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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间，英国BBC中国编辑凯瑞·格雷西多次报道了重庆巫溪县白马村，原因是农民张啟彩身上吸引她的不仅有东方女性传统的勤劳和质朴，还有她不甘屈从命运的抗争精神。凯瑞持续十年用镜头关注着这个普普通通的中国朋友……
在过去十年里，英国BBC中国编辑凯瑞·格雷西（Carrie Gracie）多次报道了重庆巫溪县白马村，记录了它从一个小型的农村社区成功转型为现代化新城市的过程。为什么是巫溪？为什么是白马村？记者采访完故事的主人公—白马村村民张啟彩之后发现，一切其实挺偶然的。
凯瑞原本是张啟彩的洋雇主，张啟彩19岁离开重庆巫溪到千里之外的北京打工，在凯瑞家当保姆，一干就是十年，凯瑞至今仍习惯称呼她“小张”。
凯瑞第一次到小张的家乡，那时的白马村还是一个村庄，张啟彩也才30岁。由于两个孩子相继出生，她不得不留在了家乡，不能再去北京。
原本想去看望曾经在家里做过保姆的朋友，凯瑞走进了西部这个小村庄，职业的敏感让她一下子感受到了中国发展的脉搏。自此她开始记录这个山村的变化，让世界从一个地理坐标上看到了中国式发展的脉络。
“中国农村的变迁给了小张以解放和机遇，这是一个关于她生活变迁的故事，也是她的国家变迁的故事。”凯瑞在报道中这样写道……
离乡：
打工是惟一能改变命运的门路
当历史学家讨论中国如何从名不见经传，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时，他们会评估其对文化、思想、领导和全球化的影响。但他们又会如何评价那些亿万名试图离开农田、寻找不同命运的农民呢？ 他们会如何看待像张啟彩这样充满活力、试图做出自己选择的女性呢？
—凯瑞
张啟彩在重庆巫溪乡村度过了童年。在她的记忆里，19岁前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对她来说，乡村的生活毫无生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她至今记得，刚学会走路不久就开始帮家里干农活。
“我妈妈经常生病，我是家里最大的，经常要帮忙喂猪、下地干活、照顾弟弟妹妹。”张啟彩像讲故事一样告诉记者，“去学校要走四十分钟，没有人关心我读书。我刻苦学习，成绩也不错，但晚上干完活后我才能看书，经常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那些年兴起一股民工潮，看到外出打工的村民为家里寄钱回来，11岁那年小学毕业，她便辍学决意要去北京打工，遭到母亲的竭力反对，把她买好的火车票又退了。在白马村祖辈的眼里，女孩子应该待在家里，等着结婚成家生子。
张啟彩不甘于这样的命运，她执意要离开家乡。
随着沿海经济的快速发展，招工者四处寻找着廉价劳动力。对张啟彩来说，打工是当时惟一能够改变命运的机遇。
1994年，19岁的张啟彩终于背着行囊来到了北京，做了一名保姆。
“凯瑞是我的第三个雇主。”张啟彩说。
她在北京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给一家老人做饭。一年后，她受雇于凯瑞的中国公婆（凯瑞的丈夫为中国人），同时照顾着两位老人。有一年，凯瑞在英国生完孩子，带孩子来中国看望公婆，对勤快直爽的小保姆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她回去就跟丈夫说，能不能把“小张”叫到我们这边来？
“我是1974年生的，凯瑞也属虎，比我大一轮。她一半时间在北京，一半时间在英国。”看得出张啟彩也颇为喜欢凯瑞。
张啟彩在凯瑞家工作了很多年，虽身份悬殊，但彼此却成了十分信赖的朋友。“可能就是缘分吧。凯瑞先后雇过几个保姆，但她仅把我带去英国。”
