叔说，别费劲了，还不快去买？我们一共挑了二三十个菠萝，扛在肩上就走，太像张乐平漫画里的三毛了。
回到宾馆，我们好不容易向服务员借了一把足有火腿大的菜刀，就学摊贩的样子开始削菠萝皮。一开始我们不会，把一个菠萝削得只剩下火柴盒大小，服务小姐端水过来，看见我们那副狼狈相，竟向我们打躬作揖——我怕她会笑死去，赶忙好言相劝，问她如何是好？她才耐心地把我们教会，削菠萝皮，刀锋要沿着它的众多的蒂像打太极拳一样划着螺旋圈慢慢走。我们终于削出一个完美的菠萝来，真是香啊。我陶醉不已。 在家里吃菠萝，邻舍的老人们都会警告说，菠萝性热，不能多吃。菠萝在我们那里比较贵，我们也不可能多吃。我们那里的菠萝不仅削了皮卖，还有切成一小片一小片地卖的。可是到了这里，可以放开肚皮吃，那些告诫就成了笑话了，谁还管它性热性寒呢？况且换了水土，大约也不一样吧？我们这样安慰自己。
现在我们能把菠萝削成盘龙的菠萝了，功夫到位，开始吃。赫叔吃了一个，看见张南叔已经在吃第二个，就拿眼睛瞪着我说，你吃第几个了？我说，这么便宜，多吃点，回到温州就吃不到了。心里想，这么一点菠萝就舍不得了？我们出门在外，所有的开销都是赫叔的。
直吃到太阳落山，我们眼前发黑，舌头全麻，三餐饭我们好像只吃了一顿。这时我发觉自己的鼻子有点痒，拿手一摸，两个鼻孔原来成了发大水的小溪，鼻血喷涌而出。赫叔也吃了一惊，跳将起来，一脚踢去脸盆，一头撞了门梁，不管三七二十一，操起一把盛着冷水的勺子，向我脸上泼来。我的身子一激，骤冷的作用把血止住了。我说，为什么你们吃了这么多就没事呢？大家笑起来，说，你还小，嫩着呢，经不住诱惑。
13
南宁的生意似乎不错。我们在发出去的业务信上写明了我们的住址，也就是说，我们在南宁饭店的总统套间里开起了订货会，只是当年还没有这样的概念，否则我相信赫叔会在他们的会议室办一个豪华点的、正规点的、看起来像模像样一点的，可以更好地吸引人们。但那时即便这样简陋，也没有人觉得哪里不对劲。来看货的不少。赫叔一边说明，一边演示，并不断地给客人递烟。客人总是陆陆续续地来，而他必须不断地重复着说明与演示，不厌其烦。他煞有介事的“诚恳”与“热情”，以及滔滔不绝的口才，赢得不少客人的信任。
“喏，”他说，“这里有小一点的，可以安装六门电话，大一点的是十二门。”但我们手上只有两部电话，我们将它们接在交换机上，然后接上宾馆房间的外线电话，让客人从宾馆的另一部电话打进来，我们当场演示交换机的性能。的确，如果一个办事部门或小企业，安装这样一个交换机的确挺方便的，它可以随时切换到你桌上。其性能与宾馆里的大型交换机一样，一个接线员可以将外线电话随时切换到你的房间。但大型交换机太贵了，而且不适用小型的办事处或小企业，他们按照自己的部门设置，只需要六门或十二门就足够了。但如果需要一个接线員来切换，又是一个大开支，不划算。赫叔看出了这一点，就撒谎说，我们的交换机完全是自动的，不需要人工切换。“哦！”所有人都发出了惊叹，这太神奇了。是的，即便今天看来也很神奇，并且不合逻辑。但我们居然演示起来，将两部电话分别接在一号与二号线上，让人从外面打进电话来，赫叔问，你要拨给几号线？那人说，二号。“好的。”赫叔说着，一边不慌不忙地顺手将二号线的开关挑上来，电话一响，果然是二号线响了。里面的人都被赫叔的高档香烟封了嘴一样，连同他们的头脑，也不想为什么会这样，就决定买了。反正用的是公家的钱，或小集体企业的钱，至于具体怎么用、怎么操作，有产品说明书。说明书不会造假，都是按照实际要求说明，他们一旦买回去，按照说明书的流程，就会发现这完全不是赫叔说的那样全自动，而是需要一个接线员来切换的。全自动，那要等到二十年后手机的发明使用。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二十年非
常短暂，所以赫叔的话似乎很有前瞻性与想象力，而且也很实在。但在三十来年前的20世纪80年代，那完全是忽悠。
对于我们的产品来说，六门交换机的价格是三千，十二门的卖六千。如果碰到能砍价的，两千或五千也可以成交，再低就不卖了。晚上赫叔将交换机拆开给我们看，也就几个集成块。赫叔笑着说，厂家的成本也就三四百元吧。那是利润很高的，简直就是暴利。赫叔回去，要与厂家分成。每一回出差，两三个月时间，赫叔与我们都能卖掉几十台。我估计赫叔与厂家分成之后，每台还能赚一千块。而我，赫叔只付佣金，按照卖掉的数量提成。我不知道赫叔是怎样算出来的，我的头两个月拿到了七百块，对才19岁的我来说，简直就是发财了。那时一般工人大约百来钱一个月，我之前在一个房管局当临时测绘员，一个月才三十多块钱。
而赫叔能挣到几万块钱了。
难怪当年很多温州人都走在路上，手里提着纸糊的皮箱，里头装着电话交换机，在云贵高原或齐鲁大地上穿梭不停。那时改革开放已经十年，很多企业与部门都有了发展，一个办公室已经不够，人员也在小规模增加，但电话依旧是稀缺的资源，掌握在邮电局的手里，办一个私人号码要等好几个月，甚至还要贿赂局里的人，才有人到你的家里或小作坊里安装，还要好酒好烟好话伺候着，并且价格不菲。人们花了三五千元，望眼欲穿三四个月，赔着笑脸等来安装的人，仿佛欠了他们很多钱一样小心翼翼地伺候着。于是温州人就找到了商机，你看，我们一部交换机，就能让你的一部电话变出六部甚至十二部来，还不需要看邮电局的脸色。与邮电局的要价相比，那么这样的一部交换机简直太便宜了。但安装这样的交换机，是邮电局所不允许的，若被发现，他们就会采取行动，将你的电话线拉断。那时，邮电局是很吃香的，人们都求着他们，温州很多华侨，他们要与国外通话，都必须到邮局的电话亭排队等候。吃香不代表着人们不厌恶，只是人们不知道原先绿色的使者何时变成了绿头的苍蝇一样。没有人想到仅仅二十年，邮电局就成了一道旧日的风景线，退出了人们的视线。
14
有的人在宾馆直接买走他们所要的。有的人，只是留下了购买的意向和他们的联系地址。每天晚上，等到我们能够安歇下来，赫叔就查看一天的记录，然后指派第二天的工作，大多数情况下，总是将最远的地方指派给我。在南宁的第二天，我就被指派提着一台六门的小交换机去郊县的一个畜牧场，因为前一天，他们的场长来看过，似乎很有兴趣，并留下了地址。
公交车坐了一个上午，在一个绿树成荫的小路口停下。我下了车，问路边的小店，店主说，沿着小路一直走，就能走到了。我以为很快就到的，于是满怀信心地走在这宁静的小路上，起先还感受着那新鲜的空气与四周阒寂的环境，感到一丝自由自在的惬意。但很快这惬意就烟消云散了，因为我已经走了很久，可是前面什么也没有看见。我几乎怀疑原先的店主是否在骗我。但是，这里只有一条路，也没有任何岔路。我只能向前走。天开始下起雨来，在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无处躲雨，我奋力地走在雨中，听雨水打在两旁树林中的声音，听那些被击落的树叶悄然飘向地面的声音。在走了几个小时之后，我终于看到了左边的一堵围墙和一扇大门，那个畜牧场终于到了。这时已经是下午两点了，我连午饭都没有吃，但为了能将手里变得越发沉重的机器卖掉，我必须强打精神，让自己在浑身湿透的雨水中恢复勇气。场长冷淡地接待了我，他的办公室里有好几个人，他们要求我演示给他们看我带来的交换机。我开始向他们吹牛其自动化的程度，也学着赫叔的手法，在他们希望响起铃声的电话机后面，拨上交换机的开关。我不知道那个身材矮小的场长与他的同僚们是否看穿了我的把戏，无论我怎么说，他们都在不断地摇头，直到最后，场长依旧以他冷淡的姿态将我送出了大门。 我又冷又饿，沮丧地走在回去的路上。而
那个纸糊的皮箱在雨水中开始起泡。我的心情糟透了。而这条漫长的路却在回去的时光里缩短了不少，我在不知不觉里就走到了它的尽头，走到了大路上，公交车很快就出现在站头。这时，雨也停了，天开始暗下来，街上灯光迷离，夜晚很快就降临了。
回到宾馆，赫叔他们早已吃过晚饭。我向他简单地汇报了那个遥远的畜牧场和它冷漠的场长。赫叔没有说什么。我换了衣服，到街上找了一个小饭摊，胡乱地填饱肚子，回到房间就睡了。
我们在南宁待了一周。这一周生意不错，赫叔卖出好几台机器，其中有一台，被一个小派出所买去，可是没有几天，他们就往宾馆里打来电话，要求赫叔派一个人去看看他们的那台机器，似乎出了故障需要维修。赫叔问了一下情况，在房间里把剩下的机器打开一台，根据对方的描述，估摸着找出问题所在。他对我说，大约是里面的集成块接触不好。然后给我一把螺丝刀，让我去修理。我们先退了宾馆的房间，然后去一个事先找好的小旅店，用张南叔的名字登记入住，好让他们今后无论出什么故障也再找不到我们。我说，要是我修不好怎么办？赫叔说，你自己看着怎么能脱身就可以了，还用我教吗？
我走进派出所，所长将我领到摆放交换机的地方，看着我拧下螺丝，拆开外壳。我看了他一眼，发现他一直用温情的眼睛看着我。他消瘦，大约四十来岁的样子，就像我的舅舅。他的目光中带着长辈的信任与鼓励，大约是把我的弄虚作假看成了内心的羞涩。我就在他这样的目光中，偷偷将一枚火柴杆插入集成块之间的空隙，然后盖上盖子，让他们试一试，结果还真的能用了。我收起螺丝刀，掩饰着内心的慌乱，假装镇定自若地起身告别，并且不忘加一句，说，下次如果还有问题，尽管给我们打电话。所长大约觉得我很有诚信，微笑着将我送出门。我搭了一班公交车直接回到小旅馆。赫叔早已收拾好行李在那里等我。我们在南宁留下张南叔，让他再去看看几个留下意向的客户，去上门推销。我与赫叔，就直奔桂林去了。
路上，那位中年警察温和的目光一直出现在我的脑海，三十年过去了，至今还很清晰地浮现出来。那种逃离的恐惧慢慢地在我的内心变成深深的歉疚，我忽然觉得，这一趟回去，必不再跟随赫叔出来做事了，因为这不是我的事。
15
在我的印象中，桂北平原是舒展而美好的，因为有桂林。从我小的时候，在课堂作业中就有“桂林山水甲天下”的诗句的背诵，更重要的是， 1989年的春天，我与赫叔在这里住了半个多月，几乎跑遍了每一个角落。许多年后，当我一脚踏进破烂不堪的全州火车站，在拥挤而混乱的人群中，我恍惚觉得自己又回到了从前的日子，回到了我与赫叔在那些混乱的小镇里的日子，就像遥远的梦境，在那一瞬间，我仿佛进入了时光的隧道。
赫叔说，这是一片未开发的处女地。他所说的未开发，乃是指来自温州的电话交换机推销员还从未踏入这片区域。而对于我来说，却是因为陌生而生发的兴奋，就像第一次有了爱情的经历，在懵懂的岁月中迷糊着，忽然看见了一缕阳光，但说不出它的颜色。那时寒冬刚过，但西南的土地已然是炎热的样子。赫叔是穿着时髦的皮夹克出门的，在西南的阳光下热不可当，他开始后悔。看着满街衬衣的人群，他觉得自己就像乡下的土佬。我相信他也是第一次来西南，而那时在西南几乎没有人像我们这样营销电器的流浪方式，更没有意识到利润有多么重要。计划经济依旧是他们美好的理想境界。所以我们在那里，竟然如鱼得水。赫叔说的是对的。
桂林是美丽的旅游城市，旅馆的价格比较高，赫叔开始心疼他的钱了。我们在街上走了很久才找到一家价格相对便宜，样子又相对豪华的旅馆住下来。街上有很多外邦人，那时我们自诩温州是对外开放的城市，可是在温州几乎看不见外邦人的，虽然很多温州人流浪在世界各国。所以就是见多识广的赫叔，在桂林看见外邦人也还很有些兴趣的样子。那些外邦
的女子将雪白的肚皮裸露在阳光下，丰硕的胸脯让人垂涎。赫叔看见这样的景象，就会冲我诡秘地笑。我却不敢看她们美丽的身影，我的眼神总是在羞怯中闪烁不定，于是赫叔就用力地拍我的肩膀。
而我到桂林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偷电话簿。那时因为很少私人电话，长途更是都在邮局拨打，所以邮局编印的电话簿一般买不到，而只能在邮局看。电话簿上有所有当地企事业单位的地址。我们在当地发展业务，必须向这些单位邮寄业务信。于是赫叔给了我这个艰巨的任务。
我在一家邮局的大厅里磨蹭，因为电话簿被一根绳子系在一张办公桌上，桌后面还坐着一位看守的老头。那是一个小邮局，但是来打电话的人却相当多。我在边上认真地翻看着电话簿，点了一根烟。当边上打电话的人挂下电话，我便拿起电话机，装出拨打的样子，而我的烟已经将系在桌边的绳子烧断了。我挂下电话，后面就有人接过我的话机。我继续翻看着电话簿，一边看一边悄悄地走开去，直到走出邮局，也没有人发现电话簿一直在我的手里，就这样被我带走了。我生怕被老头或其他人发现电话簿被偷，慌乱地跑到厕所，在那里撒了一泡尿。我站在小便池前面，心跳还在加速，我自以为聪明地想，若是被他们逮住，我可以说自己还没有离开，只是因为尿急，拿过来在厕所查看呢。
