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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FDI对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具有特别意义。对该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就FDI选择因素来说，东北三省具有较大的同质性，省际差异并不显著；区域层面上，该地区市场优势明显，但科技创新明显滞后，劳动力成本也较高；省际层面上，市场潜力、区位优势、劳动力成本等因素从正面影响着FDI布局，而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和基础设施滞后则是三省共同的不利因素。在省内层面上，辽宁具有市场优势但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劳动力成本较高；黑龙江较小的经济规模构成了FDI的严重制约，而吉林在各方面基本处于相对劣势情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东北振兴；老工业基地；FDI；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403．5 文献标识码：B
一、引言：FDI政策创新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
东北是中国主要的老工业基地，又是东北亚经济圈的核心区域，区位优势和战略地位不言而喻的。改革开放以来，该地区虽然发展较快，但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则迅速拉大，在全国总体经济中的地位也在降。以1992年价格为不变价格，在1993－2003年间，东北三省GDP占全国的比重从10．9%下降到10．2%。这种情况的发生，与国家的区域差异改革政策是分不开的。
理论分析表明， FDI（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弥补资本缺口提高投资质量（钱纳里和AM斯特劳特，1966）[1]、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王洛林、江小涓，2000）[2]、就业创造和贸易扩展（胡祖六，2004）[3]等渠道作用于中国的宏观经济增长。对东北地区来说，FDI方面的不足影响了经济快速发展，成为振兴的基本瓶颈之一。可以预测，就FDI的增长贡献来说，该地区也低于东部和全国平均水平。假设规模报酬不变，生产函数是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的，以Y表示产出，Kd、Kf和 L分别表示内资、FDI和劳动，At是技术水平。可设定双对数回归模型：
注：1.所有变量的显著性水平都低于1％。2.东部地区包括京、津。冀、鲁、苏、沪、浙、粤、闽、琼等十省（直辖市），中部地区是指豫、晋。鄂、湘、皖、赣六省，东北指辽、黑、吉，西部地区没有包括重庆的数据。
FDI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复杂的：FDI是经济发展的结果（J．H．Duning ,1981；T．Ozawa，1992）[4]，也是经济发展的原因。可以抛开因果检验，直接运用回归结果的判决系数判断FDI的增长效应：判决系数越大，表明FDI的增长效应越大，反之则反。由此推论，就FDI对增长的重要性来说，东北地区低于远低于东部平均水平，甚至低于中部地区。这充分表明，FDI影响了东北振兴。笔者试图在区域和省际两个层面上对其FDI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为该地区FDI战略转型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和经验支持。
二、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FDI大幅度涌入中国，且存在巨大的区域差异。对此，运用FDI区位选择理论的基本框架，国内学者从城市、省及城市三个层面对FDI选择因素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实证分析方面，刘荣添（2005）[5]和杨晓明（2005）[6]的研究颇具代表性。杨发现：中西部地区的FDI具有一定的聚集效应，其它因素如土地的机会成本、城市职工平均工资、交通、市场、教育等则没有统计上的规律性。一些文献（杨大楷，2005；江小娟，2002）也对FDI区域布局的动态变化也进行统计分析，其结论基本相似：中部FDI增速较快；西部增速变化较大，比重呈下降趋势；东部增幅下降但仍占绝对优势。杨大楷（2005）[7]和江小娟（2002）[8]等还对各地区FDI选择因素问题进行了定性分析。