张啟彩跟着凯瑞到英国打了几年“洋工”，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学会了简单的英语，也去过英国的农村。“英国的农村地多人少，跟城市没多大的区别。”这是她印象最深的地方。
“老板愿意帮我们拿绿卡把孩子送到英国，可是我老公文化程度低，家里又有残废的妈妈，九十多岁的爷爷，他不愿意去。我怀了孩子，他不去的话，凯瑞和她的丈夫也不敢承担风险，所以我在英国待到怀孕六个月才回到家乡。”
那些年，白马村的年轻人和张啟彩一样从村里消失了，年轻力壮的年轻人纷纷前往沿海城市打工赚钱。
张啟彩告诉记者，现在家里的三层小楼，是她用十年打工赚的钱盖起来的。房子比邻居家盖的都高，外表贴着白色瓷砖。“我们结婚后修了这个房子，房子很大，村里人都羡慕我。”
2005年，凯瑞第一次来到张啟彩家，那时的白马村仍然与几十年前没多大变化。农民在小块土地上手工劳作，靠种地、喂猪和养蚕赚点微薄收入。刚满30岁的张啟彩有了一双儿女，女儿洋洋在她身边玩耍，儿子沛沛抱在怀里，身后是层层梯田和云雾缭绕的山峦。
如今的张啟彩显然已无法适应农村的生活，在接受凯瑞采访时她坦言：“外面的世界让我大开眼界，我现在知道城里人的生活，再也不想回到父母那样的生活状态，也不想让我的孩子过那样的生活。只要我的孩子能过得开心、过得好，就算累死我也愿意。”
“白马村是被遗忘的地方，是落后中国最贫穷的角落之一。”真正走进这个村庄，凯瑞才理解和“小张”一样涌向城市的数亿农民工，以及他们想改变的迫切愿望。
返乡：
她又被拴在了这片土地上
没有什么比妇女们的抱负更能展现中国所经历的变化了。对小张来说，努力奋斗就像呼吸一样自然……这样的妇女一直顶着山里的半边天，她们的斗志、决心和精力正改变着中国。
—凯瑞
回到家乡，张啟彩发现白马村还是过去的老样子。老城巴掌大的地方没什么工作机会。挖地、种菜、养猪，又成了她的职业。“那是一件辛苦却回报少的事。”在大城市打工多年后她得出这样的结论。
两个孩子相继出生，她不得不把自己再次拴在了白马村。
2006年，凯瑞第二次到巫溪采访张啟彩时，发现她开始反抗命运。“一天晚上，我们看着她喂猪、给家里做饭，然后在夜色来临时抱着儿子，女儿则在前面蹒跚地走着，上山回到娘家。她准备战斗一场，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白马村地处狭窄的河谷，被群山包围。张啟彩的母亲年轻时就身体虚弱，有严重的呼吸疾病，经常需要卧床休息。尽管家境还算可以，但只能下嫁他人。
在山区，下嫁则意味着“往上走”，即离开肥沃的河谷，嫁到环境更加恶劣的山上去。她生了四个孩子，夭折了一个。几十年里，日子一直过得十分窘迫。“母亲从未离开过白马村，每年春天种玉米和红薯，秋天种麦子和油菜，为供养儿子，她几乎倾注了全部心血。”
两个女儿出嫁后，她独自在山上生活，丈夫也加入了民工潮，外出努力挣钱供惟一的儿子上大学。
“这个家庭竭尽全力地提供儿子需要的一切，甚至以牺牲女儿的利益为代价。”凯瑞看到这种差别，便理解了张啟彩的抗争注定面临的是失败。
2006年，凯瑞记录了母亲和女儿的那次争吵：
“妈，你就帮帮忙吧！ 现在我在家带孩子，种地、养猪、养蚕，一年赚不了多少钱。你不觉得，我们该改变这种生活吗？”张啟彩想把怀里抱着的儿子和3岁的女儿留给母亲，像结婚前一样去做保姆，这样能多挣些钱，自己的孩子也要养啊。
“你的儿子女儿太小，和你分开怎么办？你怎么不听话呢？”母亲不为所动。
“我现在就是想出去打工挣钱，维持这个家里的生活，你总是要我待在这里，苦苦地辛苦。”张啟彩最终无奈地叹息道。
这样的争吵并不鲜见。
在拍摄的十年里，凯瑞只遇见过张啟彩的丈夫龙江泽两次。他在北京一家化工厂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
作为夫妻，他们一度很生疏，从结婚到孩子出生、长大，他们都没有机会彼此熟悉。
