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法西斯歌潮最早在中华大地兴起
　　1931年，日本侵略军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并很快占领了中国的东三省。张寒晖作词作曲的《松花江上》最早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罪行的血泪控诉：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了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歌声伤痛中带着悲愤，在长城内外迅速传唱开来，唤醒了人们抗击敌寇、保家卫国的激情。
　　除了控诉，更多的是中华民族怒吼的抗战歌声。如《救亡进行曲》（周钢鸣词，孙慎曲）：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锹刀枪，/走出工厂、田庄、课堂。/到前线去吧，/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大刀进行曲》（麦新词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牺牲已到最后关头》（麦新词，孟波曲）：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同胞被屠杀，土地被抢占，/我们再也不能忍受！《游击队歌》（贺绿汀词曲）：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面对凶残的敌人，中国人民没有低头，更没有被吓倒，而是进行拼死的战斗，表达了中国人民威武不能屈的英雄气概。
　　传唱最广也最激动人心的是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该曲最初只是一首电影插曲，但它那撼人心魄的内容和铿锵有力的旋律很快就响彻了大江南北。它体现了新的民族精神的觉醒，后来被选定为新中国的国歌。
　　仅就抗日救亡歌曲而言，中国的反法西斯歌曲的创作与流传要比西方国家早10多年。这些歌曲不仅在中国大陆传唱，而且在我国港澳台地区以及东南亚华侨中广为流传。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战争前线曾用他那浑厚的男低音唱过《义勇军进行曲》，可见中国抗战救亡歌曲在世界上的影响。
　　苏联卫国战争歌曲的大丰收
　　1941年—1945年的苏联卫国战争，苏联军队抗击了76%的纳粹陆军，最后攻克柏林，解放了东欧各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重要地位。战争期间，大批的文艺工作者创作了成千上万的歌曲，约4000多个军队文艺小分队到前线为战士演出。著名的苏军红旗歌舞团就是在战火中发展成长的。
　　在卫国战争前的1938年，著名诗人伊萨科夫斯基与作曲家勃兰切尔写了一首军旅情歌《喀秋莎》。歌曲塑造了一位美丽动人、被战士们喜爱、思念的姑娘形象，曲调优美，有俄罗斯民歌的味道：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尽管当时苏联尚未参战，但国际形势使作者在歌曲中增添了保卫祖国、维护和平的内容：驻守边疆年轻的战士，/心中怀念遥远的姑娘；/勇敢战斗保卫祖国，/喀秋莎爱情永远属于他。把爱情与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歌曲既有昂扬的战斗精神，又充满纯真的柔情，很快传唱流行开来。不少红军战士给“喀秋莎”写情书，表达自己的心愿。各地群众慰问部队也唱这首歌，于是《喀秋莎》走进了千家万户，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喀秋莎”，例如新发明的火箭炮也被喻为“喀秋莎”。作曲家查哈罗夫就写了一首《喀秋莎大炮》。在东欧，有些游击队以《喀秋莎》作为队歌；在意大利，全国都能听到这首歌。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入侵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四天后，由库马奇作词、亚历山大罗夫作曲的《神圣的战争》一歌传遍苏联的辽阔大地：起来，伟大的国家，/起来，做决死战！/要消灭法西斯强盗，万恶的匪帮。副歌是复调合唱：让正义的愤怒像巨浪滚滚沸腾，/进行人民的战争，神圣的战争。这首深沉雄壮的进行曲召唤和鼓舞着全体将士和全国人民投入了神圣的战争，并取得最后的胜利。
　　除战斗歌曲外，苏联艺术家还创作了一批表现红军战士美好情操的抒情歌曲，如作曲家索洛维约夫写的《海港之夜》表达了即将远航的水兵对祖国的一片深情；他写的《夜莺》中，以拟人的手法劝“夜莺”“千万别惊动士兵”，“让他们再睡一会儿吧”，传达出人们在战场上互相关爱的情怀。
　　卫国战争是苏联歌曲创作大丰收的年代，苏联国歌也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十月革命后，苏联一直以《国际歌》作国歌。在卫国战争伟大精神的激励下，1943年底，著名作曲家亚历山大罗夫用米哈尔科夫的词写出新国歌，1944年1月1日莫斯科电台首次播放，激发了全国军民的爱国热情和坚强斗志，它那宏阔的视野、雄壮的旋律、坚定的节奏，鼓舞人民奋勇向前。1989年苏联解体后，今天的俄罗斯仍将它作为国歌。