在这些文献中，东三省是分裂的：辽宁被当成东部地区而黑龙江和吉林则纳入到中部地区。在国家实施东北振兴战略的今天，这种处理是不妥的。上述文献有技术方面的缺陷。比如说，杨（2005）和刘（2005）等使用的是面板数据，运用的方法却是古典回归。迄今为止，利用面板数据所要求的回归技术来分析东北FDI区域选择因素差异的研究还是空白。笔者在此对该问题做一基本分析：影响东北FDI布局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省际层面上，FDI选择因素在整体上是否存在实质性差异？东北三省各自的禀赋情况如何？
三、东北地区FDI的统计描述：总体地位的相对下降，省际差异较大
在1993－2003年间，东北FDI绝对量从17．8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33．36亿美元。在相对方面，则呈现下降趋势：在1993－2003年间，该地区FDI年均增长只有5．43％，虽高于西部，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7％）和东部地区（8．23％），更低于中部（9．7％）。在这期间，东北FDI占全国(为区域合计数，不含部门数－笔者注)比重从6．54％下降到6．03％，减少了0．5个百分点。尤其与中部地区相比，它面临着强烈的竞争压力：在1993－2003年间，中部FDI在全国的比重从6．7％提高10％，增加了3个百分点。在内部结构方面，东北地区FDI也是高度非均衡的（见表2）。
表2显示，FDI布局是严重两极分化的：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微不足道，辽宁却一支独秀。在样本年间，东北地区2/3以上的FDI流向了辽宁省。更令人担忧的是，在1993－2003年间，黑龙江和吉林分别下降了3．4个和9．7个百分点；与此相应，辽宁比重却上升了近14个百分点。这是统计发现。其中的机理有待于进一步的实证分析。
四、东北地区FDI：理论推导、模型设定、数据选取与实证分析
（一）理论推导、变量界定、数据选取与模型设定
一切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都对FDI施加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为使模型尽量简单化但又不失代表性，也考虑数据可获得性，却忽略了制度因素，主要选择要素、聚集效应和市场等经济指标。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以各地区职工的平均工资表示。土地级差地租主要源于区位，它对于出口导向的FDI来说具有较强敏感性，以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总值来表示区位和市场动机。在知识与技术方面，教育年限决定着人力资本存量，一些研究以研发经费作为度量科技进步的基本指标。在中国，大部分研发经费是事业费用，用于技术创新的比例并不很高。经费只是反映技术的投入，更重要的应是产出。我们以专利批准量来度量技术创新能力，以GDP表示市场规模。在外部性或溢出效应方面，它主要源于产业集群和基础设施状况。对于前者以FDI存量来表示，这意味着它存在路径依赖或自我增强效应。公共资本范围较广，也难以合成。有些研究（谢正勤，2003）以固定资产投资表示公共资本或基础设施。中国公共财政体系仍未建立，相当部分固定资产投资用于经济建设，以固定资产投资来代表基础设施是不妥的，笔者选取公路和铁路密度这两个指标。选取变量如表3。
得到基本数据之后，需要确定模型的数学形式及检验方法。根据FDI理论和我们对变量定义和选取，可对FDI设定简单的函数形式：
为对（2）式进行回归，设定双对数回归模型,即：
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时，需要对模型形式进行取舍和设定。面板数据的形式，根据扰动项性质的差异有基本模型（古典模型或合并模型），固定影响模型和随机影响模型等，具体形式是：
形式1：约束模型（或合并模型）
其中β′为行向量，表示各系数（含常熟项）；ln(X)为列向量，表示各解释变量或回归因子；ε为扰动项。在约束模型中，扰动项之间没有时间序列相关，没有组间异方差性和横截面相关性，常数项和斜率都是相同的。
形式2：固定影响模型
上述中，各变量斜率相同但常熟项不同的，跨单位的差异可由常数项的差异来表示，扰动项受单位（i）影响。如果把扰动项的下标变成时间t,模型则表示扰动项之间存在序列相关性。
形式三：随机影响模型
在随机模型中，扰动项既受单位影响，也与时间相关，也可能存在时间和单位的混合误差。对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严格地说，需要分别选取pool ols、fix effect model和random effect model等三种模型形式，并进行两两检验。笔者讨论影响FDI区域配置效率的地区差异问题，感兴趣的是横截面（区域层面上）的差异对扰动项的影响，所以主要在合并模型和固定模型之间进行选取。合并模型（pool ols）和固定模型的检验方法是F检验。F统计量的计算方法是：
其中R2 为判决系数，u为非约束模型，而p则表示合并或约束模型，n、K分别是单位和自变量个数。将F值与F临界值进行对比，便可对两个模型进行取舍。如果F统计量大于临界值，则拒绝原假设，选择固定影响模型；反之，则选择合并模型。