26岁时，张啟彩回家过年，受不了家里的压力，加上被龙江泽多年的等待所打动，同意嫁给了他。“我在北京打工时，龙江泽帮了我家不少忙。”
结婚后，龙江泽汇入了外出打工的潮流，似乎没有争论的余地，只有春节期间能回家待几周。聚少离多的日子，让女儿洋洋对自己的爸爸都感到陌生。
“孩子还很小，我根本不想走。儿子出生时我也不在身边。”龙江泽喃喃说。
每年过年回家时，走与留的问题都会重新迸发出来：
“现在还不出去使劲做，我们怎么能维持生活？”
“我们不能这样下去，小孩还小。”
“那你说怎么办吧。”
“回来干，别出去了。”
“那我就没话跟你说了。我就出去，你就在家。”
“你走吧，大门给你敞开着的。”
每一年的结果都差不多，张啟彩没有走，龙江泽也没有回家。这种婚姻的僵局一直持续着。
张啟彩告诉记者，儿子刚满四岁时，突然得了一场罕见的重病，那段时间她非常难熬。“他在北京打工，母亲从小身体不好，婆婆也是残疾人，还有个正上幼儿园的女儿。她从小上幼儿园都是自己去自己回，要走几十分钟的路。我都没办法接送。”
凯瑞第一次拍摄洋洋自己去幼儿园时，她仅4岁，卡车、摩托、汽车与她擦身而过，看着让人揪心。张啟彩无奈地告诉凯瑞：“洋洋需要锻炼。”
改变：
在城市化的洪流中，向前
当小张与家人在为工作和抚养孩子争吵时，白马村的村民则在房子、土地和孩子读书问题上与地方政府掐架。城市在扩张，白马村在消失。高楼、高速路、餐馆和酒吧等等，中国的现代化迅速逼近这个谷地。
—凯瑞
几年后，随着城市建筑逼近张啟彩家的三层小楼，她开始靠租房挣钱。
后来政府征用了她家的地，她拿到了赔偿金，头也不回地在新城的法院做起了清洁工，并得到管理方的信任，担当起了保洁员的管理工作。
在城镇化的召唤下，她的丈夫也回来了，和她一起在法院做起了清洁工。2015年，凯瑞发现张啟彩终于露出了轻松的笑容。
丈夫龙江泽很高兴能回到家里，在家门口找到这么一份工作。如今12岁的洋洋不需要父母辅导作业，一直是尖子生和班干部的她，升入初中后的学习压力，让她颇感难以适应。
凯瑞记得洋洋8岁时曾对她说，自己也不知道是否希望爸爸能永久回来，因为她的父母经常在电话上吵得很凶。
凯瑞第一次见到洋洋时，她只有一岁，像村里的其他孩子一样，被严严实实地裹着躺在地头，看着妈妈在梯田里耕作。再次见到她时，3岁的洋洋已经在稻田里学着锄草。“她总在看、总在学，向家里的两个有坚强毅力、牺牲自我的女性学习。 ”凯瑞写道。
4岁时洋洋开始自己走路上学，凯瑞记得她曾听到龙江泽从工厂打来电话，对洋洋说：只有努力学习爸爸才会回来看她。
现在洋洋在最好的中学读书，她喜欢一家人在一起的感觉。“爸爸妈妈的关系好很多。以前吵架总是关于钱，但现在我们也够用了。他们经常在外面忙，没时间陪我们。但那天他们都有空，花了一整天陪我和弟弟去公园，那是我最高兴的一天。”
因为长期两地分居，导致很多农民工的婚姻濒临崩溃。但张啟彩说他们从没有这个问题：“我们也吵，对事情看法不一样。我觉得人要努力才能进步；但他觉得，只要能活够用就行了。”
凯瑞记录到：十年来，我们见证了这个村庄变成城市，这种转变在中国成百上千的村庄里上演，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也是以发展的名义进行的信念上的飞跃。
2016年3月，张啟彩在巫溪新城法院已经做了五年清洁工。“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过去的农田变成了新城，给我们带来了就业的机会，孩子们的学校也盖了新的。”
自2005年起，凯瑞多次来巫溪看望并跟踪采访张啟彩一家。她的采访是获得巫溪外事部门和公安部门同意的，全程有专人陪同接待。
“第一次从电视上看到自己，觉得好丑，老实巴交的，有点害羞的感觉。”张啟彩笑着说。
巫溪新城的建设占了三个村的土地，白马村是其中之一。很多地方至今仍在开发建设。张啟彩和丈夫也早已转成了城镇户口，参加了城镇职工的养老统筹。