当我安全地回到旅馆，我的心里还在偷着乐，不知道那位看守的老人发现电话簿就在他的眼皮底下不翼而飞会怎样？
那时，每到一个地方，我都是这样偷的电话簿，无论是邮局，还是火车站的电话亭。每一本电话簿都像宝贝那样被守住，可是人们的内心又并不真正宝贝它，于是它就这样丢失，丢失在更需要它的人那里。
有了电话簿，我们连夜装信封，写上地址，贴上邮票。这样的工作量是巨大的，因为数百封业务信会写得人手痛。第二天，我将这些信送到邮局。我想象着这些信件像雪花一样飘散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而赫叔肯定在想象着钞票像雪花一样飘落在他的口袋。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还会想起白天偷电话簿时的情景，这时那种顽皮的恶作剧式的心情随着夜色消散了，留下的只有惶惑与内疚。也会想起那可怜的老头因为电话簿被偷而无辜被辞退的眼神，想起自己一旦被人发现偷东西而被逮进派出所，为了一本电话簿，那多不值得。难道我的青春，就是用偷電话簿这样的劣迹来填写履历吗？这时，我会惶恐起来，不安的心情像蚂蚁一样偷偷爬上我的枕头，让我在半夜奔逃的噩梦中惊醒。 16
赫叔说，不要告诉别人我们从哪里来。在我们推销的电器上，写的是上海的牌子。于是我们就冒充是上海人。可是在桂林，有一个经营一家小五金店的老板，是宁波人，他接到我们的业务信，竟兴致勃勃地来谈生意。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笔大买卖，他希望我们的产品能在他的柜台上出售。问题是，我们是流动的贩子，我们一出货，希望马上拿到现金，我们并不需要代销。那么他就必须从我们这里进货，还不能订货，我们的货一出手，就要马上走人，因为这东西，并没有我们自称的那样好。我们告诉他，我们的工厂很大，我们的供销经理很多，我们的业绩考察就是现场交易量，如果你要，我们可以按照批发价给你，比别人便宜一半。显然这位老板很高兴。在讨论价格的时候，他也许希望与我们拉近关系，听说我们是上海人，他高兴地说起上海话了，“阿拉侬”不绝于耳。我们经常出入上海，虽能大概听懂一些，尤其是走江湖的赫叔，可是上海话，你真叫他说，他半句也不会。但他还要装，普通话与温州话夹杂成上海话——他自以为是。宁波人傻着眼，一副无辜的样子。我只好说，我们不是上海人，我们在上海工作。赫叔连忙说，对对对，他在上海大学毕业，就留在了上海。天，我那时不仅没有考上大学，遑论上海大学毕业？我顿时傻了眼。事实上宁波人说的是宁波话，也不是地道的上海话，他也一样心虚，所以我们一边哈哈笑，一边就把生意定下了。当
他提走货的时候，赫叔大约正在盘算着几时消失。
赫叔与我在桂林待了没有多久，他就先行告退了，他自己跑去了柳州，把我一人扔在桂林应付局面。他走的时候还留下几个未完成的客户，是桂林下属县城的几个单位，他们都有意向购买我们的产品，现在我只需要上门推销，不必再发业务信等他们上钩了。所以我赶紧换了家旅店，免得那些已经购买的客户找上门来退货。我尤其害怕那个宁波人呢。
赫叔走的时候，留下了他在柳州的地址，并要求我将剩下的东西推销掉，然后在某日之前到柳州与他会合。
我孤身留在桂林，忽然之间我变得自由了，我可以自己安排时间，我自己决定买卖，俨然是一小老板了。但是寂寞与孤独又像虫豸一样悄悄爬上我的心头。头几天我还沉醉在自由的快乐里，很快我就思念起赫叔来了。
在旅店里，有一位与我年纪大约相仿的小姑娘，是服务员，每天总是细致地为我打扫房间。她有白皙的肌肤，一双细长的眼睛流露着清纯，温柔中透露着青春的遐想，柔和的话语温软地拂过我的心头。她对我有着一点好奇，也有几分钦佩的样子，她总是说，像你这样，年纪轻轻就出门闯荡，是有志气有胆识的表现，将来一定很有出息。这使我备受鼓励，我忽然之间释然，并不再为我的行骗一般的买卖而羞愧，我觉得我是在为将来的大事业而进行必要的实践。我为我的工作找到了动机，找到了充分的理由。每天我都盼着她的到来。我的心里想着她的名字：莫小小。我看着她整理我的房间，一边欣赏着她忙碌的身影，一边聆听着她温软的语音，很是满足。这大约是我的心中产生的第一次恋情，是荷尔蒙或力比多的第一次化学反应。
17
桂林山水的美丽都在莫小小的眼睛里，除此之外，在我如此年轻的心里，还能有什么呢？对旖旎的风光，我竟然没有多少感受，这并不奇怪。我偷空走到象鼻岩，看那岩石般的山峰兀立在清澈的漓江中央，亦不觉得自然的造化有什么神奇，却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凑个热闹而已。我在石滩上租借了一件古代的戏装，戴上古人的帽子，顿时就像一个放荡的“狂生”，犹如戏文中戏弄良家女子的浪荡子，在象鼻岩前拍了一张照片，算是立此存照，或曰到此一游。漓江上还有戴着斗笠的渔夫，站在竹排上，肩上栖息着叼鱼的鸬鹚。
我还去了一趟芦笛岩，在巨大的溶洞中走了一走，一个人混在大群游客中，免费听取导游的解说。其实所有的解说都是千篇一律的。我一个人走在桂林的街头，在接下去的日子里，彻底成了无人关照的流浪儿。一个十九岁的轻薄的少年，在远离家乡的土地上游荡。
但我还要完成赫叔交给我的任务。按照赫叔给我留的地址，我坐了一趟车去阳朔。车沿着漓江，在漫天的灰尘中颠簸，路还没有修整，于是尤其辛苦。我以为阳朔是幽静而别致的，但是赶集的人流与嘈杂的环境，让我颇有些失望。我在阳朔没能卖出随身携带的机器。我给他们演示了一番，可是他们始终下不了决心。回来的时候我颇有些沮丧了，辛苦倘若能够换取成绩还好，可是我却是白跑了一趟。
第二天，我去了一个更远的地方，记得似乎是一家位于远郊的饲料厂。我沿着那条幽静的乡间小路一直走，手里提着漂亮的纸皮箱，里头装着饲料厂要的机器。天越来越阴沉，路越走越长，路上再也看不到人家了，只有田，只有树。可是那又怎样？我必须走到那该死的饲料厂。忘了究竟走了多久，我才到了那里。那是用砖砌成的一座平房，连着三间。我找到厂长，告诉他们我从哪里来，我皮箱里的机器就是他们几天前打过电话问询的，现在我提过来了，给你们演示一下。厂长冷漠而轻蔑地看了看我，说，不用了，我们不需要。我正还想说下去，他却让人将我直接轰了出去。
回来的路就更长了，我不知道走了多久，直到天黑。除了早餐，我一天没有吃东西，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饲料厂有那么遥远，而我的
身上只有几个乘公交车的硬币。当我终于走到一个有人家的门口，屋檐下亮着一盏灯，一位老太太在门口摆了一个小摊，卖点香烟。我向她问，有没有一点吃的，哪怕一碗粥。老太太眯眼看着我说，孩子，你从哪里来？我说，我从外地来，到前面的饲料厂去办事，走得好累。老太太蹒跚地走进屋里，真的为我打了一碗粥，她说，这是她为自己准备的晚餐呢。我说，那怎么行？她说，没事，孩子，我在家里，而你出门在外呢。我也就不管了，狼吞虎咽一般喝下那碗薄粥，那是我喝过的最好喝的粥啊。老太太一直微笑地看着我。当我喝完粥，我习惯性地抹抹嘴，轻易地说，要多少钱？老太太顿时黑了脸，摇着头说，我的粥不卖钱。我为自己的虚伪与油滑感到非常地惭愧，直说对不起。但这一声对不起能有什么作用呢？
我咬着牙回到旅店，汗流浃背，就像湿透了的猴子，被耍猴的人一阵鞭打后，躺倒在肮脏的水沟边一样。只是，那碗粥，讓我感到了人间的温暖，所有的屈辱在那一瞬间都释放了出来，我倒在床上，泪如雨下。这是我长大后第一次哭，也是唯一的一次，感到委屈。 第二天，却不见莫小小来打扫我的房间。我病倒在床上，真希望她的出现。或许奇迹就在她那里。只要她发现我是多么需要她，而她又发现我生病了对她来说是多么心疼的一件事，那么奇迹就会发生。可是她没有来上班。我想象着奇迹，就这样过了无聊而痛苦的一天，我再也待不下去了，桂林对我没有什么值得流连的。我决定提前去柳州。
18
在这山花烂漫的时节，我从桂林一路到柳州。记得柳州的街市热闹而喧嚣，我從柳宗元的祠堂前经过，只记得高大的门台像电影的镜头一样从我眼前一晃而过。在柳州，我没有停留，因为赫叔让我回一趟温州，将他在路上挣得的一大笔钱带回去交给他的妻子。而赫叔要去贵阳。赫叔在南方挣到了钱，也给了我一笔不菲的奖金。回温州照例要先到上海，然后从上海转乘大巴到温州。那时温州根本没有铁路，而公路是一直蜿蜒在重重山区，颠簸崎岖。
我有了钱。这是我第一次挣到近千元，此前我在税务所当临时工，一个月才有六十元。因此一下子我觉得自己就像衣锦还乡一般。在温州那几日，我每天与朋友们泡在舞场，我成了他们的大哥，因为我有钱埋单。那一年我还没过20岁生日，我喜欢舞场里打扮入时的女人们，尤其那些年轻的姑娘。我勇猛地邀请她们共舞，而内心却无比害羞胆怯，不敢与她们说话，更不用说调情。
我之所以写下前面的这些话，是因为在几天后，当我重返南国，在贵阳与赫叔会合后，居然有了一场美丽的艳遇。而那一场艳遇终于因为我的害羞而成为倏忽而去的一场梦。
在温州待了几天，我就按照赫叔的要求，去贵阳找他。
赫叔住在贵阳市中心的一家客栈，如今我早已忘了它的名字，但我仍然记得，那似乎是一家有些岁月的大宅子，门台倒有几分气魄，但里面已经破败。客栈中的女服务员都比较年轻，而我发现，客栈中住了很多温州人，都是一些小买卖人，也有在当地承包建筑项目的包工头。他们闲着无聊，就教客栈里的女服务员学说温州话，他们将温州话里的“我们交媾”解释成“你好”，将脏话“去你妈的”解释成“再见”，而那些贵州的女孩子一无所知，见到温州来的客人，就微笑着说：“我们交媾，我们交媾。”一脸认真。我刚进来的时候，就这样被吓了一跳。
我赶到贵阳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赫叔说，一起出去走走吧，顺便吃点消夜。贵阳的夜市看起来与温州一样热闹，这样的情景是我喜欢的。虽然我生性内向害羞，但我还是喜欢热闹。就在客栈的不远处，街的对面，有一家小排档，卖一些小点心。赫叔问：“你喜欢吃什么？”我怕辣的，就点了一碗甜的汤圆。赫叔点的什么，我就不记得了。我们找了一张小桌子，坐下来。这时赫叔看见了旁边的小桌子边，正坐了两个漂亮的女子，衣裳时髦，化着浓妆，看起来不像本地人。赫叔就
用温州话对我说：“你看，这两朵花儿倒挺漂亮的。”花儿是温州方言中的隐语，指的是妓女。我跟着“咦”了一声，表示赞同。这时这两朵花儿竟迎着我们看过来，其中一位看起来老练一点的，用温州话对我们说道：“勿懵讲，我们可不是花儿。”
赫叔虽然有些尴尬，但还是很快缓过来，热情地招呼她们说：“哎，都是温州人啊，我请客我请客。”两位女子倒是大方，在我们身边坐下来。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她们与我们住在同一家客栈，而赫叔竟从没有见过她们。
我已经忘了她们的姓名，但我记得她们是表姐妹。她们跟随各自的丈夫来到贵州。她们的丈夫就是包工头，她们租住的那家客栈，似乎是他们的中转站或总部所在，他们长期奔走在各个工地间，那家客栈只是他们经常歇脚的地方。
我们一起回客栈，其中那位老练点的，邀请我去她的房间坐坐。她的房间在走道另一边的尽头，难怪赫叔从没有遇见过她们了。我在她的房间坐了挺久，也就是聊天。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赫叔只管睡觉，他似乎早已忘了我的存在。
19
她是寂寞的，她的眼神有些哀怨。我至今还记得她的眼睛，那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她的眼睛会说话，她微笑的时候，是眼睛在微笑。但她说话时，那温柔的音调中却常常透着粗鄙的语言。
她向我数落着她丈夫的坏，具体地说就是，她的赚了很多钱的丈夫喜欢出去嫖娼，最严重的是有一次，一个妓女与别人合谋，设下圈套，想勒索她丈夫的钱财，结果，她的丈夫因此被揍得像熊猫一样回来。我相信她说的。
她说她并不在乎丈夫的行为，他玩他的，而她也要寻找自己的快乐。