（二）实证分析：东北FDI选择因素整体判断
根据选取变量，运用总体数据对对东北地区的FDI选择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在总体上，选取的七个变量能够较好地解释。但铁路和公路里程，外资企业出口等因为都未能通过检验。令人惊讶的是，该地区的劳动力成本方面也没有优势，该变量竟然也未能通过检验。在技术方面，东北地区技术状况不利于吸收FDI。显然，虽然该地区制造业比较发达，但技术创新能力严重不足，从而制约了FDI的流入。在聚积效应方面，该FDI对该地区仍然处于比较摇摆的状况，路径依赖作用比较微弱。我们唯一感到欣慰的是，该地区广阔的市场前景对FDI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市场规模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使FDI增加8．77个百分点。
以上是东北地区FDI区位选择的整体情况。现在需要了解所选变量作为整体是否对各省FDI存在结构性差异。利用面板数据进行的约束回归（Pool OLS）结果是：
合并模型的结果比总体数据要理想许多。模型的总体解释力大93．5%，变量中除聚积效应之外，其余都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再进行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下：
模型
F统计值为1．7698，小于F0.05(2,23)=3.42F0.01(2,23)=5.66。东北三省虽然在FDI规模上面存在巨大差异，但就选取变量对模型的解释方面，不能拒绝原假设。也就是说，接受合并模型。这再次表明，东北三省不但具有文化的统一性，作为区域经济单元，其同质性是比较大的。
虽然东北三省具有较强的同质性，但分析一下三省各自FDI选择因素问题，对了解其中的细微差别，也是有必要的。对于分省数据，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表明，东北三省的禀赋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辽宁的市场潜力对外资有较大的诱惑力，但外资对该省仍然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犹豫，聚积效应竟然为负；而且，该省在技术创新方面也存在明显的劣势。黑龙江尽管FDI规模较少，但出现了宝贵的聚积效应，该省市场潜力对吸收FDI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吉林FDI规模非常有限，乃至所有变量都不具有较好的统计特性。
（三）模型分析
在总体上，东北地区作为一个区域经济体系，它在吸引外资方面的竞争力令人担忧：除具有市场潜力优势之外，其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科技创新能力较弱、劳动力成本较高、区位禀赋较差。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可能与该地区经济体制改革滞后，市场发育不足密切相关：非公有资本在进入基础设施领域受到较大的限制；企业研发投入不足，科技创新能力差；劳工用工制度中竞争机制尚未完善，职工工资刚性问题突出。
在省际层面上，我们选取的变量具有令人满意的解释力。省际层面上，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劳动力成本，区位等因素的作用非常重要。其中的机理是显而易见的：在区域内部，劳动力成本仍然是影响FDI省际布局的重要因素；区域也比较重要，尤其是辽宁因其有大连这样的港口城市而具有显著的区域禀赋；区域内部的聚积效应则表明，FDI主要集中于主要大连和沈阳等经济中心城市。在区位内部，技术对FDI的布局影响没有实质性影响，是因为FDI动机可能基于本地市场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对技术要需求不甚强烈；在铁路建设难以短期突破的情况下，公路尤其是高等级公路建设滞后不利于吸收FDI。
在省域内部，各地资源禀赋的差异是较大的。辽宁尽管在市场规模方面存在较大优势，但其科技创新能力令人担忧。可能是投资环境欠佳，该省在吸引战略性投资方面面临较大的挑战。黑龙江和吉林在总体上看，都没有什么竞争优势。
五、简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结合回归结果，可以较为谨慎的得到如下结论：FDI对东北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东北三省作为区域经济体系，其同质性是比较高的；该地区FDI无论在存量方面还是在增量方面，相对于中部地区来说，它都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就其禀赋来说，它面临着高劳动力成本、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等困难。在省际层次上，尽管三省的同构性较大，但差异还是存在：辽宁具有市场优势，但外资短期目的性较强，而且该省的科技创新能力明显不足。黑龙江的经济表现差强人意，对FDI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吉林的情况更令人担忧，不但FDI存量较少，而且在引资方面的竞争优势也非常不足。