“从我懂事起就一直在做事，没有停歇。不像有些得到了土地补偿款的村民，天天打牌无所事事。这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吧。凯瑞也问过这个问题，什么时候该歇下来？跟其他人一样跳跳舞逛逛街。我说可能要等到老了吧。可等我老了，有了孙儿还得帮忙，一辈子都得忙，人生在世恐怕就得做事吧。”张啟彩感叹中带着十足的满足感。
习惯了省吃俭用的张啟彩，去年才下了决心买了智能手机。“不怕你笑话，我们一家都没拍过全家福。我只考虑要把孩子培养的比我好，所以得使劲挣钱，两个孩子将来的开支真不简单。”
法院的清洁工作从早上的七八点要忙到晚上九十点。中途可以回家给孩子们做饭。“我一边做清洁工作，外面有活，我也坚持去做，所以不能像其他家长把孩子照顾的那么好。顾了孩子就挣不了钱，挣了钱就顾不了孩子。”
在半山腰父母的家里，张啟彩弟弟仍是这个家庭关注的焦点。一家人为资助他读书，所付出的艰苦劳作终有了回报。如今他在一个大城市做土木工程师的工作。
凯瑞记得十年前的白马村，到处是绿油油的稻田。那时的张啟彩还在抱怨变化来得太慢了。但2015年她再次来时却发现，白马村已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新城。
“白马村原来没有一栋楼房，都是地，现在变成了一个城。”张啟彩回忆过去的一切，似也如同一场梦，她说至今一点也不怀念过去的生活。
凯瑞用十年时间记录了这个中国朋友的生活变迁，也记录了这个贫困的山村如何变成一座漂亮的城镇。她惊异于这种速度，为自己的纪录片起名为《世界上变化最快之地—白马村的故事》。
她在简介中写道：十年前，白马村成了人类历史最大的城市化进程的一个小部分。中国政府决定让5亿农民成为城镇居民消费者。这个计划的规模是如此的大，速度是如此的快，你在地球的其他地方根本是难以想象的……
张啟彩告诉记者，所有的变化是从女儿诞生那年开始的。那一年政府开始征地，一年后，儿子诞生，筑路工来到白马村，很快就将这里与现代世界连接了起来，城镇化让我不必再走天涯。
（本文采写过程中参考了Carrie Gracie《白马村的女人》，特此致谢！）
在过去十年里，英国BBC中国编辑凯瑞·格雷西（Carrie Gracie）多次报道了重庆巫溪县白马村，记录了它从一个小型的农村社区成功转型为现代化新城市的过程。为什么是巫溪？为什么是白马村？记者采访完故事的主人公—白马村村民张啟彩之后发现，一切其实挺偶然的。
凯瑞原本是张啟彩的洋雇主，张啟彩19岁离开重庆巫溪到千里之外的北京打工，在凯瑞家当保姆，一干就是十年，凯瑞至今仍习惯称呼她“小张”。
凯瑞第一次到小张的家乡，那时的白马村还是一个村庄，张啟彩也才30岁。由于两个孩子相继出生，她不得不留在了家乡，不能再去北京。
原本想去看望曾经在家里做过保姆的朋友，凯瑞走进了西部这个小村庄，职业的敏感让她一下子感受到了中国发展的脉搏。自此她开始记录这个山村的变化，让世界从一个地理坐标上看到了中国式发展的脉络。
“中国农村的变迁给了小张以解放和机遇，这是一个关于她生活变迁的故事，也是她的国家变迁的故事。”凯瑞在报道中这样写道……
离乡：
打工是惟一能改变命运的门路
当历史学家讨论中国如何从名不见经传，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时，他们会评估其对文化、思想、领导和全球化的影响。但他们又会如何评价那些亿万名试图离开农田、寻找不同命运的农民呢？ 他们会如何看待像张啟彩这样充满活力、试图做出自己选择的女性呢？
—凯瑞
张啟彩在重庆巫溪乡村度过了童年。在她的记忆里，19岁前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对她来说，乡村的生活毫无生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她至今记得，刚学会走路不久就开始帮家里干农活。
