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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女神“爱的福”
1905年5月27日，复旦大学诞生。几个月后，严幼韵在天津出生。祖父严信厚曾是李鸿章的幕僚，后来经营实业，成为中国东南首屈一指的大商人。父亲严子均也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并且和严信厚一样热衷慈善。
严家虽然是典型的富豪之家，但同时也有浓郁的文化氛围，比如严幼韵的母亲就非常喜欢阅读，尤爱诗歌，枕边总是放着一本书。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严幼韵，有着传统大家闺秀的一面，更有着西式开化的做派。
她先是在14岁那年进入天津中西女中学习，后来举家迁回上海后，在1925年成为沪江大学首批女学生。因为感觉沪江大学校规太过严厉，1927年严幼韵转入复旦大学读大三。
1927年的中国正在经历大革命，复旦大学当时主要是学生自治。学生自治会决定招收女生，招生时，严幼韵就开着小车来报名。很快，严幼韵就成为复旦的焦点——这个开着小车到学校上课的美人，每天都要换一身旗袍。
随后，她就有了一个新的名字：爱的福。这是因为当时很多男学生都爱慕她，甚至每天到校门口，总有两个男同学站在门口来看看。但大家不知道她的名字，就按照她的汽车牌号称她为“84号小姐”。而一些男生就顺着英文“Eighty Four”的沪语发音故意将之念成“爱的福”。
严幼韵美丽本天成，但更为难能的是她的勤奋好学：在复旦短短两年，就修习了整整135个学分。
马尼拉中国外交官遗孀们的主事人
1929年，从复旦毕业后，严幼韵与年轻的外交官杨光泩结婚。一个是沪上名媛，一个是青年才俊，两家都家世显赫，自然引起了整个上海滩的瞩目。这场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的有上千人参加的婚礼，也成为旧上海繁华与摩登的缩影。
婚后不久，杨光泩奉国民政府派遣赴欧任职，作为外交官夫人的严幼韵自然也要一同前往。杨光泩能力出众，不断升职，1938年，他接受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的请派，以公使衔出任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为抗战募集捐款。
严幼韵明白自己所担负的责任，因此开始涉足社会活动。她被推选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菲律宾分会名誉主席，帮助开拓新的募捐渠道。从1940年到1941年，她们汇给国民政府的钱款是以往总和的十倍。在自传中，严幼韵对能为祖国的抗战出力感到快乐。
但这种快乐没能持续多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尽管马尼拉宣布成为开放城市，希望通过保证不抵抗即将到来的日军，能够避免更大的破坏，但是日军的轰炸并没有停止。
1942年，日军占领了马尼拉，并逮捕了杨光泩和其他七位领事官员。直到抗战胜利后，严幼韵才知道他们都已经牺牲。当时，日本宪兵司令要求杨光泩制定一个向华侨筹集2400万比索（约1200万美元）的计划，被杨光泩拒绝。“日本人知道自己的野蛮行径违反了国际公约，一直秘而不宣。”严幼韵在自传中说。
丈夫的“消失”，让外交官的太太们自动聚拢到严幼韵那里。一切都变得艰难起来：原有的房子都被日军查封，物资被没收。搬到老房子后人口激增，矛盾和争吵不断，期间还伴随着日军士兵耀武扬威。严幼韵瞬间从享受一切的阔太太变成了维系这个“共同体”的大总管，她带领女人们将草坪开垦成菜园，养鸡养猪，还要调节各方的矛盾。
和其他太太同样只有三十五六岁的严幼韵做得不错，日子终于趋于平静，家里有了弹钢琴和打桥牌的声音。2015年5月，《一百零九个春天：我的故事》在复旦大学举行首发式，在会上，她的二女儿杨雪兰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母亲是润滑剂，大家都爱她。我小时候没感到什么痛苦，只有爱。”
从联合国官员到顾太太
二战胜利后，严幼韵带着三个女儿回到了美国，之后进入了联合国礼宾司，成为联合国首批雇员。她的工作内容是所有有关礼仪方面的事宜：接待刚刚赴任的大使、安排他们递交国书，各国元首到访的迎送、清关、酒店和车队安排等。
在联合国工作的十三年间，严幼韵不仅在事业上取得了成绩，而且三个女儿学有所成，后来不仅在各自领域做出了成绩，而且还都建立了让人羡慕的家庭。长女杨蕾孟是资深编辑，经手出版了包括《基辛格回忆录》在内的250本书;次女杨雪兰，在1989年成为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历史上唯一的华裔副总裁;三女杨茜恩在房地产开发方面卓有成绩，但因病较早去世。