在政策方面，根据分析结果，可在国家，区域和省际三个层面上给出我们的看法。就FDI配置布局来说，由于其产出弹性自动向西逐渐提高，国家实施均等的对外开放政策，引导外资更多的流入东部之外的地区，将对提高整个外资的产出水平，进而提升外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十分必要的。对国家的东北振兴政策方面，该地区的主要问题在于体制问题和投资环境，政策重点在于促进该地区培育市场机制。在省内，辽宁省要巩固吸收外资的成绩，最重要的是充分发挥其区域优势和市场优势，并提高科技创新，改善投资环境，改革工资劳动人事制度，从而增添劳动力优势。黑龙江省作为东北亚经济圈的核心区域，需要充分挖掘其区位优势，并克服市场规模等方面的劣势。吉林省的情况令人担忧，需要以吸收FDI为突破口，全面推进体制改革，使外资对其增长的应用作用得到发挥。
参考文献:
［1］ H· 钱纳里.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2］ 王洛林,江小娟.大型跨国公司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和经济国际化的影响（上）［J］.中国工业经济,2000（4）：5－12.
［3］ 王洛林,江小娟.大型跨国公司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和经济国际化的影响（下）［J］.中国工业经济,2000（5）：5－10.
［4］ 胡祖六.关于中国引进外资的三大问题［J］.国际经济评论，2004（2）：24－28.
［5］ J.H.Duning“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1981:23-34；T.Ozawa,“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1992（1）：43.
［6］ 刘荣添,林峰.我国东、中、西部外商直接投资( FDI)区位差异因素的Panel Data 分析［J］.数量技术经济研究，2005（7）:25－34.
［7］ 杨晓明.FDI区位选择因素研究——对我国三大经济圈及中西部地区的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2005（11）:98－107.
［8］ 商务部和中国社科院联合课题组.我国外商投资梯度转移问题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4（4）:5－12.
(责任编辑：吕洪英）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关键词： 东北振兴；老工业基地；FDI；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403．5 文献标识码：B
一、引言：FDI政策创新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
东北是中国主要的老工业基地，又是东北亚经济圈的核心区域，区位优势和战略地位不言而喻的。改革开放以来，该地区虽然发展较快，但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则迅速拉大，在全国总体经济中的地位也在降。以1992年价格为不变价格，在1993－2003年间，东北三省GDP占全国的比重从10．9%下降到10．2%。这种情况的发生，与国家的区域差异改革政策是分不开的。
理论分析表明， FDI（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弥补资本缺口提高投资质量（钱纳里和AM斯特劳特，1966）[1]、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王洛林、江小涓，2000）[2]、就业创造和贸易扩展（胡祖六，2004）[3]等渠道作用于中国的宏观经济增长。对东北地区来说，FDI方面的不足影响了经济快速发展，成为振兴的基本瓶颈之一。可以预测，就FDI的增长贡献来说，该地区也低于东部和全国平均水平。假设规模报酬不变，生产函数是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的，以Y表示产出，Kd、Kf和 L分别表示内资、FDI和劳动，At是技术水平。可设定双对数回归模型：
注：1.所有变量的显著性水平都低于1％。2.东部地区包括京、津。冀、鲁、苏、沪、浙、粤、闽、琼等十省（直辖市），中部地区是指豫、晋。鄂、湘、皖、赣六省，东北指辽、黑、吉，西部地区没有包括重庆的数据。