“我妈妈经常生病，我是家里最大的，经常要帮忙喂猪、下地干活、照顾弟弟妹妹。”张啟彩像讲故事一样告诉记者，“去学校要走四十分钟，没有人关心我读书。我刻苦学习，成绩也不错，但晚上干完活后我才能看书，经常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那些年兴起一股民工潮，看到外出打工的村民为家里寄钱回来，11岁那年小学毕业，她便辍学决意要去北京打工，遭到母亲的竭力反对，把她买好的火车票又退了。在白马村祖辈的眼里，女孩子应该待在家里，等着结婚成家生子。
张啟彩不甘于这样的命运，她执意要离开家乡。
随着沿海经济的快速发展，招工者四处寻找着廉价劳动力。对张啟彩来说，打工是当时惟一能够改变命运的机遇。
1994年，19岁的张啟彩终于背着行囊来到了北京，做了一名保姆。
“凯瑞是我的第三个雇主。”张啟彩说。
她在北京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给一家老人做饭。一年后，她受雇于凯瑞的中国公婆（凯瑞的丈夫为中国人），同时照顾着两位老人。有一年，凯瑞在英国生完孩子，带孩子来中国看望公婆，对勤快直爽的小保姆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她回去就跟丈夫说，能不能把“小张”叫到我们这边来？
“我是1974年生的，凯瑞也属虎，比我大一轮。她一半时间在北京，一半时间在英国。”看得出张啟彩也颇为喜欢凯瑞。
张啟彩在凯瑞家工作了很多年，虽身份悬殊，但彼此却成了十分信赖的朋友。“可能就是缘分吧。凯瑞先后雇过几个保姆，但她仅把我带去英国。”
张啟彩跟着凯瑞到英国打了几年“洋工”，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学会了简单的英语，也去过英国的农村。“英国的农村地多人少，跟城市没多大的区别。”这是她印象最深的地方。
“老板愿意帮我们拿绿卡把孩子送到英国，可是我老公文化程度低，家里又有残废的妈妈，九十多岁的爷爷，他不愿意去。我怀了孩子，他不去的话，凯瑞和她的丈夫也不敢承担风险，所以我在英国待到怀孕六个月才回到家乡。”
那些年，白马村的年轻人和张啟彩一样从村里消失了，年轻力壮的年轻人纷纷前往沿海城市打工赚钱。
张啟彩告诉记者，现在家里的三层小楼，是她用十年打工赚的钱盖起来的。房子比邻居家盖的都高，外表贴着白色瓷砖。“我们结婚后修了这个房子，房子很大，村里人都羡慕我。”
2005年，凯瑞第一次来到张啟彩家，那时的白马村仍然与几十年前没多大变化。农民在小块土地上手工劳作，靠种地、喂猪和养蚕赚点微薄收入。刚满30岁的张啟彩有了一双儿女，女儿洋洋在她身边玩耍，儿子沛沛抱在怀里，身后是层层梯田和云雾缭绕的山峦。
如今的张啟彩显然已无法适应农村的生活，在接受凯瑞采访时她坦言：“外面的世界让我大开眼界，我现在知道城里人的生活，再也不想回到父母那样的生活状态，也不想让我的孩子过那样的生活。只要我的孩子能过得开心、过得好，就算累死我也愿意。”
“白马村是被遗忘的地方，是落后中国最贫穷的角落之一。”真正走进这个村庄，凯瑞才理解和“小张”一样涌向城市的数亿农民工，以及他们想改变的迫切愿望。
返乡：
她又被拴在了这片土地上
没有什么比妇女们的抱负更能展现中国所经历的变化了。对小张来说，努力奋斗就像呼吸一样自然……这样的妇女一直顶着山里的半边天，她们的斗志、决心和精力正改变着中国。
—凯瑞
回到家乡，张啟彩发现白马村还是过去的老样子。老城巴掌大的地方没什么工作机会。挖地、种菜、养猪，又成了她的职业。“那是一件辛苦却回报少的事。”在大城市打工多年后她得出这样的结论。
两个孩子相继出生，她不得不把自己再次拴在了白马村。
