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佛教并非中国本土的宗教，其起源于印度。但是在中国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佛教仍旧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作为世界上古老的四大文明发源地之一，拥有悠久的历史，孕育出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同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其中佛教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关键词：佛教；魏晋南北朝；文化融合
统计数据显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约6亿信众，信众主要集中在东亚、南亚、东南亚地区。而在中国，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一直绵延至今。
那么，作为非本土文化的佛教是怎样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的呢？又是如何在与中国本土宗教的斗争中得以保存下来，最后融入到中国文化中的？在本文中，笔者将尝试就这一历史现象做出一些解释。
1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背景
关于佛教是如何如产生的，到底是如何传入中国的，这两个问题虽与本文有关，但是因为篇幅等问题，在此不做讨论。
在本文的开头已经提到过，佛教其实并不是中国本土宗教，而是一个外来宗教。佛教在东汉时期由印度传入中国。当时的中国，本土宗教的发展情况和同时期其他文明的本土宗教的发展情况有所不同，但是总体来说已经发展得较完善了。
当时的中国，本土宗教不是单一化的，而是以三大思想为主的，即以道教、儒教、玄学三大思想为主。这三大思想在当时来说其影响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发展时间、信众人数等各个方面相对佛教来说，都有相当雄厚的基础。上至皇亲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大多都信奉道教和玄学。道教和玄学也已经深入到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儒教的发展时间就玄学来说其实更长一些。它的发展主要是依赖于汉代统治者的大力推行，所以它的发展具有特殊性。但是就现实情况而言，其生命力之旺盛、影响之深，仍是十分可观的。
总的来说，佛教当时在中国的生存环境是很不乐观的。我们都知道宗教的传播其实是在传播一种世界观，所以当人类在信奉宗教的时候，就是在改变自己的世界观。佛教最开始在中国传播的时候，并没有足够的可供其发展的土壤和条件。当时的人们对于这个“全新”的宗教感到陌生，缺乏了解。而玄、道、儒在当时基本上是占据了人们思想的全部，更是成为统治阶级统治民众的重要手段之一。
笔者在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个问题，即关于本文中提到的“玄学”。魏晋玄学与发轫于两汉、魏晋时期的道教颇有渊源，他们都崇尚老庄。所不同的是，道教把“道”作为宇宙本体、万物规律，认为“道”是超越时空的神秘存在，并以“道”为基点建立起理论体系，老庄的神秘主义和养生思想所形成的得道成仙思想是道教的核心信仰。而玄学即“玄远之学”，它以“祖述老庄”立论，把《老子》《庄子》《周易》称作“三玄”。它是对《老子》《庄子》和《周易》的研究和解说，是中国魏晋时期到宋朝中叶之间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也可以说是道家之学的一种新的表现方式，故又有“新道家”之称。玄学是魏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的思想主流，玄学也是除了儒学外唯一被定为官学的学问。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佛教传播在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
2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播助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民族大融合产生，佛教经典被不断地翻译、传入，僧侣集团也越来越壮大。同时，在中国之后的经济历史中产生极其重要影响的经济类型——寺院经济，已经产生并逐渐壮大。佛教的发展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这样的发展现状固然与历代佛教传教士的努力有关，但这种井喷式的成长一定会涉及到一个重要的角色，那就是统治阶级。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先后出現了16个统治政权，其中大多数为少数民族，也就是所谓的“非正统中央王朝”。其中一些信仰佛教的少数民族政权深信“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并在其统治区内推行佛教，佛教因而异军突起、迅猛发展。由于他们的统治在事实上是不受到底层民众和文化人士的认同的，而佛教也不是中国原生的文化，也是一个外来文化输入，所以他们希望借助佛教来同本已生根的中原文化相抗衡，并达到维护统治的目的，因此借机大力扶持佛教。前秦、后秦统治者不惜派重兵分赴襄阳、龟兹，夺取、延请佛教高僧道安、鸠摩罗什来长安。而佛教自身能取得重大发展，也是因为佛教从一开始就自觉地依靠国家的扶持与政府的保护。东晋名僧道安大师说过：“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这是千余年来佛教与中国社会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正是这一原则，使佛教最终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变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
3 佛教得到承认的根本原因