她经常找我聊天，我不知道她将怎样寻找属于她自己的快乐。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她说的属于她的快乐就是我的存在，她要将我带进她的快乐世界，但她的话语总是止于暗示。而我始终没有明白，而且在她面前，我真的还有几分害羞。倒是赫叔看出点端倪，他告诫我说，你要小心。
在贵阳住了几天后，我换下身上的衬衣，在盥洗室准备清洗。她说：“你不要忙了，我来吧。”除了母亲，这是第一次有女人为我清洗衣服。我深受感动。现在我知道，她大约从来没有洗过衣服的。因为她将我的衬衣泡在热水中清洗，拧干后衣服皱得不成样子。客栈中又没有熨斗。她很抱歉地对我说，下次就不会这样糟糕了。
其实我没有太在意。一个轻率少年孤身在外，对身上不多的几件衣服哪有什么讲究，只是那皱巴巴的衬衣穿在身上，被赫叔笑话了好几次。
我明白她有几分在意我。但她的每一次暗示，我都没有彻底明白。20岁不到的我，属于特别不解风情的那一类。她也没有机会再给我洗衣服了，因为第二天，我们，赫叔与我，就离开了贵阳。
在以后的岁月中，我才慢慢地体会出她的那些暗示，她的幽怨的眼神，以及那眼神后面隐藏的欲望与激情。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她告诉过我她在温州的住址，说，她家的门面在那条巷子里是最气派的，而她家所在的那条巷子，离我家很近。但我从来没有再遇见她。
这就是贵阳与我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而这种接触却是发生在我与一位已婚的同乡少妇之间。它就像一阵轻风，从我身边轻轻吹过，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却又在我的心里留下特别的印痕。
1
母亲决定让我跟着赫叔做生意。
赫叔是一个电器作坊的推销员，他愿意带着我去山东。
那一年，我19岁。
那是我人生的第一次远行。
赫叔有一张孩子般的脸，他总是微笑着，似乎这世界充满了快乐与安详。
1988年的冬天，温州通往外埠的道路只有一条省级公路。没有铁路，更没有什么机场航班。陆上的交通繁忙而艰苦，因为山路崎岖又漫长。那时从温州出去做生意的人很多，他们卖鞋、打火机、服装、电器、阀门等。路上都是温州人。
赫叔选择走海路。那时温州码头有通往上海的长途客轮，抵达上海需要22至24小时。但是相比之下，从海上走虽然时间长，却要安逸一些。去上海的客轮名曰“民主号”，这是温州海面上最大的轮船了。因此在温州留下了一句至今流行的俚语：“民主轮船掉头。”表示物体太大而掉头缓慢。
穿过麻行僧街，瓯江码头上也是人山人海。
我们在码头上等了很久才买到两张去往上海的船票。
我的身上背着沉重的货物，是那种小型的电话交换机，大约有二十台，外面套着麻袋，捆得非常扎实。我的左手提九台，右手也提九台，一边的肩上再扛两台，另一边还有我的简单的行李。而那些装着交换机的皮箱，里头是硬纸板糊的，外面包着一层金色喷漆的皮革，看似漂亮，实际就是劣质的假皮箱，一不小心就会散了架。
码头上人来人往，在我看来，他们的表情大都木然而悲戚的样子。行色匆忙间，他们或下意识地抬头看看灰蒙蒙的天空，或者用疑惑的目光看着身边的旅人。没有人会相信你说的话，如果有陌生的人对你开口，那么他不是骗子，就是小偷。“你要处处小心，如果有人问你，不要告诉他实话，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别告诉他你从哪里来，又往何处去。”赫叔对我说。我说，那我将怎样回答他呢？沉默吗？“不，你可以随便编造，比如对湖南人说，我们是上海的，对上海人说，我们是福建的。我们是运东西的，我们是工人，很多问题我们不知道，或者不了解，让他们去猜吧，他们永远也猜不到。”赫叔说。这样看起来，我们倒真像是犯罪的，是骗子，是小偷，至少是两个衣着整洁的逃犯，正如那些人所要提防的。那时候赫叔还不是有钱人，他还没有在电话交换机的贸易中发财，但很快，他将成为一个暴发户。而我似乎永远只是一个不争气的随从，就像堂吉诃德身后的桑丘一样。
2
船在海上游荡着，恍若游魂。而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奇而有趣的。我在甲板上散步，海风叫我想起高尔基的《海燕》。而我看到的却是成群的海鸥在码头上飞翔。船渐渐地远离我居住的城市，远处则是一片灰蒙蒙的海平面。海鸥的鸣叫引来了女人的笑声，我转身看去，却是一个并不漂亮的时髦女人在船舷边上搔首弄姿，一边的情人正殷勤地为她拍照，大约是希望捕捉到海鸥的镜头。他们忘了海上的大风，忽然掀起了她红色的裙子，叫她的大腿和内裤暴露无遗。女人惊叫着，她的叫声惊飞了身后那群翩飞的海鸟。这时，我听见一个警察在那里喊：“身份证！”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警察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依旧欣赏着我的大海，也许我的怠慢刺激了他，警察显然有几分怒气地走到我的身边，说：“叫你呢。”
“嗯？”我有些疑惑地看着他。当他查看了我的身份证后，才解释说我与一个照片上的逃犯有点像，所以查看一下。我不知道他的解释是真是假，但这一路，似乎同样的嫌疑就一直在我的身边发生，依依不舍一样。啊，我第一次的出门就是这样的景况，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海上起浪了，船开始颠簸，我感到一阵眩晕，跌跌撞撞回到舱里。我躺在床上，沉闷的舱里更是充满了难闻的气味。虽然我有过海
上的经历，但那是短途的旅程，是去附近的岛上游玩，何曾有过这样漫长的海上旅行——现在我终于尝到了苦头，我才发现这次的出门将是怎样的漫长与艰辛，没有人能够帮助我。可是，更可怕的事还在等着我呢。所有的磨砺才刚刚开始。
上海，是我想象中的一座城市，它似乎与我没有什么关系。唯一的联系是，我的大阿婆住在那里，她是我祖母的姐姐。可是她早已经离开了人世，还有我的祖母。记得我还小、祖母还活着的时候，大阿婆每年的春节都会回到温州看望祖母。印象中的大阿婆衣着整洁，相貌温柔和蔼，一头银发，一看就是大户人家出身的样子。而在温州的小阿婆更是时髦的打扮，喜欢戴一顶黑色的法兰西式的呢帽子，黑色的袍子很长。当她们三姐妹聚在一起的时候，幸福的笑容就像阳光一样，似乎冬天早已经过去，而春天就在眼前。可是，她们曾经的韶华，早已湮没在纷飞的战火中，一去不返了。
大阿婆回来总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小礼物，花花绿绿的糖果。小人儿对客人的光临都是好奇而快乐的，因为他知道，总有意外的惊喜在那里等着他，哪怕这惊喜微小得几乎没有人能够发现。记得祖母曾对我们这群小孩子说，上海有高耸的大厦，当你抬头望它屋顶的时候，头上的帽子一定会掉下，而你还是看不到屋顶。那是20世纪70年代温州这座小城里的老人对上海的描绘。
现在上海就在我的面前，一点没有神秘。一个十九岁的青年第一次站在上海的大街上，他第一次看见外面的世界，原本不是与他无关的。
3
是的，上海在我最初的浪跡天涯中，只是一个匆匆的过站，我甚至没有看清上海究竟有怎样的繁华面貌，就踏上了去往青岛的旅程。那一路算是轻松的，轻松的开头意味着什么呢？现在对我来说，原先的那些惶恐与磨难早已经渐渐淡忘了，而真正记得的，都是那一路上的从容与笃定，我现在依旧惊诧于那时的自己，惶恐之后竟是满脸的无谓。也许从那时起我便逐渐认识到，生活原是这样的，没有奇迹，没有惊喜，没有暴怒，没有苦难，而所有这一切，只是你的心而已。 从上海的公平码头上岸，赫叔与我扛着沉重的机器与行李挤上一辆开往上海火车站的公交车。上海的公交车上总是挤满了人，拥挤的车厢里塞满了怨气与戾气，所有人的内心都有一个邪恶的声音，摆出一副攻击的姿势。我一只手握紧了垂挂在车厢上的把手，另一手捂着行李包，可是车身摇晃了一下，我的胳膊肘不小心碰到了一位老者的头，他头发早已雪白，却毫无老人的慈祥与尊严，以一双凶恶的眼神盯着我年少的脸，随即一顿臭骂凌空而来。我无辜地看着他，只觉得他是那样无助与可怜。
从上海火车站，我们买了两张去往青岛的硬座票。赫叔与我坐在月台上，等待着那辆绿皮的火车缓缓进站。那是慢车，每一站都要停靠一会儿，哪怕是在荒无人烟的小站。车一路向着北方而去，我第一次看到了北方辽阔的平原。
抵达青岛的那个夜晚，好像没有月亮，在我的记忆里，是一片的宁静。奇怪的是，每当我回忆起那时经过的城市，大多是宁静的，图景似乎重叠，是重叠的宁静，全无今日的喧哗与嚣张。陌生的城市对一个第一次出门远行的年轻人来说总是新鲜而迷惘的，可是赫叔并不觉得。赫叔行走在江湖上，发生的任何事他都熟视无睹，他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利润。那时他与我一样穷，但他有智慧，所以他比我富有。现在他很富有了，但我再也看不到他那时的智慧的灵光闪现。他那时的利润大多来自巧妙的欺瞒，首先是诚恳的态度，然后是认真的奉承，接着是低级的机器，然后是信誓旦旦的承诺。最后当然是逃之夭夭。当这一切都顺利进行的时候，利润就会到来。高额的回报，不需要贿赂，不需要黑暗势力的撑腰，我们的成功完全来自我们自己的聪明，虽然这聪明我并不认为是用在正义的事业上。对于我来说，那仅仅是混一口饭吃。当一个人连一口饭
都混不到的时候，你要求他正义、廉耻、礼仪，那是艰难的。但他可以义气，可以去死。
我一个人走在路上——赫叔说：“去，弄点消夜回来。”我便去了。那是抵达青岛的第一个夜晚，我沿着原路，看着远处的灯火，就到了火车站，我一小时前到达的地方。冬天的青岛，在这样寒冷的深夜，只有冷清与落寞。只有火车站尚且还有一些热闹的灯火与点心铺里的炉火，渲染出温暖的图景，温暖着这座早已入眠的城市。
我一个人走在路上——我买到了一些蒸饺子。事实上，除了蒸饺子，我不知道青岛人在那个寒冷的冬天还能吃到什么样的美食。我看着餐馆里的姑娘，没有漂亮的。我茫然而又有点失望地提着蒸饺子，一个人走在路上。那时没有出租车，便是人力的三轮车，在这样的深夜也早已歇了。更糟糕的是，我迷失在十字路口，找不到来时的路了。往左拐，就这样凭着感觉走吧，我猜想着客栈大约的方向，顺着我模糊的判断，走啊走啊。但我终于还是回到了火车站，我来到这个城市的起点。
这是我的第一次。我第一次看到了冬天的青岛午夜的街景：沿街的窗户外都悬挂着厚重的帘子，就像电影里北方的老人身上的棉袄，在夜的风里发出扑扑的声响，沉闷并且冷漠。街上少有行人，那些声响于是荡开，传之邈远一般。我开始慢慢有了些许惊恐，那惊恐在我的心头缓慢地滋长，并慢慢地咬住了我的心尖。偶尔，街上会出现三五青年，男男女女搂抱在一起，向我迎面走来。他们对我放肆地笑着，笑声里有一种威胁，有一种恐吓，有一种戏弄，还有一种得意。庆幸的是，他们来不及欺侮我，因为他们有的是快乐。
我远远地看见，街边的一处门楼前蹲着一个老人，裹着厚厚的棉袄，戴着小毡帽，两只眼睛像猫一样注视着街面。我准备向他问路，我想这守夜的老人一定能够帮助我。我向他走去，我发现他的目光正死死地盯着我这陌生的外省人，那目光像一潭死水一样。当我走近一看，才发现这并不是一位老人，而是一个衣衫褴褛的青年，蜷缩在门楼角落的阴影里。他甚至没有移动一下身子，面无表情。而他身后的门楼里，还蹲着好几个这样的人，他们的眼睛齐齐地盯着我。我才意识到，如果我不迅速逃离，就有被他们撕碎的可能。
我在青岛的第一个夜晚，就这样在寒冷的街头，绕着青岛火车站，走了整整一夜。直到一位上夜班的工人，他向我指了正确的方向。他善良的笑容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浮现，我忘不了他的帮助带给我的宽慰。
4