FDI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复杂的：FDI是经济发展的结果（J．H．Duning ,1981；T．Ozawa，1992）[4]，也是经济发展的原因。可以抛开因果检验，直接运用回归结果的判决系数判断FDI的增长效应：判决系数越大，表明FDI的增长效应越大，反之则反。由此推论，就FDI对增长的重要性来说，东北地区低于远低于东部平均水平，甚至低于中部地区。这充分表明，FDI影响了东北振兴。笔者试图在区域和省际两个层面上对其FDI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为该地区FDI战略转型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和经验支持。
二、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FDI大幅度涌入中国，且存在巨大的区域差异。对此，运用FDI区位选择理论的基本框架，国内学者从城市、省及城市三个层面对FDI选择因素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实证分析方面，刘荣添（2005）[5]和杨晓明（2005）[6]的研究颇具代表性。杨发现：中西部地区的FDI具有一定的聚集效应，其它因素如土地的机会成本、城市职工平均工资、交通、市场、教育等则没有统计上的规律性。一些文献（杨大楷，2005；江小娟，2002）也对FDI区域布局的动态变化也进行统计分析，其结论基本相似：中部FDI增速较快；西部增速变化较大，比重呈下降趋势；东部增幅下降但仍占绝对优势。杨大楷（2005）[7]和江小娟（2002）[8]等还对各地区FDI选择因素问题进行了定性分析。
在这些文献中，东三省是分裂的：辽宁被当成东部地区而黑龙江和吉林则纳入到中部地区。在国家实施东北振兴战略的今天，这种处理是不妥的。上述文献有技术方面的缺陷。比如说，杨（2005）和刘（2005）等使用的是面板数据，运用的方法却是古典回归。迄今为止，利用面板数据所要求的回归技术来分析东北FDI区域选择因素差异的研究还是空白。笔者在此对该问题做一基本分析：影响东北FDI布局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省际层面上，FDI选择因素在整体上是否存在实质性差异？东北三省各自的禀赋情况如何？
三、东北地区FDI的统计描述：总体地位的相对下降，省际差异较大
在1993－2003年间，东北FDI绝对量从17．8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33．36亿美元。在相对方面，则呈现下降趋势：在1993－2003年间，该地区FDI年均增长只有5．43％，虽高于西部，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7％）和东部地区（8．23％），更低于中部（9．7％）。在这期间，东北FDI占全国(为区域合计数，不含部门数－笔者注)比重从6．54％下降到6．03％，减少了0．5个百分点。尤其与中部地区相比，它面临着强烈的竞争压力：在1993－2003年间，中部FDI在全国的比重从6．7％提高10％，增加了3个百分点。在内部结构方面，东北地区FDI也是高度非均衡的（见表2）。
表2显示，FDI布局是严重两极分化的：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微不足道，辽宁却一支独秀。在样本年间，东北地区2/3以上的FDI流向了辽宁省。更令人担忧的是，在1993－2003年间，黑龙江和吉林分别下降了3．4个和9．7个百分点；与此相应，辽宁比重却上升了近14个百分点。这是统计发现。其中的机理有待于进一步的实证分析。
四、东北地区FDI：理论推导、模型设定、数据选取与实证分析
（一）理论推导、变量界定、数据选取与模型设定
一切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都对FDI施加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为使模型尽量简单化但又不失代表性，也考虑数据可获得性，却忽略了制度因素，主要选择要素、聚集效应和市场等经济指标。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以各地区职工的平均工资表示。土地级差地租主要源于区位，它对于出口导向的FDI来说具有较强敏感性，以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总值来表示区位和市场动机。在知识与技术方面，教育年限决定着人力资本存量，一些研究以研发经费作为度量科技进步的基本指标。在中国，大部分研发经费是事业费用，用于技术创新的比例并不很高。经费只是反映技术的投入，更重要的应是产出。我们以专利批准量来度量技术创新能力，以GDP表示市场规模。在外部性或溢出效应方面，它主要源于产业集群和基础设施状况。对于前者以FDI存量来表示，这意味着它存在路径依赖或自我增强效应。公共资本范围较广，也难以合成。有些研究（谢正勤，2003）以固定资产投资表示公共资本或基础设施。中国公共财政体系仍未建立，相当部分固定资产投资用于经济建设，以固定资产投资来代表基础设施是不妥的，笔者选取公路和铁路密度这两个指标。选取变量如表3。