只是在上层人士中推广能够让佛教发展到这一地步吗？答案显然是不能。在人类文明的各个社会中，基层民众永远是最广泛的基础。佛教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显然与基层民众的支持、信奉有着莫大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战乱最为频繁的一个时期。南北朝时期起自420年，结束于589年，共170年。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史书记载的战役有将近60次，平均每三年就有一次战争。而事实上，有些年份甚至一年内就会发生好几次战争。比如北周大象二年（580）六月至八月杨坚平尉迟迥之战、北周大象二年（580）八月至十月杨坚平王谦之战、北周大象二年（580）八月至十月利州之战、北周大象二年（580）八月武涉之战、北周大象二年（580）八月邺城之战、北周大象二年（580）八月梁郡之战、北周大象二年（580）八月金乡之战、北周大象二年（580）十月始州之战，这一年就发生了八次战争。战争本身的人口、财力等方面消耗，再加上所带来的附带伤害，对百姓基本生活的破坏之剧烈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少见的。社会动荡不安，无法较稳定地发展生产，百姓的物质需求无法被满足，不得不转而寻求精神上的庇护。而道教讲究的出世无为，儒学讲求的“礼乐”，此时都无法满足民众在精神上的需求。回过头再来看佛教，杀生是佛家第一大戒，“一阐提人皆有佛性”，在佛教教义中十恶不赦之人也是有佛性的。战争所带来的杀戮和附带的人口损伤，让民众的精神已经深陷入恐惧之中，这样的教义使民众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一缕救赎，逐渐地就会去相信。这样，也就为佛教的传播带来了社会基础。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寺院经济的产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寺院经济虽然一定程度上是依附于统治阶级的，但它又是独立于世俗之外的。南北朝时期动乱的社会局势，繁重的劳役、兵役使劳动人民纷纷涌入寺院，他们或者出家以避劳役，或将自己的田地献给寺院以避租税。这样一来，寺庙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实力，同时在社会基层中的传播速度也越来越快。当然，这也引起了统治者的不满，以致于衍生出后来的灭佛运动。但它为苦难的百姓提供庇护是不争的事实。
尽管如此，但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帝王又不得不违戒杀生，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甚至是统治阶级信奉佛法的障碍：如果奉佛得不到“福报”，那为什么要信奉呢？此时佛教又适时地进行了自我改进，以适应现实情况。在笼络住基层百姓的前提下，为了能被统治者所使用，他们将佛教的教义和儒学相融合，取长补短，使得佛教从一种出世的宗教变为一种入世的统治之术。吸收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来改造佛教，这也是借鉴之前统治者的经验。这样，佛教就具有了重大的社会作用。这种改变使得各个统治者对于佛教的态度不断亲近，进一步推动了佛教的发展。
4 结语
总而言之，佛教在魏晋南北朝的这种快速发展得益于当时的社会现状，与此相生相伴的就是佛教的中国化进程。为了适应当时的发展，也是为了适应魏晋南北朝这一特殊时期，佛教的中国本土化事实上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自己的生根发芽，而后日渐发展成为中国三大文化之一，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传教”。
关键词：佛教；魏晋南北朝；文化融合
统计数据显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约6亿信众，信众主要集中在东亚、南亚、东南亚地区。而在中国，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一直绵延至今。
那么，作为非本土文化的佛教是怎样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的呢？又是如何在与中国本土宗教的斗争中得以保存下来，最后融入到中国文化中的？在本文中，笔者将尝试就这一历史现象做出一些解释。
1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背景
关于佛教是如何如产生的，到底是如何传入中国的，这两个问题虽与本文有关，但是因为篇幅等问题，在此不做讨论。
在本文的开头已经提到过，佛教其实并不是中国本土宗教，而是一个外来宗教。佛教在东汉时期由印度传入中国。当时的中国，本土宗教的发展情况和同时期其他文明的本土宗教的发展情况有所不同，但是总体来说已经发展得较完善了。
当时的中国，本土宗教不是单一化的，而是以三大思想为主的，即以道教、儒教、玄学三大思想为主。这三大思想在当时来说其影响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发展时间、信众人数等各个方面相对佛教来说，都有相当雄厚的基础。上至皇亲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大多都信奉道教和玄学。道教和玄学也已经深入到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儒教的发展时间就玄学来说其实更长一些。它的发展主要是依赖于汉代统治者的大力推行，所以它的发展具有特殊性。但是就现实情况而言，其生命力之旺盛、影响之深，仍是十分可观的。
总的来说，佛教当时在中国的生存环境是很不乐观的。我们都知道宗教的传播其实是在传播一种世界观，所以当人类在信奉宗教的时候，就是在改变自己的世界观。佛教最开始在中国传播的时候，并没有足够的可供其发展的土壤和条件。当时的人们对于这个“全新”的宗教感到陌生，缺乏了解。而玄、道、儒在当时基本上是占据了人们思想的全部，更是成为统治阶级统治民众的重要手段之一。
笔者在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个问题，即关于本文中提到的“玄学”。魏晋玄学与发轫于两汉、魏晋时期的道教颇有渊源，他们都崇尚老庄。所不同的是，道教把“道”作为宇宙本体、万物规律，认为“道”是超越时空的神秘存在，并以“道”为基点建立起理论体系，老庄的神秘主义和养生思想所形成的得道成仙思想是道教的核心信仰。而玄学即“玄远之学”，它以“祖述老庄”立论，把《老子》《庄子》《周易》称作“三玄”。它是对《老子》《庄子》和《周易》的研究和解说，是中国魏晋时期到宋朝中叶之间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也可以说是道家之学的一种新的表现方式，故又有“新道家”之称。玄学是魏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的思想主流，玄学也是除了儒学外唯一被定为官学的学问。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佛教传播在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