在我到达青岛后的第二天傍晚，赫叔在我的口袋里塞了两百元。赫叔带着我到了青岛火车站，为我买了一张去往济南的票。我记得那天是12月21日。赫叔说：“你把这皮箱里的机器送到洛阳，那里有人已经在等你了。24日以前，你必须回到青岛，晚了会找不到我。”我知道我只有连夜地赶路了。那时候没有手机之类的通信设备。我把写有客栈地址和电话号码的纸条塞进口袋，怀里揣着赫叔给我的两百元钱，就匆匆出发了。我没有行李，只有这装着机器的一只皮箱和一个喝水的杯子。踏上征程的那一刻，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唯一想到的就是，如果我赶不回来，赫叔会在那里等我吗？
现在，我真的只有一个人了。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第一次，我第一次孤独地走在远离故土的路上。我只有惶惑，我甚至不知道怎样从火车站的售票厅买到我必须到达的目的地的车票。我终于感到中国的土地有多么广阔，每一个售票厅都有众多的窗口，而每一个窗口都在销售不同地点的车票，那些简称的线路更是我陌生的，尽管在中学的地理课上，先生曾经教过，可是我何曾想到有一天我会孤独地站在路上，甚至会听不懂别人告诉你的那些线路，你甚至找不到售票的窗口，这是多么可悲。而所有的窗口前都排着很长的队伍，焦急的人们暴躁并且无礼。我终于发现我是一个愚笨而且胆怯的人，只有悲观与自卑，灰心丧气才符合我的天性。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济南，多年后当我再次
走进济南的时候，早已时过境迁，我成为受欢迎的人。但那一次，济南纷乱的火车站留给我的唯一印象就是墨黑的天空。我走出車站，又走进车站，终于打听到去往洛阳方向的售票窗口，却被告知没有这趟列车。我顿时傻了眼，无助地站在熙熙攘攘的车站售票大厅里，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不能往回走，而赫叔给的期限又如此匆忙，我的口袋里只有那两百元钱，只够来回车票，与路上的饮食。我走到附近的邮局给赫叔打了一个电话，我想告诉他我陷入了怎样的困境。可是赫叔决绝地挂掉了我的电话，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也不知道，你自己看着办吧。” 事实上，我至今仍然感谢赫叔的残忍，他不给我任何帮助，正是对我一生的帮助。从那时开始，我知道拥有一颗感恩的心是多么重要。从此我学会了“走路”，我看到了人世最美的风景，体验了人世几乎所有的滋味，我相信当我临死的时候，一定不会有多少遗憾，而这一切的收获，有赫叔给予的一份。但是那一天，赫叔丢下的那句话，使我真正地体会了什么叫“咬牙切齿”。
我惶恐地走到火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在那里歇歇脚，我想睡一觉，也许明天就有车了。可是如果我睡一觉，我就不能在24日赶回来了。我慌张起来。
我开始寻找机会，我观察着身边来往的人，我需要朋友。我去与他们搭话，向他们笑，同时我还要保持足够的警惕。人人都与我一样，他们的笑容是僵硬的，他们的话语是冷漠的，他们的警惕胜过长城。
我终于找到一个与我提着一样皮箱的人，我们相视而笑。我装着随意地问他去哪里，并且装出根本不想知道他真要去哪里。事实上，他的去处与我真没有关系。然后我告诉他，我正准备去洛阳。我希望他去的与我是同一个方向。可是我很失望，他去的是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更不是我要去的地方。“可是，我买不到去洛阳的车票。”我装作漫不经心地说。
“去洛阳不是都有车的，但是你可以先去郑州，那里就近了。”他说。也许他早已看出我的困窘，并告诉我要学会看地图，了解铁路站点。
我非常高兴。真的，我至今都感激这位我从未真正认识的朋友，他让我学会了怎样踏出人生的第一步，我终于学会了走路，独自一个人，去欣赏人间的风景。并养成了以后每到一地都先买当地地图的习惯。我飞也似的冲向售票窗口，满心欢喜地要买一张去郑州的票。但是，郑州的票也没有。现在我懂得道理了，就问售票员哪里离郑州最近，答曰可先到徐州。于是我买下了开往徐州的车票。原来这真是很简单的事情。而我确信自己能够在24日赶回来。我一边臭骂自己的愚笨，一边又有了自信。
我进了车站，看着那辆绿皮的火车缓缓地停下，车门打开，梯子放下来。我跳上火车，听那汽笛长鸣，只见它又缓缓地驶出车站。
我没有位置，我睡在走道上，那一夜好冷，可是我内心却满是喜悦。
5
我在徐州下了车。那是22日的清晨5点。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个寒冷的清晨留给我的印象。微露的晨曦给大地洒下一层银白的光芒，遥远的天边是淡淡的乌云与薄雾。我从车上下来伸了伸腿，拖着那个显然越来越沉重的皮箱，踩着结了霜露的坚硬的土地，走出火车站。我知道洛阳已经很近了，我开始从容不迫起来，信步走到大街上。我想多看一眼这个陌生的城市，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经过这里。当我摆脱了不安的情绪并且心安理得地进入人生赋予我的角色，我便发现，这样的旅行是多么自由而且富有乐趣，尽管我对眼前的城市一无所知、毫无准备，并且常常更不知道我将在哪里落脚。
火车站边上有一些戴着白色帽子的回族人开的早餐店，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真正的回族人，我发现这些可敬的穆斯林，这些阿拉伯与波斯人的后裔，与我们汉族并没有多少区别。从那时起，我就养成了一个好的习惯，那就是无论出差何地，我总要首选清真馆就餐，总觉
得那里的食物既卫生又便宜。无论如何，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填饱肚子。我觉得这很重要。我可以委屈自己的身子，我可以像枯槁的树木一样站在风里被吹干，我可以像拾破烂者一样满身污垢露宿街头，但我不能饿着肚子，假如那样，我便连他们亦不如，我便只有悲哀，连一丝的快乐也没有。
我走进他们的早餐店，要了一碗小米粥、一个大馒头。那馒头好大，有我家乡的四个大。温州的馒头小巧，却不美丽，我发现徐州的馒头雪白，比温州的馒头好吃亦好看。我在徐州不能停留多久，我必须赶路，但我不甘心就这样走掉，我总得看她一眼，哪怕是偷偷看一眼，也算到此一游吧。反正离下一趟开往郑州的火车还有几个小时，我已买好了票。
我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不知不觉中走进一条小巷弄里。抬眼望，高大的槐树下，是一座古旧的门台。这老房子大约有些年岁了吧，西洋巴洛克式的装饰，却是中国古典式的青瓦屋顶，煞是精美。在灰蒙蒙的微光中，带着些许神秘的宁静，犹如梦境一般。我想象着那镂花的木窗里，睡着朱丽叶般美丽的姑娘，憧憬着爱情的梦写在她温柔的脸上，淡淡的哀愁更叫人心中怜惜。而她的罗密欧，正提着硬纸糊的假皮箱，四处流浪。
我呆呆地在那门庭前站了许久，看着天边的阳光渐渐照亮了半条小巷，拉長了那屋顶的暗影。我知道我该走了，便匆匆回到火车站，直奔郑州。
从郑州抵达洛阳，已是午夜。赫叔只给了我一个送货的地址。问题是，那地址距火车站挺远。没有出租车，没有人力车，在那样的冬天的午夜，我只有靠双脚丈量着街道，一路走去，竟是连问路的人也没有。公路的两边，没有什么建筑，是空地，或者还是田地，我只记得在那空地上有一间孤零零的屋子，是个简易棚，木栅栏一样的屋壁里露着昏黄的灯光。我忽然有了希望一样，下了公路，就直直地向那简易的屋子走去。这时，富有戏剧性的是，那屋子倾斜的木门吱呀一声开了，正出来一个老头。我想他大约是半夜出来小便的，我正忐忑地想该怎样去敲他的门，而他会不会回答我的问路，现在正好，他自己出来了。我心里一阵欣喜，大声地向他招呼。
我惊诧于我的声音在那个空旷的夜里，似乎颇有厚重的穿透力，大约像一匹野狼沉闷的低吼。因为我发现，那老头惊恐地回转身，迅速地躲回了屋里，门都未曾来得及带上。我并不觉得发生了什么，他是我今夜唯一的希望，我执着地跟着他就想进门，我将半掩的门推开，伸进脑袋执拗地向他问路，并且我的一只脚已踏进了门里，我说：“请问……”这时躺在床上的上了年纪的女主人发出了一声尖厉的惊叫，像僵尸一样从床上坐立起来。她这一声尖叫真的吓着了我，在那个倒霉的午夜，我只有落荒而逃。逃出不远的时候，我还不时惊恐地回头张望，是否有人向我追来，将我像一头丧家的狗一样棍棒伺候。
忘了我是怎样找到那个地址的，我大约在路上走了颇久。当我把货交到那人手里，我如释重负一般，趁着夜色赶回火车站。天亮的时候，我已经在车上睡着了。我满身的污垢，躺在人家的座位底下，却很是享受。 6
我终于在24日的夜晚回到了青岛。我所有的行李只有一个玻璃水杯。我在洛阳的火车站打了满满一水杯的开水，揣在怀里，温暖我的胸口。当寒冷的夜笼罩着广阔的齐鲁大地，我庆幸自己并没有走丢。回来的路上，在郑州的时候，我曾差点将自己丢了，因为我没有经验，在候车室的指示牌下等了很久，事实上那一趟列车早已开走了，而我却一直以为列车误点了。这种误点在那个时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我在青岛大约待了一段时间，在海滩的栈桥上拍了一张照片。我穿着母亲为我缝制的黄色呢西装，这件衣服我穿了很多年。我偶尔还掏出那张照片，看看自己从前的样子：风吹乱了我的头发，冬天的海滩上几无人迹，只有我一个人在风里走着，我不知道我的将来会是怎样，我既有迷茫，亦有憧憬。青岛是宁静的
城市，有很多19世纪的建筑，带着德国的哥特式风格。当我一个人在街上走的时候，常常会走进路边的某一座天主教堂，但那个时候的教堂是作为文物被保护起来的，先前的破坏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没有祈祷，没有钟声，只有沉寂。人需要信仰，现在我知道，信仰并不是统治者愚弄人们的工具，而是统治者害怕的精神。统治者的想法是，最好的人民是没有信仰的人民，这种人民才是最顺从的。或者，你只信仰统治者，将他或他们视为拯救者、万能之神或者天兵天将。事实上，我们的肉体不需要拯救，但我们的灵魂需要。我们的灵魂需要坚强的支柱、崇高的向导、和平的愿景与宁静的生活。否则，我们活在这世上，与动物活在丛林中，又有什么区别呢？但当信仰世俗化，成为权力之后，那又是我们不愿看到的情景了。因为在我看来，信仰完全是个人化的精神世界。
在青岛，我们卖出几台机器后，便流窜到潍坊与菏泽。赫叔有了钱，我们就住进了最好的宾馆。这样也是为了向前来洽谈业务的人显示我们是何等拥有实力，我们的工厂是庞大的，财富是雄厚的，从而证明我们的机器质量也是上乘的。事实上我们的产品出自家庭作坊，没有任何质量可言。那是那个时代普遍的现象，在没有资金与技术的支持下，我们靠灵活的头脑领先。温州人的领先，就在这里。其实，那时候的宾馆远没有现在的豪华，也还没有实现星级的管理，政府招待所就是最好的榜样。严格的审查制度让我们诚惶诚恐。我们好像在走私的路上，我們好像在犯罪，我们都有原始的罪恶感，所有向我们看过来的目光，都充满了怀疑与疑虑。财富，尤其是个人拥有财富，在那时看来，既让人嫉妒，又让人羡慕，更让人觉得羞耻。
在我的印象中，菏泽是幽静而潮湿的城市，芭蕉叶在雨水的淋漓中翠绿可爱，犹如江南古老的记忆，一如它的名字。
7
在我当推销员的途中，有一件事给我印象深刻。多年后当我回忆的时候，那个情景总在我的心中浮现。
古人仗剑行走江湖，真正豪情满怀，所以古人大多能成就一番事业，让今人艳羡不已，而我现在口袋里只剩下一个杯子，在异地他乡无缘故地一个人乱窜，自己看自己都有一股子邋遢相，又何来豪情与壮志。买一张站票，挤挤挨挨地在列车走廊里等座位。车上归家或出门的人多极了，不见有中途下车空出位子给你的样子，这样等待也就漫漫无期限。
我没有行李。当一个人身上毫无累赘的时候，在这样拥挤的车上是轻松的。在我的身边同样站着一位老妇人，操着湖北口音，来自湖北不知哪儿的一个穷山村。她的身上也没有多少行李，只有一个小袋子。她告诉我，里面有一件新衣服和一双新鞋，那件新衣服是她远嫁的女儿送给她的，那双新鞋是她卖了山货为小孙女买的。她穿着一件旧式的上衣，灰色，陈旧得就像黄昏的收割光了的田野。那田野在窗外飞驰而过。老妇人就这样站着，足有八个小时了，没有人为她让座，似乎所有出门的人在这漫长的旅途中都显然力不从心，艰难的生计让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正在苦难中慢慢老去。