　　欧美国家的反法西斯歌曲
　　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肆虐欧洲。由于英法等国采取安抚德国的绥靖政策，因而在这些国家难以听到反法西斯的音乐。在巴黎，充斥着“侯爵夫人，一切都好”的靡靡之音。1939年9月，欧战爆发，英法奉行虽然宣战而不作战的“奇怪战争”政策，在军队中唱起了《杰出的法国人》等爱国歌曲，而整个社会的音乐氛围并没有改变。直到法国败降，英伦遭到狂轰滥炸，情况才发生转变。
　　在法国，掀起了人民群众参加的抵抗运动。于是，《内地军之歌》《法国高于一切》《巴黎是我们的》等有战斗内容的歌曲兴起了。《游击队员之歌》《你属于明天》等活泼欢快、乐观向上的歌曲在军民中广泛传唱。甚至英国的广播电台也不断地播放这些歌曲。在法西斯德国的轰炸下，伦敦大剧院继续演出有爱国主义歌曲的戏剧，鼓舞大众的斗志。
　　在美国，珍珠港事件后，反法西斯的音乐迅速兴起。由于军队中有很多黑人战士，所以反法西斯的黑人歌曲最先流行起来。如《诅咒希特勒》一歌中唱道：但愿老魔希特勒/一根绞索脖子绕/……可怜乖乖躺下去/叫他再也起不来。1942年，美国华纳影片公司以战时发生在非洲的一个爱情故事为题材，拍了一部电影《卡萨布兰卡》。影片放映不久，美军在北非登陆，为进军欧洲做准备。该片的插曲《卡萨布兰卡》迅速在美国社会和军营中流传。
　　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法国迎来了解放的日子，反法西斯的歌曲更加盛行，《军团之歌》《我把汽车换吉普》等各种题材的歌曲纷纷涌现。1944年8月25日巴黎获得解放，人们不仅高唱《马赛曲》等爱国歌曲，还唱出歌颂抗战领袖戴高乐的歌曲《光荣归于戴高乐》《献给戴高乐》等。为了欢迎美军的到来，群众还创作出《哈罗！欢迎你》等歌曲，献给美国友军。 　　反法西斯战争中奏响的音乐
　　世界反法西斯歌声使音乐艺术在战争中得到发展与升华。中国新音乐运动的进展就是明显的例证。20世纪初，中国开始从日本引进西洋音乐。1937年后，抗日救亡歌曲的汹涌澎湃使中国的新音乐运动迅速发展，并达到世界水平，代表人物就是冼星海。
　　1931年，冼星海赴法国留学。1935年回国后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写出了《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歌曲。他还深入抗日前线体验生活。他1938年冬到延安，1939年3月与诗人光未然（即张光年）合作，写完一部大型音乐作品《黄河大合唱》，它象征性地表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坚强的英雄气魄。该合唱在延安首演获得极大成功，很快传唱全国，成为我国音乐创作史上的里程碑，亦成为享有国际声誉的经典作品。
　　俄罗斯音乐自柴可夫斯基与里姆斯基之后，很少有交响乐作品的国际影响超过他们。这种情况到了卫国战争时期改变了。苏联作曲家在战争年代创作出30多部交响乐，其中最突出的是肖斯塔科维奇于1941年12月完成的《第七交响乐》，又名《列宁格勒交响曲》。列宁格勒这座英雄的城市在“二战”中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注目。希特勒重兵围困达18个月不能攻克。该城居民在炮声隆隆、饥寒交迫的情况下，仍坚持举行《第七交响乐》的音乐会。《第七交响乐》有四个乐章：《战争》《回忆》《广阔的土地》《胜利》，乐曲交织着苏联人民的欢乐与痛苦、胜利与决战、生与死的复杂心态，歌颂了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1942年3月5日首演，8月9日，在其诞生地列宁格勒再次演出，震惊了苏联和世界。该作品被传送到美国，仅1942年—1943年间就演出了62场。后来又在拉美、澳大利亚演出，欧洲的许多电台进行广播，在国际上有着广泛的影响。
　　战争使欧洲许多音乐家和艺术人才流亡美国，这种状况为音乐的新发展提供了新条件。奥地利音乐家勋伯格在20世纪初用了近12年的时间创立了“十二音音乐”，这是作曲技术与音乐美学领域的新创造。1933年，59岁的他来到美国，为了控诉法西斯专政，他将拜伦的诗《拿破仑颂》谱曲，矛头直指希特勒。接着，他创作了兼有朗诵、合唱与管弦乐的组曲《华沙幸存者》，痛斥法西斯暴行。他的弟子发展了“十二音音乐”技巧，使无调性音乐、偶然音乐等形式展现于世。
　　斯特拉文斯基是公认的现代派音乐大师，他生于俄国，长期侨居、活动在法国。1939年，他侨居美国，入美国国籍，在这里培养了许多现代派音乐的继承人。与此同时，形成于20世纪初、发源于美国黑人音乐的爵士乐在战争年代也有了大发展。战争造成生灵涂炭，社会矛盾深化导致人们心理的失望与失衡，进而产生了虚无主义、颓废主义的消极社会思潮。这种氛围很容易和宣泄放纵的“疯狂的摇滚”和迪斯科等现代派音乐一拍即合，从而助长了现代派音乐的进一步发展。“二战”使美国成为现代派音乐的中心。随着美军走向世界，这种现代派音乐也传播到全球。所以“二战”带给世界音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何全面总结将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