2006年，凯瑞第二次到巫溪采访张啟彩时，发现她开始反抗命运。“一天晚上，我们看着她喂猪、给家里做饭，然后在夜色来临时抱着儿子，女儿则在前面蹒跚地走着，上山回到娘家。她准备战斗一场，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白马村地处狭窄的河谷，被群山包围。张啟彩的母亲年轻时就身体虚弱，有严重的呼吸疾病，经常需要卧床休息。尽管家境还算可以，但只能下嫁他人。
在山区，下嫁则意味着“往上走”，即离开肥沃的河谷，嫁到环境更加恶劣的山上去。她生了四个孩子，夭折了一个。几十年里，日子一直过得十分窘迫。“母亲从未离开过白马村，每年春天种玉米和红薯，秋天种麦子和油菜，为供养儿子，她几乎倾注了全部心血。”
两个女儿出嫁后，她独自在山上生活，丈夫也加入了民工潮，外出努力挣钱供惟一的儿子上大学。
“这个家庭竭尽全力地提供儿子需要的一切，甚至以牺牲女儿的利益为代价。”凯瑞看到这种差别，便理解了张啟彩的抗争注定面临的是失败。
2006年，凯瑞记录了母亲和女儿的那次争吵：
“妈，你就帮帮忙吧！ 现在我在家带孩子，种地、养猪、养蚕，一年赚不了多少钱。你不觉得，我们该改变这种生活吗？”张啟彩想把怀里抱着的儿子和3岁的女儿留给母亲，像结婚前一样去做保姆，这样能多挣些钱，自己的孩子也要养啊。
“你的儿子女儿太小，和你分开怎么办？你怎么不听话呢？”母亲不为所动。
“我现在就是想出去打工挣钱，维持这个家里的生活，你总是要我待在这里，苦苦地辛苦。”张啟彩最终无奈地叹息道。
这样的争吵并不鲜见。
在拍摄的十年里，凯瑞只遇见过张啟彩的丈夫龙江泽两次。他在北京一家化工厂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
作为夫妻，他们一度很生疏，从结婚到孩子出生、长大，他们都没有机会彼此熟悉。
26岁时，张啟彩回家过年，受不了家里的压力，加上被龙江泽多年的等待所打动，同意嫁给了他。“我在北京打工时，龙江泽帮了我家不少忙。”
结婚后，龙江泽汇入了外出打工的潮流，似乎没有争论的余地，只有春节期间能回家待几周。聚少离多的日子，让女儿洋洋对自己的爸爸都感到陌生。
“孩子还很小，我根本不想走。儿子出生时我也不在身边。”龙江泽喃喃说。
每年过年回家时，走与留的问题都会重新迸发出来：
“现在还不出去使劲做，我们怎么能维持生活？”
“我们不能这样下去，小孩还小。”
“那你说怎么办吧。”
“回来干，别出去了。”
“那我就没话跟你说了。我就出去，你就在家。”
“你走吧，大门给你敞开着的。”
每一年的结果都差不多，张啟彩没有走，龙江泽也没有回家。这种婚姻的僵局一直持续着。
张啟彩告诉记者，儿子刚满四岁时，突然得了一场罕见的重病，那段时间她非常难熬。“他在北京打工，母亲从小身体不好，婆婆也是残疾人，还有个正上幼儿园的女儿。她从小上幼儿园都是自己去自己回，要走几十分钟的路。我都没办法接送。”
凯瑞第一次拍摄洋洋自己去幼儿园时，她仅4岁，卡车、摩托、汽车与她擦身而过，看着让人揪心。张啟彩无奈地告诉凯瑞：“洋洋需要锻炼。”
改变：
在城市化的洪流中，向前
当小张与家人在为工作和抚养孩子争吵时，白马村的村民则在房子、土地和孩子读书问题上与地方政府掐架。城市在扩张，白马村在消失。高楼、高速路、餐馆和酒吧等等，中国的现代化迅速逼近这个谷地。
—凯瑞
几年后，随着城市建筑逼近张啟彩家的三层小楼，她开始靠租房挣钱。
后来政府征用了她家的地，她拿到了赔偿金，头也不回地在新城的法院做起了清洁工，并得到管理方的信任，担当起了保洁员的管理工作。
在城镇化的召唤下，她的丈夫也回来了，和她一起在法院做起了清洁工。2015年，凯瑞发现张啟彩终于露出了轻松的笑容。
丈夫龙江泽很高兴能回到家里，在家门口找到这么一份工作。如今12岁的洋洋不需要父母辅导作业，一直是尖子生和班干部的她，升入初中后的学习压力，让她颇感难以适应。
凯瑞记得洋洋8岁时曾对她说，自己也不知道是否希望爸爸能永久回来，因为她的父母经常在电话上吵得很凶。