夜来临了，火车在一个不记得什么名儿的站点停靠，靠窗的人把窗户打开，所有渴望新鲜空气的人都把脑袋伸出窗外。趁边上一位有座位的人下车舒展身子的当儿，老妇人在他的座位上终于可以舒展一下她更加劳累的身子，让疲惫的双腿获得片刻的休息。她把紧抱在胸口的那个袋子轻轻地搁在靠窗的几案上。望着她舒开的眉头，我亦感到这片刻的空气尤其新鲜。
火车启动的时候，那人来了，老妇人自觉地站起来，把座位还给他。火车在铁轨上开始缓慢地滑动，老妇人正想伸手把几案上的袋子拿回。火车晃动了一下，就在那一刹那间，一把铁钩飞快地从窗外扫过来，轻易地夺走了那个袋子。身边有人伸出头，望见一群窃贼在车站的铁道上欢呼着，车里的人无奈地骂了一声，但这声骂随着开始飞驰的火车而烟消云
散，湮没在那隆隆的轰鸣声中了。黑暗中，看不清身边的乘客们的脸。老妇人沉默着，但我分明看见了老妇人噙着泪光的眼睛紧紧地盯着那扇窗，那罪恶的铁钩像一根鞭子狠狠地抽在她年老体衰的身上。老妇人孤身一人站着，空气在抽泣着，她孤单的肩膀那么无力地在空气中抖动。她一无所有了。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生活，罪恶与无辜并行在道上。那用铁钩抢夺别人的人是罪恶的，那是贫穷的罪恶。他们是可悲的，他们也同样在贫穷中度日，但这不能成为他们可以原谅的因由，他们只应得到道德的谴责与法律的制裁。可是又是谁夺走了属于他们的财物呢？更可悲的是，他们却用同样的方式夺走了可怜而无辜的老妇人唯一的财物，善良与真诚在那一刻被击得粉碎。道德在贫穷中沦丧，“不受嗟来之食”不再是对人们普遍的道德的认识或考验，最多只是一种个人意志的表现，甚至是虚伪者卑鄙的粉饰。
8
旧历年底的时候，赫叔又给了我两百元钱，作为回家的路费。赫叔给了我钱之后，他就走了，他还要去别的城市转一圈，因为手头还有一些没卖出去的机器，他不甘心。我已经在外头待了数月，第一次远离家门如此长久，乡愁成了我的负担。从前在书上读到关于乡愁的篇章，心里颇不以为然，觉得那是诗人的渲染、艺术的夸张。当我自己有了这样的经验之后，我再不会对自己未曾经历的事表示轻视了。乡愁真的很沉，并且急促。现在我的内心已经没有了乡愁的愁苦，因为我似乎已经习惯了四海为家的生活，但这并不表示我没有乡愁，而且我知道，这种情怀是怎样的：正如一种苦恋，说不出的思念的哀愁。 我又剩下孤单单一个人走，路上都是匆忙归去的人群，因为大年的团聚是中国人最美好的情怀，不管日子多么艰难，温暖的家似乎是他们剩下的唯一的安慰。家是他们奋斗的终极关怀。
我在拥挤的火车上摇摇晃晃，一路奔向南昌。在南昌下车，一时买不到去上海的火车票，我感觉自己好累。我想，反正有钱，我也不必走得那样急，我应该在这个著名的城市里走走，然后歇一晚。
我只走到八一广场，广场上伫立着毛泽东的巨大的塑像，正向着人们挥手。我并不想在那里停留，又回到火车站。那时的南昌火车站纷乱而混杂，我只记得地上飞卷着果皮与纸屑，天空阴沉沉的，毫无生气。我忽然想起那座巨大的塑像，似乎他的笑容里隐藏着某种忧郁。他让我想起洪秀全与李自成。
我在火车站边上的一处客栈找了一个床铺，在地下室，房间里睡着八个人。当我进去的时候，他们都注视着我，每个人的目光中都是疲惫，都是警惕，都是仇恨，都是阴郁。我的床铺靠着门边的墙壁，墙壁上因为潮湿而发着霉，被子感觉湿冷。我后悔找了这样的床铺，但我实在不敢花钱住好的房间，因为我只有这两百元钱。我想，将就这一夜吧。我出门去边上的市场买了一只烤鸡，又买了一瓶廉价的白酒，在房间里独自大喝大嚼起来，我不仅饿了，我还想将自己灌醉，这样我就可以在没有任何知觉中度过这个夜晚，并且可以全然不顾发霉的墙壁与潮湿的被褥。我没有行李，没有钱财，我不怕那些与我睡在同一个房间里的陌生人，哪怕他们全是强盗，呵呵，我不知道我的心里是在冷笑还是在自我解嘲。
到上海已经是旧历的十二月廿四夜，这是大年三十的前一个礼拜，是旅人归家的期限，中国人颇看中这日子，按照旧俗，做工的人应该收工了。天上开始飘起雪花，我的口袋里只剩下97元。当我赶到上海公平码头，才发现那里聚集着很多焦急的人，人们在售票窗口排起长队，队伍一直排到大街上。整个售票大厅坐满了人，抱着孩子的妇人满脸的愁容。一打听，去温州的船票全都卖完了，但卖完了票的窗口还是排着很长的队伍，那些买不到票的人大约心里还存着一丝希望。而外面的街上，票贩子手里握着船票高价倒卖。但是排着队的人都是贫穷的人，否则他们一定不需要排队。这世上只欺侮贫穷的
人，苦难只会扭曲人的灵魂，而那时大多数人的灵魂，都是被扭曲的。票贩子的票肯定是通过勾结得到的，蝇营狗苟的营生，充斥着人间。而那些售票员的脸上，写着傲慢与冷漠甚至残忍，他或她，全都是咬牙切齿的模样。警察只保护那些与他们利益相关的人与事。
我在街上游荡着，高价的船票根本是我买不起的。我信步走到一家宾馆的门外，一边躲着越下越大的雪，一边想，我是否要住下来，或许明天就有船票了。但是，假如明天还没有呢？我的钱坚持不了两天的，我必须今天就走，否则我就会真的流落街头了，我越想越怕起来。而宾馆的保安看我在他们家门口徘徊，竟不顺眼起来，粗暴地将我赶走。羞辱与满腔的愤怒在我的胸口燃烧，可我又能怎样呢？如果我手里有一枚炸弹，我一定炸飞他们，一定的。不炸他们才是狗生的呢。
9
公平码头的边上有一个汽车站，那里有发往温州的客车。我以为有了希望，快步走去，可是售票的窗口依然緊闭，就像闭上的野兽的眼睛，一旦张开，就会吃了你，反而更恐怖。
我近乎绝望了。
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看出我要票的样子，凑近了说：“要票吗？”我点头，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去温州的票，一刻钟后就要发车了。我顿时心跳加快，问：“多少钱？”
“120元。”他说。那张票的原价是60元。
我只有摇头，我没有那么多钱。可我不愿放弃这唯一的希望。如果他真的很斩钉截铁的话，我当然没有一点办法，但我有一个优势，那就是，那是一张马上要发车的票，而愿意买这张高价票的人，似乎他不能立刻找到。
我说：“便宜点，我要了。”
他不愿意，走开了。我静静地跟着他。我看他转了一圈，又空手回了。我对他说：“卖给我吧。”
“那就100元。”他说。
我从口袋里把所有的钱都倒出来，我说：“我只有这97元，你看。”
他想了一下，说，那就97元吧。
不，我忽然将钱紧紧握住。去温州路途遥远，要十多小时呢。那时没有高速公路，绕着群山峻岭，一路颠簸，我的身上如果毫无分文，那是要饿肚子的。
我说：“你看，我就这么多钱，90元好不？剩下7元我在路上买饭吃。我们交个朋友，以后还找你要票，我经常在这路上跑。”
我说这话的时候，摆出了老江湖的样子。确实我以后还在路上跑的，确实以后我还会碰到他的，确实我还会和他做生意。
他终于同意了，我如释重负，飞跑着向车站里头奔去。跑几步后，我忽然想起，还没有问他名字呢，回头喊他：“你叫什么？”
“叫我小谢吧。”他笑着说。
我记住了他的名字。
车到金华的时候，我在路上买了两个茶叶蛋，当一天的粮食。剩下的五元钱我没有动，生怕万一路上出了意外，多点钱就多一点办法。夜里睡一觉，天蒙蒙亮的时候，已经到了温州西站。那里离我家已经很近了，还没等车进站，停在路上等候的时候，我就从车窗里跳了出来。可惜那辆破车的窗上有一处破开的铝合金，钩破了我的黄色上衣。那是我母亲亲手为我缝制的冬装，这一个冬天我一直穿着它，在孤独的旅程中可以感受到来自母亲的温暖。在青岛的栈桥上，它挡住了寒冷的海风，为我留了一张影。如今它却在锋利的铝合金前面残破了。
我就这样衣衫褴褛风尘仆仆地回到家。
10
在家里过了春节，已经是第二年的春天了。可是，温州还沉浸在冬天的寒冷中没有醒来的样子。温州的冬天要比别的地方来得晚，所以去得也迟一点，虽然冬天对温州人来说并不漫长。1989年2月，赫叔来我家对我母亲说，今年准备去南方碰碰运气，因为北方已经有很多温州人在那里推销同一种电话交换机。他要去南宁，问我去不去？ 对我来说，无论哪里都是非常陌生而有趣
的。好奇心占据了我的整个身体。有过前一次在北方的历练，我觉得自己成熟了许多。青春的时光就应该填满了冒险的精神。我当然愿意跟随赫叔去南宁，不是因为赫叔开的工资有多么吸引人（那时赫叔开给我的工资是三百元，在外地推销产品，所有的吃住都在赫叔那里报销。这是比较高的薪酬了，要知道当年在机关里上班，一个月最多也就八九十块），而是因为南宁这个地名吸引了我。对我来说，这就是中国最南的南方了吧？
这一次，我们多了两个人，都是赫叔的朋友，张南叔与阿杰叔，他们也和我一样跟随赫叔做生意，不同的是，我是赫叔的徒弟，只拿工资；他们算是合伙人，可以分红。我们选择了坐火车南下。但是1989年的春天温州还没有铁路，我们只能先乘车到金华，再从那里转火车。温州通往外埠世界的公路大约是世界上最艰难的路程，不仅只有窄窄的一条盘山公路，很多地方还只是简易的石子路，连沥青都没有铺上，尘土飞扬而又颠簸不已。车速很慢，去往金华的两百多公里要走一天。路上全是大大小小各类货车，有时候遇上堵车，一等就是半天。公路沿着瓯江而行，两边的山上大都是毛竹林，远处的炊烟从林头冒出来，颇有悠然南山的意境。可是在这疲累的路上，谁有这样的心情？只觉得时间仿佛一点一点地冰冻在枝头，然后很是缓慢地化开在痛苦的心上。但是这条路现在对我来说是熟悉的，因为一个月以前我从上海回温州的时候刚刚走过。
我们就这样走走停停，从一早出门赶车，到了金华火车站都已经是半夜了。我们买了第二天去南宁的火车票。赫叔说，我们身上的货太重了，随身上车要加收超重费的，况且还有检查发票的，虽然他的身上带着一张假发票，蒙混过关是可以的，除非紧急情况。所以我们不能在火车站门口按正常秩序检票进入。于是，赫叔与我以及张南叔、阿杰叔，每人都背上十八台装在皮箱里的电话交换机，走出火车站，绕着车站走了很远，然后沿着铁道走进站台。我们找到了明天一早上车的月台，将货物卸下。然后由张南叔看住。赫叔与我转身又出了月台。我们到火车站上找到那些在售票口倒票的贩子，他们都是火车站上一群没有头脑的小无赖、小混混。他们是车站外的霸王，依靠贩卖高价票维持生计，或许还有欺骗与勒索、偷盗或抢劫。赫叔给他们每人十块钱，这在1989年的春天是不小的数目了。然后告诉他们自己的上车班次时间，要求他们到时候来帮忙，并给他们买好了站票。这些小混混们虽然见钱眼开，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但江湖的规矩还是有的，你出得起钱，他们一定会出力。
我回来坐在地上，坐在那些货物的中间，背靠着月台的柱子，差点就睡着了。我疲惫的脸上都是尘埃，身上已经好几天没有洗澡的样子。天渐渐就亮了，月台上开始拥挤起来，旅客越来越多，他们都焦急地等待着火车的到来。我们以为车站外的小混混们会不来，这时他们却呼啦啦就出现在月台上了。当火车到达的时候，他们一哄而上，为我们挡住车门，我与赫叔大摇大摆地上车。他们帮着我们将几十个装着机器的皮箱运到车上。车上的行李架都放满了旅客们的行李，我们只好先放在厕所里，居然整整装了满满一厕所。
我在火车的厕所里睡了很久，因为我没有位置，而走道上也已經挤满了人。我还背着如此庞大的行李，那些沉重的机器压得我无法喘息。车上，我没有座位，那些机器更是无处藏身，“朋友们”是霸道的，他们将它们随便地堆放在厕所里，堵住门，于是我竟有了一个独自的包厢，这真是意外的幸运。机器装在看似豪华的皮箱里，我躺在上面竟呼呼大睡，尽管里面的味道实在很不好受。直到着急的如厕者在门外等了很久，许多人开始向列车员咆哮，以为他们故意关闭了厕所，才有乘警来强行打开门，将我恶狠狠地驱赶出来。
那已是第二天的后半夜，车上的行李架开始空出一些位置。我慢吞吞地将皮箱放上行李架，在地上铺了报纸，钻进别人的座位底下，躺下。起头我享受着尊贵的厕所里的馊味，现在，我开始享受人们脚上的臭味。不过没有关系，这就是生活，我对自己说。生活就是不得