2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播助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民族大融合产生，佛教经典被不断地翻译、传入，僧侣集团也越来越壮大。同时，在中国之后的经济历史中产生极其重要影响的经济类型——寺院经济，已经产生并逐渐壮大。佛教的发展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这样的发展现状固然与历代佛教传教士的努力有关，但这种井喷式的成长一定会涉及到一个重要的角色，那就是统治阶级。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先后出現了16个统治政权，其中大多数为少数民族，也就是所谓的“非正统中央王朝”。其中一些信仰佛教的少数民族政权深信“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并在其统治区内推行佛教，佛教因而异军突起、迅猛发展。由于他们的统治在事实上是不受到底层民众和文化人士的认同的，而佛教也不是中国原生的文化，也是一个外来文化输入，所以他们希望借助佛教来同本已生根的中原文化相抗衡，并达到维护统治的目的，因此借机大力扶持佛教。前秦、后秦统治者不惜派重兵分赴襄阳、龟兹，夺取、延请佛教高僧道安、鸠摩罗什来长安。而佛教自身能取得重大发展，也是因为佛教从一开始就自觉地依靠国家的扶持与政府的保护。东晋名僧道安大师说过：“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这是千余年来佛教与中国社会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正是这一原则，使佛教最终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变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
3 佛教得到承认的根本原因
只是在上层人士中推广能够让佛教发展到这一地步吗？答案显然是不能。在人类文明的各个社会中，基层民众永远是最广泛的基础。佛教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显然与基层民众的支持、信奉有着莫大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战乱最为频繁的一个时期。南北朝时期起自420年，结束于589年，共170年。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史书记载的战役有将近60次，平均每三年就有一次战争。而事实上，有些年份甚至一年内就会发生好几次战争。比如北周大象二年（580）六月至八月杨坚平尉迟迥之战、北周大象二年（580）八月至十月杨坚平王谦之战、北周大象二年（580）八月至十月利州之战、北周大象二年（580）八月武涉之战、北周大象二年（580）八月邺城之战、北周大象二年（580）八月梁郡之战、北周大象二年（580）八月金乡之战、北周大象二年（580）十月始州之战，这一年就发生了八次战争。战争本身的人口、财力等方面消耗，再加上所带来的附带伤害，对百姓基本生活的破坏之剧烈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少见的。社会动荡不安，无法较稳定地发展生产，百姓的物质需求无法被满足，不得不转而寻求精神上的庇护。而道教讲究的出世无为，儒学讲求的“礼乐”，此时都无法满足民众在精神上的需求。回过头再来看佛教，杀生是佛家第一大戒，“一阐提人皆有佛性”，在佛教教义中十恶不赦之人也是有佛性的。战争所带来的杀戮和附带的人口损伤，让民众的精神已经深陷入恐惧之中，这样的教义使民众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一缕救赎，逐渐地就会去相信。这样，也就为佛教的传播带来了社会基础。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寺院经济的产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寺院经济虽然一定程度上是依附于统治阶级的，但它又是独立于世俗之外的。南北朝时期动乱的社会局势，繁重的劳役、兵役使劳动人民纷纷涌入寺院，他们或者出家以避劳役，或将自己的田地献给寺院以避租税。这样一来，寺庙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实力，同时在社会基层中的传播速度也越来越快。当然，这也引起了统治者的不满，以致于衍生出后来的灭佛运动。但它为苦难的百姓提供庇护是不争的事实。
尽管如此，但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帝王又不得不违戒杀生，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甚至是统治阶级信奉佛法的障碍：如果奉佛得不到“福报”，那为什么要信奉呢？此时佛教又适时地进行了自我改进，以适应现实情况。在笼络住基层百姓的前提下，为了能被统治者所使用，他们将佛教的教义和儒学相融合，取长补短，使得佛教从一种出世的宗教变为一种入世的统治之术。吸收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来改造佛教，这也是借鉴之前统治者的经验。这样，佛教就具有了重大的社会作用。这种改变使得各个统治者对于佛教的态度不断亲近，进一步推动了佛教的发展。
4 结语
总而言之，佛教在魏晋南北朝的这种快速发展得益于当时的社会现状，与此相生相伴的就是佛教的中国化进程。为了适应当时的发展，也是为了适应魏晋南北朝这一特殊时期，佛教的中国本土化事实上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自己的生根发芽，而后日渐发展成为中国三大文化之一，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传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