得到基本数据之后，需要确定模型的数学形式及检验方法。根据FDI理论和我们对变量定义和选取，可对FDI设定简单的函数形式：
为对（2）式进行回归，设定双对数回归模型,即：
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时，需要对模型形式进行取舍和设定。面板数据的形式，根据扰动项性质的差异有基本模型（古典模型或合并模型），固定影响模型和随机影响模型等，具体形式是：
形式1：约束模型（或合并模型）
其中β′为行向量，表示各系数（含常熟项）；ln(X)为列向量，表示各解释变量或回归因子；ε为扰动项。在约束模型中，扰动项之间没有时间序列相关，没有组间异方差性和横截面相关性，常数项和斜率都是相同的。
形式2：固定影响模型
上述中，各变量斜率相同但常熟项不同的，跨单位的差异可由常数项的差异来表示，扰动项受单位（i）影响。如果把扰动项的下标变成时间t,模型则表示扰动项之间存在序列相关性。
形式三：随机影响模型
在随机模型中，扰动项既受单位影响，也与时间相关，也可能存在时间和单位的混合误差。对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严格地说，需要分别选取pool ols、fix effect model和random effect model等三种模型形式，并进行两两检验。笔者讨论影响FDI区域配置效率的地区差异问题，感兴趣的是横截面（区域层面上）的差异对扰动项的影响，所以主要在合并模型和固定模型之间进行选取。合并模型（pool ols）和固定模型的检验方法是F检验。F统计量的计算方法是：
其中R2 为判决系数，u为非约束模型，而p则表示合并或约束模型，n、K分别是单位和自变量个数。将F值与F临界值进行对比，便可对两个模型进行取舍。如果F统计量大于临界值，则拒绝原假设，选择固定影响模型；反之，则选择合并模型。
（二）实证分析：东北FDI选择因素整体判断
根据选取变量，运用总体数据对对东北地区的FDI选择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在总体上，选取的七个变量能够较好地解释。但铁路和公路里程，外资企业出口等因为都未能通过检验。令人惊讶的是，该地区的劳动力成本方面也没有优势，该变量竟然也未能通过检验。在技术方面，东北地区技术状况不利于吸收FDI。显然，虽然该地区制造业比较发达，但技术创新能力严重不足，从而制约了FDI的流入。在聚积效应方面，该FDI对该地区仍然处于比较摇摆的状况，路径依赖作用比较微弱。我们唯一感到欣慰的是，该地区广阔的市场前景对FDI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市场规模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使FDI增加8．77个百分点。
以上是东北地区FDI区位选择的整体情况。现在需要了解所选变量作为整体是否对各省FDI存在结构性差异。利用面板数据进行的约束回归（Pool OLS）结果是：
合并模型的结果比总体数据要理想许多。模型的总体解释力大93．5%，变量中除聚积效应之外，其余都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再进行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下：
模型
F统计值为1．7698，小于F0.05(2,23)=3.42F0.01(2,23)=5.66。东北三省虽然在FDI规模上面存在巨大差异，但就选取变量对模型的解释方面，不能拒绝原假设。也就是说，接受合并模型。这再次表明，东北三省不但具有文化的统一性，作为区域经济单元，其同质性是比较大的。
虽然东北三省具有较强的同质性，但分析一下三省各自FDI选择因素问题，对了解其中的细微差别，也是有必要的。对于分省数据，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表明，东北三省的禀赋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辽宁的市场潜力对外资有较大的诱惑力，但外资对该省仍然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犹豫，聚积效应竟然为负；而且，该省在技术创新方面也存在明显的劣势。黑龙江尽管FDI规模较少，但出现了宝贵的聚积效应，该省市场潜力对吸收FDI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吉林FDI规模非常有限，乃至所有变量都不具有较好的统计特性。
（三）模型分析
在总体上，东北地区作为一个区域经济体系，它在吸引外资方面的竞争力令人担忧：除具有市场潜力优势之外，其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科技创新能力较弱、劳动力成本较高、区位禀赋较差。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可能与该地区经济体制改革滞后，市场发育不足密切相关：非公有资本在进入基础设施领域受到较大的限制；企业研发投入不足，科技创新能力差；劳工用工制度中竞争机制尚未完善，职工工资刚性问题突出。