凯瑞第一次见到洋洋时，她只有一岁，像村里的其他孩子一样，被严严实实地裹着躺在地头，看着妈妈在梯田里耕作。再次见到她时，3岁的洋洋已经在稻田里学着锄草。“她总在看、总在学，向家里的两个有坚强毅力、牺牲自我的女性学习。 ”凯瑞写道。
4岁时洋洋开始自己走路上学，凯瑞记得她曾听到龙江泽从工厂打来电话，对洋洋说：只有努力学习爸爸才会回来看她。
现在洋洋在最好的中学读书，她喜欢一家人在一起的感觉。“爸爸妈妈的关系好很多。以前吵架总是关于钱，但现在我们也够用了。他们经常在外面忙，没时间陪我们。但那天他们都有空，花了一整天陪我和弟弟去公园，那是我最高兴的一天。”
因为长期两地分居，导致很多农民工的婚姻濒临崩溃。但张啟彩说他们从没有这个问题：“我们也吵，对事情看法不一样。我觉得人要努力才能进步；但他觉得，只要能活够用就行了。”
凯瑞记录到：十年来，我们见证了这个村庄变成城市，这种转变在中国成百上千的村庄里上演，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也是以发展的名义进行的信念上的飞跃。
2016年3月，张啟彩在巫溪新城法院已经做了五年清洁工。“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过去的农田变成了新城，给我们带来了就业的机会，孩子们的学校也盖了新的。”
自2005年起，凯瑞多次来巫溪看望并跟踪采访张啟彩一家。她的采访是获得巫溪外事部门和公安部门同意的，全程有专人陪同接待。
“第一次从电视上看到自己，觉得好丑，老实巴交的，有点害羞的感觉。”张啟彩笑着说。
巫溪新城的建设占了三个村的土地，白马村是其中之一。很多地方至今仍在开发建设。张啟彩和丈夫也早已转成了城镇户口，参加了城镇职工的养老统筹。
“从我懂事起就一直在做事，没有停歇。不像有些得到了土地补偿款的村民，天天打牌无所事事。这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吧。凯瑞也问过这个问题，什么时候该歇下来？跟其他人一样跳跳舞逛逛街。我说可能要等到老了吧。可等我老了，有了孙儿还得帮忙，一辈子都得忙，人生在世恐怕就得做事吧。”张啟彩感叹中带着十足的满足感。
习惯了省吃俭用的张啟彩，去年才下了决心买了智能手机。“不怕你笑话，我们一家都没拍过全家福。我只考虑要把孩子培养的比我好，所以得使劲挣钱，两个孩子将来的开支真不简单。”
法院的清洁工作从早上的七八点要忙到晚上九十点。中途可以回家给孩子们做饭。“我一边做清洁工作，外面有活，我也坚持去做，所以不能像其他家长把孩子照顾的那么好。顾了孩子就挣不了钱，挣了钱就顾不了孩子。”
在半山腰父母的家里，张啟彩弟弟仍是这个家庭关注的焦点。一家人为资助他读书，所付出的艰苦劳作终有了回报。如今他在一个大城市做土木工程师的工作。
凯瑞记得十年前的白马村，到处是绿油油的稻田。那时的张啟彩还在抱怨变化来得太慢了。但2015年她再次来时却发现，白马村已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新城。
“白马村原来没有一栋楼房，都是地，现在变成了一个城。”张啟彩回忆过去的一切，似也如同一场梦，她说至今一点也不怀念过去的生活。
凯瑞用十年时间记录了这个中国朋友的生活变迁，也记录了这个贫困的山村如何变成一座漂亮的城镇。她惊异于这种速度，为自己的纪录片起名为《世界上变化最快之地—白马村的故事》。
她在简介中写道：十年前，白马村成了人类历史最大的城市化进程的一个小部分。中国政府决定让5亿农民成为城镇居民消费者。这个计划的规模是如此的大，速度是如此的快，你在地球的其他地方根本是难以想象的……
张啟彩告诉记者，所有的变化是从女儿诞生那年开始的。那一年政府开始征地，一年后，儿子诞生，筑路工来到白马村，很快就将这里与现代世界连接了起来，城镇化让我不必再走天涯。
（本文采写过程中参考了Carrie Gracie《白马村的女人》，特此致谢！）