看到女儿们逐渐成长，组建家庭，严幼韵也终于可以放心地追求自己的晚年幸福了。回到美国后，顾维钧给了严幼韵很多支持和帮助，两人早有结婚打算。但当时顾维钧和黄蕙兰还没有离婚，尽管他们已经分居近二十年了。据严幼韵在自传中说，这是因为黄蕙兰舍不得大使夫人的头衔。直到1956年，顾维钧卸任台湾当局的“驻美大使”一职后，才终于办理了离婚手续，与严幼韵完婚。此后，两人相伴了18年，直到顾维钧去世。
朋友圈里的中国近现代史
两任丈夫都是民国杰出的外交官，加上自己本身又是热爱社交的名媛，这使得严幼韵拥有一个庞大的朋友圈。
随杨光泩到欧洲期间，严幼韵与蒋士云、贝祖贻夫妇，胡世泽、陈秀英夫妇，以及张福运夫妇，成了好友。蒋士云也是江南名媛，与张学良有过一段交往，后来嫁给了著名建筑师贝聿铭的父亲银行家贝祖贻。胡世泽是首位中国籍联合国副秘书长，张福运则是中国第一个留学哈佛的学者、中国现代法学家，曾担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海关总署署长、税务总署署长等重要职务。在欧洲期间，严幼韵还和黄蕙兰颇有交往。
在香港，宋子文夫人张乐怡成为了严幼韵的另一个闺蜜。而在马尼拉，除了菲律宾的政要外，美国麦克阿瑟将军和赵四小姐赵一荻也是聚会上的常客。待与顾维钧结合后，这位中国最著名的外交家的朋友圈自然也納入进来了。比如原中华民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等。
而在自传中，我们还能看到如民国古钱币收藏家张叔驯、荣氏家族的荣鸿三、孔祥熙女儿孔令仪、商人董浩云和他的儿子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上海银行老总朱如堂夫妇、徐志摩的原配夫人张幼仪、张幼仪的妹妹张嘉蕊、谭延闿的女儿谭端等等。这还没有算上两任丈夫的家族那边庞大的亲戚团。所以，透过严幼韵的朋友圈，如果我们仔细挖掘，几乎可以窥探到整个中国近现代史。
维系这样一个朋友圈，当然不能光靠牌局和派对，更重要的是严幼韵一直坚持的“惠及他人”的人生哲学。这种哲学甚至推展到严家、顾府的每一个佣人，他们都曾亲身体验过严幼韵式的体贴。
在过了百岁之后，老太太麻将打得越来越少了，但每年大大小小的派对必不可少。每次见人，她仍然是当初沪上大家闺秀的做派：要穿精心剪裁的旗袍，描红妆，洒香水，拢好头发，踩上高跟鞋才肯出现。
（摘自“澎湃新闻”）
1905年5月27日，复旦大学诞生。几个月后，严幼韵在天津出生。祖父严信厚曾是李鸿章的幕僚，后来经营实业，成为中国东南首屈一指的大商人。父亲严子均也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并且和严信厚一样热衷慈善。
严家虽然是典型的富豪之家，但同时也有浓郁的文化氛围，比如严幼韵的母亲就非常喜欢阅读，尤爱诗歌，枕边总是放着一本书。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严幼韵，有着传统大家闺秀的一面，更有着西式开化的做派。
她先是在14岁那年进入天津中西女中学习，后来举家迁回上海后，在1925年成为沪江大学首批女学生。因为感觉沪江大学校规太过严厉，1927年严幼韵转入复旦大学读大三。
1927年的中国正在经历大革命，复旦大学当时主要是学生自治。学生自治会决定招收女生，招生时，严幼韵就开着小车来报名。很快，严幼韵就成为复旦的焦点——这个开着小车到学校上课的美人，每天都要换一身旗袍。
随后，她就有了一个新的名字：爱的福。这是因为当时很多男学生都爱慕她，甚至每天到校门口，总有两个男同学站在门口来看看。但大家不知道她的名字，就按照她的汽车牌号称她为“84号小姐”。而一些男生就顺着英文“Eighty Four”的沪语发音故意将之念成“爱的福”。
严幼韵美丽本天成，但更为难能的是她的勤奋好学：在复旦短短两年，就修习了整整135个学分。
马尼拉中国外交官遗孀们的主事人
1929年，从复旦毕业后，严幼韵与年轻的外交官杨光泩结婚。一个是沪上名媛，一个是青年才俊，两家都家世显赫，自然引起了整个上海滩的瞩目。这场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的有上千人参加的婚礼，也成为旧上海繁华与摩登的缩影。
婚后不久，杨光泩奉国民政府派遣赴欧任职，作为外交官夫人的严幼韵自然也要一同前往。杨光泩能力出众，不断升职，1938年，他接受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的请派，以公使衔出任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为抗战募集捐款。