在省际层面上，我们选取的变量具有令人满意的解释力。省际层面上，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劳动力成本，区位等因素的作用非常重要。其中的机理是显而易见的：在区域内部，劳动力成本仍然是影响FDI省际布局的重要因素；区域也比较重要，尤其是辽宁因其有大连这样的港口城市而具有显著的区域禀赋；区域内部的聚积效应则表明，FDI主要集中于主要大连和沈阳等经济中心城市。在区位内部，技术对FDI的布局影响没有实质性影响，是因为FDI动机可能基于本地市场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对技术要需求不甚强烈；在铁路建设难以短期突破的情况下，公路尤其是高等级公路建设滞后不利于吸收FDI。
在省域内部，各地资源禀赋的差异是较大的。辽宁尽管在市场规模方面存在较大优势，但其科技创新能力令人担忧。可能是投资环境欠佳，该省在吸引战略性投资方面面临较大的挑战。黑龙江和吉林在总体上看，都没有什么竞争优势。
五、简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结合回归结果，可以较为谨慎的得到如下结论：FDI对东北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东北三省作为区域经济体系，其同质性是比较高的；该地区FDI无论在存量方面还是在增量方面，相对于中部地区来说，它都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就其禀赋来说，它面临着高劳动力成本、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等困难。在省际层次上，尽管三省的同构性较大，但差异还是存在：辽宁具有市场优势，但外资短期目的性较强，而且该省的科技创新能力明显不足。黑龙江的经济表现差强人意，对FDI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吉林的情况更令人担忧，不但FDI存量较少，而且在引资方面的竞争优势也非常不足。
在政策方面，根据分析结果，可在国家，区域和省际三个层面上给出我们的看法。就FDI配置布局来说，由于其产出弹性自动向西逐渐提高，国家实施均等的对外开放政策，引导外资更多的流入东部之外的地区，将对提高整个外资的产出水平，进而提升外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十分必要的。对国家的东北振兴政策方面，该地区的主要问题在于体制问题和投资环境，政策重点在于促进该地区培育市场机制。在省内，辽宁省要巩固吸收外资的成绩，最重要的是充分发挥其区域优势和市场优势，并提高科技创新，改善投资环境，改革工资劳动人事制度，从而增添劳动力优势。黑龙江省作为东北亚经济圈的核心区域，需要充分挖掘其区位优势，并克服市场规模等方面的劣势。吉林省的情况令人担忧，需要以吸收FDI为突破口，全面推进体制改革，使外资对其增长的应用作用得到发挥。
参考文献:
［1］ H· 钱纳里.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2］ 王洛林,江小娟.大型跨国公司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和经济国际化的影响（上）［J］.中国工业经济,2000（4）：5－12.
［3］ 王洛林,江小娟.大型跨国公司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和经济国际化的影响（下）［J］.中国工业经济,2000（5）：5－10.
［4］ 胡祖六.关于中国引进外资的三大问题［J］.国际经济评论，2004（2）：24－28.
［5］ J.H.Duning“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1981:23-34；T.Ozawa,“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1992（1）：43.
［6］ 刘荣添,林峰.我国东、中、西部外商直接投资( FDI)区位差异因素的Panel Data 分析［J］.数量技术经济研究，2005（7）:25－34.
［7］ 杨晓明.FDI区位选择因素研究——对我国三大经济圈及中西部地区的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2005（11）:98－107.
［8］ 商务部和中国社科院联合课题组.我国外商投资梯度转移问题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4（4）:5－12.
(责任编辑：吕洪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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