不拥挤在无处插脚的火车上，钻进人家的座位底下忍辱负重地苟延残喘。我发现平时锦衣玉食的赫叔，也和我一样躺在人家的座位底下，像一只平静的大猫。
在这车上，我知道我什么也不是，我只是一个破落的行者，与那些蹲在地上惊恐地看着身穿制服之人的农民没有区别，失魂落魄地躲避着他们。
11
从金华到南宁需要三天两夜。慢火车上的生活，仿佛将人的一生都浓缩在这三天两夜的匆忙时光里了。
当我在地上睡足了以后，我从我的“睡铺”里爬了出来，挤过走道上拥挤的人群，在车厢的接口处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那里的窗户开着，大风呼啸而来，让人感觉到自由。自由对人类来说是多么珍贵，但那时的我并不知道。我只知道，车一路向南，向着温暖的去处。
我回到车厢。火车在每一个站头停留，总有上上下下的旅客。但车厢里依旧挤满了人。我在一个座位的前面站定，因为我听说，坐在这个座位上的人中途会下车，我估计在他下车后可以抢到他空出的位置。那些有座位的人，偶尔起来去倒开水、买吃的、上厕所，边上那些挤在走道上的人，就会抢着在他的空位置上坐一坐，好放松一下疲惫的身躯或痛苦的双腿。这片刻的休憩是多么吸引人，又是多么珍贵。但我一步也没有离开我的位置，我在那个中途准备下车的旅者身旁站定了。这一站，就是八个小时，我居然没有挪动。这段时间，我的身边渐渐多了一些人，有的下车了，有的刚上来。而有四五人，似乎是河北人，我不知道他们是干吗的，他们一直在玩闹。其中两个年轻的，好像是那一个带头的徒弟。那位带头的中年人用北方话对我说，你的皮箱真俏皮。我听不懂。他又说了一次，我茫然地看着他，心中很有些防范，他为什么对我的皮箱感兴趣？难道他看穿了我的皮箱是纸糊的吗？赫叔在边上笑笑，用温州话对我说，他说你的皮箱漂亮。在外面，我们，我与赫叔，基本上都用温州话交谈，因为这世界上，除了温州人，没有人能够听懂温州方言，这是一种古老的话语，据说是唐宋之交的语言。 哦，俏皮就是漂亮的意思。温州话说漂亮的词是“赶倩”，而且在发音上还要去掉普通话发音中的<＼＼Xhyq＼新华制作-源文件＼期刊杂志＼2017年当代＼2017年当代＼5#＼链接＼a.eps>，只发前面的声母音。啊，那更深奥了。
当坐在位置上的那人起身下车的时候，我就准备坐到他的位置上，我刚迈开一步，边上那个带头人的徒弟竟也要抢这个座位，他的步子比我快，抢到了我前面，我们几乎同时扎下马步，顶住了，谁也不让谁的样子。但我转念一想，我们虽也四五人，但赫叔说过，我们是生意人，出门不与人争执。于是我退了一步，把座位让给了他。他的师傅却说，你站起来，把座位还给他。他说的是要让我坐。他说，我看你在这边上已经站了八个钟头了，一动没动。他用欣赏和探询的眼光看着我，好像希望我能告诉他什么。因为他们这一帮人，像是练把式的，都有一些身手。尤其是那个大约与我同龄、与我抢位置的年轻人，身手尤其敏捷。我看出来了，只是不说。我也是练过南少林拳的。温州是武术之乡，各门各派云集，尤其是本土的温州南拳，威武生猛，彪悍剛劲，硬桥硬马，摧枯拉朽一般。其中也有刚柔派，刚中带柔，但还是以刚为主。另外，还有五行拳、小八卦，都是流传本土的古老的内家拳，都是神秘的流派。而大门大派的太极、八卦、少林、武当更是高手如云。但我不说这些，只是对他笑笑，表示感谢。我谦逊地说，还是给这朋友坐吧，或者我们一起坐也行，有福一起享。于是我们就成了朋友。
那个与我抢位置的小子，我已忘了他的名字。他与我做游戏，说，你把你的工作证放在衬衫胸前的口袋里，只管用眼睛盯着，我能在你的眼皮底下把你的工作证偷走。我不相信。我将那张赫叔用钢笔填写的工作证放入口袋，我眼看着它说，你来拿吧，我一定能抓住你。可是就在刹那间，我发现我的证件不翼而飞，真的就到他的手上了。我连着试了三次，他都能够成功，我只有佩服他，甚至觉得他天
生就是一个小偷。直到他的师傅呵斥了他，他才收敛了那股顽皮的劲儿。
如果小偷是以这等技术来作业，被偷的人也只好自认倒霉了。但是火车上的小偷却不是这样的，他们几乎就是用抢劫的手段，四五人围上来，一个堵在别人的边上，一个站在被偷者的前面，另一个则毫不掩饰地搜那人挂在窗边的衣服口袋。但是他们到了我们边上，就匆匆走过了。他们大约以为我与这几位练把式的是同行者吧？不过后来他们下车了，贼们也没来惹我，我猜是我一脸的灰土与凶恶的眼神让他们不敢下手，要知道那时，旅途的疲惫不仅没有累垮我，反而让我有了与任何人拼命的劲了。
12
在我的记忆中，南宁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当我们车到南宁以后，我的身上扛着十八台装在俏皮的皮箱里的机器，装出一副很轻松的样子出了车站，但赫叔大约力气不济，给检票的人员拦住了，要称重。当然是明显超重了。据说后来他们好奇地要求打开皮箱检查，发现里面装着的是机器，还要求检查发票，但赫叔不知与他们怎么说的，终于交了一些超重的费用出来了。
我在车站外面等了许久。
我们叫了一辆小货车，居然装了满满一车厢。当四个人身上背着的货物集中到一起，我才惊讶地发现，我们原来带了这么多。
南宁已非常炎热，日头落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喘不过气来。这里的人们都穿短袖的衣服，而我们还穿着冬衣呢。张南叔还穿了一件昂贵的皮衣，热得直唠叨：“要被人笑死了，像个呆头。”我们都笑他，呆头可穿不起这皮衣。
1989年的南宁最好的宾馆是南宁饭店，其实就是市政府的招待所，价格很便宜，一个总统套间也就五十元。我们包了整整一周。虽然看起来很土豪的样子，其实我们四个人挤在一起住，也是很划算的。
到了宾馆，我们首先去买一本当地的电话簿，因为这上面有当地所有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地址。最忙的就是当天晚上，我们对着电话簿上的单位与地址连夜书写信封，将我们需要推销的产品说明塞进去，用胶水封好，贴上邮票。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分头行动，去各个邮局投递到他们的信箱里。那时人们对这种业务信大约都很反感，窗口根本不办理，投到信箱里如果太多，被邮政人员觉察到，就会不投递。要知道邮政在那个时代并不单单是一个专职服务的部门，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任何官方的单位都是具有行政权力的部门，邮局也有权检查你的邮件，并可以判定你的物品是否正当而可以采取投递或不投递。虽然那个时代距离现在仅仅不到三十年，改革开放已经稍稍打破了严酷的专政，但权力的威严依然无处不在。当我把一大堆信封塞进邮箱那只有一条缝一样的小嘴里，感觉自己就像做贼一样。
投完“鸟粪信”，这一天基本无事。
我们总是用乐清方言的发音将业务信说成“鸟粪信”，借以取乐。温州地区有很多方言，有些地方一个乡镇就有六种方言，甚至隔村隔河就听不懂了。但乐清话与温州城里的话发音还是比较接近的。那时乐清的电器业很发达，许多推销员在大江南北行走，他们的业务信漫天飞舞，雪片一样落在人们的桌上。业务信的发明，大概要归功于温州的乐清人。后来的广告信，大约都从业务信演变而来。
我们都在等待鱼儿上钩。剩下的时间，要么睡大觉，或者出去逛逛街什么的。我信步走到邕江大桥上，看着清澈的邕江，觉得如此丰满的水像一大块翡翠倒映在镜子里，仿佛镜子的后面还隐藏着妩媚的女神，她飘游的胴体在温暖的风里舒展开来，向着远处脉脉而去。
在邕江的边上，一些农户在卖菠萝。在我们那里——那时的温州——菠萝可算是稀有的水果了，印象中卖得颇贵。可是这里的菠萝，就像我们那里卖番薯一样堆在路边，山一样高，价格只有我们家乡的十分之一，在我看来完全是贱卖。南宁的街上照旧还走着毛驴车，看驴蹄在路上一颠一颠地拉着板车，像是跳着走一样，真想拉一车的菠萝回去。你知道我去问价，那小姑娘是怎么说的吗？两毛钱一
斤哩。我还在掰着指头算价钱呢，赫叔说，别费劲了，还不快去买？我们一共挑了二三十个菠萝，扛在肩上就走，太像张乐平漫画里的三毛了。
回到宾馆，我们好不容易向服务员借了一把足有火腿大的菜刀，就学摊贩的样子开始削菠萝皮。一开始我们不会，把一个菠萝削得只剩下火柴盒大小，服务小姐端水过来，看见我们那副狼狈相，竟向我们打躬作揖——我怕她会笑死去，赶忙好言相劝，问她如何是好？她才耐心地把我们教会，削菠萝皮，刀锋要沿着它的众多的蒂像打太极拳一样划着螺旋圈慢慢走。我们终于削出一个完美的菠萝来，真是香啊。我陶醉不已。 在家里吃菠萝，邻舍的老人们都会警告说，菠萝性热，不能多吃。菠萝在我们那里比较贵，我们也不可能多吃。我们那里的菠萝不仅削了皮卖，还有切成一小片一小片地卖的。可是到了这里，可以放开肚皮吃，那些告诫就成了笑话了，谁还管它性热性寒呢？况且换了水土，大约也不一样吧？我们这样安慰自己。
现在我们能把菠萝削成盘龙的菠萝了，功夫到位，开始吃。赫叔吃了一个，看见张南叔已经在吃第二个，就拿眼睛瞪着我说，你吃第几个了？我说，这么便宜，多吃点，回到温州就吃不到了。心里想，这么一点菠萝就舍不得了？我们出门在外，所有的开销都是赫叔的。
直吃到太阳落山，我们眼前发黑，舌头全麻，三餐饭我们好像只吃了一顿。这时我发觉自己的鼻子有点痒，拿手一摸，两个鼻孔原来成了发大水的小溪，鼻血喷涌而出。赫叔也吃了一惊，跳将起来，一脚踢去脸盆，一头撞了门梁，不管三七二十一，操起一把盛着冷水的勺子，向我脸上泼来。我的身子一激，骤冷的作用把血止住了。我说，为什么你们吃了这么多就没事呢？大家笑起来，说，你还小，嫩着呢，经不住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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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的生意似乎不错。我们在发出去的业务信上写明了我们的住址，也就是说，我们在南宁饭店的总统套间里开起了订货会，只是当年还没有这样的概念，否则我相信赫叔会在他们的会议室办一个豪华点的、正规点的、看起来像模像样一点的，可以更好地吸引人们。但那时即便这样简陋，也没有人觉得哪里不对劲。来看货的不少。赫叔一边说明，一边演示，并不断地给客人递烟。客人总是陆陆续续地来，而他必须不断地重复着说明与演示，不厌其烦。他煞有介事的“诚恳”与“热情”，以及滔滔不绝的口才，赢得不少客人的信任。
“喏，”他说，“这里有小一点的，可以安装六门电话，大一点的是十二门。”但我们手上只有两部电话，我们将它们接在交换机上，然后接上宾馆房间的外线电话，让客人从宾馆的另一部电话打进来，我们当场演示交换机的性能。的确，如果一个办事部门或小企业，安装这样一个交换机的确挺方便的，它可以随时切换到你桌上。其性能与宾馆里的大型交换机一样，一个接线员可以将外线电话随时切换到你的房间。但大型交换机太贵了，而且不适用小型的办事处或小企业，他们按照自己的部门设置，只需要六门或十二门就足够了。但如果需要一个接线員来切换，又是一个大开支，不划算。赫叔看出了这一点，就撒谎说，我们的交换机完全是自动的，不需要人工切换。“哦！”所有人都发出了惊叹，这太神奇了。是的，即便今天看来也很神奇，并且不合逻辑。但我们居然演示起来，将两部电话分别接在一号与二号线上，让人从外面打进电话来，赫叔问，你要拨给几号线？那人说，二号。“好的。”赫叔说着，一边不慌不忙地顺手将二号线的开关挑上来，电话一响，果然是二号线响了。里面的人都被赫叔的高档香烟封了嘴一样，连同他们的头脑，也不想为什么会这样，就决定买了。反正用的是公家的钱，或小集体企业的钱，至于具体怎么用、怎么操作，有产品说明书。说明书不会造假，都是按照实际要求说明，他们一旦买回去，按照说明书的流程，就会发现这完全不是赫叔说的那样全自动，而是需要一个接线员来切换的。全自动，那要等到二十年后手机的发明使用。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二十年非