严幼韵明白自己所担负的责任，因此开始涉足社会活动。她被推选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菲律宾分会名誉主席，帮助开拓新的募捐渠道。从1940年到1941年，她们汇给国民政府的钱款是以往总和的十倍。在自传中，严幼韵对能为祖国的抗战出力感到快乐。
但这种快乐没能持续多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尽管马尼拉宣布成为开放城市，希望通过保证不抵抗即将到来的日军，能够避免更大的破坏，但是日军的轰炸并没有停止。
1942年，日军占领了马尼拉，并逮捕了杨光泩和其他七位领事官员。直到抗战胜利后，严幼韵才知道他们都已经牺牲。当时，日本宪兵司令要求杨光泩制定一个向华侨筹集2400万比索（约1200万美元）的计划，被杨光泩拒绝。“日本人知道自己的野蛮行径违反了国际公约，一直秘而不宣。”严幼韵在自传中说。
丈夫的“消失”，让外交官的太太们自动聚拢到严幼韵那里。一切都变得艰难起来：原有的房子都被日军查封，物资被没收。搬到老房子后人口激增，矛盾和争吵不断，期间还伴随着日军士兵耀武扬威。严幼韵瞬间从享受一切的阔太太变成了维系这个“共同体”的大总管，她带领女人们将草坪开垦成菜园，养鸡养猪，还要调节各方的矛盾。
和其他太太同样只有三十五六岁的严幼韵做得不错，日子终于趋于平静，家里有了弹钢琴和打桥牌的声音。2015年5月，《一百零九个春天：我的故事》在复旦大学举行首发式，在会上，她的二女儿杨雪兰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母亲是润滑剂，大家都爱她。我小时候没感到什么痛苦，只有爱。”
从联合国官员到顾太太
二战胜利后，严幼韵带着三个女儿回到了美国，之后进入了联合国礼宾司，成为联合国首批雇员。她的工作内容是所有有关礼仪方面的事宜：接待刚刚赴任的大使、安排他们递交国书，各国元首到访的迎送、清关、酒店和车队安排等。
在联合国工作的十三年间，严幼韵不仅在事业上取得了成绩，而且三个女儿学有所成，后来不仅在各自领域做出了成绩，而且还都建立了让人羡慕的家庭。长女杨蕾孟是资深编辑，经手出版了包括《基辛格回忆录》在内的250本书;次女杨雪兰，在1989年成为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历史上唯一的华裔副总裁;三女杨茜恩在房地产开发方面卓有成绩，但因病较早去世。
看到女儿们逐渐成长，组建家庭，严幼韵也终于可以放心地追求自己的晚年幸福了。回到美国后，顾维钧给了严幼韵很多支持和帮助，两人早有结婚打算。但当时顾维钧和黄蕙兰还没有离婚，尽管他们已经分居近二十年了。据严幼韵在自传中说，这是因为黄蕙兰舍不得大使夫人的头衔。直到1956年，顾维钧卸任台湾当局的“驻美大使”一职后，才终于办理了离婚手续，与严幼韵完婚。此后，两人相伴了18年，直到顾维钧去世。
朋友圈里的中国近现代史
两任丈夫都是民国杰出的外交官，加上自己本身又是热爱社交的名媛，这使得严幼韵拥有一个庞大的朋友圈。
随杨光泩到欧洲期间，严幼韵与蒋士云、贝祖贻夫妇，胡世泽、陈秀英夫妇，以及张福运夫妇，成了好友。蒋士云也是江南名媛，与张学良有过一段交往，后来嫁给了著名建筑师贝聿铭的父亲银行家贝祖贻。胡世泽是首位中国籍联合国副秘书长，张福运则是中国第一个留学哈佛的学者、中国现代法学家，曾担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海关总署署长、税务总署署长等重要职务。在欧洲期间，严幼韵还和黄蕙兰颇有交往。
在香港，宋子文夫人张乐怡成为了严幼韵的另一个闺蜜。而在马尼拉，除了菲律宾的政要外，美国麦克阿瑟将军和赵四小姐赵一荻也是聚会上的常客。待与顾维钧结合后，这位中国最著名的外交家的朋友圈自然也納入进来了。比如原中华民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等。
而在自传中，我们还能看到如民国古钱币收藏家张叔驯、荣氏家族的荣鸿三、孔祥熙女儿孔令仪、商人董浩云和他的儿子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上海银行老总朱如堂夫妇、徐志摩的原配夫人张幼仪、张幼仪的妹妹张嘉蕊、谭延闿的女儿谭端等等。这还没有算上两任丈夫的家族那边庞大的亲戚团。所以，透过严幼韵的朋友圈，如果我们仔细挖掘，几乎可以窥探到整个中国近现代史。
维系这样一个朋友圈，当然不能光靠牌局和派对，更重要的是严幼韵一直坚持的“惠及他人”的人生哲学。这种哲学甚至推展到严家、顾府的每一个佣人，他们都曾亲身体验过严幼韵式的体贴。
在过了百岁之后，老太太麻将打得越来越少了，但每年大大小小的派对必不可少。每次见人，她仍然是当初沪上大家闺秀的做派：要穿精心剪裁的旗袍，描红妆，洒香水，拢好头发，踩上高跟鞋才肯出现。
（摘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