常短暂，所以赫叔的话似乎很有前瞻性与想象力，而且也很实在。但在三十来年前的20世纪80年代，那完全是忽悠。
对于我们的产品来说，六门交换机的价格是三千，十二门的卖六千。如果碰到能砍价的，两千或五千也可以成交，再低就不卖了。晚上赫叔将交换机拆开给我们看，也就几个集成块。赫叔笑着说，厂家的成本也就三四百元吧。那是利润很高的，简直就是暴利。赫叔回去，要与厂家分成。每一回出差，两三个月时间，赫叔与我们都能卖掉几十台。我估计赫叔与厂家分成之后，每台还能赚一千块。而我，赫叔只付佣金，按照卖掉的数量提成。我不知道赫叔是怎样算出来的，我的头两个月拿到了七百块，对才19岁的我来说，简直就是发财了。那时一般工人大约百来钱一个月，我之前在一个房管局当临时测绘员，一个月才三十多块钱。
而赫叔能挣到几万块钱了。
难怪当年很多温州人都走在路上，手里提着纸糊的皮箱，里头装着电话交换机，在云贵高原或齐鲁大地上穿梭不停。那时改革开放已经十年，很多企业与部门都有了发展，一个办公室已经不够，人员也在小规模增加，但电话依旧是稀缺的资源，掌握在邮电局的手里，办一个私人号码要等好几个月，甚至还要贿赂局里的人，才有人到你的家里或小作坊里安装，还要好酒好烟好话伺候着，并且价格不菲。人们花了三五千元，望眼欲穿三四个月，赔着笑脸等来安装的人，仿佛欠了他们很多钱一样小心翼翼地伺候着。于是温州人就找到了商机，你看，我们一部交换机，就能让你的一部电话变出六部甚至十二部来，还不需要看邮电局的脸色。与邮电局的要价相比，那么这样的一部交换机简直太便宜了。但安装这样的交换机，是邮电局所不允许的，若被发现，他们就会采取行动，将你的电话线拉断。那时，邮电局是很吃香的，人们都求着他们，温州很多华侨，他们要与国外通话，都必须到邮局的电话亭排队等候。吃香不代表着人们不厌恶，只是人们不知道原先绿色的使者何时变成了绿头的苍蝇一样。没有人想到仅仅二十年，邮电局就成了一道旧日的风景线，退出了人们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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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在宾馆直接买走他们所要的。有的人，只是留下了购买的意向和他们的联系地址。每天晚上，等到我们能够安歇下来，赫叔就查看一天的记录，然后指派第二天的工作，大多数情况下，总是将最远的地方指派给我。在南宁的第二天，我就被指派提着一台六门的小交换机去郊县的一个畜牧场，因为前一天，他们的场长来看过，似乎很有兴趣，并留下了地址。
公交车坐了一个上午，在一个绿树成荫的小路口停下。我下了车，问路边的小店，店主说，沿着小路一直走，就能走到了。我以为很快就到的，于是满怀信心地走在这宁静的小路上，起先还感受着那新鲜的空气与四周阒寂的环境，感到一丝自由自在的惬意。但很快这惬意就烟消云散了，因为我已经走了很久，可是前面什么也没有看见。我几乎怀疑原先的店主是否在骗我。但是，这里只有一条路，也没有任何岔路。我只能向前走。天开始下起雨来，在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无处躲雨，我奋力地走在雨中，听雨水打在两旁树林中的声音，听那些被击落的树叶悄然飘向地面的声音。在走了几个小时之后，我终于看到了左边的一堵围墙和一扇大门，那个畜牧场终于到了。这时已经是下午两点了，我连午饭都没有吃，但为了能将手里变得越发沉重的机器卖掉，我必须强打精神，让自己在浑身湿透的雨水中恢复勇气。场长冷淡地接待了我，他的办公室里有好几个人，他们要求我演示给他们看我带来的交换机。我开始向他们吹牛其自动化的程度，也学着赫叔的手法，在他们希望响起铃声的电话机后面，拨上交换机的开关。我不知道那个身材矮小的场长与他的同僚们是否看穿了我的把戏，无论我怎么说，他们都在不断地摇头，直到最后，场长依旧以他冷淡的姿态将我送出了大门。 我又冷又饿，沮丧地走在回去的路上。而
那个纸糊的皮箱在雨水中开始起泡。我的心情糟透了。而这条漫长的路却在回去的时光里缩短了不少，我在不知不觉里就走到了它的尽头，走到了大路上，公交车很快就出现在站头。这时，雨也停了，天开始暗下来，街上灯光迷离，夜晚很快就降临了。
回到宾馆，赫叔他们早已吃过晚饭。我向他简单地汇报了那个遥远的畜牧场和它冷漠的场长。赫叔没有说什么。我换了衣服，到街上找了一个小饭摊，胡乱地填饱肚子，回到房间就睡了。
我们在南宁待了一周。这一周生意不错，赫叔卖出好几台机器，其中有一台，被一个小派出所买去，可是没有几天，他们就往宾馆里打来电话，要求赫叔派一个人去看看他们的那台机器，似乎出了故障需要维修。赫叔问了一下情况，在房间里把剩下的机器打开一台，根据对方的描述，估摸着找出问题所在。他对我说，大约是里面的集成块接触不好。然后给我一把螺丝刀，让我去修理。我们先退了宾馆的房间，然后去一个事先找好的小旅店，用张南叔的名字登记入住，好让他们今后无论出什么故障也再找不到我们。我说，要是我修不好怎么办？赫叔说，你自己看着怎么能脱身就可以了，还用我教吗？
我走进派出所，所长将我领到摆放交换机的地方，看着我拧下螺丝，拆开外壳。我看了他一眼，发现他一直用温情的眼睛看着我。他消瘦，大约四十来岁的样子，就像我的舅舅。他的目光中带着长辈的信任与鼓励，大约是把我的弄虚作假看成了内心的羞涩。我就在他这样的目光中，偷偷将一枚火柴杆插入集成块之间的空隙，然后盖上盖子，让他们试一试，结果还真的能用了。我收起螺丝刀，掩饰着内心的慌乱，假装镇定自若地起身告别，并且不忘加一句，说，下次如果还有问题，尽管给我们打电话。所长大约觉得我很有诚信，微笑着将我送出门。我搭了一班公交车直接回到小旅馆。赫叔早已收拾好行李在那里等我。我们在南宁留下张南叔，让他再去看看几个留下意向的客户，去上门推销。我与赫叔，就直奔桂林去了。
路上，那位中年警察温和的目光一直出现在我的脑海，三十年过去了，至今还很清晰地浮现出来。那种逃离的恐惧慢慢地在我的内心变成深深的歉疚，我忽然觉得，这一趟回去，必不再跟随赫叔出来做事了，因为这不是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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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印象中，桂北平原是舒展而美好的，因为有桂林。从我小的时候，在课堂作业中就有“桂林山水甲天下”的诗句的背诵，更重要的是， 1989年的春天，我与赫叔在这里住了半个多月，几乎跑遍了每一个角落。许多年后，当我一脚踏进破烂不堪的全州火车站，在拥挤而混乱的人群中，我恍惚觉得自己又回到了从前的日子，回到了我与赫叔在那些混乱的小镇里的日子，就像遥远的梦境，在那一瞬间，我仿佛进入了时光的隧道。
赫叔说，这是一片未开发的处女地。他所说的未开发，乃是指来自温州的电话交换机推销员还从未踏入这片区域。而对于我来说，却是因为陌生而生发的兴奋，就像第一次有了爱情的经历，在懵懂的岁月中迷糊着，忽然看见了一缕阳光，但说不出它的颜色。那时寒冬刚过，但西南的土地已然是炎热的样子。赫叔是穿着时髦的皮夹克出门的，在西南的阳光下热不可当，他开始后悔。看着满街衬衣的人群，他觉得自己就像乡下的土佬。我相信他也是第一次来西南，而那时在西南几乎没有人像我们这样营销电器的流浪方式，更没有意识到利润有多么重要。计划经济依旧是他们美好的理想境界。所以我们在那里，竟然如鱼得水。赫叔说的是对的。
桂林是美丽的旅游城市，旅馆的价格比较高，赫叔开始心疼他的钱了。我们在街上走了很久才找到一家价格相对便宜，样子又相对豪华的旅馆住下来。街上有很多外邦人，那时我们自诩温州是对外开放的城市，可是在温州几乎看不见外邦人的，虽然很多温州人流浪在世界各国。所以就是见多识广的赫叔，在桂林看见外邦人也还很有些兴趣的样子。那些外邦
的女子将雪白的肚皮裸露在阳光下，丰硕的胸脯让人垂涎。赫叔看见这样的景象，就会冲我诡秘地笑。我却不敢看她们美丽的身影，我的眼神总是在羞怯中闪烁不定，于是赫叔就用力地拍我的肩膀。
而我到桂林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偷电话簿。那时因为很少私人电话，长途更是都在邮局拨打，所以邮局编印的电话簿一般买不到，而只能在邮局看。电话簿上有所有当地企事业单位的地址。我们在当地发展业务，必须向这些单位邮寄业务信。于是赫叔给了我这个艰巨的任务。
我在一家邮局的大厅里磨蹭，因为电话簿被一根绳子系在一张办公桌上，桌后面还坐着一位看守的老头。那是一个小邮局，但是来打电话的人却相当多。我在边上认真地翻看着电话簿，点了一根烟。当边上打电话的人挂下电话，我便拿起电话机，装出拨打的样子，而我的烟已经将系在桌边的绳子烧断了。我挂下电话，后面就有人接过我的话机。我继续翻看着电话簿，一边看一边悄悄地走开去，直到走出邮局，也没有人发现电话簿一直在我的手里，就这样被我带走了。我生怕被老头或其他人发现电话簿被偷，慌乱地跑到厕所，在那里撒了一泡尿。我站在小便池前面，心跳还在加速，我自以为聪明地想，若是被他们逮住，我可以说自己还没有离开，只是因为尿急，拿过来在厕所查看呢。
当我安全地回到旅馆，我的心里还在偷着乐，不知道那位看守的老人发现电话簿就在他的眼皮底下不翼而飞会怎样？
那时，每到一个地方，我都是这样偷的电话簿，无论是邮局，还是火车站的电话亭。每一本电话簿都像宝贝那样被守住，可是人们的内心又并不真正宝贝它，于是它就这样丢失，丢失在更需要它的人那里。
有了电话簿，我们连夜装信封，写上地址，贴上邮票。这样的工作量是巨大的，因为数百封业务信会写得人手痛。第二天，我将这些信送到邮局。我想象着这些信件像雪花一样飘散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而赫叔肯定在想象着钞票像雪花一样飘落在他的口袋。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还会想起白天偷电话簿时的情景，这时那种顽皮的恶作剧式的心情随着夜色消散了，留下的只有惶惑与内疚。也会想起那可怜的老头因为电话簿被偷而无辜被辞退的眼神，想起自己一旦被人发现偷东西而被逮进派出所，为了一本电话簿，那多不值得。难道我的青春，就是用偷電话簿这样的劣迹来填写履历吗？这时，我会惶恐起来，不安的心情像蚂蚁一样偷偷爬上我的枕头，让我在半夜奔逃的噩梦中惊醒。 16
赫叔说，不要告诉别人我们从哪里来。在我们推销的电器上，写的是上海的牌子。于是我们就冒充是上海人。可是在桂林，有一个经营一家小五金店的老板，是宁波人，他接到我们的业务信，竟兴致勃勃地来谈生意。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笔大买卖，他希望我们的产品能在他的柜台上出售。问题是，我们是流动的贩子，我们一出货，希望马上拿到现金，我们并不需要代销。那么他就必须从我们这里进货，还不能订货，我们的货一出手，就要马上走人，因为这东西，并没有我们自称的那样好。我们告诉他，我们的工厂很大，我们的供销经理很多，我们的业绩考察就是现场交易量，如果你要，我们可以按照批发价给你，比别人便宜一半。显然这位老板很高兴。在讨论价格的时候，他也许希望与我们拉近关系，听说我们是上海人，他高兴地说起上海话了，“阿拉侬”不绝于耳。我们经常出入上海，虽能大概听懂一些，尤其是走江湖的赫叔，可是上海话，你真叫他说，他半句也不会。但他还要装，普通话与温州话夹杂成上海话——他自以为是。宁波人傻着眼，一副无辜的样子。我只好说，我们不是上海人，我们在上海工作。赫叔连忙说，对对对，他在上海大学毕业，就留在了上海。天，我那时不仅没有考上大学，遑论上海大学毕业？我顿时傻了眼。事实上宁波人说的是宁波话，也不是地道的上海话，他也一样心虚，所以我们一边哈哈笑，一边就把生意定下了。当
他提走货的时候，赫叔大约正在盘算着几时消失。
赫叔与我在桂林待了没有多久，他就先行告退了，他自己跑去了柳州，把我一人扔在桂林应付局面。他走的时候还留下几个未完成的客户，是桂林下属县城的几个单位，他们都有意向购买我们的产品，现在我只需要上门推销，不必再发业务信等他们上钩了。所以我赶紧换了家旅店，免得那些已经购买的客户找上门来退货。我尤其害怕那个宁波人呢。
赫叔走的时候，留下了他在柳州的地址，并要求我将剩下的东西推销掉，然后在某日之前到柳州与他会合。
我孤身留在桂林，忽然之间我变得自由了，我可以自己安排时间，我自己决定买卖，俨然是一小老板了。但是寂寞与孤独又像虫豸一样悄悄爬上我的心头。头几天我还沉醉在自由的快乐里，很快我就思念起赫叔来了。
在旅店里，有一位与我年纪大约相仿的小姑娘，是服务员，每天总是细致地为我打扫房间。她有白皙的肌肤，一双细长的眼睛流露着清纯，温柔中透露着青春的遐想，柔和的话语温软地拂过我的心头。她对我有着一点好奇，也有几分钦佩的样子，她总是说，像你这样，年纪轻轻就出门闯荡，是有志气有胆识的表现，将来一定很有出息。这使我备受鼓励，我忽然之间释然，并不再为我的行骗一般的买卖而羞愧，我觉得我是在为将来的大事业而进行必要的实践。我为我的工作找到了动机，找到了充分的理由。每天我都盼着她的到来。我的心里想着她的名字：莫小小。我看着她整理我的房间，一边欣赏着她忙碌的身影，一边聆听着她温软的语音，很是满足。这大约是我的心中产生的第一次恋情，是荷尔蒙或力比多的第一次化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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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山水的美丽都在莫小小的眼睛里，除此之外，在我如此年轻的心里，还能有什么呢？对旖旎的风光，我竟然没有多少感受，这并不奇怪。我偷空走到象鼻岩，看那岩石般的山峰兀立在清澈的漓江中央，亦不觉得自然的造化有什么神奇，却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凑个热闹而已。我在石滩上租借了一件古代的戏装，戴上古人的帽子，顿时就像一个放荡的“狂生”，犹如戏文中戏弄良家女子的浪荡子，在象鼻岩前拍了一张照片，算是立此存照，或曰到此一游。漓江上还有戴着斗笠的渔夫，站在竹排上，肩上栖息着叼鱼的鸬鹚。
我还去了一趟芦笛岩，在巨大的溶洞中走了一走，一个人混在大群游客中，免费听取导游的解说。其实所有的解说都是千篇一律的。我一个人走在桂林的街头，在接下去的日子里，彻底成了无人关照的流浪儿。一个十九岁的轻薄的少年，在远离家乡的土地上游荡。
但我还要完成赫叔交给我的任务。按照赫叔给我留的地址，我坐了一趟车去阳朔。车沿着漓江，在漫天的灰尘中颠簸，路还没有修整，于是尤其辛苦。我以为阳朔是幽静而别致的，但是赶集的人流与嘈杂的环境，让我颇有些失望。我在阳朔没能卖出随身携带的机器。我给他们演示了一番，可是他们始终下不了决心。回来的时候我颇有些沮丧了，辛苦倘若能够换取成绩还好，可是我却是白跑了一趟。
第二天，我去了一个更远的地方，记得似乎是一家位于远郊的饲料厂。我沿着那条幽静的乡间小路一直走，手里提着漂亮的纸皮箱，里头装着饲料厂要的机器。天越来越阴沉，路越走越长，路上再也看不到人家了，只有田，只有树。可是那又怎样？我必须走到那该死的饲料厂。忘了究竟走了多久，我才到了那里。那是用砖砌成的一座平房，连着三间。我找到厂长，告诉他们我从哪里来，我皮箱里的机器就是他们几天前打过电话问询的，现在我提过来了，给你们演示一下。厂长冷漠而轻蔑地看了看我，说，不用了，我们不需要。我正还想说下去，他却让人将我直接轰了出去。
回来的路就更长了，我不知道走了多久，直到天黑。除了早餐，我一天没有吃东西，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饲料厂有那么遥远，而我的
身上只有几个乘公交车的硬币。当我终于走到一个有人家的门口，屋檐下亮着一盏灯，一位老太太在门口摆了一个小摊，卖点香烟。我向她问，有没有一点吃的，哪怕一碗粥。老太太眯眼看着我说，孩子，你从哪里来？我说，我从外地来，到前面的饲料厂去办事，走得好累。老太太蹒跚地走进屋里，真的为我打了一碗粥，她说，这是她为自己准备的晚餐呢。我说，那怎么行？她说，没事，孩子，我在家里，而你出门在外呢。我也就不管了，狼吞虎咽一般喝下那碗薄粥，那是我喝过的最好喝的粥啊。老太太一直微笑地看着我。当我喝完粥，我习惯性地抹抹嘴，轻易地说，要多少钱？老太太顿时黑了脸，摇着头说，我的粥不卖钱。我为自己的虚伪与油滑感到非常地惭愧，直说对不起。但这一声对不起能有什么作用呢？
我咬着牙回到旅店，汗流浃背，就像湿透了的猴子，被耍猴的人一阵鞭打后，躺倒在肮脏的水沟边一样。只是，那碗粥，讓我感到了人间的温暖，所有的屈辱在那一瞬间都释放了出来，我倒在床上，泪如雨下。这是我长大后第一次哭，也是唯一的一次，感到委屈。 第二天，却不见莫小小来打扫我的房间。我病倒在床上，真希望她的出现。或许奇迹就在她那里。只要她发现我是多么需要她，而她又发现我生病了对她来说是多么心疼的一件事，那么奇迹就会发生。可是她没有来上班。我想象着奇迹，就这样过了无聊而痛苦的一天，我再也待不下去了，桂林对我没有什么值得流连的。我决定提前去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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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山花烂漫的时节，我从桂林一路到柳州。记得柳州的街市热闹而喧嚣，我從柳宗元的祠堂前经过，只记得高大的门台像电影的镜头一样从我眼前一晃而过。在柳州，我没有停留，因为赫叔让我回一趟温州，将他在路上挣得的一大笔钱带回去交给他的妻子。而赫叔要去贵阳。赫叔在南方挣到了钱，也给了我一笔不菲的奖金。回温州照例要先到上海，然后从上海转乘大巴到温州。那时温州根本没有铁路，而公路是一直蜿蜒在重重山区，颠簸崎岖。
我有了钱。这是我第一次挣到近千元，此前我在税务所当临时工，一个月才有六十元。因此一下子我觉得自己就像衣锦还乡一般。在温州那几日，我每天与朋友们泡在舞场，我成了他们的大哥，因为我有钱埋单。那一年我还没过20岁生日，我喜欢舞场里打扮入时的女人们，尤其那些年轻的姑娘。我勇猛地邀请她们共舞，而内心却无比害羞胆怯，不敢与她们说话，更不用说调情。
我之所以写下前面的这些话，是因为在几天后，当我重返南国，在贵阳与赫叔会合后，居然有了一场美丽的艳遇。而那一场艳遇终于因为我的害羞而成为倏忽而去的一场梦。
在温州待了几天，我就按照赫叔的要求，去贵阳找他。
赫叔住在贵阳市中心的一家客栈，如今我早已忘了它的名字，但我仍然记得，那似乎是一家有些岁月的大宅子，门台倒有几分气魄，但里面已经破败。客栈中的女服务员都比较年轻，而我发现，客栈中住了很多温州人，都是一些小买卖人，也有在当地承包建筑项目的包工头。他们闲着无聊，就教客栈里的女服务员学说温州话，他们将温州话里的“我们交媾”解释成“你好”，将脏话“去你妈的”解释成“再见”，而那些贵州的女孩子一无所知，见到温州来的客人，就微笑着说：“我们交媾，我们交媾。”一脸认真。我刚进来的时候，就这样被吓了一跳。
我赶到贵阳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赫叔说，一起出去走走吧，顺便吃点消夜。贵阳的夜市看起来与温州一样热闹，这样的情景是我喜欢的。虽然我生性内向害羞，但我还是喜欢热闹。就在客栈的不远处，街的对面，有一家小排档，卖一些小点心。赫叔问：“你喜欢吃什么？”我怕辣的，就点了一碗甜的汤圆。赫叔点的什么，我就不记得了。我们找了一张小桌子，坐下来。这时赫叔看见了旁边的小桌子边，正坐了两个漂亮的女子，衣裳时髦，化着浓妆，看起来不像本地人。赫叔就
用温州话对我说：“你看，这两朵花儿倒挺漂亮的。”花儿是温州方言中的隐语，指的是妓女。我跟着“咦”了一声，表示赞同。这时这两朵花儿竟迎着我们看过来，其中一位看起来老练一点的，用温州话对我们说道：“勿懵讲，我们可不是花儿。”
赫叔虽然有些尴尬，但还是很快缓过来，热情地招呼她们说：“哎，都是温州人啊，我请客我请客。”两位女子倒是大方，在我们身边坐下来。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她们与我们住在同一家客栈，而赫叔竟从没有见过她们。
我已经忘了她们的姓名，但我记得她们是表姐妹。她们跟随各自的丈夫来到贵州。她们的丈夫就是包工头，她们租住的那家客栈，似乎是他们的中转站或总部所在，他们长期奔走在各个工地间，那家客栈只是他们经常歇脚的地方。
我们一起回客栈，其中那位老练点的，邀请我去她的房间坐坐。她的房间在走道另一边的尽头，难怪赫叔从没有遇见过她们了。我在她的房间坐了挺久，也就是聊天。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赫叔只管睡觉，他似乎早已忘了我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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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寂寞的，她的眼神有些哀怨。我至今还记得她的眼睛，那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她的眼睛会说话，她微笑的时候，是眼睛在微笑。但她说话时，那温柔的音调中却常常透着粗鄙的语言。
她向我数落着她丈夫的坏，具体地说就是，她的赚了很多钱的丈夫喜欢出去嫖娼，最严重的是有一次，一个妓女与别人合谋，设下圈套，想勒索她丈夫的钱财，结果，她的丈夫因此被揍得像熊猫一样回来。我相信她说的。
她说她并不在乎丈夫的行为，他玩他的，而她也要寻找自己的快乐。
她经常找我聊天，我不知道她将怎样寻找属于她自己的快乐。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她说的属于她的快乐就是我的存在，她要将我带进她的快乐世界，但她的话语总是止于暗示。而我始终没有明白，而且在她面前，我真的还有几分害羞。倒是赫叔看出点端倪，他告诫我说，你要小心。
在贵阳住了几天后，我换下身上的衬衣，在盥洗室准备清洗。她说：“你不要忙了，我来吧。”除了母亲，这是第一次有女人为我清洗衣服。我深受感动。现在我知道，她大约从来没有洗过衣服的。因为她将我的衬衣泡在热水中清洗，拧干后衣服皱得不成样子。客栈中又没有熨斗。她很抱歉地对我说，下次就不会这样糟糕了。
其实我没有太在意。一个轻率少年孤身在外，对身上不多的几件衣服哪有什么讲究，只是那皱巴巴的衬衣穿在身上，被赫叔笑话了好几次。
我明白她有几分在意我。但她的每一次暗示，我都没有彻底明白。20岁不到的我，属于特别不解风情的那一类。她也没有机会再给我洗衣服了，因为第二天，我们，赫叔与我，就离开了贵阳。
在以后的岁月中，我才慢慢地体会出她的那些暗示，她的幽怨的眼神，以及那眼神后面隐藏的欲望与激情。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她告诉过我她在温州的住址，说，她家的门面在那条巷子里是最气派的，而她家所在的那条巷子，离我家很近。但我从来没有再遇见她。
这就是贵阳与我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而这种接触却是发生在我与一位已婚的同乡少妇之间。它就像一阵轻风，从我身边轻轻吹过，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却又在我的心里留下特别的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